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譯者的特殊翻譯策略：《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第一個中譯本
七 譯者的特殊翻譯策略：《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第一個中譯本
《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第一個中譯本是施鹹榮翻譯的，在1963年首次以內部書的形式出版。不止一位研究者關注到特殊時期的這一譯本，“當時的中國雖然處在文化專製主義統治下，還是讓《麥田裏的守望者》以內部出版的方式悄悄麵世。”也不止一位中國的作家自己承認或者被認為受到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影響。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陳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個》、陳建功、王朔等的作品被認為有《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影子，格非、蘇童、韓東、石康等則從不諱言對塞林格的崇敬。蘇童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麥田裏的守望者》中“不斷否定”一切的主人公形象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他和他們那一批80年代末的中國“先鋒派”作家都有重要影響。《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守望者”被認為正是中國“新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一個邊緣處求索的角色”。
這部小說原著在西方被激烈地爭論是否是“反意識形態的”，頗為巧合而的是，這部小說的譯著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曆史諷刺性的巧合恰好說明這個文本的主題和風格的重要性。潘諾娃在刊登俄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同期《外國文學》上，高度評價了這本書。她認為這本小說的風格是“真實的、現實主義的”, “讀了之後，感情和思想會洶湧奔騰起來，象起了風暴的海麵一樣……這是真正的傑作的標誌……但願他能找到崇高的目的——不僅願意為這個目的活下去，而且願意為它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評論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鋼鐵是怎樣煉成》中的保爾關於人最寶貴的是生命，應該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的宣言。看來，在潘諾娃的眼中，霍爾頓與社會主義的英雄並沒有本質的不同。相反的意見的代表則是迪姆希茨，他在1960年12月14日的《文學與生活》報上，發表了〈這種話決不能同意……〉，批評潘諾娃希望霍爾頓找到可以為之犧牲生命的“崇高目的”是“可悲的錯覺”，並且認為《麥田裏的守望者》是“一本可怕的書”。在他看來，塞林格創作的是“現代派頹廢主義的可怕作品”，而霍爾頓代表了“現代美國資產階級青年的精神空虛”。在直接否認《麥田裏的守望者》的風格與“現實主義”的任何關聯的同時，迪姆希茨也把這本書推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反麵。施鹹榮1963年的譯後記中記錄了這些爭論，而在該書1983年版的譯本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國的青少年生長在社會主義祖國，受到黨、團和少先隊組織的親切關懷，既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又有豐富多采、朝氣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象《麥田裏的守望者》這樣的書，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環境與資本主義的醜惡環境作對比，確能開闊視野，增加知識。當然，如果有個別青少年分不清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製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爾頓的思想、舉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錯誤的了。對此我們也應該有所警惕。
