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世界上最後一位嬉皮士(2)

格雷格已經完全無視自己的“失明”了，他不再明白“看”和“觀察”到底是什麽意思。這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意識以及自我認知上的一個重要的變化，看起來已經遠遠不是單純的身體缺陷那麽簡單。

在考察他的記憶力的時候，我就已經隱約有了這樣的感受。我發現，他實際上完全把自己緊閉在一個特定時刻——就是“現在”——似乎對過去和未來完全沒有感覺。在他的內心，已經沒有了讓過去和現在進行對話的能力，不再明白經曆的含義。對於我們普通人，正是這些才構成了我們的意識和內心體驗。他似乎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完全沒有感覺，也不再有對將來的預期和目的，而這些則是會伴隨我們正常人一生的感受。

不存在的記憶

格雷格很輕鬆地就適應了在威廉·布裏奇醫院的生活。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因為慢性病，就這樣被禁錮在（而且可能是永遠地）這家醫院裏。沒有任何憤怒的反抗，沒有對命運不公的抱怨，而且顯然也沒有覺得羞恥，更沒有任何絕望。就這樣，他順從且無所謂地，就把自己丟在了威廉·布裏奇醫院這潭死水之中。當我問他有什麽感受的時候，他回答說：“我沒有選擇啊！”就像他說的，這種態度看來是明智的，而且具有非同尋常的哲理意味。然而，這種哲理卻是由於他的無所謂和傷病造成的腦部傷害。

他的父母曾因為他的叛逆與他關係疏遠，現在卻每天都來看他，照顧他。他們這個得了病的兒子無助地待在醫院裏，再不會四處亂跑，隻是微笑地等待他們來探望。如果他不是在“等待”父母的探望，也許會更好些——若是他們有事脫不開身，一連數日都不來看他，他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下次來看他時，他還會像以前一樣熱忱地和父母會麵。

格雷格很快就在這裏安頓了下來，帶著他的搖滾唱片、吉他、他念經用的串珠和他的有聲讀物，開始接受一係列的治療：物理治療、職業治療、音樂小組、戲劇。在他住院後不久，他就被轉移到了一間有很多年輕人的病房。在那裏，他開朗、樂觀的個性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喜愛。實際上，他並不能真正識別周圍任何一個病人或者醫務人員，至少在前幾個月裏都是這樣，不過他總是高高興興地（而且是不加區分地）和每一個人交流。他至少有兩個比較特別的朋友，並不能說有多深的友誼，但相處很愉快，而且可以完全地接納對方。他的母親回憶說：“一個是艾迪，擁有理科碩士學位……他們都熱愛音樂，兩個人住在隔壁，經常坐在一起聊天……還有朱迪，她也會和他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艾迪後來死了，朱迪轉往了布魯克林的醫院。此後許多年，格雷格再也沒有遇到過這麽要好的朋友了。這兩個人離開後，格雷格的母親還會時常記起他們，但是格雷格卻不會，他沒有找過他們，也沒有問起他們。也有可能像他母親說的那樣，他比其他人更難過，至少不再那麽活躍了，因為正是這兩位朋友激勵了他，讓他高興地聊天、聽唱片，還編五行打油詩、開玩笑、唱歌，是他們讓格雷格得以擺脫那種“死寂的狀態”，要不然他隻會更沉迷其中而無法自拔。

一家慢性病醫院就像是一個村子或者是一座小小的城鎮。在這裏，病人和醫護人員住在一起，相處的時間可以長達數年，每個人都差不多會碰到、會認識這裏所有的人。我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格雷格坐在輪椅裏，被推著去加入不同的治療項目，或者是到天井聊天，臉上帶著一種古怪的表情，像是一直在尋找著什麽。逐漸地，他也能夠認出我，至少知道了我的名字，每次我們見麵的時候他都會問：“最近過得怎麽樣，薩克斯醫生？你下一本書什麽時候才能出來啊？”（這個問題讓我很憂慮——當時，在《覺醒》出版之後，一直間隔了差不多11年，我的另一本書《單腿站立》才出版。）

他確實能夠記得一些人的名字，隨著接觸機會的增加，他還能把一些細節信息和新認識的人聯係起來。當時，他認識了康妮·托馬伊諾，一位音樂治療師，他能夠一下子就辨別出她的聲音和她的腳步聲，不過，他一直記不得是在什麽地方通過什麽方式和她見過麵。有一天，格雷格和我談論起“另外一個康妮”，那個也叫康妮的女孩是他在高中時就認識的朋友。他告訴我說，那個康妮也非常優秀，頗具音樂才華。“怎麽我認識的康妮都這麽有音樂才華呢？”他打趣說。那位康妮可以指揮一個樂團演奏，會給大家分發樂譜，在學校裏唱歌時還能演奏鍵盤式手風琴。到此時我們才意識到，他說的那個康妮，其實就是現在認識的這個康妮。他還補充說：“你知道嗎？她也演奏小號。”這就更讓我們確信無疑，因為康妮·托馬伊諾就是一名專業的小號演奏者。類似的事情在格雷格身上經常發生，他總是會把事情出現的背景搞錯，無法讓那些細節和現實有效地聯係起來。

