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香港上海時代(2)
史載1851～1872年間，從香港運往美洲、大洋洲和東南亞的華工苦力達32萬人之多。苦力貿易與鴉片貿易一樣，通過《天津條約》同時獲得合法化。繼19世紀四五十年代華工赴舊金山淘金掀起第一次後，1863～1869年美國修建中央太平洋鐵路，掀起華工赴美第二次，僅1868年美國入境華工即達10萬人。在這些華工出洋的過程中，巨額利潤刺激著船東們添置新船，推動了香港輪船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苦力貿易的興盛，促進了香港對外貿易和金融業的發展。譬如，舊金山的物價隨著源源而來的華工增多而暴漲，當地華工的大米、糖、布匹、鹹魚、蝦幹、冬菇等生活品均仰賴香港供應。而這些華工需要將其辛苦節省下的血汗錢匯回家鄉以濟家用，這些匯款多通過香港的錢莊轉送回鄉，從而造就了香港金融業的發展。
香港一掃五口通商所帶來的陰霾。在日後的很多時間段裏，香港也總是一次次被危機所逼迫，並一次次走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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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低迷與上海的崛起1843年下半年，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先後簽訂，除廣州之外，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對外開放，渣甸、馬地臣等英國商人夢寐以求的“五口通商”終於成真。
五口通商給香港帶來巨大衝擊，然而，受衝擊最大的，則是壟斷對外貿易多年的廣州。不僅作為唯一對外貿易中心的地位被打破，而且通行多年的公行製度被取消，大批廣東行商、買辦、通譯流向新的通商城市。此外，與英國人“入城”、“反入城”之爭，成為此後許多年廣州對外關係的主題。
與此同時，對外貿易並不發達的縣治所在地上海作為通商口岸對外開放後，在五大通商城市中脫穎而出，並在19世紀50年代初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中心。
在與英國人的交往中，廣州有著不屈服的曆史。律勞卑的狼狽而回，三元裏民眾的奮起，都是人們記憶曆久彌新的例子。在英國人的眼裏，廣州是個桀驁不馴的城市。
1843年，廣州開始進入條約口岸階段。外國商人繼續住在原來的商館裏。讓他們不滿的是，已經打了勝仗，條約也簽訂了，居住條件卻改善不大，與上海的外國人居住環境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對此，馬士在其《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寫道：在上海的外國人，數目雖然還不到100人，卻得到180英畝的麵積以供居住，後來更擴展到470英畝，這還隻是英國居留地，法國和美國的居留地尚未計算在內；在廣州的外國人數目多了3倍以上，卻被限製在大約21英畝的一個區域裏，其中約有17英畝到末了都已經蓋滿了房屋，另外所給過的唯一方便，就是在現有的十三行之外加建了3所新商行。
廣州的外國人在居住方麵的確沒有得到更多有形的特權。但他們依然可以在特定的時間，到特定的地方去遊樂。不過，英國人的傲慢和無視中國法律，常常引來廣州人的敵意，因而雙方之間總也免不了石頭和拳腳相向，最後發展成為槍炮相見的“入城”與“反入城”戰爭。
與廣州的城市性格不同，在上海的外國人明顯感覺到生活要愜意得多。當地政府官員不似廣州那樣“製造麻煩”，這裏不存在“入城”、“反入城”的問題，英國的租界建立在上海城牆與河流之間的城郊，即現在的外灘一帶。在上海租界，有足夠大的空間供這幫外國商人工作和遊樂。沒有像廣州商館那樣的限製，受狹窄生活空間的束縛——遊曆的範圍可以是一天內往返的路程。
除了生活環境有所改善外，這裏還具備了創造財富的天時、地利與人和諸要素。上海地處萬裏長江入海口和中國海岸中間站之兩條貿易航道的交匯處，既是海上航運的樞紐，從廣州、天津和日本海路往返方便；也是長江流域的龍頭，以及有著肥沃富饒的長江三角洲腹地。開放通商後，大批原先在廣州的外商開始湧向上海，大批廣東買辦、通譯等也流入上海。
19世紀50年代初期，貿易重心由廣州北移上海愈加引人注目，縣府所在地的上海的對外貿易量已超越省府所在地的廣州，崛起為全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中心。1851年，上海的出口在整個中國的出口比重達1/3。在其後幾年中，上海的出口逐漸占到全國出口的一半以上。
