九 地下閱讀運動：主體的壓抑與“自我投射”的閱讀
九 地下閱讀運動：主體的壓抑與“自我投射”的閱讀
“我們是被作為機器人培養起來的，卻開始聽爵士樂了。”阿克肖諾夫在2007年的一部紀錄片中說。阿克肖諾夫自己都不知道《帶星星的火車票》在中國出版了，並被認為有巨大影響。這是內部書的常見命運，而阿克肖諾夫的機器人聽爵士樂的比喻，也同樣在中國青年人的地下閱讀中得到驗證。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盛行的“早請示，晚匯報”和“鬥私批修”將自我“表述”壓縮到極限的時候，“自我投射”的閱讀就成為釋放自我和自我反思非常重要的空間。“自我投射” (self-projection)在心理學中是一個常用的概念，指的是“the character and valence of one's situational, objective, or public self-awareness”，換句話說，此處的“自我投射”指的是將自我的思想、情感、經曆、理想反映在某種事物上，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可以是無意識的。通過文獻回顧和對閱讀史材料的梳理，本章將試圖揭示個人私密空間的壓縮使得1970年代的青年一代格外熱衷於那些不同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閱讀材料。而這一閱讀熱潮又何嚐不是掙脫信仰危機的自我意識覺醒的無意識表達？
（一）文獻回顧
中國知識青年的地下閱讀運動近年來隨著閱讀史研究漸漸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而浮出水麵。這場悄然發生在**、上山下鄉等曆史大事件底層的運動，成為許多作家、名人的寶貴回憶，也逐漸成為學者關注的熱點。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已經積累了相當有份量的有關“地下閱讀運動”的研究，但比較零散，也很少有係統的總結和介紹。本節擬就“地下閱讀運動”研究方麵的情況作一概述。本節中的論述、資料和數字統計都集中在“地下閱讀運動”這一專題上， 尤其是“地下閱讀運動”研究的理論研究方麵。對於相關的“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等現象或運動，以及相關的文學作品僅略略涉及。
中國的地下閱讀運動主要發生於**時期，在這裏用“閱讀”運動而非讀書運動來稱呼它，主要是因為這一過程被閱讀的對象不僅僅是書等文字材料，還有音樂和廣播等視像材料。在作為地下閱讀運動主要閱讀對象的內部書的研究方麵，沈展雲的《灰皮書、黃皮書》大致介紹了內部書出版的曆史背景和出版過程。但其最主要的貢獻不是對出版史的研究，而是通過對內部書、尤其是灰皮書的個案分析，展現了一個“知識饑饉時代的秘密書架”。對於內部書對青年的思想和文學的影響方麵的深入研究則開始於蕭蕭。在“書的軌道：一部精神閱讀史”中，蕭蕭不僅提供了當時最流行的內部書的名單，並且敏銳地指出這些原應當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鏟除的“封資修”毒草，卻成了“孕育，萌發他們思想啟蒙的最重要的養素”。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更提出了知青的閱讀和精神生活這樣一個很有意義的命題，揭示了知青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宋永毅對地下閱讀史的研究成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蕭蕭、朱學勤等人的研究的延伸。宋永毅在2007年提出地下閱讀運動是促成年輕一代的精神覺醒中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主題。他指出：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有相當數量的讀書小組在中國各地出現；革命的災難性後果使得年輕人試圖從各類書籍、尤其是來自革命的對立方的書寫中尋求真理；上山下鄉運動進一步促進了閱讀；盡管有所局限，但是地下閱讀運動代表了對當時毛式話語權威的最大的挑戰。
宋永毅的觀點或可斟酌，但其記錄的當時“文藝沙龍”、“讀書小組”和手抄本流通的曆史史料價值值得珍重。宋永毅提供了當時最流行的10-20本“灰皮書”的書名和最流行的8本“黃皮書的書名”。而在讀書的組織方麵，宋認為“由於對各級黨組織的衝擊，文革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中央集權失控階段”。他把當時的紅衛兵分為老紅衛兵、革命造反紅衛兵和思想型紅衛兵，其中思想型紅衛兵自發組織的各種“學會”成為地下閱讀運動的濫觴，包括比較著名的由北京大學學生何維淩、王彥等人組成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由上海青年工人何是等人組織的“東方學會”，武漢的“北鬥星學會”，湖南和山東的“毛澤東主義小組”等。宋永毅認為這些“從哲學的角度倡導資產階級個性主義”或是提倡“獨立思考”的人是最早的一批“離經叛道”者，而這些公開的“學會”都被取締，使得閱讀運動轉為地下。
