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側麵 內清外濁、亦白亦黑的非典型聖人(3)
此時的曾家，已經不是小地主曾家，也不是翰林時期的曾家，而是二品大員之家。一切舉止做派，都已經是大族氣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的祖父出門去看新修的墳墓，派頭已經十分威風：
次日，祖父帶紅頂，穿呢馬褂，綢夾衣，珠履，坐椅轎，用四夫，依然子扛，後麵扛內用一人打一詹傘。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墳。三炮而出，三炮而入，頗屬大觀。
當然，不論曾四老爺如何長袖善舞，他的經營成果隻能滿足湘鄉曾家的日常生活排場需要，並無餘力幫助在京為官的曾國藩。不過，道光二十七年之後，隨著官職的升遷，曾國藩在京的經濟狀況也出現了一定改善。
三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侍郎級（副部級）高官，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國藩以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銜，也就是說，實職是內閣學士，但享受“副部”級別，“躋身卿貳”。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補了禮部右侍郎，又創造了一個新紀錄：成為了清朝開國以來湘鄉縣出的第一個實職“副部長”。
道光三十年正月，對曾國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鹹豐登基，對曾國藩仍然倚任不衰，屢任命其兼屬他部。到鹹豐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個部，曾國藩一個人就兼了五個侍郎。
如果不選擇做清官，曾國藩其實是有大筆發財的機會。和地方上一樣，清代六部其實也貪風橫行，各部都例有部費收入，其中以戶部為多。
清代財政製度規定，所有財政支出，均由戶部報銷。為了報銷順利，不被戶部找麻煩，各地申請報銷的部門通常要給戶部支付一筆專門的活動經費，叫作“部費”。給了“部費”，即使不符規定，戶部也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通過；不給“部費”，即使符合規定，戶部也可以找個理由讓你報不成。對此，雍正皇帝總結說：“若無部費，雖冊檔分明，也以本內數字互異，或錢數幾兩不符，往來駁詰。”“而一有部費，即使糜費錢糧百萬，也可準予奏銷。”
自然，中央不止一個戶部。到任何衙門、辦任何事都得交費。按時人記載，這些巨大的賄賂多由經手的書吏貪占。但是作為各部長官的尚書侍郎，如果想從中分潤，應該是易如反掌。曾國藩身兼五個副部長，仍然清貧如許，這有力地證明了他“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是得到了堅守的。
不想貪汙，就隻好寄希望於帝國體製內的收入渠道。好在鹹豐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夢寐以求的差使終於又一次落到了他頭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國藩喜不自勝，第二天即在謝恩折中奏請鄉試結束後順便回家省親，皇帝自然照準。
曾國藩興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轉眼他居京已經十三年。這期間最遺憾的是祖父母均已經在此期間去世，臨終也沒能見上他一麵。母親十分思念他，以至於這年年初，一貫隱忍順從、從沒出過遠門的母親堅決表示不顧家人的反對，要北上北京來看他：“母親大人口氣，今秋決計進京，並不許人打破。”這一次，他終於可以一償宿願，見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國藩行至安徽太和縣小池驛時，忽然接到家鄉送來的訃告，母親江氏已經於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訊的當天去世。曾國藩五內俱摧，當即易服奔喪，由安徽轉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四
隨著曾國藩抵達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結束。然而困窘並沒有因此離他而去，當年在京所欠債務，多年之後才還清。
鹹豐九年，第二次出山帶兵的曾國藩在寫給曾國潢的信中說：“餘往年所欠京賬，今冬擬托寄雲還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單否？可於此次寄來。”可見直到此時，他才有能力還掉七年前的舊賬。
而同治三年，任兩江總督已經五年的曾國藩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說：“弟京居時所借西順興店蕭沛之名光浩銀項，壬子丁艱後曾請毛寄雲、袁午橋兩公代為結算，止利還本，茲接沛之來信，索及前項，因從徽商吳成茶行匯兌湘紋銀一千兩，函囑沛之約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可見鹹豐九年曾國藩的財力隻夠還本，直到做了多年總督之後，才徹底將京官生涯的欠賬了結。
不要錢的大帥
一
鹹豐二年臘月十七日，離過年隻有十三天了，外出的旅人紛紛歸家。在鄉下老家為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卻匆匆告別了荷葉，離家遠行。
幾天前，鹹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了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糜爛。鹹豐皇帝情急之下，詔命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裏。
曾國藩從此墨從戎。
二
在京官時期，雖然曾國藩立下了“不靠做官發財”的錚錚誓言，卻有點放空炮的意思。因為他想發財也沒有機會。然而，從這次出山開始，曾國藩的誓言要真正受到考驗了，因為誰都知道帶兵是最容易發財的途徑。晚清國家軍隊高度，軍隊中從上到下，都彌漫著“向錢看”的氣息。特別是軍官，幾乎無一不道德敗壞，拚命撈錢，營私枉法，無所不至。曾國藩曾經說過，晚清國家正規軍已經成了一支沒有靈魂的軍隊：“國藩曆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想在軍隊這個大染缸裏保持一塵不染，談何容易。
