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創新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方式與途徑的原則和路徑_（一）原則

第三部分

創新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方式與途徑的原則和路徑

中國共產黨能夠對社會組織實施控製或功能替代，當前中國也不存在“不受製於權力支配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當黨的決策處於正確的階段，社會組織就蓬勃發展。當黨的決策發生錯誤時，社會組織的發展就受到政治性影響而發展受阻。中國共產黨控製社會組織是為了防止社會組織發展偏離黨所設定的方向與目標，危及黨的領導。從宏觀看，黨的社會組織的戰略是發展與分類控製並存。社會組織不能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受黨的意識形態約束。社會組織因為其宗旨、性質、規模、活動領域等各具特點，會與黨產生緊密程度不同的政治關係。從中觀層麵看，地方黨委的社會組織工作的探索方向、目標與路徑影響著社會組織管理體製、政策的變革。得到重視的社會組織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扶助。從微觀看，社會組織不應存在對抗政權的觀念與行為，要受相關黨政組織及其領導約束與指示。而判斷對社會組織的發展還是控製往往又與政策執行者對社會組織的熟悉及偏好程度、社會組織成員與政策執行者之間的個人關係等方麵密切相連。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關鍵是中國共產黨要主動改變與社會組織的關係，進行科學控製，實現分類治理與合作，創造交流紐帶，承擔維持與社會組織關係的責任，而不是等待社會組織的行動。中國共產黨的分類治理與合作，主要是指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具體領域，中國共產黨明確社會組織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與參與主體之一，並保障社會組織參與的渠道與資源，突出與社會組織的長期合作。

（一）原則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原則，要考慮自身建設與社會組織發展的合作共贏。一是政黨發展與組織學的角度看，要明確黨的性質與優勢、結構特征，二是從社會建設的角度看，要明確社會組織發展對黨的執政價值，三是從作用發揮的角度看，要明確社會組織的自身目標與價值以及黨對社會組織發展的目標期待。

1．堅持軟控製，優化硬控製

從社會學角度看，控製是特指社會控製。社會控製，從狹義上是指對偏離行為或越軌行為的控製。社會控製是分為硬控製和軟控製。政權、法律、紀律是一種強製性控製，屬於硬控製範疇；社會風俗、道德、信仰和信念等傳導社會輿論壓力、思想與心理動力、壓力，是一種非強製性控製，屬於軟控製範疇。

中國共產黨應優化對社會組織的硬控製。中國共產黨控製社會組織是為了防止社會組織發展偏離黨所設定的方向與目標，危及黨的領導。從宏觀看，社會組織不能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受黨的意識形態約束。從微觀看，社會組織不應存在對抗政權的觀念與行為，要受相關黨政組織及其領導幹部約束與指示。強製是硬控製的基本特性。從這個角度看，黨控製社會組織，主要是三種形式：一是權力控製，比如禁止、取締社會組織；二是把社會組織轉化為黨政係統的下屬機構，使其成為上下級關係；三是法律控製，通過法律來規定社會組織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依托政權力量來執行。其中，權力控製與轉化上下級關係成為中國共產黨硬控製的主要方式。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務係統出台的許多政治性或政策性文件往往比相關的法律法規更具有約束作用，但是更具有鬆散性和不確定性。同時這種政策文件賦予了國家和地方管理機構更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往往與政治動態緊緊相連，使地方社團的發展時時麵臨諸多政治方麵的不確定性。法律控製較為薄弱：社會組織的相關法律不健全、上位法缺位、執法機構力量分散等。

