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側麵 內清外濁、亦白亦黑的非典型聖人(2)
發出這樣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為官的曾國藩以“學做聖人”作為人生目標，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自我砥礪。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
在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家的影響下，在三十歲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精研理學、“學做聖人”之誌。然而“學做聖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條約。簽訂了這份條約，就意味著一個人必須經由理學設定的路徑，在生活中時時與“”交戰：“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
曾國藩“學做聖人”是極為認真的。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誌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日課”，即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甄別出來，深刻反省。在有關曾國藩的數據文件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筆營求私利的記載，但困窘的生活確實使道學家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並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記十分典型：
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
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餘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汙鄙一至於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誌成為聖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念念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並且因為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這其實不能說明他本性如何貪婪，隻能說明清財政製度是何等扭曲，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麵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也可以反襯出今天的公務員生活是何等幸福。
正是理學提供的“意誌萬能”理論，支撐著曾國藩在無比肮髒的官場中超拔流俗，抵禦住了種種誘惑。可以說，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學基礎，是曾國藩一生保持清節的關鍵所在。
曲線救自己
一
當然，京官們的生活也不是毫無希望。清代政治體製中為京官特別是翰林們提供了一個擺脫貧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辦理公務。在出差過程中，往往會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發一筆小小的橫財。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財政補給站。
翰林們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鄉試主考。鄉試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出。國家對此項工作十分重視，所以對主考官待遇頗厚。擔任主考，可以先從戶部領取部分路費。
正如同混亂的薪酬製一樣，差旅費也是一筆糊塗賬。所謂預支，事後所餘並不須繳還。而考官出行，例由沿途驛站付給馬夫，不必自己出銀，故此一項，可以省出一筆銀子。
鄉試結束時，地方官場要送給主考官員“辛苦費”。這筆錢多由一省的督撫或學政來轉交，往往高達數千兩。這筆收入，會使一個窮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此外還有中舉者的贄敬等收入。
所以曾國藩在日記家信中多次提到希望得一次差。道光二十二年年底他說：
我在京該賬尚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見日緊矣。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舉行了一次“考差”，選派去各省主持鄉試的官員。身為翰林院侍講的曾國藩對這次考試期望極大，為了準備這次考差，他甚至預先服起了補藥：
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為調養，已作丸藥兩單。考差尚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
也許是曾國藩的虔誠感動了上天，他鴻運當頭，從大批京官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四川鄉試正考官的派遣。此時正是他經濟極度緊張的時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國藩當然大喜過望。得信之後，曾國藩立刻忙了起來。首先給家人朋友寫信匯報此喜信，然後興興頭頭借轎子、雇轎夫、領銀子、借銀子、買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領勘合、交割手中雜事……
七月初九，曾國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詩作賦不絕。這一天的日記寫道：
卯初（早上七點）起行，雨後朝旭，清氣可飧。西山在望，萬尖如筍。……未初過白河溝，慨然思明成祖與李景隆之戰，得句雲：“長興老將廢不用，趙括小兒輕用兵。”
作為一省的正考官，這次任務所獲收入曾國藩記有賬目。現存賬目部分內容如下：
入銀數：
四川省城
公項二千四百兩。
製台百兩。（寶）
藩台百兩。（潘）
道台吳（珩）百兩。
道台張百兩。
領盤費四百兩。
內簾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兩。
首縣轎銀四十兩。
魏祝亭五十兩。
張讚周二十兩。
劉遐亮百兩。
將軍五十兩。
周荔農五十兩。
賀美恒四十兩。
黃寶齋四十兩。
贄敬共五百零。
李石梧五十兩。
陶蓮生三十兩。
傅秋坪十六兩。
方仲鴻二十兩。
崇荷卿十二兩。