他對兩個康妮的感受，把後來認識的康妮分成兩個人，這是他時常處於迷惑狀態的一個特征，這也表明，因為無法保留或者無法理解時間概念，他需要去假設或增加一些人物。通過不斷重複，格雷格似乎能夠記住一些“事實”，並讓這些事實保持在大腦中。但這些事實都是相互孤立的，都被剝奪了具體的“情境”。一個人、一種聲音、一個地方，都可以逐漸變成他熟悉的事實，但他還是不能記住是在什麽時候見過這個人，聽過這個聲音，到過這個地方。最讓格雷格煩惱不安的，也正是那種附帶情境的記憶。絕大多數的健忘症患者都是如此。

其他類型的記憶在格雷格的頭腦中都完整無缺：比如讀書期間學到的幾何學知識，格雷格完全運用自如。他能一眼就看出，直角三角形斜邊的長度小於另外兩條邊的長度之和。用專業術語來說，他的“語義學記憶”完好無損。而且，他不僅仍然擁有彈吉他的能力，還學習了新的歌曲，並從康妮那裏學到了新的演奏技巧和指法。在威廉·布裏奇醫院，他還學會了打字。因此我們可以說，他的程序性記憶沒有從根本上受到傷害。

最近，他開始嚐試著自己去附近的電影院和禮堂、天井（這是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並能自己找到回醫院的路。學會這些花了他將近三個月的時間，是一個緩慢的適應和熟悉的過程。盡管如此，一旦他掌握了某項技能，就能把它牢固地記下來，而且不再忘記。

顯然，腫瘤的生長給格雷格帶來的損傷很複雜，而且整個病例都讓人好奇。首先，腫瘤顳葉（尤其是海馬狀突起和臨近的大腦皮層）的內側和中間部位有壓迫和損傷，這些部位對於大腦形成新的記憶功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出現了這樣的損傷，格雷格獲取新事實和記憶新事件的能力被徹底毀壞了，對所有新的事件和事實都無法形成“顯性”記憶。不過，盡管不能有意識地回憶發生的事件、曾經的遭遇，他依然對這些東西有著一種“隱性”的記憶，這種記憶是通過執行具體的行為來表現的。這種“隱性”能力讓他可以慢慢地熟悉所要接受的治療安排、醫院的一些規定，熟悉一部分醫護人員，並且讓他能夠作出判斷，哪些人和事是自己喜歡的，哪些是自己厭惡的。

“顯性學習”需要有關記憶的內側顳葉保持完整，不能受到損傷；而“隱性學習”可以采用更原始的、更多樣的途徑，比如條件作用、適應性等。顯性學習牽涉複雜的概念構造過程，大腦皮層的各個部分都要綜合調動起來，從而構造一個統一的語境，或者叫做“情境”。這樣一個綜合性的存在在大腦中隻能保持大約一分鍾的時間——這是短期記憶的時間界限——此後就會消失，除非可以被轉化成為長期記憶。因此，高層次的記憶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牽涉到感知的傳遞、感知的綜合，從短期記憶到長期記憶的轉化。患者就是因為顳葉受到損傷，才使得這種轉化機製無法完成。也正因如此，盡管格雷格能夠精確地重複複雜的句子，而且在聽到句子時能夠理解，然而在三分鍾左右，或者更短的時間內，隻要注意力被分散一小會兒，剛剛記住的內容就被忘得一幹二淨，那些記憶似乎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神經生理學家拉瑞·史奎爾，一直是這方麵研究的中心人物，他曾清晰地闡釋過顳葉在短期記憶向長期記憶轉化機製中發揮的作用。簡單來說，大多數的這種轉化機製都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幾乎所有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曆，偶爾，會突然忘掉一個本來印象深刻的想法，或者一個活靈活現的形象，但是隻有那些健忘症患者，這種轉化機製的不確定才被發揮到極致。

格雷格再也無法把當前的感知或瞬間記憶轉化成長期的記憶，他把自己擱淺在了20世紀的60年代。在他接受新信息的能力被破壞之後，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學著吸收一些新信息，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盡管這個過程非常緩慢，而且做得不夠好。

被偷走的靈魂

在病房裏一待就是幾個小時，沒有任何自主的活動，這對格雷格來說，根本算不上什麽。這種遲鈍的狀態，護士們最初稱之為“孵蛋”。這種狀況在寺院裏也許會被看做是在冥想。而我感覺這就是一種嚴重的病理學上的“怠惰”，幾乎完全沒有心理活動，也沒有心理影響。很難給這種狀態起一個恰當的名稱，它和“警惕而專注的清醒”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狀態，和睡眠也不是一回事。它是空虛的，和精神的正常狀態並不相像。這種狀態讓我想起一些患有腦炎後綜合征的病人，他們也都同樣有著嚴重的中腦損傷。一旦有人要和他們說話，或者他們身邊有聲音（尤其是音樂）的刺激，這些病人就會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突然一下子清醒過來”。