當前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利益、文化多元化，中國共產黨完全通過硬控製的方式對待社會組織已經不可能實現。即使黨不惜成本實現了對部分社會組織的硬控製，一方麵，加重了黨的行政屬性，另一方麵，加重了社會組織依附性、行政化，結果變成“零和遊戲”。各級黨委與基層黨組織，應該優化其硬控製，完善法律，形成民主、協商與合作的理念與行為。在硬控製思路下，“服從”成為黨“引導”社會組織的目的。但引導不是控製。控製是服務社會建設的手段。西方學者就認為，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組織工作是協商式威權主義，並認為：新的規範源於協商式威權主義的社會治理模式，其目的是控製，但並非完全要阻斷公民社會的發展進程。這些規範反映了新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鼓勵與公民社會進行協商，但其方向並非是導向民主化，而是更為精細複雜的威權主義治理，用更間接的工具進行社會管控。這種興起的協商式威權主義治理思路引發了新的規範出台，並在各地實施NGO管理模式的實驗，以便通過更複雜的國家控製來平衡擴展中的獨立的公民社會。“無論什麽樣的政治文化，政黨領導者的效能取決於提供物質或心理幫助的能力，而不是提供抽象告誡或說教的能力……要能提供幫助。政黨領導者提供幫助的能力，首先取決於他們控製自己組織的能力，並最終取決於對主要的物品的公共分配者——政府——的控製能力。”當前地方黨委的社會組織管理的探索，以“控製”為主導，以領導政府為途徑，培育與服務意識與措施不夠。有學者調研了基層備案的社會組織生存狀況，發現（1）備案製的提出和實施均由政府主導，社區民間組織是被動接受；（2）備案後的民間組織由區民政局、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委會共同管理，此“三級管理”較彼“雙重管理”更嚴格；（3）政府通過備案製對社區民間組織做了進一步的區分和篩選，選擇性的培養可以幫助其控製基層社會的那些組織；（4）對於社區民間組織來說，經過備案的民間組織一部分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但自主性、自治性逐漸喪失；另一部分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他們和沒有備案的民間組織一起，仍然麵臨很大的發展困境。

優化硬控製，強化軟控製——中國共產黨要更靈活地運用社會心理學以及對話、勸說、懇談和幹預等方式的控製，減少硬性資源去處理社會組織的行為活動，更少地使用強製、指示。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一方麵，黨員幹部與黨政機構要弱化權力控製，反對轉化上下級關係，要主動參與社會組織發展，注重社會組織的立法建設，比如對社會組織的宣傳與合作、立法建議、執法監督等。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要強化社會組織的社會認同建設，加強對社會組織發展的社會輿論、社會監督建設，通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科學性時代性、民眾與媒體輿論、思想政治工作、黨員幹部先鋒作用與黨的組織服務等軟力量來引導社會組織發展。

2．堅持社會化、服務化原則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的方式與途徑，必須堅持以社會化、服務化、多元化為主，以行政化為輔，避免單向控製。

社會化，就意味著平等、開放、互動。“社會化引導”指的是在無行政權力可依托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依靠自身路線方針政策的影響力，以黨員先鋒模範作用與基層黨組織的力量為載體，整合各類社會組織，完成黨的目標。以美國E. A．羅斯為代表，從社會意識（群屬之感）的觀點來解釋社會化，認為它是在團體中與同伴產生共同行動的能力和意誌時的一種群屬之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是社會需求的產物，其革命勝利的主要原因是黨員幹部與黨的組織融入了社會，黨的意識形態與行為成功地動員了社會，獲得了社會認同與支持。那時中國共產黨的決策並非根據其政綱自上而下做出，而是及時回應民眾的具體要求，適應鄉村社會結構和政治地理特點而相應調整，以此來獲得農民的支持和革命的動力。有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強調與民眾的互動，並在其革命目標中認可民眾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將它的製度性要求強加給農民，革命獲得了容易增強的動力。“中國共產黨將它的實踐紮根於農民確認其鄉村世界自主性的努力。通過強化農民土地、廟宇和市集中追求的生存戰略，而非宣告某些黨的高級領導人自以為是的想法，中國共產黨獲得了革命的合法性。”拉爾夫·薩克斯頓對冀魯豫邊區田野調查和口述史料的研究結論，認為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動員農民加入革命進程，“共產黨能夠在政治上獲得民眾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有能力與那些長期依賴反抗蔣介石政府稅警的村民聯合起來”。換言之，農民並不是被動參與革命，而是在與共產黨結成某種聯盟關係的過程中形成對共產黨的支持與擁護的。還有國外學者總結到，“中國共產黨是由各種曆史行為體構成的。除了黨員身份外，也有其他身份認同在影響其行為。並非所有人都是共產主義機器上的螺絲釘，他們也是社會的成員，具有家庭和社會的聯係，具有個人的生活和欲望，具有不同的社會背景、教育培訓以及國家、種族和地區認同，他們深嵌於地方網絡。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在不同層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對黨中央機械服從的關係。黨不過是一個曆史、文化的建構而已，它的成功並不僅僅是組織和紀律的成果，也是村落積極分子、區一級的推動者、縣一級的實施者和中央、邊區的戰略家之間的複雜互動的成功。”