薑海珊二十兩。……
共計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這僅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無所獲。加上節省的途費，曾國藩此行收入當在六千兩左右。
除了銀子，還有實物。曾國藩賬中下一部分內容就是“入財料數”：
寶中堂江綢袍褂料兩套，朱紅川綢、川綢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縐四匹。
袁小城滇緞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綢二匹，巴緞袍褂二付，川綢二匹，被麵二床。……
除了衣料，曾國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產比如藏香、黃連、厚樸、茶葉、磚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數。回來後，他將這些特產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場風習及潛規則運作方式，於此也可見一斑。
回來路上，曾國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連作《遊桂湖》、《入陝西境六絕句》等詩。回程日日記載：“天氣晴和，體亦爽快，間作打油詩幾句。”其心情可以想見。回程中所作《柴關嶺雪》，內有“揮手舞岩顛，吾生此瀟灑”之句。
從四川回來後，曾國藩的經濟狀況顯然大為改善，這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個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債務全部還清，大大鬆了一口氣。賬目冊記載他這年年底還銀共一千四百零六兩。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兩銀子，用於還家中所欠。同時，又拿出四百兩贈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台階。
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
任四川主考這一次，是曾國藩步入仕途後首次往家裏大額寄錢，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終於大大地沾了曾國藩一回光。因為及至此時，為了維持鄉紳生活的體麵，曾家已經是債台高築，從往來家書推測，家中欠債總額已經高達八百至一千兩。雖然寄回六百兩供家中還債，曾家的債務其實還是沒有還清。
曾國藩堅持把另外的四百兩用來周濟自己的同族和親戚。二舅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令他疚心不已。他生怕自己不施援手，會有更多的親戚在貧窮中去世。
四川鄉試發的這筆財應該說不違反曾氏“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這筆收入雖然用今天的財政標準衡量是灰色的，實際上在當時卻是公開的、合法的。雖然成為著名的理學家，雖然終生“與流俗戰”，但曾國藩從不以這種半合法化的製度為對手。這是他和海瑞那種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區別之處。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該歸入“型類清官”。一方麵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存資料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他終生生活儉樸，“夜飯不葷”。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及至身後，他隻剩下兩萬兩存銀，在晚清時代確實算得上相當清廉。但另一方麵，曾國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蕭然”、“貧不能殮”這樣容易湧動人悲情的極端化情節。在中國人眼裏，真正的清官，必須“清可見底”，一塵不染，清到成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國藩遠沒有清到這個程度。曾國藩終生對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都十分尊重，慶吊往來，禮數周到。晚年成為總督後，和當時的大部分官員一樣，他請客送禮，很多時候用的也是公款。同治八年正月，曾國藩出京，給在京官員送了一筆別敬，總數高達一萬四千兩，這筆巨款的來源是由他掌握的“緝私經費”。甚至在京官期間，他也曾經在誥封用寶之類的小事上走過後門。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裏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注定處處行不通，隻能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聖外王之大業，這與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麵直接相關。善於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的最終目標。所以他不會與天下所有考官為敵，拒絕此銀，更何況曾家景況此時又如此窘迫。
二
由此我們需要宕開一筆，去關注一下曾國藩離家後，湘鄉曾家的經濟狀況。
如前所述，隨著社會地位由平民升為縉紳，社交費用和維持基本體麵所需要的錢財也大幅增長。而曾國藩入仕初期，對此並無力提供太多直接幫助。
作為一個窮京官，曾國藩是一直盡力接濟家裏的。在傳統社會，做官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個家族的事業。跳過龍門之後，對家族不做回報，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曾國藩入京之後，每年都會借上幾十兩銀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費”。
不過，由於自身經濟狀況窘迫，為官前幾年，曾國藩對家裏幫助微乎其微。他在家信中對祖父這樣表達自己的慚愧之意說：“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
隻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兩銀子，確實給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兩，曾家尚有數百兩外債沒有還清。可見數年鄉紳排場代價之高昂。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經濟卻出現徹底翻身之麵貌。
道光二十八年，曾國潢在家信中說，這一年家中收入已達五百兩。不但負債全部還清，還頻頻買地。所費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國藩的不滿。他在當年家信中說：