這段話在21世紀以來的新版本中被刪除了。不過它記錄了中國對美國文學的閱讀史中很有意思的一個階段性的特征：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當代文學所言說的現代性，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之間的衝突意味著對社會主義文學建設的潛在的威脅，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教育和思想狀態問題上，中國對美國文學的解讀曾是十分警惕乃至敵視的。
在對施鹹榮版《麥田裏的守望者》譯本的研究中，孫仲旭2007年版的新譯常常被用來作比較研究。王曉蕾從具體語詞的選擇的比較入手，從翻譯策略的角度探討施鹹榮譯本和孫仲旭譯本在語言層麵對原著的轉換。在選詞、句法、俚語、文化負載詞等的翻譯上，他認為施譯和孫譯各有優劣。根據詞語選擇上的比較，王曉蕾提出對於《麥田裏的守望者》這樣“有十分鮮明的語言特色和寫作風格的文學作品”，翻譯者應盡量采取“異化”的方法。陳紅梅則以描述性翻譯理論的視角對施鹹榮譯本和孫仲旭譯本作了比較。她認為，施譯和孫譯都是從源語直接翻譯，未借助第三語言。從結構規範的角度來說，施譯較多保留了原文的句式特征，孫譯傾向於用長句組合意象群。從文本語言規範的角度來說，施譯較多保留了原文的口語體特點，孫譯“語體級別高於原文”，較多使用長句和四字詞語，並且較多采用目的語中的現成表達方式。從預先規範的角度來說，施譯傾向於翻譯的充分性，兼顧可接受性，孫譯以可接受性為第一考慮，兼顧充分性。
然而，在以上對《麥田裏的守望者》譯本的研究中，無論是從翻譯策略出發的語言層麵的考量還是借助描述性翻譯理論客觀地“解釋翻譯現象”，都隻是進一步驗證了德裏達所說的翻譯是一種“有調節的轉換”（regulated transformation），卻沒有解決“誰負責調節”（regulating）的問題。趙湘波從宏觀的角度入手，借助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勒菲弗爾的翻譯重寫理論考察意識形態在翻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過程中的操控作用，算是對“誰負責調節”（regulating）問題的一個回應。首先，趙湘波認為“六十年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對翻譯選目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施的譯作大都是帶有很濃政治色彩的文學作品”。其次，他認為黃皮書這種內部出版形式反映了讚助人意識形態對譯本的出版發行的操縱。最後，他提出施的“個人意識形態”的影響，在他看來，施鹹榮翻譯的動機是“為了讓國人用批判的眼光更好地了解西方社會，起到教育的作用”，因而施鹹榮主要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
學者們的研究觸及了幾個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並沒有被解決：首先，同樣是對於施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翻譯策略的研究，陳紅梅等認為其主要是“異化”的翻譯，保留了異質元素，趙湘波則恰恰相反，認為其主要是“歸化”的翻譯，那麽究竟應該怎樣看待譯者的翻譯策略？其次，學者們在語言層麵上、文化層麵上和意識形態層麵上都說明了翻譯是一種“有調節的”轉換，但是這種“有調節的”轉換在毛中國**風雨欲來的前夕這一特殊而具體的曆史語境下究竟提供了怎樣一種對原文的理解和改寫呢？最後，應該如何理解譯者（例如所謂譯者的“個人意識形態”）在譯文中起的作用呢？
本章主要以解構主義的翻譯理論作為理論架構，以文本為主要分析對象，依次考察施鹹榮如何翻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語詞、情節、人物形象和語言風格。希望通過這些分析，本章不僅有助於更為全麵地了解施鹹榮譯本的特點，更對文學翻譯中譯者的翻譯策略的進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作為21世紀的新譯本的代表，孫仲旭的譯本將被用來作比較研究。之所以采用這一譯本作比較的原因是，首先，孫仲旭的譯本有相當的市場影響力。孫仲旭譯本在2007年獲譯林出版社出版後，短短數年就被重印12次之多。其次，孫仲旭譯《麥田裏的守望者》是出於對原文的熱愛。孫仲旭在看完施鹹榮譯本之後，決心自己重新翻譯一遍，想必是對施鹹榮譯本不十分滿意。