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的意識形態挑戰

中國共產黨強調意識形態的純潔性、革命性，國家的安全穩定不能被挑戰。原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長指出，民間組織是敵我必爭領域。西方反華的戰略圖謀很清楚，一是想通過政黨和政府內部，這點他們難以做到；二是企圖通過民間組織選擇代理人和突破口。目前西方敵對勢力正在窺視我國的民間組織，加緊聚合各種力量，千方百計地對我國進行滲透、顛覆活動，企圖推翻共產黨領導，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要從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去認識民間組織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把維護社會穩定作為民間組織管理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從嚴管理民間組織。社會組織不能損害黨所規範的安全穩定的底線，必須獲得政治認可。從實踐表現看，社會組織不帶頭反對或批判黨和政府的政策、做法或采取對抗行動是其生存發展的基礎。

從環保類社會組織的產生方式與公益維權等方麵，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社會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體製與政治安全困境。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體製，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通過黨政機構的業務管理，確保了社會組織的政治安全性。但是登記管理和業務主管機構的首要目標都是如何減低政治風險和規避責任，反而社會組織的發展則被至於次要的目標上。

1．環保類社會組織的成立與發展中的意識形態因素

中國第一家環保組織黑嘴鷗保護協會的創辦者是盤錦日報社高級記者劉德天。市級黨報記者，其身份讓他能接觸相關黨政機關。劉德天寫信給農業部副部長（遼寧省的經濟顧問），由於農業部副部長願意做黑嘴鷗協會的名譽會長，並親自來參加成立大會。這讓協會的籌辦有了上級支持。第二步把上級支持的信息傳達給盤錦市主管農業副市長劉洪濱，副市長安排在市長辦公室會議室成立。第三步尋找一些涉及黑嘴鷗保護相關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作為副會長或理事。但是，在成立大會舉行時，社會團體管理科科長到現場，說“你的協會是非法的，我要報告公安局。”原因是這樣的，在民政局注冊時，由於社會團體管理科科長不在，劉德天直接找到分管社團辦民政局副局長，這樣把手續給辦了下來。在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資源中，黨政領導往往是看重經濟效益。當年遼寧省一位副省長曾拋出“鳥重要還是糧食重要？”的言論。一家企業在黑嘴鷗的棲息地開挖2000畝養蝦池塘，工程持續了很長時間。劉德天寫信給國務院、遼寧省的領導舉報，但都無反饋。他利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野生動物的學生在盤錦考察黑嘴鷗，請求他的老師梅偉義給副市長劉洪濱寫信呼籲。然後，劉德天把梅偉義寫的信改成一則消息《一個消息使在萬裏之遙的梅偉義惶惶不安，他致信劉洪濱副市長：建議拆除蝦塘給黑嘴鷗騰地築窩》，發在盤錦日報的頭版頭條。當時的市委書記王向民看到報道後，做了批示，保護黑嘴鷗不是盤錦的問題，不是遼寧的問題，而是中國的問題。他指示有關部門，立即停挖蝦塘行為。

自然之友發起人梁從誡，具有體製內的身份，如名人之後、政協委員的提案與一些領導人的關係。個人魅力型的創辦者的特點也成為自然之友的行為風格。梁從誡的年齡、精力以及組織建立的初始特點，個人魅力的局限與行政化色彩的突出。自然之友的危機轉型，有了兩個身份：一是“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是民辦非企業單位；二是注冊為一個公司，為自然之友將來的造血能力奠定基礎，為社會企業探索方向。梁從誡就公共事件進行權衡時，總要考慮政治風險與生存危險，采取回避策略。因此，自然之友章程第一條就定下“與政府合作”的內容。

綠色江河，1995年4月楊欣向青海政府提出建站的申請沒有批準。他直接來到青海省政府要求見省委書記。書記的秘書被他的口才和建保護站的誠意、設想打動，給了他與省委書記麵談10分鍾的機會。結果省委書記聽楊欣侃侃而談一個小時，之後不久便幫助他拿到了允許建站的批文。然後，結識了自然之友的梁從誡，經梁從誡介紹，爭取到了國家環保局下屬自然保護司的批文。

