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2)

就像弗裏曼·戴森總喜歡說的那樣，大自然的想象力比人類的想象力要豐富。他還舉出了物理和生物世界的豐富性、物理形式和生命形態的多樣性。我作為一名內科醫生，對這種豐富性的研究方式就是發現健康和疾病的各種具體表現，各種形式的個體的適應過程，生命體麵對生命的種種挑戰和無常變化時，對自己所做的調試和重整。

缺陷、紊亂、疾患，從這個意義上說，扮演的就是複雜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角色。它們激發了生命體的各項潛能；若是沒有它們，這些發展和進化的潛能，人們可能不僅看不到，而且無法想象。疾病的這種自相矛盾的作用，它的激發創造性的潛能，也形成了本書討論的核心主題。

因此，在人們麵對疾病的發展而感覺恐懼無助時，不妨試著把它看做是在調動身體的創造潛能——你看，它們雖然破壞了生理活動的某些路徑、某些方式，但它們同時也在迫使神經係統使用其他的路徑或者方式，迫使身體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成長或者進化。這種發展或疾病的另一麵是我幾乎在每個病人身上都能看到的東西，而且這正是我在這裏特別希望闡述的。

A.R.盧瑞亞也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他曾仔細研究患有腦部腫瘤、大腦受過外傷以及抽風但存活時間又很長的病人，以及他們得以存活所采取的方法和適應途徑。在這方麵，他的成就比同時代任何神經學學者都更突出。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和他的導師維果茨基一起研究過患有失明和聽覺障礙的孩子。維果茨基強調的是這些孩子的完美無缺，而不是他們的缺陷和不健全，他寫道：

每一個殘疾的孩子，都代表身體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發展形態……如果說失聰和失明的孩子也可以獲得正常孩子同樣的發育水平，那麽這個有缺陷的孩子使用的就是另外一種方式，通過另外一種途徑，采取另外一種手段成長。對於教育者來說，尤其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每一個孩子所采取路徑的獨特性，一定要通過那條路徑來引導他們。這種獨特性可以把殘疾者身體的“負麵因素”轉化為補償所得的“正麵因素”。

出現在這些病人身上的那些頑強的適應性讓盧瑞亞覺得，應該對人的大腦有一個新的認識，不該把它看成是一個完全程式化的、靜止的器官，而是應該把它看做一個動態的、活躍的、可以有效進行適應性調整的係統，足以作出改變和自我進化，不停地調整以適應生命體的需要。首先來說，就是要在大腦出現任何障礙和紊亂的情況下，盡量去構造邏輯一致的“自我”和“外部世界”。顯然，大腦的不同部位之間存在功能上的細微差異：大腦中有數以百計的細小區域，每一個區域對每一種認知和行為方式都至關重要——從對色彩和運動的感知，到個人可能具有的智識傾向。最為神奇和讓人迷惑的是，在形成“自我”的過程中，這些不同的部位是如何相互配合、協調並發揮作用的。

大腦這種卓越的可塑性、驚人的適應能力，不僅僅是在神經或感知障礙的這種特殊（而且經常是令人絕望的）環境下才會出現，它還逐漸左右了我自己對病人以及他們生命的觀念。其影響之深讓我有時禁不住想，是否有必要給“健康”和“疾病”重新下個定義呢？那樣的話，就能用肌體創造新的組織和秩序的能力來對它們進行衡量，人們可以適應這種改變後的、特殊的配置和需要，而不是再刻板僵化地使用“正常”的概念。

疾病意味著生命遇到了波折，但是這種波折也並不是一定會出現的。幾乎我所有的病人，至少在我看來，不管碰到的具體問題是什麽，他們都在努力追求積極的生活——盡管他們的身體出現了狀況，但恰好就是因為這些狀況，才使得他們得以快樂、安然地活著。

這就是本書7個故事的本質——人類的精神。7個故事的主人公以這種令人意外的方式在這裏相遇。本書中的人物都曾遭受精神疾病的侵襲，患有圖雷特綜合征、自閉症、健忘症，還有全色盲。他們是這些病症的代表，他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有自己棲息的獨特的（一定意義上是他們自己創造的）世界。