那麽，晚清軍隊到底到什麽程度呢？這就要費一點筆墨了。
我們先放下軍官不講，來看看普通士兵。
晚清軍營的一大怪現狀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職業，或者經商做買賣、或者種地、或者操持什麽手藝。
在駐防各地的八旗部隊中，相當多的士兵私下經商。如太原駐防的普通八旗軍人文英阿，就在武漢偷偷開了間旅店，而且還容留不法人員居住：“馬甲文英阿，在漢城開設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綠營兵此風更甚，而且明目張膽，不遮不掩。對許多綠營兵來說，做小生意或者手藝活兒是他們的主業，而當兵才是“第二職業”。他們的主要時間都用來開店擺攤，或者做木匠、裁縫等等，隻有輪到自己值班時，才到營裏去待上一天。
據鴉片戰爭期間當過定海縣令姚懷祥幕友的王慶莊透露，定海鎮的綠營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發匠、修腳工、仆人等。
這種情況甚至連皇帝也非常清楚。嘉慶皇帝在上諭中就講過，士兵軍事技術荒疏，就是因為綠營兵丁“或在外兼習手藝，訓練生疏，營伍廢弛，所關非細”。
那麽，原本以打仗為職業的軍人，怎麽會出現“小販化”、“工匠化”呢？
三
這也是清代“薄俸製”惹的禍。原來清代的“薄俸製”不止限於文官，也施用於軍隊。
清代綠營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銀一兩三錢六分，米三鬥。我們要注意，這不是一個人的收入。因為軍人還要承擔養家糊口的任務，所以這是一個士兵家庭的總收入。清代綠營還有另一項讓人啼笑皆非的規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裝備甚至軍裝馬匹都要軍人自己負擔。
清初物價很低，一個綠營士兵的月餉可勉強維持一家生活。但隨著清中期後物價漸漲，這點軍餉就不夠用了。更何況，晚清綠營兵到手的軍餉還要在這個基礎上大打折扣。因為他們還麵臨著軍官們的層層克扣。
和士兵一樣，綠營軍官的收入同樣過低。正四品千總，一年全部收入不過一百五十多兩。從一品的提督，加上養廉銀，不足千兩。這怎麽能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費需要？何況許多軍官的官職是花錢買來的，“花錢買缺，到任後自不能不克扣兵糧”。軍官的搜刮對象遠不如地方官那樣廣泛，無處不可拔毛。他們能剝削的對象隻有屬下的兵丁這一種，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樣百出，甚至軍官去拜見上司的門包也要攤入兵餉。清政府自己都承認：“各路帶兵將兵，往往浮冒克扣，中飽私囊，甚至任意取攜，毫無顧忌，致令行間士卒，不免饑寒。”
經過層層盤剝，最後能夠落到士兵手裏的軍餉實在是非常可憐。當“皇糧”填不飽肚子時，士兵們別尋生計，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現在晚清軍營中廣泛的經商潮。士兵混跡市肆，做小買賣、幹手藝活，掙錢糊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地方軍官幹脆主動鼓勵士兵個人外出經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餉，隻把一半兵餉發放給士兵。這種情形在有些地方漸漸成為一種半公開的製度。因此，士兵們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謀生上，對日常操演能躲就躲。營中每逢會操，大都是雇人頂替。操練之時“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無實”。
與此同時，由於綠營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購買，所以大部分兵士對於這些東西能不買就不買，損壞後能不添補者就不添補。再加上上級撥下來的用來養軍馬的草料從來都不夠用，“兵馬關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士兵們都不願認真操練，怕累著戰馬，有個三長兩短，自己還要承擔賠款。因此軍中“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槍盔甲火器等件，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從未見備”。
這樣一支軍隊，談什麽戰鬥力呢？
四
清代正規軍隊數量十分龐大，軍費是政府一項沉重的負擔。承平之日，養兵之費幾占清王朝全國收入的一半左右。戰時的財政壓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賦”是清王朝引以為自豪的“祖宗”。如果要按軍人實際生活費需要，將軍餉標準提高至少一倍，這是晚清財政收入根本無力承擔的。因此，曆代皇帝的態度是得過且過，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實上軍中薄俸製和文官薄俸製一樣，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皇帝來說最後同樣占小便宜吃大虧。
第一個嚴重後果，是軍隊訓練水平下降，戰鬥力幾乎為零。
八旗素以驍勇聞名，綠營創立之初，也屢經惡仗。但到了曾國藩時代，這兩種軍隊都因嚴重而基本喪失了戰鬥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羅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盧溝橋邊參觀了八旗軍隊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遊記《偷窺紫禁城》中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景象：
本來觀炮儀式是大清帝界的重要活動，規模盛大，層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親自前來，也要派親信要員前來觀摩”。因此科氏以為參加演習的士兵一定會像西方重大閱兵儀式上那樣精神抖擻，容貌整齊。但來到現場後，科氏驚訝地發現，八旗官兵精神狀態非常散漫，“軍士們有的漫不經心地坐在帳篷裏，抽著小煙袋，有的邊吃早點邊與賣小吃的攀談，還有人在縫補第二天要穿的褲子。似乎沒有人關心即將舉行的操演”。