陝西省媽媽環保誌願者協會成立於1997年9月27日，先掛靠在陝西省環境科學協會，2000年9月5日變更為陝西省婦女聯合會主管，辦公室設在省婦聯宣傳部。2005年在民政廳社團登記。

綠十字認為，與政府合作具體項目時，通常都會簽相關協議，建立日常交流機製，平時亦可為政府部門提供技術支持和專業知識。與政府部門合作，有好有壞，存在的障礙就是相互理解不夠，政府沒有專門與NGO合作的機製，NGO卻一直積極地想與政府合作。希望政府部門可以提供相關的信息資源，一些相關的會議能夠邀請NGO組織去參加，體現NGO的知情權、參與權，給NGO一些地位。招不到合適的人才已經成為最大的問題，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資金。馬天南認為，“NGO目前要在大陸生存，最適合的還是政府出錢、NGO辦事。”但是爭取不到政府的錢。綠十字從成立到在民政部門注冊，就用了8年時間。2007年3月的“兩會”上，趙玉芬院士聯合其他104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了“關於廈門海滄PX項目遷址建議的議案”。馬天南把《中國青年報》對此事的報道轉帖到自己的網站。兩天後，她接到有關部門的電話，讓她把報道撤下來。之後在論壇上出現任何關於PX項目的帖子，她都刪除，因為超過24小時不刪除就可能給綠十字帶來麻煩。她也告訴綠十字成員，如果超過要“上街”，不能穿綠十字衣服，隻能代表自己。

綠色知音，從一開始就多尋求環保局、園林局、節水辦、林業局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合作支持，由於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地方政府一開始就沒有想主動與綠色知音合作。多次與民政局社團注冊管理部門提出申請，通過政協委員遞交提案，建議政府部門幫助解決“綠色知音”注冊，找到當地民政局社團管理部門探討，社團管理部門邀請民間組織先找到一個政府機關部門做主管單位，蓋章並承擔連帶責任；於是張忠民試著與環保局負責人探討能否做主管單位，環保局負責人表示研究，但之後石沉大海。沒有注冊，得不到政府支持，沒有相應的賬號和組織證明。盡管組織的知名度在全國有很好的影響，很多資助無法接受，致使組織難以持續發展下去。

綠色漢江，是由運建立發起，她曾先後擔任過四屆市政協委員、常委、省政協委員、省婦聯執委。20年參政議政中贏得知名度，積累了體製內資源，得到體製信任。2002年綠色漢江在她的領導下成立。綠色漢江得到市委認可，2003年原市長做出“環保協會是加強環境保護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注意充分發揮作用”的批示；原書記也對“就南水北調工程一事到北京開展聯誼活動，發展環保協會的作用”問題進行了批示。

綠滿江淮，從2004年開始，尋求一個合法民間組織身份的路已經走了6年還沒有到達終點，在法律上仍然是一家2008年年底注冊成立的合夥製工商企業。綠滿江淮從團省委找到環保局，從民政廳來到科技廳，始終打不開結，沒法找到願意承擔風險充當主管單位。在這過程中

，安徽移動等企業的資助曾被取消，原定播出的環保節目曾被叫停。

全球環境研究所創辦人金嘉滿認為，立法、行政、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在解決中國問題時非常重要。在有共識的前提下，雙方或者多方之間溝通技巧很重要，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下，行政權和立法權等自上而下的隱形力量比較大。政府、科研機構、NGO等多方在一起積極溝通是解決問題的最務實的方法，而一味地反對和批評可能不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綠色昆明成立之初，也和其他組織一樣到處找掛靠單位。理事長高衡是國內著名科普作家和社會活動家。高衡等人協調各方關係，終使綠色昆明掛靠在昆明市科協。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logo是源自漢代瓦當的三朵雲紋，它們合抱成一個頗具動感的圓。創辦者馬軍說，三朵雲紋分別代表政府、企業和公眾，隻有社會的這些利益相關方充分互動，才能促使環境問題積極有效的解決。他認為機構的另外一項挑戰是NGO如何與政府、企業等多個環境利益相關方建立信任，這方麵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由於秘書長楊平曾擔任《戰略與管理》雜誌執行主編，對社會和政治議題有濃厚興趣，所倡導啟動的“see論壇”的前兩次議題與環保的直接關係不大。第一次是2004年10月7日邀請台灣曆史學家許倬雲講“中國近代史上的企業家階層”，第二次是2004年12月12日邀請台灣龍應台女士講“企業家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由於這樣的講座深入到社會與政治領域，引起了企業家的擔憂，擔心引起政府的關注。媒體常以“企業家的民主實踐”等政治化概念來描述SEE，不少企業家擔心SEE被政治化會招來不必要的麻煩，不希望為自己帶來政治風險，所以他們普遍邀請SEE集中做好環保項目，不要去沾惹任何可能引起政治麻煩的活動。因此，在2006年3月形成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戰略規劃》中明確：與政府合作原則：在政府關係上，SEE采取非對抗的合作原則，在業務上尋求政府的理解與合作。但同時，作為中國企業家的民間自治的公益組織，SEE保持非政府組織應有的獨立性，保持自己平等參與、民主決策、權力製衡、公開透明、公眾監督的風格。