在關於地下閱讀運動回憶的一手資料方麵，文革後對當年的讀書經曆和閱讀體驗的回憶，呈現了被權力話語遮蔽了的閱讀史，並顯示出對中國當代文學形態的重要影響。從1988年到1994年短短幾年間，共有30多部以“知青”為主題的書出版，其中“老知青”撰寫的回憶錄匯編和紀實性文學作品占相當大的比重。1988年，肖複興、肖複華首次出版了采訪記敘知青故事的報告文學集，他們合編的《啊，老三屆》收錄了25位知青的故事。隨後，有多部講述知青遭遇的書進入人們的視野。例如《知青沉浮錄》（1989）, 《北大荒風雲錄》（1990）, 《中國知青部落》（1990）, 《草原啟示錄》（1991）, 《回首黃土地》（1992）, 《蹉跎與崛起》（1992）, 《光榮與夢想》（1992）, 《知青檔案》（1992）, 《紅土熱血》（1993）, 《熱血冷淚》（1993）,《悲愴青春》（1993）, 《中國知青夢》（1993）, 《中國知青在海外》（1993）, 《中國知青悲歡錄》（1993）, 《命運列車》 （1994）, 《漠南情》（1994）、《理想與現實》（1994）、《苦難與風流》（1994）等。 這些記錄了跨越大江南北、中國東西，甚至海外的“知青”生活的回憶錄和紀實性文學創作一時間成為社會的焦點。對於這些回憶錄和紀實性文學創作，作者們在建構個人故事的過程中，多數以悲劇為賣點，並試圖把個人的悲劇歸結為時代的悲劇，其學術意義上的價值也許應該持謹慎態度。但其中也有不少散落的地下閱讀的資料，豐富了本文的討論內容。在1996年出版的、由史衛民主編的《知青書信選編》和《知青日記選編》中，收錄了1968年至1979年間知識青年的100多封信件和400多篇日記，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在近年來，有關文革時期的閱讀的記憶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有兩部文集在這一潮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部是2000年出版的、由劉禾主編的《持燈的使者》，一部是2009年出版的、由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這兩本文集以較為理性的角度回顧了20世紀60-80年代的曆史與作者們的個人經驗。其中，閱讀不再是“悲劇”的時代生活的點綴，而是構成很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因此基於這兩本文集對當時的翻譯文學閱讀情況作了一個簡單的數據統計（見附表一“翻譯文學閱讀統計”），以便更為直觀地展現地下閱讀運動中翻譯文學的閱讀情況。
在曆史研究方麵，閱讀史的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青史和口述史研究的副產品。劉小萌與人合編的《中國知青事典》和他主編的《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以詳實的史料和細致的統計資料展現了發生在文革期間的中國知青潮起潮落的曆史，其中也包括了當時的讀書會、詩社等與閱讀有關的知青材料，這些材料在本文下一節中將會進一步對這些材料進行討論。顧洪章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97）在大量占有官方材料的優勢上，其評述凸顯權威性。在口述史方麵，1993年加籍華人學者梁麗芳（Laifong Leung）采訪了26位中國作家（多數曾是“知青”），其中包括史鐵生、莫言、陳村、陳建功、鐵凝、王安憶、葉辛、梁曉聲、竹林、孔捷生、鄭義、鄭萬隆、張抗抗、陸天明、鄧剛、胡平和老鬼等。在她的《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聲音》（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一書中，保存了這批中國當代作家寶貴的思想和情感成長經曆，也有他們各自不同的讀書生活。與之類似，1995年出版的、由劉中陸主編、臧建、田小野擔任副主編的《青春方程式——五十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也采用了個人口述史的方式，不過其關注點在於女性。在這些女性口述的知青故事中，也有不少關於閱讀和寫作的記憶，比如劉中陸說知識青年“常有各種思想火花閃現”，他們在插隊生活中寫詩寫歌，戰若英提及他們在藏區生活除勞動外另一個主要內容是“讀書”，包括各種曆史書及“世界文學名著”，盧小飛說《怎麽辦》《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著我們許多人”，哪依記錄自己在內蒙古草原上讀毛澤東選集，山泉記錄知青生活時常在書海遨遊，自己的讀書筆記還在附近農場、公社知青中流傳等等。
在文學分析方麵，曹左雅2003年出版的 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r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是第一本比較係統地介紹“知青文學”的英文著作，包括“知青文學”的起源、發展，並從將50部描寫“知青”生活的文學作品中提煉出八大主題（heroism and idealism, suffering and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moral dilemmas and the loss of innocence, lov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sexual and spiritual oppression, zhiqing/peasant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 to leave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attachment to it）。不過其對文學與閱讀的關係沒有特別的關注，重在探討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知青”經曆的意義。
