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開創盛世的隋唐 (3)

隋、唐承南北朝之後，在思想界，佛學的發達，可謂臻於極盛。而儒家的辟佛，亦起於此時。首創其說者為韓愈。宋人辟佛的，頗樂道其說。經學：自魏、晉以後，兩漢專門的授受，漸次失傳，於是有義疏之學。在南北朝時，頗為發達。然其說甚繁雜，於是又有官纂的動機，其事至唐代而告成。便是太宗敕修，至高宗時再加訂定而頒行的《五經正義》。唐人經學本不盛，治經的大多數是為應明經舉起見。既有官頒之本，其他遂置諸不問了，於是義疏之學亦衰。惟啖助、趙匡的治《春秋》，於《三傳》都不相信，而自以其意求之於經文，則實為宋人經學的先聲。

自漢以後，作史的最重表誌紀傳和編年兩體。而表誌紀傳一體，尤為側重。又新朝對於舊朝，往往搜集其史料，勒成一書，亦若成為通例。唐朝自亦不能外此。惟前此作史的，大抵是私家之業，即或奉詔編撰，亦必其人是素來有誌於此，或從事於此的。唐時所修晉、宋、齊、梁、陳、魏、周、齊之史，都係合眾撰成。自此以後，“集眾纂修”遂沿為成例。舊時論史學的，都說眾纂之書，不如獨撰。在精神方麵，固然如此，然後世史料日繁，搜集編排，都非私人之力所及，亦是不得不然的。又眾纂之書，亦自有其好處。因為從前的正史，包蘊宏富，一人於各種學問，不能兼通，非合眾力不可。《晉書》的紀傳，雖無足觀，而其誌則甚為史學家所稱許，即其明證。唐代的史學，還有可特別紀述的。其一、專講典章經製的，前此沒有，至唐而有杜佑的《通典》。其二、前此注意於史法的很少，至唐而有劉知幾的《史通》。

與其說隋、唐是學術思想發達的時代，不如說隋、唐是文藝發達的時代。散文和韻文，在其時都有很大的變化。從齊梁以後，文字日趨於綺靡，以致不能達意。在此種情勢之下，欲謀改革，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廢棄文言，專用白話。唐代禪家的語錄，以及民間通行的通俗小說，就是從此路進行的。此法在從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舊日的文章，驟然相隔太遠，其勢亦覺不便。所以不能專行。其二、則以古文之不浮靡者為法。如後周時代，詔令奏議，都摹擬三代是。此法專模仿古人的形式，實亦不能達意，而優孟衣冠，更覺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條路，則是用古人作文的義法，來運用今人的語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於達意。文學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時，韓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此項運動，可說起於南北朝的末年，經過隋代，至唐而告成功的。此項新文體雖興，但舊時通行的文體，仍不能廢。中國文字，自此就顯分駢散兩途了。後人以此等文體，與魏晉以來對舉，則謂之散文。做這一派文字的人，自謂取法於古，則又自稱為古文。

韻文之體，總是隨音樂而變化的。漢代的樂府，從東晉以後，音節又漸漸失傳了。隋唐音樂，分為三種：一為雅樂，就是所謂古樂。僅用之於朝廟典禮。一為清樂，就是漢代的樂府，和長江流域的歌詞，存於南朝的，隋平陳之後，立清商署以總之。其中在唐代仍可歌唱的，隻有絕句。隻有外國輸入的燕樂，流行極盛。依其調而製作，則為詞，遂於韻文中別辟新體。但是唐代最發達的，不是詞而是詩。詩是漢朝以來，久已成為吟誦之物。大抵韻文的起源，必由於口中自然的歌調——歌謠。而其體製的恢廓，辭藻的富麗，則必待文人為之，而後能發揮盡致。在唐代，正是這個時候了。

其時除五言古詩，沿襲前人體製外，自漢以來的樂府，則又變化而成歌行。自齊、梁以來，漸漸發生的律體，亦至此而告大成。這是體製的變化，其內容：則前此的詩，都是注重於比興。唐人則兼長敘事。其中最有力的人物，就是杜甫。他所做的詩，能把當時政治上的事實和社會上的情形，一一寫出，所以後人稱為詩史。其後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也是很長於敘事的。唐詩，舊說有初、盛、中、晚之分，雖沒有截然的區別，也可代表其變化的大概。大抵初唐渾融，盛唐博大，中唐清俊，晚唐稍流於纖巧，然亦是各有特色的。宋朝人的詩，非不清新，然而比之唐人，就覺其傖父氣了。