而對於廣州來說，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更無法壟斷對外貿易，而且眾多的商人和資金轉移到了上海或香港。與此同時，福建、浙江、安徽的茶，江蘇的絲均就近改經較短的路線運到了上海，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運往廣州。隨後爆發的席卷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太平天國運動，大量的富商和資金流向上海租界及英國殖民地香港，而廣州則在這次動搖清王朝統治的農民運動中大受影響。
就清朝的對外貿易體製而言，從“一口貿易”到多口通商，從“公行製度”到“自由貿易”，從“以我為主”的廣州貿易體製到開放主導權喪失的上海外貿體製的轉變，在一係列動蕩不安中，廣州快速地被上海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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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鴉片集散中心（一）香港作為鴉片貿易中心的地位，在鴉片戰爭期間已經奠定。當炮火在廣州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燃燒時，裝運鴉片的船隻並沒有停止進出香港。
戰爭結束後，雖然鴉片依然是非法的違禁品，但在香港一路暢通。清政府的文告無法發揮作用，港英政府所發文告也隻是給英國國內的一些反對者做做樣子而已，同時借以緩和一下對清朝的外交關係。
1843年4月13日，璞鼎查在給兩廣總督祁的照會中，稱對取締走私表示合作。4月21日，馬地臣在一封寄往倫敦的信中寫道：璞鼎查“發布了一份措辭激烈的反對（鴉片）走私的文告，不過我認為那……隻是說給英國的‘聖徒’們聽的。亨利爵士（璞鼎查）從未打算照公告辦事，而且毫無疑問私下把它看做是個大笑話。無論如何，他允許把洋藥（鴉片）運到岸上，並存放在香港。”
一般而言，怡和載滿鴉片的飛剪船，飛馳在中國東南沿海，通常將鴉片運送到停泊在五個通商口岸附近水麵的躉船上，而不是直接運送到口岸城市之內。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正是“尊重”香港總督所頒布的禁止走私的公告。
而港英政府禁止鴉片走私的實際情形，則從執行政策的英國海軍艦長賀布（Hope）被撤換一事可見一斑。1843年4月，賀布發現怡和的“雌狐號”帆船出現在當時尚未正式開放貿易的上海口外，賀布認為船上載有鴉片曾試圖攔截。當攔截未果後，賀布把其他4艘英國商船逐出了長江口。對此，香港英商一片嘩然，反對這種未經授權就幹涉鴉片運輸的行為。璞鼎查也斥責賀布這種死板執行政策的舉動。賀布曾為自己的行為辯解，結果一個多月後他被調離香港。
賀布的教訓無疑是深刻的，正如布雷克所說：不管法律條文如何規定，海軍若隻知按字麵執行港督命令而不知變通，就太沒腦筋了。嚴格執法緝拿鴉片走私，絕非青雲發達之路。羅伯·布雷克著，張青譯：怡和洋行，北京，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29～130頁。同時參見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244～245頁。此後，英國海軍對鴉片貿易所采取的態度，自然是“視而不見”。
對此，怡和洋行也進行了反思。剛經過補選成為英國國會議員的馬地臣致信怡和船隊指揮官麥克明尼（McMinnies），要求船隊不得誇耀對海軍的“勝利”，更不要對此事大肆渲染。同時，“要盡力討好清朝官吏，如果他們要求我們從一個停泊處開到另一個停泊處，我們就要照辦，並且不要太靠近他們的城市。鴉片貿易現在在英國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盡量避人耳目，為此目的，不論怎樣小心都不為過分”。《中國沿海書信集》22/4/43，怡和洋行檔案。參見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245頁。
1843年，怡和洋行的5艘飛剪船往返於香港和印度之間，另6艘來往於中國沿海的鴉片躉船停泊處——廣州的黃埔、廈門外的六島、寧波外的舟山、上海口外的吳淞、福建泉州及閩粵交界處的南澳，滿載鴉片，一片繁忙景象。
當香港戰時經濟的繁榮消退而轉入蕭條時，鴉片貿易依舊紅火，成為對華鴉片貿易的轉運中心和走私基地。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時上任時發現，幾乎所有在港商行都參與了鴉片貿易。
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報告顯示，鴉片已經成為其出口的主要貨物。同年，71艘走私鴉片的飛剪船中，怡和洋行占到19艘，它的競爭對手——顛地洋行也達13艘。
在五個口岸城市實現通商而苦力貿易尚未興起的幾年間，鴉片成了香港經濟的支柱。1847年，香港2261萬英鎊的出口總值，鴉片占到1956萬英鎊。這時從印度運來的鴉片，約有3/4儲藏在香港，然後由裝備精良的飛剪船，從這裏運向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對怡和而言，如果說鴉片飛剪船此時正進入到它的全盛時期，那麽鴉片躉船在香港則開始日薄西山。鴉片存放在岸上的倉庫裏，無疑要比存放在躉船之上安全、節省。因此，躉船在香港的使用大大減少，岸上的倉庫成了“不沉的鴉片躉船”。