格雷格一旦被喚醒，一旦他的大腦皮層恢複了生機，人們就能看到他生氣勃勃的一麵以一種奇怪的**不羈的方式表現出來。在額葉的眶部（也就是靠近眼部區域的額葉部位）受到損傷時，也就是患有眶額葉綜合征時，就會表現出類似的特征。額葉是大腦中最為複雜的一個部分，它並非是和運動或者感知等這些“低級”功能相關，而是與某種更“高級”的功能相關：它負責把所有的判斷和行為，所有的想象和情感，最終集合成一種獨特的身份，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性格”或“自我”。大腦的其他部位受到了損傷之後，人的感知力、行動、寓言或者一些特定的認知能力、記憶功能等，可能會受到相應的損害。但是額葉的損傷則與此不同，它不會影響這些具體的功能，而是會產生一種更微妙、同時也更深刻的變化，使得人們對自我的認知出現紊亂。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格雷格的父母在1975年最終見到他時，感到非常恐怖，不是為了他的失明、他的虛弱，或者他的迷糊和健忘症。他不僅僅受到了傷害，而且變得麵目全非，用他父親的話說就是，被一個模糊的影像或者被仙女偷換了，把“靈魂驅逐出了”。盡管聲音、舉止、智力表明還是格雷格本人，沒有發生改變，但是“精神”、“存在”、“深度”早已不是他本人，隻是一個化身，談吐詼諧、輕佻、俏皮多變等物性占領了他的靈魂，成了過去那個莊重的靈魂的替代物。

這種談吐詼諧，就是眶額葉綜合征的一種典型症狀。它在這類患者身上是如此惹人注目，以至於這種病還被賦予了另外的名稱，叫做“戲謔症”。

在這種狀態下，患者一種無可抗拒的傾向就是做語言遊戲，說雙關語。有一次，我在格雷格的房間裏看到另外一個病人走過。我對格雷格說：“那是伯尼。”“伯尼是黑泥。”他打趣說。還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餐廳裏等著吃午餐。當護士宣布“午餐在這裏了”時，他馬上跟著反應說：“胃口要爽了。”當護士說：“我可以把你這隻雞的皮剝掉嗎？”他馬上說：“為什麽不留下一點皮呢？”“哦，是你要吃這些皮吧？”護士有些迷惑。“不是啊！”他回答說，“我隻是說說而已。”在一定程度上，他有些超常地敏感了，但這種敏感實際上是一種被動的行為，完全沒有選擇性，也沒有焦點話題。這種敏感針對的對象也沒有任何差別——宏大的、瑣碎的、神聖的、荒謬的，全部都混合在一起，毫無差別地同等對待。在這些病人直接的沒有預謀的（經常是嬉戲的）反應中，可能會存在一種孩子般天真的無拘無束和透明的感覺；也會有一種讓人不安、覺得怪異的東西，因為有著即時反應能力的大腦（依然可以非常有智慧、有創造性）會失去連貫性、靈性和自主性，失去“自我”，使人徹底成為每一種情緒的奴隸。法國神經學者弗朗索瓦·萊爾米特曾提到，在這種病人身上有一種“環境依賴綜合征”——病人無法讓自己和周圍的環境保持一種心理上的距離。他捕獲了周圍的環境，同時也被周圍的環境捕獲，他無法把自己和周圍的環境區分開來。

做夢和行走，對正常人來說，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方式。做夢的時候，一個人是在睡眠狀態，人與外界的感知和行動之間的聯係都完全中斷了；而在行走狀態下，人們對外界的認識直接受到外部實際狀況的約束。但是，對格雷格來說，這兩者之間的界限似乎已經垮掉了，結果就形成一種走路就像是在公共場合做夢的行為，在行走中，夢幻般的奇想、信號都會激增、擴散，並與大腦在行走中的感知交織關聯。③這些關聯充分展示了奇想的作用，明確地說就是生理反應——錯亂、濃縮、“多因素決定”。弗洛伊德認為，這些就是夢的特點。

所有這些都讓人非常同情格雷格，他經常處於這種半夢半醒的中間狀態，如果正常的控製和思考的選擇性都消失了，那麽就隻剩下奇想和智慧，一半是自由、一半是抑製的狀態。這種狀況肯定是一種生理上的病態，但其中還有原始的、孩子般的、逗笑的成分。格雷格的怪誕，時常口吐格言的講話方式，加上他那看上去非常平靜的外表（實際上是平淡乏味），都讓他完全成了一個幼稚和智慧的結合體，讓他在病房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含糊不定卻又受人尊敬，一個“神聖的傻瓜”。

作為一名神經專科醫生，我還是想說一說格雷格的症狀的缺陷。我使用的這些詞並不一定能充分地描述出他的情況。我感覺他已經成了另外一種類型的人，盡管他的額葉組織受到了損傷，這種損傷在一定程度上讓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這也給了他另外一種身份或者性格，盡管是一種有些古怪，或者說有些原始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