恩派創始人暨負責人呂朝在2012年7月份《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2）》發布會現場借闡發NGO與政府的關係進行了公開回應，並進一步表明以合作改良的路徑推進慈善改革的態度。他同時指出，在當前捐款很難進入草根、非公募基金會肯資助草根者又非常少的現實下，能把資金拿出來資助民間組織的恰恰是政府，因此當前NGO與政府的關係已經成為行業發展過程中的首要問題。在他看來，NGO與政府的關係非常難處理，因為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各部門、各級別的政府有著不同觀點、不同立場、不同條件的個體，隻能摸索著和其中的“明白人”打交道。他反對NGO和政府合作被說成“被招安”，因為“如果不願意看到社會的巨大動蕩，NGO需要和政府合作共贏，共同探索漸進的改革之路。”

從環保類社會組織產生和發展看，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內在地隱含意識形態的不可挑戰性與政治安全性。一些維權類社會組織很難成立，涉外社會組織受到嚴格審批。很多社會組織首先要花很大精力來遵循中國共產黨所設立的意識形態安全閥門，獲得黨政機關的政治、行政資源和符號資源。阿拉善SEE前秘書長楊鵬認為，SEE能存活並發展至今與政府合作性建設性的取向密切相關。SEE是有影響力的企業家自發的聯合性組織，媒體又喜歡報道SEE的民主選舉情況，在中國傳統的階級鬥爭思維定式下，SEE很容易被人視為一個政治社團，甚至被人定性為“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的雛形”。SEE理事們參與SEE，不是為了搞政治，而是想做公益環保，他們決不願意看到SEE成為一個與政府衝突的組織，這違背了他們參與SEE的初衷。在這個意義上，SEE一屆三次執行理事會十分重要，他挑明了政治風險問題並確定了SEE“非政治化”的方向，劃定了SEE秘書處活動的政治安全邊界。在實踐中很多社會組織通過個人關係，獲得黨政機關的政治認可，比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等領導人對社會組織的肯定和參與，或社會組織及其成員獲得的政治身份和榮譽（如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形成了社會組織與一些黨政權力機關部門有效溝通的能力和渠道等。社會組織要發揮更好的作用，必須參與到黨的活動與相關政策過程中來。社會組織單靠有形資源（資金、物資等）是難以支撐社會組織生存和運作的。有學者總結了這個社會組織生存的三種資源：第一種為“體製內的有形資源”，主要是指政府的財政撥款、財政核撥工資所供養的工作人員和辦公場所等；第二種為“體製內的無形資源”，主要是指來自黨政機關的政治及行政資源和符號資源；第三種為“體製外的有形資源”，包括從企業和個人獲得的資金讚助、物資和服務支持等；第四種為“體製外無形資源”，主要是指組織獲得的社會聲譽、社會認同和社會關係等。

2．前蘇共與社會組織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

從蘇聯國家與社會關係看，“國家管理機構已經變成了唯一的、有無限權力的支配者”。而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又使蘇共演變為國家政權機關，而國家政權機構實際上成為蘇共的辦事機構。蘇共依托國家政權與自身的組織體係，實現了對社會的全麵控製。蘇共成為“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的“領導核心”。