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同樣由社會主義中國的譯者進行翻譯，文化背景相似，孫譯與施譯中的一些不同，襯托出施鹹榮譯本背負的時代枷鎖。然而，在沒有政治枷鎖、更為中立和自由的環境中，並不意味著翻譯就進入了一個單純的、真空的環境中，市場因素取代政治因素影響了孫譯。本章認為孫譯與施譯各有優劣，不過總體而言，施鹹榮譯本顯得更有靈氣，更為尊重原著。在檢視施譯文本並對照孫譯之後，本文提出沒有所謂的唯一的、終極的文本，施譯本的價值正在於提供了一種特殊曆史條件下的解讀，並提供給毛時代的讀者的閱讀一種新鮮而自由的文學體驗。在翻譯、出版這部西方現代派代表作的例子中，譯者的文學“品味”與意識形態作用下的社會“規範”很難被分得一清二楚，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混雜恰好體現了翻譯的主體間性。
（一）翻譯《麥田》的語詞選擇
霍爾頓的用詞是典型而又獨特的紐約青少年的口語，這就要求譯者不僅有語言和文化的功底，而且也要有勇於挑戰中國書麵語使用規範的勇氣。下麵將以 Catcher in the Rye的最新中譯本（孫仲旭本）為參照，對施鹹榮翻譯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中的一些語詞的選擇作進一步的說明，包括口頭禪（Pet Phrase）和粗口（Foul Language）的翻譯。
首先，在《麥田裏的守望者》英文原文中有很多的小句，是紐約青少年口語中常常出現，而漢語中很少使用的，是譯者麵臨的第一重挑戰。例如Jesus Christ, They can drive you crazy, they really can等。這些小句在施鹹榮那裏都得到了充分的翻譯，包括代詞it, they的確切意指和助動詞did, do。就連這些語言元素的位置也大多與原語中的相應元素的位置相同。相比之下，孫的翻譯中對約百分之八十的這類句子做了一些修改，隻是保留了核心詞語的意義，比如really。施則在尊重句法的前提下，基本是一字一句地逐字譯的（例1）。
例1：口頭禪（Pet Phrase）的翻譯
《麥田裏的守望者》中的粗口，是中國的譯者麵臨的第二重挑戰，也是更大的挑戰。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不僅霍爾頓的語言是有些粗俗的，其他的青少年也大多類似，他們以此來表示自己的玩世不恭、成熟和反叛。所以粗口和粗俗的口語化表達的翻譯絕非是可有可無的，而是重中之重。20世紀60年代的施鹹榮在翻譯中對這一類的詞十分重視，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當時文學語言的禁忌。他不僅保留了這些粗口或粗俗的口語化表達，甚至有時會把它改得更誇張，例如原文說哈斯先生討好那些有錢有勢的家長，“On Sundays, for instance, old Haas went around shaking hands with everybody's parents when they drove up to school. He'd be charming as hell and all”。但是施鹹榮在翻譯時用更為誇張而形象的表達翻譯成“還像個娼婦似的巴結人”。相比之下，孫譯會采用稍微文雅的說法來代替源語文本中的粗口或粗俗的口語化表達。例如，孫譯常常用“破”這個詞來籠而統之地翻譯粗口，使意思變得比較中性，語氣較弱，有時不能很好地傳遞原文的情緒（例2）。
例2：粗口或粗俗的口語化表達（Foul Language）的翻譯
相比之下，施鹹榮的譯本更為直接地還原了原文的異質元素，語詞更多變化，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那些口語化的小句，也沒有試圖讓原文的粗口或粗俗化的口語表達文雅化。在以弘揚革命者的高尚情操為主流導向的十七年文學中，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粗口在這一譯本中的大量出現無疑會給當時的讀者不小的衝擊。
在1980年代前後中國文學中時常出現的痞子式的語詞或許和施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流行不無關係。文學中的痞子式的口頭禪和粗口在文革後相當一段時期內曾引起激烈的爭論，但最終成為一種流行。這一流行以王朔為代表， 尤其是他調侃的京味口語。王朔自己也認可痞子精神在他的文學中的價值，認為“我作品中真正有價值的就是那中間的痞子
精神”，而這種痞子，他的解釋是“低俗”。對於這一流行背後的原因，有研究者認為是由於王朔的作品“剝去由政治觀念或傳統道德強加在文學身上的虛假外殼”，反映了文革後“社會轉型期間人們的逆反心理”，所以吸引了大批讀者。朱大可在2006年出版的《流氓的盛宴》一書中則使用“王朔主義”一詞來表明這種亞文化背後混雜的“清貴族破落後的終日無所事事的慵懶氣息”、“大雜院出身的街痞的油滑的貧嘴”和“軍區大院