從上述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文學領域和學術領域都有不少地下閱讀的資料。這些資料從閱讀史或社會政治學的角度出發，關注地下閱讀運動中的情感脈絡和曆史發展，不過對主體性和社會的個人化的問題很少觸及。根據《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89》的統計，全國共出版“內部書籍”18301種，在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和各類投票統計出的最常被提及的內部書中，不約而同地都出現了《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名字。本文圍繞主體性這一主題，繼續以《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為個案，試圖回答三個問題：為何這三部作品能吸引當時的讀者，並經久不衰？各種閱讀經驗的背後存在著怎樣的主體性的重生？它們在文學空間的重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二）個人私密空間的壓縮
正如鮑曼所言，“個體建構自身的存在所具備的條件，決定他們選擇的範圍和選擇所導致的後果。”1960年代開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開始具有一種表演性的責任，也是後來上山下鄉運動中進行地下閱讀的青年們的成長環境。1966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前，“早請示，晚匯報”和“鬥私批修”雖然沒有官方正式文件規定，但通行全社會，不論是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還是作為毛時代特色產物的集體（公社等）。
閻雲翔認為一種不斷上升的中國式的個體主義將全球進程與地方實踐結合在一起，他以非常清晰的框架和具有說服力的論述論證了中國的農村家庭中是有私人生活的，並且呈現出一個私人化和私人生活的興起的過程。他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行為有很大的作用，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家庭。比如從“大集體”時期開始，年輕一代就有了相當程度的婚姻自主權，並在公開表達愛情甚至婚前性行為方麵邁出了步伐。不過盡管他的研究囊括了1949到1999年，閻雲翔的視野重點乃是後毛時代的中國。如其所述，他的研究主要取材於1989到1999年在東北下岬村的田野調查資料。雖然在1971年到1978年，他曾作為一個農民在該村生活與工作過7年，他並未深入探討過毛時代到後毛時代中國的私人生活是否是一個連貫的、並且一直在上升的過程，以及毛時代中的“個人空間”是否被壓縮。在筆者看來，閻雲翔材料中的年輕人的“浪漫”行為，恰好說明了“公”與“私”的界線的界定在毛時代發生的顯著變化。而毛時代對家庭的不斷瓦解，說明了毛時代政治對個人空間的壓縮和侵入，“公”的界線被推進，“私”的領域被縮小。尤其是1966年到1971年的“早請示，晚匯報”和“鬥私，批修”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個人隱私和個人對生活意義的理解有極為重要的影響，也引發了青年人在西方現代派作品中尋找獨立、自主的個人和新的精神追求與理念。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麵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政治上可靠、普通話標準的人“領讀領唱”。全體參與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個方陣，鞠躬行禮，手握紅寶書舉過頭頂三呼：“敬祝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祝願完了，唱頌歌，一般是《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然後“領讀”會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頁，第×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讀內容盡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晚匯報”也是類似儀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懺悔。很多地方、單位還增加了更為形式化的跳“忠字舞”一項。這一形式化的表述程序不僅深入到負責管理城市居民的街道，也適用於以生產隊或自然村為單位的農村。雷頤認為這顯示出文革時期“政治無時無刻的管製”，是政治侵入日常生活的表現。