十月革命後，俄國新生政權對待舊有社會組織的認識與態度是以革命意識形態為標準。凡承認蘇維埃政權、承認共產黨的領導、服從蘇維埃法律的社會組織，允許其保留下來和繼續活動。那些主要關注行業問題而並非政治取向的社會組織得以存續和活動。為了鞏固政權，蘇共基本上取締或鎮壓了敵對或不利於新政權穩定的社會組織。如在臨時政府時期，全俄教師協會是教育領域最重要的教師組織，其領導權掌握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手裏。十月革命後，俄共（布）原本打算利用該協會改造舊的教育機構，爭取廣大教師站到新政權一邊來。但是它公開采取不合作態度，並在教師中間煽動怠工行動。鑒於此，俄共（布）毫不留情地解散了它。

蘇共1930年通過的《關於自願協會與聯盟（聯合、俱樂部、協會、聯合會）之條例》規定以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方向、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鞏固國防建設的戰略目標，使之具有鮮明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特色。1930年的條例一直使用到1990年10月頒布新的社會組織法之前。條例規定，“自願協會與聯盟……展開活動應符合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的計劃，同時實際參加解決蘇維埃政權社會主義建設相應部門的首要任務”“科學研究活動應在保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問題的基礎上展開”。對“那些其活動方法和任務與蘇聯和俄聯邦法律或蘇維埃政權總的政策相抵觸的協會與聯盟，其章程不予批準”。

1930年至1985年改革前，蘇共意識形態，一方麵主要是支持各類服從蘇共領導的共青團、工會、婦聯

及其組建的群眾性政治組織，比如人民誌願糾察隊、同誌審判會等。其中人民誌願糾察隊最初是在50年代中期由蘇聯工會、共青團等社會團體自發建立起來的維護城市社會秩序的群眾組織。當時名稱很不統一：工會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工人民警隊”，有的叫“人民糾察隊”，共青團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共青團總部”，有的叫“共青團巡邏隊”。另一方麵，蘇共要求社會組織要嚴格按照其意識形態來開展各自活動，如蘇聯地理學會就明確其意識形態導向，提出關於理論與方法論問題，向國外地理學者非科學的資產階級觀念做鬥爭的問題，以及向存在於蘇聯地理學者工作中不正確的觀念做鬥爭的問題，在1949年研究的很少。同時，嚴格限製社會組織的活動。對成立新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實行嚴格的審批製；對已有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進一步規範化，把它們限製在允許的範圍之內，並把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半官方化、半行政組織化，或者幹脆組建由官方直接管理的統一的行政化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對那些危害統治秩序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堅決予以取締。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的活動空間大為縮減，甚至被迫停止活動。到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92.9%的文藝創作團體，69% 的普通文化教育團體，48%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學會都停止了活動。

前蘇聯著名政治學家安德蘭尼克·米格拉尼揚總結到，“斯大林推行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模式和方法，使個人和團體自動地自我實現不經批準的創造積極性的可能性變為零。其結果是，如果說在民主製政權下有一個公認的原則：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允許的，那麽我們已開始按照下述原則生活：凡是沒有允許的，都是禁止的。”在這種意識形態主導下，直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前，蘇聯社會組織依附於蘇共政權，其類型單一，缺乏獨立性。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意識形態出現了巨變。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尤其是以政治傾向為主的政黨、社會組織大量湧現。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確認多黨製的合法地位之後，形形色色的政黨和組織開始公開地出現在蘇聯政壇上。據報道，在莫斯科新黨不下15個，在俄羅斯聯邦境內活動的政黨和運動達幾十個。這些組織多數傾向於激進民主，主張多黨製、市場經濟，而且有自己的報紙。一方麵，蘇共對自身曆史與意識形態的批判與否定，另一方麵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衝擊，這就加速了蘇共舊有意識形態的社會統合作用的喪失。在這個過程中，蘇聯大城市出現了小組、爭論俱樂部、獨立活動的聯合。這些俱樂部和小組大約有數百個。同時產生了第一批最有影響的非正式小組“改革跨職業交往俱樂部、社會主動性俱樂部、社會主義社會俱樂部聯合會”等。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成立了改革俱樂部、曆史政治俱樂部、全蘇社會政治記者俱樂部。1987年11月2日戈爾巴喬夫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慶典中，嚴厲地批判斯大林及其周圍的親信在大清洗中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紀念慶典以後，隨著公開性政策開始激進化，非正式組織開始政治化，同時，出現持激進派觀點的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聯合的現象，如建築師聯盟、電影工作者聯盟等在官方注冊的正式組織以及“火星雜誌”、“文學報”等在官方注冊的正式報刊，以創始人的資格參加了非正式組織“曆史教育者協會”、“紀念碑”的組織活動。麵對以非政府組織麵目出現的政治反對派，1988年6月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共十九次代表會議指出，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現，值得大力支持”。1990年3月蘇共綱領正式確認在蘇聯實行政治多元化，而且承認在民主化的同時，會產生公民的新的社會政治團體。由於受到國家領導的肯定，蘇聯的非政府組織由1987年的3萬多個上升到1990年8月的9萬個。

