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世界上最後一位嬉皮士(3)

當格雷格獨自一人時，在走廊裏，總是顯得呆滯虛弱；和一群人在一起時，他就會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他會“恢複知覺”，變得風趣、有魅力、純真坦率、愛交際。每個人都喜歡他。他會隨時對與他交往的人作出反應，而且非常輕鬆、幽默，一點也沒有要欺騙別人的意思。但是在他與別人的交談和對別人言行的反應中總有什麽地方太輕率或太過於油嘴滑舌、沒有分寸，還有，他會在瞬間把一切忘得幹幹淨淨。當然，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問題，是他的疾病帶來的困擾。因此，??們會很清晰地知道，在一家慢性病醫院裏，憂鬱的情緒、狂怒的情緒、無助的情緒，總是時時刻刻在醞釀或主宰一切。像格雷格這樣的病人，看上去從來沒有壞情緒，一旦和別人交往，就總是樂嗬嗬的，給別人愉悅感，這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

奇怪的是，他看起來有一種特有的生命力或者健康——愉悅、有創造力、直接、有生氣。這些可能與他的疾病有關。這在其他的病人看來（包括我們在內的所有的人），是令人愉悅的。在信印度教之前，他是那樣難以相處、讓人煩惱、那樣的叛逆，現在所有的憤怒、痛苦和焦慮看起來都消失了，他完全處於一種平和的狀態。他的父親在兒子被大麻、宗教和腫瘤光顧之前，曾和他有過一段水火不容的日子，在一次徹底敞開胸懷的對談中他對我說：“這就像是做了額葉切除手術一樣。”接著，他又帶著極大諷刺意味說：“額葉——這玩意兒又有什麽用呢？”

神奇的額葉

額葉的高度發育是大腦最讓人感覺驚奇的一個特征，其他靈長類動物的額葉都沒有人類這麽大，其他哺乳類動物則難以見到額葉的進化。而且，額葉還是人自降生後，大腦發育中最明顯的部分（一直到7歲左右，它才會發育完全）。不過，我們對額葉的功能、它是如何發揮作用等一係列問題的認識，經曆了一個非常曲折而且模棱兩可的過程。一直到現在，還遠遠沒有搞清楚。這些不確定性通過菲尼亞斯·蓋奇那個有名的例子，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表現。從1848年至今，人們對這個病例進行過各種解釋，也產生過各種各樣的誤解。蓋奇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工頭，他帶領著一隊工人在佛蒙特州的伯靈頓修建一條鐵路。1848年9月，一場罕見的事故發生了。在鋪設鐵軌的沿途，需要炸掉阻塞通道的所有障礙物。為了填炸藥，蓋奇必須使用一根鐵夯（1.2米長，最粗處直徑達3厘米）。有一天，當蓋奇用他的鐵夯把炸藥填塞到孔中時，炸藥不幸提早爆炸，鐵夯穿透他的顱骨，直到前腦。令人驚異的是，經過短時期的昏迷後，蓋奇不僅沒有死，而且似乎並未受到明顯影響。當炎症消除後，他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每天照樣早起，乘車到鎮上上班。他的行為舉止看上去沒有任何異常，做事理性、頭腦清晰、思維敏捷，碰到當地的醫生時還說：“好啊，醫生，這兒的生意可真夠你忙活的！”

在受傷後不久，蓋奇的額葉部位出現了膿腫，並開始發燒，不過，幾周之後他就康複了。到1849年年初，人們都認為他“已經徹底痊愈了”。他的大難不死被看做是一次醫學奇跡，在額葉受到嚴重損傷之後，他似乎並無大礙。這個病例充分證明：大腦的額葉部位並沒有什麽特殊的功能，它不像大腦的其他（未受損的）部位那樣，可以同等地發揮作用。早在19世紀初期，顱相學家就認為，人的大腦可以被分隔成若幹固定的區域，各有高度專一的功能，分別負責智力才能或者道德水平。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在19世紀的30年代和40年代，大腦有時還被認為就是一個普通的人體器官，和膽髒並沒有根本的差別。當時一位偉大的生理學家弗盧朗就曾經說：“大腦分泌思想，這就像膽髒分泌膽汁一樣。”在大腦受損後，蓋奇的行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顯然是對這種觀念的一個有力佐證。

實際上，在事故發生數周之內，蓋奇的性格出現了明顯變化。而正是剛剛提到的那些教條思想，導致在蓋奇身上發生的變化被人們嚴重忽略了。當時對蓋奇做過最自信研究的，是約翰·馬廷·哈洛醫生。現在則是被新的教條影響，即神經係統所謂的“高級”層次和“低級”層次。直到事件發生20年之後，他才給出了當初在1848年他並沒有提到過的一些狀況，而這些生動的描述，顯然在當時都被大家忽略了。

