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通往中國之路 (1)

1915年2月26日，喬治·霍格出生於英國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親羅伯特經營著一家名為“霍格和他的孩子們”的裁縫店，坐落在倫敦西端中心地帶的漢諾威廣場，這家店在當地小有名氣。喬治的中間名為艾爾文，家裏的人有時候會這麽叫他。

喬治的家有6個孩子，由大到小分別是加裏、芭芭拉和丹尼爾，這3個孩子年齡相仿。接下來是斯蒂芬、羅斯瑪麗和喬治，家裏人經常親切地稱呼他們為“樹樁、樹皮和鱈魚”，他們3個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幾歲。無論怎麽樣，這6個孩子都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在家裏，他們有保姆；幾個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學校接受教育，然後男孩兒們去了牛津的瓦德漢學院。全家人會在德文郡的薩爾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則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過著愛德華七世晚期傳統的英國中產階級的生活。然而，從某方麵來說，他們同當時的大多數家庭又有些不同。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有三個主要信仰：君主製、英國國教1和帝國。可是霍格一家並不是忠實的國教教徒，整個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親凱瑟琳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裏爾·萊斯特的影響，穆裏爾從小就信奉“和平主義哲學”，且一生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反對任何的帝國形式。她還因此在倫敦的霍洛維監獄被關押過一段時間，也曾因發表煽動性言論的罪名被關押在特立尼達島的監獄裏。她是甘地的朋友，並組建了金斯利·霍爾傳教團，這個組織現在作為一個社區中心仍存在於英國東部的中心地區。

穆裏爾·萊斯特和她姐姐凱瑟琳的關係很好，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小外甥。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和平主義是左派的主要口號，而這一思想也在喬治的家裏被宣揚和灌輸。在喬治家裏，大家坐下來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時候都會開心地說笑，但是母親凱瑟琳也不會忘了引導全家人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每當穆裏爾阿姨來訪，就更是全家人討論嚴肅問題的大好時機。

對於穆裏爾和凱瑟琳來說，在維多利亞女王執政末期看到的倫敦東部一些百姓的貧苦生活影響了她們的政治態度。這對姐妹，和另外一個姐姐多麗絲生於19世紀80年代英格蘭東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頓。她們的父親和祖父從事造船業，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會的教徒。舉家遷往洛夫頓是因為當地濃鬱的新教氛圍，還有一座建於1813年的浸信會教堂。在這樣的氛圍下，3個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禮。

鐵路的建成通車為洛夫頓地區帶來了大批的移民，這裏很快就因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稱作“長虱子的洛夫頓”，當地居民認為這都是那些窮移民蜂擁而至的後果。

穆裏爾年少時，偶爾會在乘火車從倫敦回家的路上穿過貧民窟。從她乘坐的頭等艙的車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襤褸、赤著腳的孩子，在隻能被稱作是家畜住著的小屋前玩耍（車裏的其他乘客則對此毫無同情之心）。這個場景深深地印在她心中，並由此決定投身於英國東部的社會工作。在這段時間裏，她閱讀了托爾斯泰的著作《天國在你心中》，這本書對於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而言，是僅次於《聖經》的重要文獻。穆裏爾後來回憶道：“這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我一接觸和平主義，就無法抽身了。”

1914年12月，和平聯誼會（TheFellowshipofReconciliation）成立了，這為穆裏爾的和平主義理想提供了一個國際平台。這個組織的成立可謂機緣巧合。那年7月份，英國教友派的亨利·霍德金和德國路德教徒弗裏德裏奇·西格蒙德-舒爾茨在德國科隆的火車站等候晚點的火車時相遇，二人一段談話過後，發現對於即將到來的戰爭他們有著共同的反感。他們臨別時許下“基督教徒永遠不要戰爭”的諾言。等到戰爭結束時，調解委員會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萊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這個組織的熱心支持者。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這個組織宣揚的團體精神和和平主義道義就深深植根於幼小的喬治心中。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紅色尖頂屋’，喬治就出生在那裏。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屬於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紀20年代的戰爭歲月，隨著喬治一天天地長大，哈彭登的變化卻不大，仍然是一個關係緊密的社區，從倫敦乘火車隻需要35分鍾就可以到達。喬治的父親，和當時的很多商人一樣，每天乘坐頭班火車去倫敦工作，母親凱瑟琳則在家照看孩子們。哈彭登作為一個隻有上萬人口的小鎮，在喬治小時候還隻被看作一個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綠地所替代。如果不是當地一所名為“聖喬治”的學校，哈彭登幾乎不被世人所注意。

和霍格一家擁有同樣基督教信仰的鄰居組成了孩子們成長的朋友圈。亨特、納爾遜和普魯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鄰，這三個家庭裏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了喬治小時候的夥伴。他們一起上學，一起遊戲。大衛·普魯克特、羅伯特·納爾遜和羅傑·亨特都是這個年紀裏麵十分淘氣的孩子。整個孩子團裏唯一的一個女孩子，羅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瑪芙”的威妮弗蕾德，則成為喬治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女朋友。

小喬治有時候會因為其父母的政治觀點而被某些同伴所恥笑，這對他造成了一些影響，經常讓他很尷尬。據他回憶，當同伴找他玩耍的時候，他不得不將家裏訂的報紙，當時被認為是左翼的《先驅導報》藏起來。