計劃經濟時代黨的意誌是通過行政指令與資源控製、自上而下來傳遞給社會組織，強調領導、組織隸屬與層

級關係。但是組織學理論認為，“在任何實際情況下，組織的問題必須通過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兩種途徑解決。……在同時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進行組織或改組的計劃中，一定要協調好二者結合的中心點”。社會化體現的是自下而上的活動，服務多於管理，資源由社會來運作，強調自願、社會多元需求的滿足。黨的社會化，就需要黨組織要放低姿態，使自己成為一種政治類型的特殊社會組織。黨要克服行政化傾向，有學者總結了黨政官員對待社會組織的行政化思維：一是不把組織當組織，不把力量當力量；二是對新生事物的習慣性否定；三是唯上；四是重形式；五是相互推諉，追求絕對安全；六是路徑依賴；七是方法單一。黨與社會組織合作，黨員幹部不能高高在上。黨要以非權力因素去影響社會組織，使之成為一種工作習慣。

堅持服務化原則。服務化來源於社會化。政黨是控製政權的社會之手。進一步說，政黨控製政權是為其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服務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組織，應在服務中實現領導。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獲得社會認同，與其群眾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分不開。建黨初期，黨中央認為支部工作不能僅限於教育黨員，吸收黨員，並且在無黨的群眾中去煽動和宣傳，幫助他們組織俱樂部、勞動學校，互助會等。在一切工人組織農民協會及革命的智識階級團體裏，組織我們的支部。有些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社會組織的成員或領導者。在農村，通過土地政策與根據地建設，黨員幹部細致入微地服務農民，諸如解決夫妻吵架等家庭問題。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就要實現對社會組織的服務。從他國政黨來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設立社區基金，為社區提供一些政府基層組織所不能提供的服務，例如在社區開辦行動黨幼兒園、托兒中心、兒童圖書館、電腦輔導班等，還為選區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計劃、學生獎學金等，另外在全國84個社區還建有公民谘詢委員會、民眾俱樂部、居民委員會、鄰裏委員會、社區民防協調委員會以及社區體育俱樂部等為民服務機構，為民眾提供全方位服務。

從組織結構與功能上看，當前是政黨控製政權的組織部分過於發達，其服務社會的組織部分過於弱小。黨的基層組織就要從行政執行功能轉向服務功能，實現服務方式與途徑的多樣化：政策服務與立法服務，宏觀服務與微觀服務、間接服務與直接服務、機構服務與個體服務、精神關懷與物質幫扶等共同推進。

3．堅持多元化原則

多元化來源於社會結構的複雜化與多元化。當前由於市場經濟的推動，資源流動方式、就業方式、分配方式、組織形式的多元化，導致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利益解決複雜化。與此相適應，社會領域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多樣化不可避免。當前社會組織種類多，每個組織的成員、運作、活動、項目等方麵的差異很大。社會組織體現的文化價值先天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他們絕大部分不謀取政治權力，也很少介入政治權力的爭鬥之中。也有部分社會組織代表環境或弱勢群體利益與黨、政府和企業進行對話，甚至提出挑戰，試圖改變引致權益損害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權力關係，推動黨和政府改善政策，約束企業不當行為，凸顯出社會對黨、政府和企業的問責期望。