這一強製的身份認同取消了個人私密空間的所有合法性，至少在公開的領域，個人私密空間得不到認可。“政治上可靠”的人“早請示，晚匯報”，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也要“早請罪，晚請罪”：在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著腰站著，保持著請罪的姿勢，用別人給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聲詛咒自己。就連精神病院、醫院病人也不能例外。對此，葛劍雄的回憶十分生動。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闌尾炎，住院開刀後，隻第一天早上開刀的時候被免去“早請示”，但負責此事的工宣隊認為這不是大手術，而“早請示”、“晚匯報”是關係到對毛主席忠不忠的態度問題，所以開刀當晚還是要到“忠字室”作“晚匯報”。以後每天的“請示”、“匯報”自然要進行，每次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鍾。他隻好每次盡量張大嘴以示自己在念在唱，盡量壓低聲音以減輕腹部震動。但跳“忠字舞”時就無法手捂刀口，而且跳來跳去刀口自然痛得厲害，幸而醫生很善良，以刀口發炎、尚未愈合為由幫他免去了跳“忠字舞”的責任。
與“早請示，晚匯報”相結合的是“鬥私，批修”。1967年10月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的根本方針》，所謂“鬥私批修”這一“靈魂深處爆發的革命”成為對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身份認同的強製要求。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報》報道毛主席在一次視察活動沿途發表的談話中，提出無產階級**形勢一片大好，兩派革命群眾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並“要鬥私，批修。”不
久之後，10月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的根本方針》。10月12日的《人民日報》再度就“鬥私批修”發表社論《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以“鬥私批修”為綱，普遍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讓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都接受毛澤東思想的“紅色”教育。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這篇經過毛澤東仔細修改的重頭文章，根據“文革”實踐，概括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中第六個論點就是：“無產階級**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鬥私”，主要指鬥掉私心；“批修”，則是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路線。這對於每個人來說不僅是劃清敵我界線的問題，也帶來了一定程度上自我意識的混淆。在“批判大會”、“批判小會”、“遊街”、“武鬥”、“文攻武衛”等等形式中人們不僅是在鬥爭“敵人”，也是在拷問自己立場是否堅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給出了一個“鬥私批修”的實例：
同學們，昨天下午我晚來了幾分鍾，耽誤了大家幾分鍾時間。為什麽我會遲到這幾分鍾呢？這裏麵有私心。當時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時間到了，還是想再有幾分鍾就能把軍服洗完晾出去。為什麽非要先把軍服晾出去呢？這裏麵又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這件軍服就晾幹了，明天還可以穿。為什麽非要盡著這一件衣服穿呢？這裏麵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複員回家，盡量盡著一件軍服穿，到時候上交，帶回家的那件衣服就盡量新一點。為什麽想到複員回家了呢？這裏麵又有私心，我已經超期服役兩年了，提幹看來是沒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點回家，再加上母親也想要我早點回去結婚成家。同學們，革命戰士要時刻聽從組織指揮，自己是走是留，這是組織考慮的事，組織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應該想這個問題，我卻想了那麽多……
在以上“鬥私批修”的例子中，私心雜念哪怕僅僅存在於內心，或者在腦海裏閃過一下都必須進行公開的自我批判，實在是在形式上將革命進行到了“靈魂深處”。但是這樣的公開的自我批判或者半公開的反省（比如日記），並不意味著能夠反映個人的真實想法。作家崔道怡回憶自己“鬥私批修”批判自己“我這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分子買鬆花蛋吃是追求享樂，正說明需要改造”，同時深知“解放多年，農民還是如此窮困”的想法是絕對不能講出來的。