凱瑟琳·霍格對待家庭可謂一絲不苟，從現代的觀點來看甚至可以說是嚴格的有點兒過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經回憶說，凱瑟琳是個有點難相處、行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貫堅持嚴肅的行為準則，特別是星期天做禮拜的時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鎮上的衛理公會教堂做禮拜，而一周其餘的日子裏，他們還必須閱讀《聖經》，或者其他著名傳教士的書籍。除此之外的所有書籍都要用棕色的紙包好，並妥善保管。除了參加宗教活動，星期天還意味著做家務和練習彈奏鋼琴。凱瑟琳的孩子以及孫子孫女們仍然清晰地記得小時候凱瑟琳坐在台階上，一邊梳著頭，一邊聽孩子們練琴，並不時地批評他們。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可是凱瑟琳卻並沒有過多地顯露她的母愛。在家裏，她很少親吻孩子，也不經常擁抱他們。喬治的侄孫女希拉裏·賈維斯曾說：“當時很多家庭都是這個樣子，幾乎沒有人過多地表露他們對家人的感情。禮節更重要，因此從表麵上看的確有些冷酷。”喬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親的，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寵愛。這點從家庭相冊中就能看出來。一張照片裏，他穿著紫色的天鵝絨小西服，戴著一頂鑲有金邊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間。喬治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如何對付母親那些嚴格的規定。喬治似乎天生就帶有幾分幽默，在別人看來的黑色星期天，他卻總能蒙混過關。所有的兄妹中，喬治和比他大三歲的姐姐羅斯瑪麗最要好，他們兩個經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禮拜時，一起溜到鄰居家玩兒。在家裏準備午飯的母親發現了這個惡作劇後，就會對他們進行長篇大論的說教。因為在母親看來，說教是對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喬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詩班的成員，去教堂做禮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喬治和羅斯瑪麗就經常說服他幫助兩個人說謊話，老實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這樣做的。

雖然霍格家教很嚴，但喬治還是有個非常開心快樂的童年。他曾對姐姐羅斯瑪麗說：“如果天堂沒有人間好，我就希望上帝還同意我回來。”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憶道，喬治是家裏的“金童”，父母從小就認為他會有所成就。當然，這可能隻是事後得出的結論，但是據他中學的老師和大學瓦德漢學院的院長莫裏斯·博瓦拉觀察，年輕的霍格確實有些與眾不同。

喬治從6歲起就接受家庭教師的輔導，到10歲那年被送往位於瑞士日內瓦河岸的格蘭德中學學習，也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正式接觸和平主義教育。羅斯瑪麗上學的第二年回到家時，要求帶她的弟弟喬治一起上學。那所學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齡、性別、階層和國籍的障礙，學校所有的教職員工都和學生一起勞動。

瑞士的教育帶給喬治的最大影響莫過於讓他從嚴格的家庭禮節中解放出來。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學一起去徒步旅行、騎車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羅斯瑪麗卻隻能在家洗滌和修補衣服。曾經有一個周末，學校召開會議準許學生公開批評教工，甚至是校長，來表達他們心中藏有的不滿。對喬治來說，這是個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當日後喬治自己擔任校長職務時，也經常召開類似的大會。

這段愜意的日子隨著喬治結束學習回到倫敦而告終，隨後，他和家裏的其他孩子一樣，進入聖喬治學校繼續學習。那裏的校長，賽西爾·格蘭特是當時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學校裏實行想象力教育，力求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喬治在為校刊投稿時逐漸顯露出其寫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認為他具有駕馭語言的天賦。當喬治10歲時，他的父親為他朗讀了坦尼森的《鷹》一書，並讓他用自己的語言描述一下老鷹。喬治思考片刻後馬上回答道：“一個發出呼呼叫聲的凶猛的戰士。”

喬治在聖喬治學校的成績一直很好，別看他年紀小，卻很有能力。在學校裏，大家親切地稱他為“豬”——並不是因為他的姓2，而是因為他患有鼻竇炎。和他一起打橄欖球的隊友則稱他為“頭牌”，含義不言自明：不論場上場下喬治都證明了自己是個天生的領袖。喬治六年級的班主任曾經在多年後這樣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體內的巨大能量和堅定的意誌。他很謙虛，從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謙卑。他還是個安靜、不裝腔作勢的人，在人群中並不是主導者。看到他離開後的幾年間，同伴都成長為各領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為大家都在不知不覺中模仿了喬治的一些特質，所以說，他的影響一直存在著。這點在他作為一名橄欖球隊長時也深有體現，當比賽呈現白熱化時，他總能爆發出一股潛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險為夷。

好學生也有淘氣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羅傑·亨特還有大衛·普魯克特偷了法語老師特裏小姐的小轎車。從16歲起就學會駕駛父親小轎車的喬治將偷來的車開到一處偵查隊的露天營地，將那裏的帳篷拆毀，然後逃跑。這件事情暴露後，喬治的班長職務被撤銷了兩星期，還被校長用藤條教訓了一番。

在聖喬治學校，霍格從一名大男孩兒，成長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他喜歡唱歌，也喜歡在每月舉辦一次的周六舞會上大秀自己的舞技。喬治17歲時，就是學校裏的“老大”了，非常自然地與當時的“校花瑪芙”，威妮弗蕾德·納爾遜成為了一對兒。

納爾遜一家在哈彭登為霍格家的孩子們提供了第二個家。盡管他們也履行基督教教義，但對於信仰規定的遵守卻沒那麽嚴格。他們充滿溫情和歡樂的家庭生活——與霍格家裏各種嚴格的禮儀形成鮮明對比——給喬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好朋友，亨特一家也為喬治和他的哥哥姐姐們提供了能體會到家庭溫暖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