幹部子弟的政治優越感”。雖然時空相距甚遠，但是中國這一亞文化的表現與霍爾頓這個美國東部中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少年的特殊的口語化表達、優越感和身份認同的焦慮是相似的。
（二）翻譯《麥田》的情節刪減
在第二章中筆者已經說明了霍爾頓的確有對這個世界疏離的表現，具體表現為身體的抗拒、精神的抗拒、心理的抗拒 、神智的抗拒，但是他的疏離不是宗教的反叛、政治的反叛、或者社會的反叛。這種疏離，尤其是精神上的、心理的、神智上的抗拒使得《麥田裏的守望者》不時會出現場景的突變、情節的轉換、或者情緒的跳躍。在翻譯《麥田裏的守望者》時，施鹹榮不曾試圖理順故事的發展，而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文情節發展脈絡。他主要刪掉或改寫的是涉及性或同性戀的敏感話題。
施鹹榮最大限度保留原文情節發展脈絡。即使對於原文的句序，施鹹榮都沒有為了漢語的語法規則而進行修改（孫仲旭的譯本則盡力消除了這些不合漢語語法規則的因素，例3）。這說明不是萬不得已，施鹹榮不會對《麥田裏的守望者》作明顯刪改。
例3:
施鹹榮刪掉或改寫的主要是涉及同性戀的敏感話題或者年輕人的親熱畫麵，而孫譯在這方麵較少忌憚（例4）。
例4:
施鹹榮對描寫有同性戀傾向的畫麵和兩個年輕人親熱的場麵的過濾，與性的問題在毛中國依然被認為不應該公開談論的狀況是一致的。如泰勒所說，這樣的刪改並不是說是好的、或是不好的，而是反映了譯者的個體認同。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一書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沒有試圖為“什麽是好的”下一個定義，而是展示了“自我”認同其實是一個建構出來的理念框架。他一再強調，道德體係無非意味著重要性等級和先後順序的差別，即一些事情被認為比別的事情來得重要。個體認同（individual identity），說到底是性的、家庭的和社會的各種網絡之中的一個特定地位。
在這裏，施鹹榮的刪改反映出國家意識已深深內化於譯者的個人意識中。那些太過直接的與性的情節讓霍爾頓顯得不夠純潔，不符合當時對性的態度和詩學理念。因而施鹹榮對這些情節采用直接刪除或者較多貶義的翻譯，顯然受到了毛時代國家意識的影響。
（三）捕手還是守望者？翻譯《麥田》的人物
《麥田裏的守望者》借用霍爾頓這樣一個少年人的眼睛看人生、看社會，建構了一個彷徨的反英雄的形象。這個彷徨的反英雄見證了西方社會個人化的趨勢。然而，在施鹹榮的移情的翻譯中，這個彷徨的反英雄顯得更富溫情。施亮對其父施鹹榮翻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回憶力圖辨清施鹹榮譯本翻譯過程中的一些長期以來的疑問，尤其是書名的翻譯。根據施亮的描述，施鹹榮將catcher譯為“守望者”，因為他覺得塞林格對孩子的企望是“溫存的，不應該有警察的味道”。這個解釋反映了譯者對人物的認識，頗有革命浪漫主義的色彩。
《麥田裏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原書題名中的catcher一詞並無“守望”之意。在美國有關《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研究論文和專著中，基本沒有關於Catcher一詞的討論，可見對於美國的學者來說，這個詞大概沒有疑義。但是在跨文化的譯介中，這個詞卻給中文的譯者造成不小的麻煩。根據《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的詞條， Catcher的字麵義是“捕手”，指的是(baseball) the catcher。這應該是“麥田捕手”中“捕手”一詞最直接的來源。但是catcher一定是“捕手”或“接球手”麽？不同的字典對此也有分歧，例如《英華和譯字典》就把“catcher”譯為“捉者、擒者、執者”。《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則為這個詞提供了兩個釋義，一是“棒球接球手”，指在棒球比賽中蹲在本壘後麵試圖接住來自投手的球的運動員。另一個是“捕捉者，捕捉器”，例如捕鼠器。霍爾頓試圖接住，或抓住那些不知道往哪兒瘋跑、差點掉下懸崖的孩子的行為，也可以說是類似於作為防守一方的“捕手”（林語堂譯法），或接球手（牛津高階詞典譯法）的行為。
台灣版將其書名譯為《麥田捕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施鐵民（David L. Steelman）提出“捕手”的譯法是一個“misinterpretation”，可能是源自小說中提到的霍爾頓的弟弟艾裏的棒球手套。艾裏的棒球手套是一個“left-handed fielder's mitt”，和捕手（catcher）沒關係。但是施鐵民認為塞林格的題目通常都是很奇怪的，這是塞林格有意采用的一種吸引讀者的手段。因此，“捕手”雖然是一個誤譯，但是傳遞出了與西方讀者初見此書一樣的誤解，這樣奇怪的搭配或許能夠起到同樣的吸引讀者的作用。