書法，唐人擅長的也很多。大抵承兩晉、南北朝之流，而在畫學上，則唐代頗有新開創。古代繪畫，最重人物。別的東西，都不過人物的布景。後來分歧發達，才各自成為一科。而山水一科，尤為畫家才力所萃。唐時王維和李思訓，號稱南北兩派之祖。南派神韻高超，北派鉤勒深顯。宋元明清的畫家，都不能出其範圍。其擅長人物的，如吳道子等，亦盛為後世所推重。又有楊惠之，善於塑像。最近，在江蘇吳縣、昆山間的甪直鎮，曾發現其作品。現已由當地鄭重保存了。

第七、教派（佛教與新教）

中國的文明，在各方麵都頗充實的，惟在宗教方麵，則頗為空虛。此由中國人注重於實際的問題，而不甚措意於玄想之故。信教既不甚篤，則凡無害於秩序和善良風俗的，都可以聽其流行。所以在政治上、社會上，都沒有排斥異教的傾向。而各種宗教，在中國都有推行的機會。

其中最發達的，自然要推佛教。佛教初輸入時，大約都是小乘。公元401年，鳩摩羅什入長安，大乘經論才次第流傳，佛教遂放萬丈的光焰。

佛教中典籍甚多。大概分之，則佛所說為經；其所定僧、尼、居士等當守的戒條為律；菩薩所說為論。佛教中亦分派別，是之謂宗。各宗各有其所主的經、論。雖然殊途同歸，而亦各有其獨到之處。自晉至唐，佛教的分宗，凡得十餘，其中發揮哲理最透澈的，要推華嚴、法相、天台三宗，是為教下三家，禪宗不立文字，直指心源，謂之教外別傳，淨土一宗，弘揚念佛，普接利鈍，在社會上流行最廣。

中國的佛教，有一特色，便是大乘的發達。大乘是佛滅後六百年，才興於印度的。其時已在漢世。至唐中葉，而婆羅門教複興。佛教在印度，日漸衰頹，所以大乘在印度的盛行，不過六七百年之譜。其餘諸國，不能接受大乘教義，更不必論了。獨在中國，則隋唐之間，小乘幾於絕跡，而且諸宗遠祖，雖在印度，其發揮精透，則實在我國，華嚴和禪宗皆然。天台宗則本為智者大師所獨創，這又可見我國民采取融化他國文化的能力了。

佛教而外，外國宗教輸入的，還有幾種：

一為襖教（Mezdeisme）。即火教，亦稱胡天。此教為波斯的國教。係蘇魯支（Zoroaster）所創。立善惡二元，以光明代表淨和善，黑暗代表穢和惡。所以祟拜火和太陽。南北朝時，其教漸傳至蔥嶺以東。因而流入中國。北朝的君主，頗有崇信他的。唐時，大食盛強。波斯和中亞細亞都為所占。襖教徒頗遭虐待，多移徙而東，其流行中國亦漸盛。

二為摩尼教（Manicheisme）。此教原出火教。為巴比倫人摩尼（Mani）所創。事在公元224年，亦為波斯所尊信。694年，波斯拂多誕，始持經典來朝。719年，吐火羅國又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據近來的考究，都是摩尼教中人。732年，玄宗詔加禁斷。然回紇人信奉其教。安史亂後，回紇人在中國得勢。摩尼教複隨之而入，傳布及於江淮。文宗時，回紇為黠戛斯所破。武宗乃於845年，更加禁止。武宗這一次所禁，是並及於佛教的。但是佛教在中國，根柢深厚，所以宣宗即位之後，禁令旋即取消。摩尼教卻不能複舊了。然南宋時，其教仍未盡絕。其人自稱為明教。教外之人，則謂之吃菜事魔。其教徒不肉食，崇尚節儉，又必互相輔助，所以致富的頗多。

三為景教。是基督教中乃司脫利安（Nestorius）一派。因為創立新說，為同教所不容，謫居於小亞細亞。波斯人頗信從他。漸次流行於中亞細亞。公元638年，波斯阿羅本（Olopen）齎其經典來長安。太宗許其建立波斯寺。745年，玄宗因波斯已為伊斯蘭教徒所據，而景教原出大秦，乃改波斯寺為大秦寺。781年，寺僧景淨，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於明末出土。於基督教初入中國的情形，頗足以資考證。

四為伊斯蘭教（Islam）。此教今日通稱為回教，乃因回紇人信奉之而然，其實非其本名。此教當唐末，才流行到天山南路。其時適回紇為黠戛斯所破，遁逃至此，漸次信從其教。至元時，西域和天山南路的回族，多入中國，其教遂隨之而流行。然其初來，則實從海道。何喬遠《閩書》卷七，述其曆史，謂嗎喊叭德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在廣州，一在揚州，其二在泉州雲雲。其說雖不盡足據。然回教的初至，當隨大食人從海道而來，則似無疑義了。