“鬥私批修”是文革綱領性的口號，在綱領性口號之下，還有具體的口號諸如：“生為毛主席的紅衛兵，死為毛主席的紅小鬼”,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忠於毛主席忠於黨，黨是我們的親爹娘，誰要是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以黨/毛主席的恩情代替傳統的家庭觀念。以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提倡徹底消滅私有製。
王紹光在提議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的時候提出，文革研究應在檢驗現有的理論假設的同時，發展出新的理論假設來。其中，他認為在研究結構性變動的時候，也應關注文革中的個人，比如，應該像研究法國革命時期市民的日常生活那樣，關注一下文革時期“非革命的休閑方式”。在《理性與瘋狂：**中的群眾》一書中，王紹光挑戰了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認為在中國的情境下，雖然毛澤東被認為是“超凡魅力型領袖”，但他的追隨者卻不是盲目的。相反，在王紹光看來，這些追隨者的行為基本上是理性的，他進而提出附加一定限製條件的“理性選擇理論”。當我在分析“早請示，晚匯報”和“鬥私批修”造成了當時中國個人私密空間的壓縮的時候，也注意到像崔道怡那樣的例子，他們的內心深處的聲音反映了在被壓抑的自我空間中並非沒有理性思考。不過，更能彰顯出這種理性的，則是地下閱讀運動。
（三）地下閱讀運動
有關毛時代的回憶錄和閱讀統計資料顯示，在1968年到1976年間的地下閱讀運動中存在著一個較為清晰的閱讀的轉向。地下閱讀中青年人的讀書的軌跡一開始往往是馬列著作，因為他們試圖“在馬列著作中尋找毛澤東思想所無法解決的答案”。由於對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批判，在刻板的讀物體係中熏陶出來的革命一代，其實並不真正懂得他們為之狂熱的“革命”。如同《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的回憶：“悲劇使我更急切的想要找尋更多的知識。我讀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選集，以求更加了解社會主義。”而在1971年之後，他們的閱讀大多轉向了50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內部發行”的“黃皮書”，這些十七年中翻譯的文學作品為文革中的青年人提供了“革命”話語體係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在我看來，這一閱讀轉向充分顯示出主體理性的一麵，或者更進一步來說，1971年前後的地下閱讀運動轉向一種更為“自我投射”的閱讀。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和1971年的林彪墜機事件之前，青年人雖然通過閱讀哲學、社科、尤其是所謂蘇聯修正主義的作品而有所反思，但是其思維脈絡依然是革命的話語體係——他們更多思考的是什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怎樣為革命事業貢獻力量。青年人關注“革命之路”究竟將中國引向何方，說明青年人認同於長久以來革命話語中建構起來的集體“大我”身份，認為自我與國家、與革命休戚相關。雖然他們直麵現實而產生了懷疑，雖然“上山下鄉”使他們背井離鄉，他們依然滿懷熱情試圖弄清鬥私批修批鬥的“修正主義”究竟意義為何，甚至熱心地對當時國家政治、經濟的大政方針提出意見。本著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理想和定位，這樣的討論一開始是合理合法的。朱正琳在回憶他的讀書生活的時候說，因為“個人權利已被剝奪殆盡”，所以他和他的朋友們關心的是“國家大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他們的理論興趣就產生於這種時代特產的“政治關懷”。他認為他和友人對現實的懷疑早在1964年就已產生，不過那種獨立思考傾向的蔓延，應是在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的1968年底。這種獨立思考傾向除了像朱正琳那樣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黑格爾哲學的例子之外，也包括對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關注。張木生根據自己在1965、1966年間在內蒙古插隊的經曆對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在1968年寫成的〈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製問題的研究〉一文在當時反響很大。在1969、1970年間，以張木生為代表的“不相信派”和以任公偉為代表的“紮根派”，兩派間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種對國家政治、經濟大政方針的關注，和理論興趣一起，構成了1968到1971年間青年人地下閱讀的兩個主要動力和目的。
地下閱讀運動經曆的由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向閱讀西方文學的轉向過程，一方麵是由於在地下閱讀運動前期，閱讀常常以閱讀小組的團體形式存在，討論的都是革命的種種命題，使官方話語的權威受到質疑和挑戰，從而受到鎮壓。