但是回歸小說本身的話，Catcher的出現是由於霍爾頓誤把一個小孩子唱的“If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聽成了 “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 through the rye”才有了後麵的“麥田”裏的catcher的意象，因而catcher很可能是由catch加er變化而來。如果從最初引發這一想象的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你要是在麥田裏遇到了我》（Coming through the Rye）這首小詩來說， “Catch”和“meet”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守在那裏，一個是不期而遇。對於中文語境下的讀者來說，雖然“守望者”和“捕手”都傳達出“守”的意思，“麥田守望者”無疑比“麥田捕手/接球手”詩意得多，也更符合想象畫麵的整體意境。將Catcher譯為“守望者”是施鹹榮精心選擇的。根據當時譯者施鹹榮之子的回憶，這個翻譯是施幾經考量、比較了“看守人”、“守望員”、“守望者”三種譯法之後最後選定的；施鹹榮後來知道台灣的譯法也不以為然，因為他覺得塞林格對孩子的企望是“溫存的，不應該有警察的味道”。在此意義上來說，施鹹榮對“守望者”的執著選擇，充分說明了移情對翻譯的影響。
值得補充說明的是，如果說施鹹榮將catcher翻譯成“守望者”而非“捕手”或“接球手”，是由於特定曆史條件下譯者對棒球的無知，我認為這恐怕是一種偏見。棒球運動一度在中國十分流行。1873年清政府派遣留學生赴美，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曾組織過“中華棒球隊”，並將棒球引入中國。根據上海市地方誌的記載，光緒廿一年（即1895年）上海市的聖約翰書院已經開展了足球、棒球、網球等活動，至民國初年，上海市的不少中學都開展了類似的課外活動，包括施鹹榮就讀的聖芳濟學院，直到1960年代，在上海市政府批轉的高等教育局《關於高校開展文體活動的報告》對集訓的提議中，仍有提及學生的棒球隊。施鹹榮就讀的聖芳濟學院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在1874年創辦，1935年開設國語課程後成為上海最早的雙語學校之一，“在聖芳濟，數理化課本都是英語，老師也多數是外國人”。聖芳濟學院通行英語，學生了解他們課外活動項目之一的棒球的英語表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931年，潘知本編譯的《棒球》一書將“catcher”譯為接球員，並附上英文對照。此外，施鹹榮就讀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都有棒壘球的傳統，棒壘球運動在1949年後的毛中國也是大量普及的運動。綜上所述，1963年施鹹榮翻譯這一文本之時，應該不會因為不了解棒球運動，而選擇不用“捕手”或“接球手”的譯法。因此，“守望者”不會是施鹹榮不小心的“誤譯”。
總之，施鹹榮依據自己的理解在譯本中對源語文本中的人物形象進行了一番有意的小小改造。原本小說中凸顯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飛速發展造成的反英雄，而在施鹹榮的翻譯中，霍爾頓更像是一個孤獨的英雄，而非反英雄。他是正義的、救贖的，卻是被誤解的、未被認可的。在霍爾頓·考菲爾德的例子中，他的困境就在於他認為重要的事情是“大人們”或者活得如魚得水的同齡人們忽視的，而後者認為重要的事情是他不屑一顧的，於是他們永遠也無法溝通。霍爾頓的一切努力最後隻表明，他與那個他試圖融入的世界的裂痕越來越大。似乎是“先進的資本主義”並不能保證它的美好承諾的實現，引發了後續的種種幻滅。在這一意義上，施鹹榮翻譯的霍爾頓的形象有點向牛虻這樣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形象靠攏。
（四）少年史卡茲：翻譯《麥田》的風格
霍爾頓語言中“大量的重複”、“用詞錯誤”、“俚語的使用”和“誇飾法”使其風格符合“少年史卡茲”的特色：不像書寫而像說話，並且是青少年說話的敘事法。接下來，我們可以看看施鹹榮是如何處理這些“大量的重複”、“用詞錯誤”、“俚語的使用”和“誇飾法”的。
