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翻譯現代性：跨境的翻譯_第二部分小結

第二部分小結

《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首個中譯本的相似之處首先在於，它們都由同一譯者在相近的時間譯出。《在路上》主要由黃雨石和施鹹榮譯出，而《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則是由施鹹榮獨力完成。《在路上》的中譯本翻譯出版於1962年，《麥田裏的守望者》的中譯本翻譯出版於1963年，《等待戈多》的中譯本翻譯出版於1965年。其次，這三個中譯本在外部環境、翻譯目的方麵是基本一致的。《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首個中譯本的翻譯、出版，處於中國完成資本的國有化、集體化而翻譯也逐漸體製化之時。都是以內部書的形式出版發行，由國家扮演讚助人的角色。第三，譯者的前言和譯後記都十分鮮明地為“批判”指引方向。可見，《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翻譯出版的目的都是為了使翻譯成為維護社會主義現代化合法性的戰場。

然而，同樣的譯者的三個譯本也有較大的不同。通過本部分對譯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路上》的刪改幅度最大。在《在路上》的譯介中，1949-79的意識形態、社會準則、語言準則和詩學理念在石榮本這一《在路上》的第一個中譯本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並突顯在譯者的“自我審查”中。《麥田裏的守望者》改動最小，不過也有移情的意象發揮。在《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譯介中，施鹹榮不僅對題目的翻譯考慮到了意象問題，而且保留具有個人化語言表達（即使這樣的個人化語言是粗口或粗俗的口語化表達），極大地衝擊了所謂“社會主義文學”書麵語的規範。《等待戈多》的翻譯在英文本和法文本之間作出了自己的調整，並注重詩意的傳遞。在《等待戈多》的譯介中，翻譯喚起了譯者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深深憂慮，在中國書寫了《等待戈多》的更具悲劇命運感的文本，使原文在目標文化中以新的麵目“活下去”。當然，這些不同與《在路上》是集體翻譯，而《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是施鹹榮的個人譯作可能有很大的關係。進行集體翻譯的譯者在相互協調、風格統一的需要之下，在對原著的不同理解、接受程度之下，不得不相互妥協。

通過與台灣譯本、後毛時代大陸新譯本的比較更可看出，在整個翻譯行為中，黃雨石和施鹹榮傾向於刪改有關“性”的語言和情節，並突出中心人物，體現了被牢牢嵌入知識分子的知識體係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詩學理念。台灣的譯者以及文革後大陸的譯者沒有這方麵的顧忌。但是同樣是翻譯西方現代派作品，黃雨石、施鹹榮能夠從意象出發抓住原著精髓，可能是後世的譯者所不及的。這從現在施鹹榮譯本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也被台灣采用可見一斑，說明了施譯對原著的把握得到譯界的廣泛認可。通過將三個譯本分別與它們後來的台灣譯本、大陸新譯本進行對比，可以看出翻譯很難說是一種真空中的行為，或者說“純的翻譯”是幾乎不存在的。1960年代的譯者受到諸多限製、背負政治包袱，然而忠實翻譯“反麵教材”以便進行批判的保護傘保護了譯者的主體性，新時代的譯者則受到市場的限製、要取悅大眾亦不輕鬆。這些都是阻礙跨境的文學譯介的因素。

令人驚奇的是譯者在主體地位步步淪陷的情況下，依然保有部分的主體性，雖然這樣的主體性被壓縮到了極致。以批判

為翻譯大背景的譯介，既融合了內化於譯者的翻譯行為的國家意識（意識形態、詩學理念、語言規範等），也讓譯者在大動蕩之中、在集體身份的陰影之下有了一個小小的安靜書桌。他們的翻譯不能背離通過批判西方的現代性文本以建立中國現代化模式的合法性的大原則，卻在具體翻譯的時候寄托了自我的情感。這使得在毛時代進行的《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翻譯變得更加複雜。 如果說，在這三個文本得以譯介之初，是因為急進的社會主義需要揭露和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陰暗麵”，試圖通過納入“體製”的翻譯來建立自身的現代化道路的合法性，結果卻是從翻譯文學這根政治神經的末梢反映出“異化”。無論是內化於譯者的翻譯的國家意識，還是譯者不自覺的“移情”，結果是使這三部與當時中國意識形態極不相符的文本被譯介過來，並為讀者所喜愛。《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中的“不安的自由”本來是用來批判的“反麵教材”，結果卻讓人思考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態度，喚起對於命運悲劇的深層反思。

譯者的內化了國家意識的自我審查使得譯本更符合中國讀者的口味，而第一部分中所說的“不安的自由”以一種更接近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的姿態被傳遞了過來。譯者把 On the Road譯成“在路上”，讓中國青年體會到精神流浪；把 Waiting for Godot翻譯成等待戈多，成為存在的意義的代名詞。最為曲折的則是原題 Catcher in the Rye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將Catcher譯成“守望者”，中間至少經曆了幾個意象的傳遞，但是最終歸結到一種為他人的姿態。這種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翻譯保留了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全新的“話語構成”的因素，同時為這種新的“話語構成”打上了“反麵教材”的安全傘，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在實質上為80年代所謂的“自我啟蒙”、“告別革命”與中國社會的個人化進程打開了沉重的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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