在地下閱讀運動前期，官方很快就發現了閱讀對官方話語權威的挑戰，所以極力控製書籍的流通和傳播，甚至采用了監禁和處決的極端方式。在1970年1月到5月間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由於看書而遭殃的有名人之後，也有純粹好奇的普通青年。比如北京“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南京的“金查華馬列主義小組” 和“陳卓然小集團”案、上海“胡守鈞小集團案”、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案。在北京“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中，趙一凡、徐曉等人因為搜集、傳閱地下文學曾於1975年被關押進監獄。上海“胡守鈞小集團”案的胡守鈞、周穀聲、邱勵安、何穆、方農等均於1970年被押回複旦，接受公審及萬人大批判，胡守鈞後於1975年5月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而華東師範大學的王申酉（1945-1977）更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王申酉1968年曾因“書寫反動日記、收聽敵台廣播和盜竊學校大量書籍”入獄一年三個月。隨後在1970年11月，王申酉被送往大豐農場五七幹校監督勞動。1977年因為一封闡述個人世界觀、對社會主義建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看法的私人情書被認定為“萬言黑文”而被判死刑。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案最為慘烈，吳述樟、吳述森、魯誌立於1970年被判死刑，同案的熊曼宜自殺，陳通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徐兆平被判處15年徒刑，張維誌被判處8年徒刑，張紹臣被判處3年徒刑，其餘6人被拘留和在自己工作單位隔離關押、接受批判。對於青年們來說，雖然毛主席將保持革命的傳統和成果的厚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然而在文革中，“什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文化革命”究竟要解決什麽問題這樣的思考和追問的結果卻是慘烈的。
另一方麵，與“早請示，晚匯報”結束於1971年“林彪事件”類似，在“林彪事件”前後，在“早請示，晚匯報”中一直被稱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林彪轉瞬間就成為了革命的叛徒，無論官方話語對此如何解釋，都難以挽回在革命中逐漸塑造起來的偉大形象的崩塌，亦難以改變革命話語失去公信力的趨勢。
革命的“退色”，讓人們開始回歸到個人的層麵，開始思考人生，成為青年人閱讀的新方向。周勵對於自己當時的閱讀的描述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代入了自我情感和經曆的閱讀經驗，她覺得“斯大林時代和**簡直象孿生兄弟一樣，一個人的突然失蹤，一個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個家庭未知的命運，都是和黨的要求，黨的事業這些永遠冠冕堂皇的辭令連在一起的。我開始考慮人的價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義”。在窮山惡水中已經待了兩、三年的青年人變得憤世嫉俗，他們發現重新回到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庭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革命拋棄了自己，這個巨大的失望使青年人的閱讀熱情轉向了西方文學尤其是西方現代派作品。張戎、王希哲、王聲酉、王紹光等人都回憶過他們偷偷看書的經曆，他們感歎：這些書使他們看到了“外麵世界的最新動靜”。“因為它們是打開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讀為快，書在朋友之間周轉效率極高，有的書甚至異地流動。”而這樣的閱讀經曆“一點也不特殊”。在1970年代，西方現代派作品是內部書中最熱門的，也是令當時的讀者印象最深刻、影響最深遠的一類書籍。戈小麗(戈寶權之女)當年與郭路生共同下鄉插隊，回憶了他們這一批“黑幫高幹、臭老九高知、靠邊兒站中層幹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的生活。“杏花村的知青都盡力帶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國名著、《外國名歌二百首》、唱片及電唱機和手搖留聲機各一部，這些東西在當時都屬於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後大家分堆兒讀名著、唱蘇聯歌曲。農村隔三差五地有電。逢有電日我們就用電唱機聽唱片，無電日就用手搖留聲機聽，到處飄蕩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聲，把我們住的兩排小農舍變成‘文藝沙龍’了。”韓少功，張郎郎，芒克，彭剛，宋海泉，徐浩淵，林莽，楊樺，周國平等都聲稱讀過《在路上》，更多的人在回憶錄中提到《麥田裏的守望者》。當食指被問到是否曾受黃皮書影響的時候，他說：“是的，十分重要”。1973年，詩人芒克還與一位畫畫的朋友成立了一個“先鋒派”，決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高行健則回憶說自己到大學一二年級，“幾乎所有能找到譯本的西方作品，都讀了”。後來學習外文的好處之一，就是能直接閱讀西方作品，特別是“西方現代文學”。