與中國共產黨相比，很多社會組織雖然結構相對比較鬆散，組織性和紀律性也不嚴格，服務範圍、項目有限。但是，他們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在培育公益文化、個性文化、提供社會服務以及反映社會各種利益訴求方麵具有很大的作用。一是從社會組織發展本性來說，其組織目標和運作上體現自由，不受製於外力，向何處發展、如何發展更多體現為內在推動力。社會組織文化也是如此，公民既有參與社會組織的自由，也有不參加社會組織的自由；有參與這種社會組織的自由，也有參與那種社會組織的自由等等。二是從社會組織成員的內在需求看，其組織運作與成員相處要體現平等價值觀。成員之間是平等的，人人都有發言權，人人都可提創意。義務的平等帶來權利的對等，雖然有創始人、老大、主席、骨幹之分，但應該是義務多於權力，服務多於索取；雖有核心會員、普通會員的差異，但隻是承擔義務多少，參與活動多少的差異。往往越是領袖，付出就越多，組織活動、策劃項目、籌資、組織建設、社交、聯係各種事宜等，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甚至財力。平等，意味著平等參與，民主決策，用民主機製解決組織事宜。三是從社會組織的成員來源、活動方式、價值取向、目標構建等看，多元化是其客觀存在的。首先，社會組織成員、會員身份是多元的。當前成員的職業分化是必然的，有的是新社會階層，有的是黨政機關、國企事業單位職工，還有些是大學生、自由職業者等。其次，目標多元。社會組織的目標往往直接反映社會需求。有的是滿足身體自身興趣、愛好，有的是服務社會及其他人、群體。有的是追求組織影響力，追求市場利益，有的是追求內部氛圍，而有的僅僅追求成員交流。四是草根型社會組織或自組織是社會多樣群體、多種職業、多類資源的匯聚，再加上自由的結社、自由的表達，其運作充滿了自由創意。自組織的組織名稱充滿創意，如同福堂，有福同享D-FOUR戶外俱樂部，Donkey-four，多背一公斤等。活動方式與內容如場地布置、服飾（如要求活動成員要穿戴阿拉伯風格服飾，學跳阿拉伯風格的舞蹈）、組織形象、宣傳口號等也充滿創意。除了公益作為社會組織主流共享的價值外，新興的社會組織與傳統的官辦或半官辦社會組織相比，其自身具有共性價值需要黨組織加以吸收與提煉、凝聚。但是黨組織與社會組織的成員往往有不同的年齡、教育和文化背景與價值取向，這就可能使他們對相同的話產生不同理解。由於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不同的組織成員都有不同的“行話”和技術用語。黨組織與社會組織存在著規則差異，不同的規則導致不同的行為。黨政官員往往注意不到這種差異，以為自己的行為或者自己說的話都能被社會組織恰當地理解與認同。當前黨組織提供的政治化的語言、服務、產品、活動、理念、組織形式等很難吸引青年及社會組織。黨組織及其幹部要學會使用社會組織的語言，理解社會組織的文化，這是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的前提條件。

從領導學角度看，政治領導的權力來源於各級的政黨領導者確認和激發存在的與潛在的政黨追隨者的欲求、需要和期望的能力，以及麵對——或者承諾去麵對——通過動員各種經濟、社會和心理的自願所導致的各種要求的能力。社會組織反映了一種社會的自文化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吸收與借鑒的文化價值源泉之一。