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有大約250個or something和or anything，讓霍爾頓的表達顯得囉嗦或者不確定。其中，施鹹榮的譯本中翻譯出來了大概八十個，而百分之六十八的此類短語被忽略。相比之下，孫仲旭的譯本中，大概有160個此類短語被翻譯出來，隻有百分之三十六被忽略。就這一點來說，孫仲旭的譯本處理得比較好（例5）。
例5：重複後綴（suffix）
對於塞林格有意為之的“用詞錯誤”，施鹹榮努力尋找合適的對應。在例6中，霍爾頓在被追問在哪裏動了手術，匆忙圓謊之間隻好胡亂想了一個詞“clavichord”（擊弦古鋼琴，翼琴），這個詞並非一個描述人體器官或骨骼結構的醫學詞匯，自然也無法上麵動手術。霍爾頓或許想本來說“coccyx”（尾骨），但是情急之下，想不起來這個生僻的醫學用詞，所以隨口用“clavichord”來代替。施鹹榮用“鎖骨”來翻譯這個詞，現在中文的讀者大部分都知道鎖骨的位置，所以中國的讀者難以從中文的經驗出發理解霍爾頓在不得不說謊話而努力圓謊的時候極不自然而錯漏百出的窘迫和幽默。而孫仲旭用一個生造詞“勺骨”來翻譯。雖然原文並非一個生造詞，似乎也不需要用一個生造詞來翻譯。但是“勺骨”照應到了霍爾頓努力圓謊的情景，這個詞的確會唬住大部分的人，讓人不知道這塊骨頭在哪裏。
例6：用詞錯誤（misused words）
但是在其它語言特色的方麵，施鹹榮的譯本比孫仲旭的譯本更能體現原文特色。對於《麥田裏的守望者》中霍爾頓的俚語，在施鹹榮的翻譯中，共使用了120個現成的四字短語，而孫用了大約260個。孫盡量使用四字短語的後果是使得譯文比較書麵化，而施鹹榮的翻譯顯得更為口語化，更接近少年的表達方式（例7）。
例7：俚語（idiom）
對於《麥田裏的守望者》中的“
誇飾法”，施鹹榮在翻譯中較好地把握了霍爾頓的誇張。這種誇張是青少年的，也是帶有紐約的特點的。比如施鹹榮保留了“千百萬根”白頭發或是笑得褲子都掉了之類的誇張，而這些青少年的、美國特色的誇張表達在孫仲旭的譯本中多多少少有所缺失(例8)。
例8：誇飾法（hyperbole）
（五）結語：特殊的翻譯策略
對於翻譯方法或者說翻譯策略來說，傳統譯論中一直以“直譯”和“義譯”兩個概念為核心。不過自1960年代以來，西方出現了一些新的二分法。例如，奈達(Eugene A. Nida, 1914-2011)在1964年提出的“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與“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朱莉安·霍斯（Juliane House, 1942-）在1977年提出的“顯性翻譯”(overt translation)與“隱性翻譯”(covert translation)。圖瑞(Gideon Toury)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適當性”(adequacy) 與“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標準。紐馬克(Peter Newmark)在1980年代中後期提出的語義翻譯 (semantic translation) 與交際翻譯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格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提出的“直接翻譯”(direct translation)與“間接翻譯”(indirect translation)等。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1995年提出了“異化翻譯”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與“歸化翻譯”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他對這兩種翻譯策略的分析成為關注毛中國文學翻譯的學者最常使用的一對概念。“歸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r Domestication）和“異化”的翻譯策略（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or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與究竟是“請作者向讀者靠近”還是“讓讀者向原作者靠近”的思考有關。所謂“歸化”的翻譯策略指的是將譯文融入本土的文化，為原文找出對等的表達，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種自然流暢的譯文。“異化”的翻譯策略的提出則應該是受到了Antoine Berman（1942-1991）的“receiving the foreign as foreign”影響，指的是保留原文的外國風情，使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得以進行。韋努蒂認為這兩種翻譯策略的背後隱藏著一定的價值判斷。對他來說，歸化法帶有貶義，因為歸化法“把外國文本中的價值觀隱匿在本國的價值觀之中，令讀者麵對他國文化時，還在自我陶醉地欣賞自己的文化”，而在英美國家中，“異化”的翻譯策略雖然值得提倡，卻帶著“背離民族的壓力”，不易推行。