（四）地下閱讀運動中的《在路上》、《麥田》和《等待戈多》
整個1960年代，西方中產階級青年人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運動如火如荼，他們不僅試圖通過倡導“愛”與“和平”來改變世界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亞文化”（subculture）。這一種以拒絕中產階級秩序和成人世界的價值體係為特點的亞文化，其最重要的美學來源就包括本文探討的誕生於1950年代的《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
如果說發生在歐美的反文化運動是“在進行第一個由父母出資補貼的革命運動”，所以使他們“看起來似乎更像一個新版的兒童十字軍東征（the children's crusade），而不是一次革命運動”,那麽在某種意義上說，發生於1960年代後期的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的反叛也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運動”。在毛的鼓勵和支持下，這一運動迅速席卷全國，隻是將毛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進一步“合理化”。1960年代前期的中國，在劉少奇領導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由官方推出的英雄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一大共同點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他們的所有事跡都是由於毛主席的教導，由於將毛的思想運用於日常生活。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年輕一代，自然對毛澤東無比崇敬。毛澤東的偉岸形象，以及毛對青年的“信任”對青年來說是極大的誘惑，它激起了青年改變現有秩序的願望。無論是出身良好的老紅衛兵、保皇派，還是造反派，乃至極左派，毛澤東思想都曾複寫入他們的靈魂深處。
然而，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體係中，知識分子是與人民對立的階級。在他看來，中國要麵對的威脅不是個體的“小我”的異化，而是集體的“大我”的異化，而且這異化來自於精神層麵。毛反複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毛時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私有製已經被消滅了，階級鬥爭要鬥爭的對象自然隻剩下資本主義思想。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陳晉在〈毛澤東與文化的社會主義轉變〉一文中評論道：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不複存在之後，承載‘反映舊製度的舊思想’的主體，承載‘唯心論’這類今後也難免出現的錯誤思想的主體，應該是誰呢？當然不好說是無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也就自然要從思想意識上確認一個資產階級的長期存在，並認為它必然要對人們的文化意識不斷地施加著影響。這種從階級對立來看待思想文化差異的理路，後來不斷得到強化，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毛澤東同知識分子的關係”。毛的這一立場不僅傷了不少老知識分子的心，最終那些響應毛的號召奔赴中國農村和偏遠地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們也開始了對官方聲音的質疑。
1960年代的翻譯的特點是進入毛時代翻譯視野的都是那些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衝突最大，最具爭議的作品，包括《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而1970年代的翻譯則有更多較為輕鬆、較少政治包袱的文學作品。《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激烈衝突，引起對官方聲音開始質疑的知識青年們的興趣，越是受批判的越是要看。這使得這三本內部書在地下閱讀運動中占據特殊位置。