政黨引導社會組織，要以形成政黨權威為前提。一方麵，政黨權威來源於社會的政治認同：一是傳統曆史合法性的延續。二是意識形態具有靈活性與社會性，其影響力、闡釋力能夠使民眾信服。三是民眾的法理認同。四是政黨成員、幹部個人魅力，起到了先鋒與模範作用。另一方麵，政黨權威來源於政黨的政績。政績主要表現在物質層麵，經濟發展的水平，民眾的生活水平等。正如鄧小平認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正因為把經濟增長作為中國權威的最重要支撐，所以經濟問題就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了。所以，“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但是，黨有了好的政績，實現了經濟增長，僅僅是黨的權威的基礎之一。民眾很可能就會關注諸如社會公平公正、民主、自由、個性、幸福、環保、女權、道德等等問題。這也就說，政黨引導社會組織要具備不可或缺的兩大條件，一是要具有不斷激起、塑造民眾追求社會理想、價值、目標、道德願景的熱情與精神動力的能力與信仰，二是政黨及其成員要具有實踐的示範與榜樣。否則，即使政黨權威有了物質基礎，但不具有社會認可的價值導向與政黨的實踐示範，政黨引導社會組織的作用將是被構建出來，而不是體現出來的。因此，累積政黨權威，中國共產黨必須減少強製性手段，依靠發揮黨員幹部與基層黨組織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以社會組織為黨的社會活動載體，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參與社會，才能有效引導社會組織的發展。早在200多年前的一個政黨組織的領導人就以通俗的語言描述了他如何領導社會的原理。1789年創立於紐約的民主黨實力派的二把手喬治·華盛頓·普倫基特在他的“講壇”——一個擦鞋處進行他的布道：要掌握你的選區，“你必須研究人的本性並據此采取行動。你不能在書本中研究人的本性。書本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礙事’。如果你進入了大學，那麽情況就更加糟糕……要學到真正的人類本性，你必須到人群中，看他們的並被他們看。我了解的第15選區的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我知道他們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他們的優點和弱點，我從適當的角度來和他們打交道……我不會用政治論證來煩他們。我隻是研究人的本性據此采取行動”。盡管這段這段話有失偏頗，但不失有片麵的深刻性：一是政黨成員幹部要了解社會，理解社會的語言、文化、價值取向；二是政黨成員幹部要實實在在地接觸社會，“通地氣”。

西方國家政黨與社會組織的聯係是多元化的。從社會組織與政黨聯係的緊密程度看，有從充分獨立到

緊密的組織熔合等類型。獨立性最強的社會組織，是與政黨沒有正式聯係。獨立型社會組織與特定政黨或某政治陣營的特殊聯係取決於他們對廣泛的共同性利益能夠互相理解。由於一些社會組織進入不了政黨的決策層，這種組織關係模式使一些社會組織擁有了最大化的自治。比如雇主聯盟或教會組織的強勢利益集團，與通常同情他們事業或利益的政黨間的關係，他們基本上更願意保持一定距離，不願意走得太近。一旦與自己目標與訴求不一致，社會組織會反對政黨提出的政策。英國工黨於1997年11月解除了一級方程式賽車不準為煙草做廣告的禁令。對此，英國ASH（反對吸煙與健康行動組織）、BMA（英國醫師學會）以及其他幾個慈善組織，指責煙草協會利用賽車做廣告，並懷疑工黨是對其競選資助的政策回報。最後，工黨不得不退還政治獻金。意大利的天主教組織就從來沒有與基督教民主黨有正式聯係。還比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經濟委員會就從來沒有與德國基督教民主黨發生過聯係。美國禁酒聯盟既支持民主黨也支持共和黨，前提是他們要支持憲法修正案規定的生產和銷售酒精飲料是違法行為。很多商業或企業性的社會組織，盡管政治價值觀接近共和黨，但是他們對民主黨的捐款要多於對共和黨的捐款。共和黨的全國性組織黨魁常常苦澀抱怨說，他們會為自己的叛黨和叛信仰的行為而感到遺憾。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聯合會主席對此反駁：我們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我們的利益是房地產和住房項目；它不是給反對派進行的資助、不是墮胎、不是最低工資……我們成員需要的是多得多的責任。我們免費花錢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過去的我們把金錢倒入了一個被稱之為“候選人挑戰者”的黑洞。我們PAC捐款的動機非常明確：停止對失敗者投資，那是浪費。成為執政黨後，政黨對與自己價值取向、政策等相左的獨立型社會組織可能會采取嚴厲態度與做法，比如英國保守黨曾把各種壓力集團稱為“令人窒息的毒蛇”，對此，保守黨結束了新社團主義製度，消減工會權力，削弱地方政府協會、職業集團（如醫生和教師集團）以及目標集團（綠色和平組織、兒童貧窮行動組織、大赦國際等）的影響。