即買竹山灣，又買廟堂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經濟狀況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國藩寄回家中的六百兩外，更關鍵的，則是由於他的弟弟曾國潢“生財有道”。
曾國潢是曾國藩的大弟，他雖讀書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愛出頭，好攬事。操持家事，強於木訥笨拙的曾麟書。所以曾國藩勸他放棄入仕之念，專心管理家族事務，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顧其他三個弟弟讀書，這是曾國藩通盤考慮後所做的安排。
既要主持家務，則處處離不開錢。而紳士發財的主要途徑就是調節糾紛，打點官府。讀過《曾國藩家書》的人，一般都會對曾國藩批評其弟曾國潢幹預公事的內容印象深刻。曾國藩做京官期間自顧不暇，曾國潢大肆包攬詞訟，成了“武斷鄉曲”典型。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國潢在給曾國藩的家書中談到他替別人到廣東要賬的事，這件事曾國藩一開始曾認為根本辦不成：
弟為朱家事，兄則說“無濟”，而弟歸後，朱所留之人，又執銀票收到五百。此會經弟手者，算有千百，下少二千五百，將來或亦可望。若不是弟為他弄到，毫厘皆票矣。
替別人前後要到了近兩千兩銀子，曾國潢會獲得多少收入呢？接下來的信中透露了消息：
止要他謝三百銀，庚子年之借字除一百，實謝二百兩，退借字足矣。
收益大約是要回賬款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間。
曾國藩一方麵誇獎他辦事的才能，另一方麵又提醒他說：
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
對於曾國藩“三不”的要求，曾國潢是這樣回複的：
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掛念。惟不貪財一語，有點靠不住。
接著他詳述為某人辦事的經過：某人自道光十七年起，“所有糧票，皆未到手。”以前的銀票，“即公道扯算，一概也須錢幾十千。”“至弟手，則以四千了事，又為之將新餉完清，總之便宜又便宜。”那人一共謝了他七十千文，除去辦事花銷，一共收入了四十千，約合二十六兩七錢銀子。
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二十六日的家信中，他又這樣講自己如何替人逃避國稅：
熊青六家，正餉南漕，共十三年未完。（每年正銀五兩，四年未完。一年五升米，九年未完。）又一個錢辦不出。從去年起，叩托弟數十次……拜托四老爺開恩。……弟昨一概與之辦清，共清出油串五十二張，止去錢一十四千二百。
得意之態盡顯。
因為“曾四老爺”朋友多，能辦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應，甚至有人請他入幹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說：朱崗軒“信死了曾四老爺”。“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夥開當鋪。”“昨夜又遣其脈侄婿劉四來，送官燕七個，麗參四支，豬肘，羊肘，鹹魚各十餘斤，糖十封，雞一隻，總是求弟合夥。其合夥也，不要弟出一文本貲，萬一要賠，不幹弟事。”如此好事，隻有一個條件：“每年新正請官與紳衿酒，則須弟到，或者經衙門之事，須弟去，餘則全不管理。”
曾四老爺如此能辦事，自然繁忙得很。他這樣自述：
湘鄉近日之“曾四太爺”，神通亦頗不細，一到家中則藍縷已極。堯師每來，常呼為“老長工”。
當然，曾國潢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吃得開，完全是因為曾國藩這個靠山的作用。特別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國藩“躋身卿貳”，以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銜，後又於二十九年實授禮部右侍郎之後，曾家在地方上影響力更是迅速增長。曾國潢在家信中說：
我家若無兄創立在京，熱熱鬧鬧，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禮義頻興。
確實，因為有了曾國藩這個靠山，曆任地方官對曾國潢都畢恭畢敬，敬禮有加。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國潢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這樣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在縣令麵前如何吃得開：
又有數件上案，萬萬弄不清者，弟從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與師令相見不少，說得親愛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此一紳士，待舉人進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門），澄侯（曾國潢字）痛罵，自不敢不中止。
曾國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這樣描寫他與縣令交往的情態：“師令已填實授，……弟今日拜會，道喜道謝（細毛蟲事），談的是京內升遷，外頭調補，及粵東夷務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你看，一個普通秀才，與縣令談的居然全是國家大事。
傳統時代巨紳勢力對地方政治影響極大。鹹豐元年八月十七日曾國潢的一封家書，透露出曾家確實可以左右湘鄉縣令的任期。在家書中，曾國潢向曾國藩匯報說，因為縣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鄉紳士的歡迎，所以曾麟書在湖南巡撫路過永豐之際，專門拜會巡撫，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鄉幹幾年。巡撫對曾麟書自稱小侄，說：“小侄可保其三幾年不調動。”
有了這樣的權勢，曾國潢在地方上當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以“湘鄉第一紳士”甚至“唯一紳士”自命。
雖然曾國藩對曾國潢在地方事務中過於活躍十分不滿，一再去信告誡，曾四老爺卻不為所動。因為老曾家除了曾國藩一年往家寄點銀子之外，他的這個本事就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了。事實上，老四把家管得確實不錯。到道光二十八年，湘鄉曾家已經“主仆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仆人已經十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