以《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派作品最初吸引青年一代的目光的原因很可能是由於它們是西方世界的一麵窗，並且是一扇對準當今世界的窗。70年代中國青年得以了解最多美國地理知識和生活方式的書莫過於《在路上》。通過這本書，中國的年輕人最早了解到丹佛、內華達州、鹽湖城、卡薩斯平原、佛羅裏達、內布拉斯加、新澤西、艾俄華（今譯愛荷華）、墨西哥等等的風土人情。而《等待戈多》與西方古典戲劇絕不相類的荒誕風格讓許多人感到陌生而新奇，也令中國的青年們思考自身的“等待”困境。韓少功認為《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即使放到百年以後，恐怕也堪稱經典”。
其次，《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受歡迎很可能是因為青年一代對於文革話語體係的抵製，使得越是批判的東西他們越想拿來讀。官方原本是打算以這些書教育青年人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在文革期間，文學批評引入的“讀者”在大多
數情況下是按照毛話語的要求構造出來，作為權威話語的一種延伸而存在。權威批評往往用“群眾”“工農兵讀者”來囊括他們臆想中的、在思想觀念和藝術趣味上完全一致的讀者群。然而文本的意義是相對的，政治機製下衍生的意義不一定能夠得到受眾的認可，甚至可能走向反麵，《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閱讀就是這樣的例子。革命幻象破滅後的失望造成了青年一代轉向對個人、自我的關注。對於身處革命的悲劇漩渦中的這一代人來說，《等待戈多》中近似無望的等待和作為道德、知識主體的人的死亡引起了他們共鳴；《麥田裏的守望者》中那孤獨而彷徨的反英雄對理想主義的想象激勵了他們的求真；《在路上》中自反的個體的追求自我的反叛的生活態度和對現實的不滿刺激了他們的神經。這一代人的個性就是這樣開始複蘇，他們告別了革命話語的思維方式和鬥爭哲學，渴望回歸自我。
《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更大的誘惑則在於西方現代派作品提供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完全不同的一套話語體係，這一革命價值體係之外的全新的“話語構成”因素促成了青年一代的反思。如丹屯（Robert Darnton,1939-）所說，“閱讀的曆史或閱讀的人類學迫使我們去麵對外來心靈的異己性”。將這一時期的閱讀與馬克思主義閱讀小組進行對比，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青年一代已經轉身離開了革命的“表述”。如前所述，在地下閱讀運動前期的閱讀以理論興趣和國家命運、尤其是以思考中國的革命價值體係為旨歸。而地下閱讀轉向後，對以《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的閱讀，更在意其中關於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外部物質世界和人與自我四種關係上的扭曲和異化的表述。宋永毅提出：
出現在‘垮掉的一代’, ‘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子們，麵對傳統的道德信仰的崩坍所表現出來的懷疑，悲觀，絕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後被放逐的一代青年的處境，心境都十分相似，**在中國社會中造成的上述四種關係的全麵扭曲和嚴重異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過之而無不及。同處於精神危機中的青年人產生惺惺相惜之感，異質的酵素更催發了他們的省悟。
《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閱讀命運和它們的翻譯命運一樣，與時代風雲緊密相關。施鹹榮在回答李景端選譯《麥田裏的守望者》有無壓力的時候回答說，有壓力，但是“這本書在美國很有影響，戰後年輕人的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國也會受影響。翻譯這本書，就是希望中國讀者批判地看待這種社會現象，多少起一點警示的作用。”換句話說，中國的讀者被期望以批判的眼光進行閱讀，因為這些西方現代派文學與革命文學的話語是極端不同的。然而，中國年輕的讀者們“自我投射”地從這些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中反觀自己的精神危機和創傷心理，進而進行反思並首先反映在文學創作中。
總之，將自我情感和經曆代入到閱讀過程中的“自我投射”的閱讀不僅僅順應了當時中國青年人的感性反叛，也促成了他們的“自我啟蒙”。主張投射是有意識的一派，認為自我投射與自尊/自我形象（self-esteem）和社會焦慮（social anxiety）有關。與之相反，榮格一直主張，投射是無意識的，我們對自己的投射毋需負責，要負責的是不能察覺到它們的存在，不能收回它們或不能加以分析。文革中開始並持續了差不多整個70年代的地下閱讀運動，與個人空間的極度壓抑是密切相關的，反映出人們試圖尋求自我尊嚴，消解嚴重的社會焦慮。在“革命”這一價值體係之外的全新的“話語構成”的因素促成了青年一代的反思。無論這種自我投射的閱讀是有意識的成分更大還是無意識的成分更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向擺脫“革命”價值體係的桎梏，建構包容更多階層的主體意識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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