即使與政黨存在依附性與輔助性關係的社會組織也存在著自身的政治利益，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優先於政黨的。他們可能對黨的一些路線、方針不滿，甚至在某些方麵采取某種強硬態度。比如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團中的青年社會黨人，就對黨“容納一切人”的“全民黨”方針表示強烈不滿，他們甚至反對黨內的右傾路線，要求對德國聯盟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簡稱）采取強硬態度。這許多利益是與典型的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相關聯的，另外一些利益與新政治議程活動相關。這包括工會代表的工人階級利益，以及其他社會組織代表的農業利益、教會利益、經濟利益與生態利益等。通常來看，政黨的利益基礎由一些外部利益團體所發起，這為政黨提供了外部立法支持。這種方式並不是強製性的。政黨創設依附型組織是為了組織黨員和那些認同政黨的工團主義者；或者政黨創辦一個環境NGO，使得能夠與聯係環境運動。另一方麵看，內部利益通過政黨的組織活動來建立。政黨創設衛星社會組織是為了讓社會經濟特殊利益和相當一致政治偏好的選舉群體保持一定規模內。這種“目標團體”形式的組織戰略試圖為潛在的利益建立一個組織論壇。

從西方的經驗看，行政管製、單純黨建與資源支持已經不能解決政黨有效引導社會組織發展問題。黨組織需要從態度上重視，從行動上直接介入社會領域，直麵眾多社會組織的競爭，正視社會組織的獨特利益，努力追求在民眾與社會組織中最具有凝聚力和影響力的目標。

4．黨的結構優化

中國共產黨必須實現自身的功能優化，即明晰共有功能與差異功能，實現功能差異的精細化表述與實踐。不同層級的黨組織，不同領域的黨組織，既有相同的功能，也存在不同的職能。

黨的組織結構與行為方式，使黨的領導幹部與組織機構其習慣於同體製內的組織部門打交道，不習慣於同社會組織打交道；習慣於同能夠控製或影響的組織（如事業單位、官辦社會組織）打交道，不習慣於同非行政控製、獨立自主的組織打交道；同體製外的組織打交道，並不擅長，也不專業，有時候也不願意。愛沙尼亞前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維亞利亞斯就坦言道：“說實話，我們已經失去同黨內外其他組織的正常橫向聯係。實際上已失去一切使黨充滿生機、自尊和希望的東西，我們相互了解甚少，幾乎不來往。”通過訪談社會組織成員，回答“社會組織對黨組織有哪些影響”：（1）使黨發現新的社會與政策議題；（2）影響公共政策的製定與立法；（3）監督黨的政策的落實；（4）使黨出台與充實相關措施；（5）為相關黨組織提供谘詢意見；（6）使黨的相關體製等進行必要的改革；（7）影響黨政官員的心態；（8）沒有影響。回答結果集中在（8）（7）（5）（2）。受訪社會組織大部分是認為對黨組織沒有影響，部分社會組織認為對黨的影響微弱。主要原因是“門檻高、沒有渠道、沒有習慣”。