演習過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認真：“操演開始了。……一位參領……擺了一個奇怪的姿勢，揮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擊便開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擊符合規程，……但這一炮打得很不準，炮彈就落在大炮旁邊，弄得評審官身上滿是泥土。炮甲似乎並不在意，他隻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門炮旁邊。”
觀摩之後，科氏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炮兵自然無法與歐洲的相比，惟一相同的隻有打出的炮聲。他們同樣也不能與其他幾個東方強國的炮兵相提並論，……中國的炮兵沒有一點可取之處。”
與八旗相比，晚清綠營的狀況更差。道光十四年冬，兩廣總督盧坤巡閱廣東水師。各營選出精兵強將，到總督麵前亮相。不料一場考下來，連一槍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僅中一槍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讓盧坤大跌眼鏡。
這樣一支毫無專業精神的軍隊，不惟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麵前一觸即潰，甚至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自己的農民軍麵前也一樣不堪一擊。
道光三十年太平軍初起之際，朝廷命周天爵署廣西巡撫領兵鎮壓。周天爵在致親友的信中這樣描述清軍在太平軍麵前的表現：
出征之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場門口的豬羊，說什麽也不願上路：“於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帶兵一百名，如駐馬嵬坡，皆不願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戰之時，一個個裹足不前，讓他無計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見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無一動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殺二人，亦無應者。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不意如此。”
兩年過去了，太平軍這些“烏合之眾”沒有如清廷想象的那樣官軍一到，立成齏粉，反而越戰越強。朝廷開始不斷換帥，還特別抽調廣州火器專家烏蘭泰以副都統身份到前線助戰。烏蘭泰到了前線，驚訝地發現撥歸其麾下的貴州綠營各軍竟全無訓練，毫無軍事常識。鹹豐元年五月中坪獨鼇山一戰，這些貴州兵臨敵竟不知挖壕築壘，麵對七名衝殺過來的太平軍，一千官兵竟不戰而潰，事後“經奴才營官兵辱罵毆打，即奴才親自嚇喊欲殺，尚不敢出營，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見”。
五
薄俸製不但導致士兵訓練水平下降，還導致了軍官道德操守的極度敗壞。晚清軍隊貪腐之種種光怪陸離，今人實在難以想象。
第一條當然是吃空額。
軍官吃空額，是中隊曆代相沿的最大弊端，曆代統治者都對之束手無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康熙皇帝突發奇想，幹脆將“吃空額”合法化，當成對軍官的一種補貼。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將軍們商量好，武官們除了國家給的俸銀外，再公開規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額，叫“隨糧”。直到乾隆年間，皇帝覺得這種做法實在不符大清體麵，才改“隨糧”為“養廉”。然而和地方上養廉銀製度一樣，武官並不因為有了養廉專款而改變坐吃空糧的陋習，隻是由合法變為非法，暗中照常進行。
清代後期，吃空額成了軍隊中公開的秘密。各級將領侵吞的兵餉是一筆永遠也查不清的黑賬。鹹豐皇帝在1852年承認，“空額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貴州知府的胡林翼給朋友的信私下說：貴州“綠營普遍缺額過半，偏遠營汛僅存額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稱：“京師步營額設甲兵二萬一千餘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
第二條是如上所述的克扣軍餉。
第三則是開展第三產業，大肆經商。其具體做法有如下幾類：
一是動用軍用裝備經商。有的水師把戰船租賃給商賈販貨，把收入全數納入私囊。據鴉片戰爭時期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漳郡城外有軍功廠，每月派道督造戰船一隻，以為駕駛巡緝之用。其實水師將船領去，或賃與商賈販貨運米，或賃與過台往來差使；偶然出洋，亦不過寄碇海濱而已，從無緝獲洋盜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軍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綠營大量出租操場、牧場，以致各處校場長寬皆不足一裏，不但大炮，連抬炮（一種兩人使用的簡陋火器）射擊也無法進行。由於缺少場地和馬匹，士兵訓練次數大為減少，用鳥槍和火炮進行實彈射擊的演習更少。
三是違法犯罪，走私護私。清代軍隊扮演著國防軍、內衛部隊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關緝私、設卡緝拿私鹽也屬於其職能之一。但一些的清軍官兵身披執法者外衣，卻幹著貪贓枉法，運私、販私、護私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