這些都是幸存者的故事，是身體狀況被改變（有時是被徹底改變）後的幸存者的故事。因為我們身體固有的那種奇妙（有時又是危險的）的重建和適應能力，他們才得以幸存下來。在我以前寫的書裏，往往集中闡述在神經疾患的衝擊下，“自我”的“保存”以及“自我”的“喪失”（這種情況寫得較少）。我現在意識到，使用這樣的詞匯也許太簡單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既不是自我的保存，也不是自我的喪失，更多的是一種適應、一種調整，甚至是一種蛻變，他們的大腦和“現實”都被徹底改變了。

內科醫生需要對病人在疾患刺激下的“個性”和內心世界進行研究。但是患者所處的境況，他們大腦構造的自我世界，是無法通過從外部觀察他們的行為得知的。作為客觀的科學方法的補充，我們必須采用一種設身處地的處理方法，就像福柯所寫的，“躍入病態意識的內部，努力從病人自己的角度去觀察病理的世界”。對於這種直覺和移情的性質和必要性，再也沒有人比G.K.切斯特頓通過他的精神偵探（布朗神父）之口所說的話更恰當的了。當有人問布朗神父他的方法和秘訣時，他回答說：

科學是一種神奇的工具，就它的實際意義而言，“科學”一詞是這個世界上最崇高的詞匯之一。不過，當今世界，人們在說起這個詞的時候，它到底意味著什麽呢？什麽時候人們會說偵查是一門科學呢？什麽時候人們會說犯罪學是一門科學呢？在說科學這個詞的時候，他們意味著，必須要從一個人的外部來觀察他，仿佛他是一隻巨大的昆蟲；他們說這種方法是不帶偏見的，我卻說這種方法是毫無人性的。他們需要讓自己和研究對象離得遠遠的，好讓他看起來就像一隻遙遠的史前怪獸；緊緊盯著他那“罪犯的顱骨”，就像是在研究犀牛鼻子上長出的怪角。當科學家在說一個人的時候，從不意味著他在說自己，他說的經常隻是他的鄰居，那個境況不如他的鄰居。我不否認，偏見有時可能是非常好的，可是在一定意義上，它本身就是科學的反麵。它不僅不會讓我們獲得知識，實際上還會壓抑我們原有的對世界的認知。它是在把一個朋友作為陌生人來看待，並且假裝他們的熟識是非常遙遠而且神秘的存在。這就好比人的兩眼之間有一個昆蟲吻部一樣的東西，而這使他每二十四小時就會奇怪地昏倒，不省人事。好了，你們所說的“秘訣”恰恰不是什麽“秘訣”。我不想維持一定的距離來觀察人，我要努力深入他的內心。

要對這種發生了深刻變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進行探索，絕不是在谘詢室或診室裏能夠做到的。法國神經學學者弗朗索瓦·萊赫米特對此尤為敏銳，他就不隻是在自己的診所裏麵觀察病情，而是常去病人的家裏探望，帶他們去飯店或者劇院，或是開車載他們同行，盡最大可能和病人分享生活中的一切。從事普通全科診療的內科醫生的做法與此很相似，或者說曾與此很相似。這也就是為什麽當我的父親90歲還不願意退休的時候，我們說：“至少你不用再出診了。”可他卻回答：“不。其他什麽事情都可以不做，就是不能不出診。”

父親的話深深影響了我，像他一樣，我也脫掉自己的白大褂，離開工作了25年的醫院，開始深入病人在我診所之外的實際生活。我試圖像一個博物學家那樣觀察生活的各種稀有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我又像一個人類學家，一個神經人類學家；但更多的時候，我還是像一個內科醫生那樣，給這兒打電話，給那兒打電話，然後四處出診，到人類生存經驗的邊緣去作診斷。

本書中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些“變形記”，記錄由神經問題帶來的變化。而且，無論普通人覺得他們如何怪異，這些生存狀況都是人類自然形態的一部分，都不該遭受絲毫貶損或嘲笑。

奧利弗·薩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