舊意識形態無法適應政治變革，大量西方思潮湧進，影響了舊有社會組織，促生了大量自主型社會組織。蘇聯工會在19次代表大會上改組為“蘇聯工會聯合會”，《勞動報》1990年5月22日發表了聯合會的基本組織原則和工作程序（草案），強調其利益代表性與獨立性，提出聯合會在蘇聯憲法，蘇聯法律範圍內和按照基本原則開展自己的工作，擁護全人類有價值的東西，擁護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等。蘇聯文學組織“四月”委員會《宣言》第一部分確定：“四月委員”會是俄羅斯聯邦作家協會莫斯科分會中的獨立組織。“四月”委員會成立是鑒於“作協成了不適應實現文學改革的組織，是官僚指揮機構的附屬品……作協的威信在繼續下降，工作作風沒有改變，開除索爾仁尼琴的決定沒有撤銷。作協領導人仍然是上麵委派的官方人士……沒有經過真正的選舉。作協內部的監督機構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四月’希望成為作家輿論的喉舌。我們的目的——提高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和停滯年代裏失去了的作家的威望，重新確立其尊嚴……”。“四月”委員會通過的《致全體文化和科學活動家》呼籲書，主要是“號召建立支持改革的文化科技人士統一陣線”。呼籲書中指出：“不應忘記：見解的多元化必然導致行動的多元化。因此，主要的號召是：行動起來吧！從語言到行動。不是我們，又有誰呢？不是現在，更待何時？”“四月”委員會的出現在文學工作者當中引起很複雜的反響。一部分作家積極支持，很快加入到四月的行列中去。有的雖沒參加，也認為是個良好現象。高爾基文學院的一位教師表示，“四月”的出現表明人們敢於講自己想說的話，敢於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再像過去那樣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四月”委員會的呼籲書在一些加盟共和國得到響應，基輔和明斯克的作家、戲劇家、學者倡議建立支持改革的組織。1989年10月起，蘇聯軍隊內部也建立了盾牌、士兵母親運動、軍官會議、全蘇軍隊和勞動老戰士組織、全蘇老戰士協會、民主阿富汗戰爭老戰士聯盟、聯盟等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要求重新認識黨對軍隊的全麵領導等，對蘇聯的解體起到了推動作用。198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72周年時，一些社會組織在紅場附近組織了獨立於官方的集會和遊行，打出了反動標語，攻擊“十月革命”是“反民主的政變”、“俄國的悲劇”，而把“二月資產階級革命”美化為“真正的革命”，要求取消蘇聯憲法中關於共產黨領導作用的條款。在摩爾達維亞首都基什尼奧夫，當地“人民陣線組織”的一些成員躺在參加閱兵式的坦克和軍車前，阻撓閱兵式的進行，並占據勝利廣場進行非法遊行。11月10日又有數千人包圍內務部大樓，製造事端。12月10日莫斯科一些非正式組織舉行了有數千蘇聯的政治經濟形勢75人參加的集會，要求取消蘇聯憲法中關於黨的領導作用的條款。

至此蘇共意識形態發生轉變：從嚴密控製到主動放任社會組織發展。但是蘇共按照舊有政策，缺乏引導這類社會組織的經驗。很多新生社會組織成為了蘇共的對抗力量。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必須進行漸變，體現包容性，吸收社會組織的先進性、時代性的思想內核，引導社會組織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