香港作為鴉片貿易中心，不僅為早年的香港起死回生“貢獻”了力量，也讓作為壟斷性鴉片經銷商的怡和洋行與顛地洋行迅速壯大。擁有精良裝備的船隊，操控著鴉片壟斷價格，怡和洋行與顛地洋行維持著香港鴉片貿易“雙雄”的角色長達十餘年。直到1853年大英輪船公司來往港滬間的鴉片運輸輪船增多，怡和與顛地的壟斷地位才逐漸被打破。再過數年，清政府在與英國簽訂的條約中明確鴉片合法化，新的競爭對手逐漸崛起，鴉片貿易才呈現出另一種新格局。
顯然，鴉片貿易的獲益者不隻是港英政府及在港鴉片商人，事實上，印度政府從鴉片貿易中獲取的收益更為龐大。英國議會事後匯編而成的有關對華鴉片貿易文件顯示，1840～1841年印度從輸華鴉片獲取純收益8742萬英鎊，1857～1858年達到59183萬英鎊，1859～1860年為51697萬英鎊：鴉片收入在印度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也由當初的5%左右而擴大到14％左右，增長不可謂不迅速。餘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中華書局，北京，1997，262頁。
英國政府的茶葉進口關稅占比也大致相仿，而提供茶葉進口財源的正是鴉片貿易。顯而易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英、印三角關係依然延續著鴉片戰爭前的格局，即“印度鴉片輸入中國，中國茶葉輸給英國，英國統治印度”。譚中：英國-中國-印度三角貿易（1771～1840），載：中外關係史譯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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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鴉片集散中心（二）對於怡和等英國商行而言，當年期望占有的舟山雖然沒有被割讓，但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的開放，已經可以彌補這一“缺憾”了。作為中國最北的開放城市，上海顯然是新開放城市中最重要、最有潛力的一個。怡和洋行與其他商行一樣，在上海開埠後，快速地在上海成立了分行。
1843年11月17日，上海依照《南京條約》正式開放通商，巴富爾出任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到這年年底，7艘英國輪船先後抵達上海，其中噸位最大的，正是怡和洋行的“斯圖亞特號”（423噸）。而在登記的25名英國人中，上海怡和洋行的首任經理達拉斯名列其中。
1845年7月成為怡和洋行合夥人的達拉斯（AGDallas），達拉斯1851年回國，怡和上海大班職位由央馬地臣妻子的親戚波斯富（AlexanderPerceval）接替。由馬地臣家族任命，是怡和早期合夥人中少數與渣甸與馬地臣兩位創始人沒有血緣關係的，可見他必有過人之處。達拉斯不僅在怡和洋行中樹立了自己的地位，也在上海僑民社會中有著相當的地位。上海租界內靠近英國領事館的一號租地，由怡和洋行購得。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等五口通商剛開放時，英國國內的商人一想到要和數億人口的清朝展開貿易，是滿懷欣喜和激動的。在樂觀情緒支配下，他們充滿期待地把鋼琴乃至吃西餐用的刀叉大批運往中國：隻要每人用一套餐具，每個家庭買一架鋼琴，市場就會多麽龐大。至於棉紡織品，隻消每個中國人每年用一頂棉織睡帽，那英格蘭現有的工廠就已經供應不上了。
然而，這些商人無視於中國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貧窮之中，也無知於中國是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
結果是，開埠頭幾年運到中國的商品，很快便堆積如山。鋼琴、餐具、棉睡帽的市場從未顯現：英國舍菲爾德一家知名商行運到中國的刀叉，賣價還抵不上運費；倫敦一家商行運來的鋼琴的命運也相似，無人問津；棉睡帽則非但不是每人一頂，而是幾乎一頂也未賣出。
這些英國商人還忽視了另一種渣甸、馬地臣等在中國經營已久的商品——鴉片，正如1847年的一份英國下議院的調查報告所認為：“妨礙這種貿易發展的，根本不是由於中國不需要英國商品，也不是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競爭；花錢買鴉片——這消耗了所有的白銀而使中國人一般的貿易遭受巨大的損失；他們不得不用茶葉和絲來支付其他商品。”
就此而言，上海開埠後，怡和洋行贏得了先機。它在上海的一個核心收入，正是擁有絕對實力的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