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自強之路的失敗 (3)

左宗棠的運氣真好，因為新疆發生了內訌，並沒有遇著堅強的抵抗。光緒二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國乃派崇厚為特使，到俄國去交涉伊犁的退還。祟厚所訂的條約雖收複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幾全割讓與俄國，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險要區亦割讓。此外，崇厚還許了很重要的通商權利，如新疆加設俄國領事館，經甘肅、陝西到漢口的通商路線，及吉林、鬆花江的航行權。士大夫階級主張殺祟厚，廢約，並備戰。這正是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初露頭角的時候。清廷竟為所動。於是腳慌手忙、調兵遣將，等到實際備戰的時候，政府就感覺困難了。第一，從伊犁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防，那裏有這多軍隊呢？首當其衝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隊就太疲倦，不願打仗。

第二，俄國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海參崴開到日本洋麵，中國因此又必須於沿海沿長江設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長江水師來對付俄國的海軍，彭玉麟想滿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麵去施行火攻。兩江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統帥非孔明，火攻之計恐怕不行呢！李鴻章看見書生誤國，當然極為憤慨。可是抗戰的情緒很高，他不敢公開講和。他隻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國有名的軍官戈登將軍請來作軍事顧問。戈登是個老實人，好說實話。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曾帶所謂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頗信任他。他的意見怎樣呢？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必須作三件事：一，遷都於西安；二，長期抗戰至少十年；三，滿人預備放棄政權。因為在長期戰爭之中，滿清政權一定不能維持。清廷聽了戈登的意見以後，乃決心求和。我國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劇才因此沒有開演。

幸而俄國在光緒三四年的時候，正與土耳其打仗，與英國的關係也很緊張，所以不願多事。又幸而中國當時有青年外交家曾紀澤，以極冷靜的頭腦和極堅強的意誌，去貫徹他的主張。原來祟厚所訂的條約並沒有奉政府的批準，尚未正式成立，曾紀澤運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權利及土地，但償價加倍，共九百萬盧布。英國駐俄大使稱讚曾紀澤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她已占領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中、俄關於伊犁的衝突告一段落的時候，中法關於越南的衝突就起了。

中國原來自已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邏、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策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幹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麵，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緣故。光緒七年（1881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辟，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山河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

換句話說，在曆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守門戶的。在古代，這種言論有相當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勢就大不同了。英國在道光年間直攻了廣東、福建、浙江、江蘇，英、法聯軍直打進了北京，所謂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使在這種時代我們還要保存外線，我們也應該變更方案。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因為獨立的高麗、琉球、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他們獨立，是怕他們作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無論如何，外人既直攻我們的腹地，我們無暇去顧外線了。協助這些弱小國家去獨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蘇聯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強的壓迫，內有反革命的抗戰，列寧於是毅然決然放棄帝俄的屬國。

法國進攻越南的時候，士大夫階級大半主張以武力援助越南，張佩綸、陳寶琛、張之洞諸人特別激昂。李鴻章則反對，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籌備腹地的國防事業。清廷一方麵怕清議的批評，一方麵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戰爭，所以舉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濟越南軍費和軍器，後來果然引起中法戰爭。那個時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談兵。北京乃派主戰派的激烈分子張佩綸去守福州船廠，陳寶琛去幫辦兩江的防務。用不著說，紙上談兵的先生們是不濟事的。法國海軍進攻船廠的時候，張佩綸逃得頂快了。陳寶琛在兩江不但無補實際，連議論也不發了。

打了不久就講和，和議剛成又打，再後還是接受法國的條件。越南沒有保存，我們的國防力量反大受了損失。左宗棠苦心創辦的福州船廠就在此時被法國毀了。

第四、中日初次決戰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那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複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鴻章既注重中日關係，不能不特別注意高麗。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為高麗可以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緊。高麗在我們手裏，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占，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在光緒初年，高麗的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傳教士，他堅決不與外人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韓關係在日本方麵由幕府主持，由對馬島之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新的日本往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這種征韓運動，除了高麗不與日本往來外，還有三個動機：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征韓能為一般不得誌的武士謀出路。光緒元年（即日本明治3年）發生高麗炮擊日本船的案子，所謂江華島事件，主張征韓者更有所藉口。

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新事業末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製輿論，不能不有所主動。於是他們一麵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麵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避免中國的阻抗。

森有禮與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們始終堅持高麗是我們的屬國，如日本侵略高麗，那就是對中國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是有名無實的，因為中國在高麗不負任何責任，就沒有權利。

黑田與井上在高麗的交涉成功，他們所訂的條約承認高麗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這就是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而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高麗雖都把條文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高麗不守本分。中國實為傳統觀念所誤，照中國傳統觀念，隻要高麗承認中國為宗主，那就夠了，第三國的承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高麗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高麗與日本訂約的問題過了以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72年）起隸屬於中國，曆五百餘年，琉球按期進貢，曾未中斷。但在明萬曆三十年（1502年），琉球又向日本薩末諸侯稱藩，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曾未遇麵，所以這種奇怪現象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末的藩屬，也在應廢之列。日本初則阻止琉球入貢中國，終則改琉球為日本一縣。中國當然反

對，也有人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但日本實在時候選的好。因為這正是中、俄爭伊犁的時候。中國無法，隻好把琉球作為一個懸案。

可是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高麗。琉球或可不爭，高麗則勢在必爭，所以他們專意籌劃如何保存高麗。光緒五六年的時候，中國可以說初次有個高麗政策。

李鴻章認定日本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高麗則隻圖通商和傳教。在這種形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高麗的權利愈多，他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年，李鴻章寫給高麗要人李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製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製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製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製日本則綽乎有餘。

經過三年的勸勉與運動，高麗才接受這種新政。光緒八年春，由中國介紹，高麗與英、美、德、法訂通商條約。

高麗不幸忽於此時發生內亂。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一麵反對新政，一麵忌王後閔氏家族當權。他於光緒八年六月忽然鼓動兵變，圍攻日本使館，誅戮閔氏要人。李鴻章的謀士薛福成建議中國火速派兵進高麗，平定內亂，一則以表示中國的宗主權，一則以防日本。中國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高麗京城。吳長慶的部下有兩位青年，張謇和袁世凱，他們膽子很大。高麗的兵也沒有抵抗的能力，於是他們把大院君首先執送天津，然後派兵占領漢城險要，幾點鍾的功夫，就把李昰應的軍隊打散了，吳長慶這時實際作高麗的主人翁了。後高麗許給日本賠款，並許日本使館保留衛隊。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在高麗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八年夏初之季，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起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滅高麗，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台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預備向日本宣戰。張佩綸說：

日本自改法以來，民惡其上，始則欲複封建，繼則欲改民政。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以紙為幣。雖兵製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問其師船則以扶桑一艦為冠，固已鐵蝕木窳，不耐風濤，餘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國鐵船定遠、超勇、揚威遠甚。問其兵數，則陸軍四五萬人，水軍三四千人，猶且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近始雜募遊惰，用充行伍，未經戰陣，大半恇怯，又去中國淮、湘各軍遠甚。

鄧承修也是這樣說：

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總核內府現銀不滿五百萬兩，窘迫如此，何以為國？水師不滿八千，船艦半皆朽敗，陸軍內分六鎮，統計水陸不盈四萬，而又舉非精銳。然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

這兩位自命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鴻章看的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一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為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複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為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裏與角勝負，製其死命，至未敢謂確有把握。

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誌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昔年戶部指撥南北洋海訪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無如指撥之財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經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