蓋奇反複無常，不尊重他人，經常肆無忌憚地使用最粗俗的褻瀆語言（在此之前，他從不這樣），幾乎不再聽從他的那些夥計們的任何建議，任何事隻要不合他意，他都會很不耐煩。有時候還頑固得要命，想法變來變去，猶豫不決，對將來會搞出一大堆的計劃，還沒等到做安排，就又把這些想法都拋在腦後。他的智力和表現完全就像一個孩子，作為一個男人就像野獸一樣衝動。在他受傷之前，盡管沒有在學校受過專門的訓練，蓋奇的頭腦非常冷靜，認識他的人都說，他非常精明，是個有條理的人，實施計劃時總是精力充沛、堅持不懈。由此可以看出，他受傷後的變化是很明顯的，他的朋友都說，他已經不是“原來的蓋奇”了。

看起來，額葉損傷還會帶來一種“抑鬱解除”效果，會讓大腦釋放出一種動物般或者孩子似的情緒，蓋奇也由此變得反複無常，行為古怪，急躁衝動。

但是，激動、發泄、抑鬱解除，還不完全是額葉受到損傷的全部後果。1967年，戴維·費雷爾在一次講座中，把蓋奇的病例介紹給了世界範圍的醫學團體。他曾切除了猴子的額葉部分作實驗，觀察到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症狀：

盡管沒有出現顯而易見的生理學上的症狀，但是我可以觀察到動物的性格和行為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轉變……以前，它們對周圍發生的一切都很感興趣，會好奇地窺探它們視野範圍內的變化，可是現在，它們對任何事都無動於衷，變得遲鈍無趣，或者昏昏欲睡，隻對引起**的事情或是當下的印象有些反應，它們無精打采、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盡管這種切除實際上並沒有影響他們的智力，但一切的表現都說明，他們失去了專心地、明智地去進行觀察的能力。

19世紀8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額葉腫瘤會產生如下多種類型的症狀：間歇性的疲憊、精神遲鈍、精神活動速度變慢，有時還會出現性格的突變、行為失控。根據高爾的說法，甚至還會出現“慢性精神失常”。對額葉腫瘤實施的第一例手術是在1884年進行的，針對精神病症狀實施的額葉腫瘤手術則是在1888年進行的。進行這種手術的依據就是，這些病人（可能是精神分裂）的妄想、幻覺、興奮等症狀，都是由於大腦額葉部位的過度活躍或者病理性活動引起的。

此後，有關這種手術的嚐試，55年中一直沒有再出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葡萄牙神經病學家埃加斯·莫尼斯發展了“額葉切除術”，他很快就用這種技術給20名病人（其中，有些出現了焦慮和抑鬱的症狀，有些則出現了慢性的精神分裂症）實施了手術。1936年，他發表了針對這一技術的專著，引起了全世界廣泛的關注，隨之興起了一股推廣這種手術治療的狂潮。在這種狂熱中，莫尼斯論證的不嚴密、態度的輕率，甚至不誠實，都被當時的人們忽略了。莫尼斯創造了一個新的詞匯“精神外科學”，他的著作引發了這個學科在世界各地爆發式的成長——巴西、古巴、羅馬尼亞、英國，尤其是在意大利。但是，這門科學最廣泛的影響還是出現在美國。在那裏，一名叫做沃爾特·弗裏曼的精神科醫生創造了一種令人恐怖的新的手術方式，他稱之為“經眼眶額葉切除術”。據他描述，手術的實施過程是這樣的：

這個過程需要趁著病人沒有防備時，先把他打暈過去，在他處於“麻木”狀態的時候，用一個冰鎬，經由眼眶的頂部，插進病人的眼球和眼瞼之間，也就是插入大腦的額葉部位，然後把工具來回攪動，最終把額葉做橫向切除。我給兩個病人做過雙側的切除，給一個病人做過一側的切除，沒有出現過任何並發症，隻有一個病人出現了明顯的黑眼圈。這種手術可能會對病人日後的生活有影響，看上去確實也很殘忍，但是它實施起來真的很方便。這些病人日後的狀況如何還有待觀察，不過實施手術確實明顯減輕了他們的症狀，由此造成的行動不便也是微不足道的。手術後，他們甚至可以在一小時左右的時間裏自己直接起身回家。

把用冰鎬做精神外科手術看得和在辦公室上班一樣輕鬆自如，按照常規，這本該引起巨大的驚愕和恐慌，但是，當時人們卻競相模仿。到1949年，美國有超過一萬例這樣的手術，之後的兩年又有一萬例手術出現。莫尼斯被廣為稱頌，成了精神病人的“大救星”，還在195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用麥克唐納·克裏奇利的話說，這是該事件“恥辱記錄的頂峰”。

這種手術所取得的效果，當然並不是什麽“治愈”，而隻是一種“馴良的狀態”，一種被動順從的狀況，與原來活躍的病症相比，根本或者說遠遠算不上什麽“健康的狀態”，而且再也不會有康複的可能性。羅伯特·洛厄爾在其著作《關於西街和勒普克》中，對做過腦葉切除手術的勒普克進行如下描述：