中國共產黨必須改革自身組織結構，創新信息溝通與交往模式。“組織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就組織結構問題作相關決策，其中包括了決定創建什麽樣的組織結構，以及為了改變信息流動的方向，需要廢除哪些現存的結構以改造當前的組織結構。”通過重新安排結構，從而減少信息必須通過的層級。這樣等級結構就會趨於扁平化，減少中間層級的官僚，授予基層官員更多的決策權等。按照理想模式，黨的領導是立足於社會，手握政府權力的杠杆，其觀念與體製既順應社會需求和期望的變化，也適應政治體製本身的變化。這使得政黨是國家機器有效運轉的組成部分，將社會需求與政府的回應聯結起來，將政府的行動與社會的反饋聯結起來，從而使政黨能夠維持對政府強有力的控製。但“黨的官僚化，使黨的領導人經常忙於具體的管理事務，無暇思考政治大問題。黨的幹部傾向抓權，弄權，獲取各方麵的利益。黨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黨代政不可避免，更嚴重的是導致黨內政治家的缺失。”“中國的超級政黨原本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維係這個政治性的是嚴密的組織、清晰的價值方向以及通過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有力互動而展開的大眾性運動。但在今天的政黨模式下，黨的組織形同行政組織，政黨成為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其動員和監督的職能日益與國家機製同構，官僚體製的特點越來越清楚，政治性卻越來越減弱或不清晰。”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政治領導轉化為行政領導，黨員、幹部主要從事政策議價、勸說、誘導、權力儲存、經營關係、逐利、操縱、管理、命令等狹隘的行政事務工作，黨就難以去構建完善的、具有吸引力的綱領、目標與意識形態體係並使黨員以及社會大眾信服、認同。基層黨組織對社會組織無法施加影響，有學者指出，“由於社會訴求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社會組織中的黨員與幹部基本上是缺位的、失語的。這裏，不是要求黨員幹部去阻止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也不是要求他們不可以參與到這些社會運動之中，而是說明了科層製領導體製事實上已經製約了基層社會訴求向黨和政府的反映，社會輿情不暢，從而導致黨和政府政策調整的滯後。”

中國共產黨引領社會組織，首先要工作理念開放，方式得當，社會組織都可以團結在黨的周圍。從當前基層黨建的探索看，區域化黨建是一種結構開放的實踐探索，需要深化研究與試點推廣。從結構上看，一是建立“大黨委製”，打破橫向較為封閉、各自為政的結構，建立以社區黨組織領導班子為主，吸收駐區黨政部門、企事業單位、新社會組織單位、“兩新”組織黨的負責人參加，實行“專職委員+兼職委員”的橫向聯係的黨的領導班子體製。二是黨組織結構設置的社會化。依托樓宇大廈、市場、新興社區等社會領域，采取掛靠建、聯合建、派駐建等多種形式，形成各類橫向聯係的基層黨組織；依托居住樓，建立單位黨員、在職黨員、退休黨員、流動黨員在內的樓組黨組織。對此，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的工作方式，就需要從依賴行政權力為主，轉向依靠協商、榜樣、互助等非權力形式為主。在黨組織活動的載體上，從依靠行政組織到依靠積極分子與各類社會組織為主。在黨群隊伍建設上，要從傳統體製下黨員群眾的行政安排，轉向社會招聘、合同管理，建立一支專職黨群工作者隊伍，用更廣闊的視野和方式吸納社會上的黨群工作人才。從當前存在的問題看，中國共產黨與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的聯係：地方各級黨委與社會組織形成了一種科層式的組織結構，兩者的聯係是間接的，即各級黨委主要是通過業務主管部門與登記管理部門兩條行政渠道來開展黨的社會組織工作，同時以基層黨組織為中介的黨內通道。按照民政部公布的統計數據，從當前社會組織黨建的組織覆蓋看，至2013年底全國正式注冊的54萬多個社會組織，其中建立黨組織的社會組織約為8萬3千多個。同時社會組織裏的基層黨組織麵臨著兩大困境：一是如何在社會組織發展中起到實質性作用；二是缺乏多管道的下情上達以及缺乏起到約束行政性黨組織的黨內民主製度。各級黨委與社會組織主要是政策性聯係與行政指導，兩者缺乏質性接觸、互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