第八、探討中外文化

文化兩字，尋常人對於他，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是什麽崇高美妙的東西。其實文化隻是生活的方式。各國民所處的境界不同，其生活方式，自然不同，文化也因之有異了。人類是富於模仿性的，見他人的事物和自己不同，自會從而仿效。而彼此的文化，遂可以互相灌輸。

中國是文明古國，尤其在東洋，是獨一無二的文明之國，其文化能夠裨益他人的自然很多，然而他人能裨益我的地方，亦複不少。

在東方，朝鮮半島的北部，本來是中國的郡縣，後來雖離我而獨立，可是其民族，久經我國的教導啟發。所以高句麗、百濟，在四夷之中，要算和我最為相像。簡直可說是我國文化的分支。而此文化，複經半島而輸人日本。日本初知中國文字，由百濟博士王仁所傳，其知有蠶織，則由歸化人弓月君所傳。這兩人，據說都是中國人之後，這大約是東晉時代的事。至南北朝時，日本也自通中國，求縫工、織工。隋時，其使小野妹子，始帶著留學生來。唐時，其國曆朝都遣使通唐，帶來的留學生尤多。歸國後，大革政治，一切都取法於我。從此以後，日本遂亦進為文明之國。朝鮮是我的高第弟子，日本都是我的再傳弟子了。

其在南方，則後印度半島的一部分，自唐以前，亦是我國的郡縣。所以華化亦以此為根據，而輸入南洋一帶。其中如瀾滄江下流的扶南，其知著衣服，實由我國使者的教導。又如馬來半島的盤盤、投和，其設官的製度，頗與中國相像。大約是效法交州諸郡縣的。後印度半島，其文化以得諸印度者為多，然而傳諸我國者，亦不是沒有了。

西南方及西方，有自古開化的印度和西亞及歐洲諸國，和東南兩方榛榛狉狉的不同。所以在文化方麵，頗能彼此互有裨益。其裨益於我最大的，自然要推印度。佛教不必說了。我國人知有字母之法，亦是梵僧傳來的。此外建築，則因佛教的輸入，而有寺塔。南北朝、隋、唐，崇宏壯麗的建築不少。繪畫則因佛教的輸入，而有佛畫。雕刻之藝，亦因之而進步。其中最偉大的，如北魏文成帝時的武州石窟，及宣武帝時的伊闕佛像，當時雖稍勞費，至今仍為偉觀。在日常生活上，則木棉的種植和棉布的織造，雖不知道究竟從哪一方麵輸入，然而世界各國的植棉，印度要算最早。我國即非直接從印度輸入，亦必間接從印度輸入的。而蔗糖的製法，亦係唐太宗時，取之於印度的摩揭陀國。西域文化，影響於我最大的，要算音樂。自南北朝時，開始流行，至隋時，分樂為雅俗二部。

俗部中又分九部，其中除清樂、文康，為中國舊樂，及高麗之樂，來自東方外，其餘六部，都出自西域。唐太宗平高昌，又益之以高昌樂，共為十部。自古相傳的百戲，亦雜有西域的成分。其中最著稱的，如胡旋女、潑寒胡等都是。西域各國輸入的異物，大抵僅足以廣見聞，無裨實用。惟琉璃一物，於我國的工業，頗有關係。此物夙為我國所珍貴。北魏太武帝時，大月氏商人，來到中國，自言能造。於是采礦山中，令其製造。《北史》說：“自此琉璃價賤，中土不複珍之。”可見所造不少。其後不知如何，其法又失傳，隋時，又嚐招致其人於廣東，意圖仿造，結果未能成功。然因此采取其法而施之於陶器，而唐以後的磁器，遂大放其光焰。這可稱所求在此，其效在彼了。西方人得之於我的，則最大的為蠶織。此物在西方，本來最為貴重。羅馬時代，謂與黃金同重同價，安息所以要阻礙中國、羅馬，不便交通，就在獨占絲市之利，而羅馬所以拚命要通中國，也是如此。直至公元550年，才由波斯人將蠶種攜歸君士坦丁。歐洲人自此，始漸知蠶織之事。

北俗最稱獷悍，而其生活程度亦最低，似無能裨益於我。然而我國的日常生活，亦有因之而改變的。我國古代的衣服，本是上衣而下裳。深衣則連衣裳而一之。腳上所著的，則是革或麻、絲所製的履或草屨。坐則都是席地。魏晉以後，禮服改用袍衫，便服則尚裙襦。要沒有短衣而著袴的，靴則更無其物。雖亦漸坐於床，然仍是跪坐。而隋唐以後，袴褶之服，通行漸廣。著靴的亦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