無精打采、枯燥乏味，腦葉切除後，

他在綿羊般溫順的平靜情緒中漂流。

在那裏，不再有電療椅上的刺激，

給他作出令人痛苦的再評估。

丟失了與周圍的所有聯係，

如同懸浮在空中的一塊綠洲……

1966到1990年間，我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醫院工作時，見到過幾十位做過額葉切除術的可憐病人，很多人比勒普克受的傷害還要大，有些從精神上來說，已經被這種手術殺死了，或者說，他們被人殘忍地謀殺了。

額葉部位是不是有一個環形的病理組織，造成精神疾患的痛苦——這種觀念最早是在19世紀80年代提出的，莫尼斯接受的正是這種觀念。我們的理智、良心、責任感，我們的職責、義務，都會對我們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壓力，有時候，這種壓力過大，就會讓我們無法承受，此時，我們就需要讓自己短暫地從極度的抑製中、從明智和清醒中解脫出來，給自己的心靈放一個假。我們需要讓額葉休息一下，就像在酒神節裏，讓我們身上所有的感官和本能都得到釋放。平時，我們都要受到文明生活的種種約束，這種壓抑必須要通過某種途徑得到釋放。

這樣一種觀念，在不同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時期都是存在的，也是被認可的。我們所有人，也都有讓自己的額葉休息一下的需要。可是，如果額葉出現了嚴重的病症或傷害，悲劇也就發生了：我們的額葉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就無法再回到原來的正常狀態，這也正是蓋奇和格雷格碰到的問題。

1979年3月，我在給格雷格所做的筆記中寫道：“遊戲、歌曲、韻文、談話等，可以讓他很好地控製自己……因為這些東西有內在的韻律，可以自然地流淌，可以帶動他，讓他感覺自如。”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另外一位患有健忘症的病人吉米給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吉米在去教堂做彌撒的時候，完全就像一個正常人。他可以很自如地參與一些有意義的活動，與其他人共同形成一個“有機體”，所有健忘症的特征，此時似乎都被克服或是消失了——別人自然也根本注意不到他的病情。我還在英格蘭對一位類似的病人作過觀察。他是個音樂學者，因為暫時性的額葉腦炎患上了嚴重的健忘症：一件事情過去幾分鍾，他就完全記不得了。不過，他卻能夠記憶甚至主動去學習非常複雜的音樂作品，可以去指揮演出，還可以用管風琴即興進行演奏。

格雷格的情況也很相似：他不僅對60年代的歌曲有著非常清晰的記憶，而且能夠輕鬆地學會新的歌曲——盡管記憶一些事實會有很大的困難。看起來，大腦對這類事物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機製來運作的。格雷格還能夠非常輕鬆地記住一些打油詩和朗朗上口的詞句（病房裏總在播放的收音機和電視機的節目中，成百上千這樣的句子，的的確確都被格雷格記了下來）。在入院後不久，我就用下麵的一首打油詩對他進行了測試：

寶寶乖乖睡大覺，

安安靜靜不哭鬧。

壞孩子不睡愛哭鬧，

得了狂犬病，

就得打一針！

格雷格很快就能重複著背出來，一個字都不錯，背完之後還大笑，問是不是我胡編的，還說：“這可讓人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像是埃德加·愛倫·坡的詩。”不過，兩分鍾之後，他就把這首打油詩忘得精光；在我提醒他這首打油詩的韻腳之後，他才慢慢地回憶起來。又重複了幾次之後，不需要任何提示，他就可以輕鬆地背出來了；每次見到我，還都用那種很濃的舞台腔背給我聽。

這種輕鬆能夠記下歌詞和朗朗上口的詞句的能力，是不是僅僅是一種停留在表麵的、程序上的能力呢？或許這種能力也有情感的深度或者廣度，能夠深入格雷格平時無法達到的狀態？可以確定的是，確實有一些音樂能讓他激動不已，成為打開他心靈的一把鑰匙，這讓格雷格看上去和正常人根本就沒有什麽兩樣。他不再像是一個額葉綜合征患者，而且可以說是暫時地被音樂“治好了”。這時候，即使是他的腦電圖，在大多數情況下很慢也很不連貫，但因為有了音樂，一下子變得平靜而且有韻律感。

我們還在歌曲中嵌入一些簡單的信息，這樣，格雷格每天就可以通過學習歌曲的方式來獲取這些信息。他能很自然地把這些信息和其他信息分離出來，在沒有韻律和節奏的時候，他也可以複述出來。比如“今天是1995年7月9日”這樣的信息。可是，當一個人被深深困在健忘的泥沼中無法自拔，當他完全沒有曆史和時間的概念而隻是存在於每一個獨立的時刻的時候，這樣的信息對他會有什麽真實的含義呢？知道這樣一個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什麽意義都沒有。音樂的刺激和喚醒的力量，通過給旋律專門編寫的歌詞，可以把他與當前的生活和現實世界聯係起來。音樂的這種功能是不是可以更為持久，更為深入呢？能否不僅僅給他一些獨立的“事實”，而且給他時間的概念和曆史的概念，獲得事件之間的相互聯係，獲得思考和感受的整體框架呢（即使是一種人為模擬的）？

丟失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