對施鹹榮翻譯《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策略是“歸化”還是“異化”的孤立分析將很難得出結論。因為毛時代翻譯體製化的大背景使得“異化”和“歸化”的翻譯策略背後的價值判斷發生錯位。或者說，韋努蒂在提出這一對概念的時候，其實並沒有能夠涵蓋像毛時代翻譯體製化這樣的情況。毛時代“內部書”的出版是為了使知識精英和高層領導在意識形態上必須完全摒棄西方式的現代化。毛時代翻譯體製化的政治任務，意味著“內部書”中的譯文正應該保留原文的外國風情，作為批判的對象。所以說，施鹹榮即使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其背後隱藏的價值判斷也與韋努蒂歸納的不同。毛時代翻譯體製化下“異化”的翻譯並沒有什麽“背離民族的壓力”，相反，這恰恰是國家意識的要求。
而在《麥田裏的守望者》的翻譯中，施鹹榮的“翻譯為讀者”的個人理念，使內化的毛時代的詩學理念體現在他的翻譯中，使得他的翻譯策略看上去帶有“歸化”的翻譯的色彩。如果回歸到最初的思考，即究竟是“請作者向讀者靠近”還是“讓讀者向原作者靠近”？那麽施鹹榮的“翻譯為讀者”的翻譯理念也可以看作是他的翻譯策略，即以讀者的閱讀體驗為重。在毛時代翻譯體製化的高壓下，作為體製內的譯者的施鹹榮既受到主流的詩學理念的影響，同時又借助這種本土的文化，相對於原文發揮了一定的主體性。這從本章對以 “守望”一詞為代表的浪漫化翻譯方式和對粗口、附著語、口語化表達的討論中，都得到證明。
《麥田裏的守望者》在風格和人物形象上的突破見證了西方社會的個人化，如前所述，這一文本的原著的風格和人物形象曾引起了激烈的討論，而在譯介的過程中也最吸引讀者。通過與孫仲旭譯本的對比可以看出，施鹹榮不僅在翻譯中用移情的方式考慮到了意象的問題，而且保留具有個人化語言表達（即使這樣的個人化語言是粗口或粗俗的口語化表達）。前者將霍爾頓變成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的孤獨英雄，後者極大地衝擊了所謂“社會主義文學”書麵語的規範。如果說中國的作家們（比如王朔）受到翻譯塞林格的什麽影響，那麽施鹹榮在譯文中傳遞並形成“假裝不在乎，其實很在乎”的情感表達方式和一頁紙可以寫一半都帶著“混帳、混蛋”之類詞語的口語化書寫中應起到了很大作用。
當塞林格通過霍爾頓的形象解構了英雄的時候，霍爾頓的中國形象則在60年代施鹹榮翻譯的《麥田裏的守望者》中得到了一定的升華。然而，文本沒有所謂的“先在”的終極不變的意義，就像羅蘭·巴爾特的比喻提示我們的：文本就像一個蔥頭，“是許多層（或層次、係統）構成，裏邊到頭來沒有心，沒有內核，沒有隱秘；沒有不能再簡約的本原，唯有無窮層的包膜，其中包著的隻是它本身表層的統一。”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其實並不存在所謂的唯一的、終極的文本。翻譯意味著用我們的語言“代替”另一種語言，進而意指某個事物：所有語言都以某種方式是“隱喻的”，亦即它以自己來代替對於事物本身的某種無言的直接占有。在這個語言的“換喻”世界，沿著換喻的能指鏈，“意義，或者說所指，將被生產出來；但卻沒有任何物或人能完滿地“在”（present）與此鏈中”。因為正如德裏達看到的那樣，這一能指鏈的作用就是分割和區分所有的同一（identities）。在此意義上，翻譯就是用一個符號涵設著（presupposes）它所表示的事物的不在（absence）。施譯本的價值正在於提供了一種特殊曆史條件下的解讀，並提供給毛時代的讀者的閱讀更多詮釋的空間和可能。
中文文獻：
陳紅梅：《20世紀80年代初和新世紀小說翻譯的規範個案比較研究——以〈麥田裏的守望者〉兩個中譯本為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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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本編譯：《棒球》商務出版社193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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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