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有道德的財富

1776年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瓦特發明了蒸汽機，美國誕生了。很多人把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看成是工業革命的真正開始，從理論上為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而瓦特的蒸汽機從技術上奠定了基礎，從此，世界就變成了一個機器的世界。

機器的特征是什麽呢？機器可以不斷改進、不斷升級，它可以跑得更快，功能更強大，是男性資本主義的邏輯。有一個哲學家，曾經把人的幸福感分成了兩種：男性的幸福感和女性的幸福感。男性的幸福感往往跟數量、規模、速度、視覺形象等聯係在一起，女性的幸福感則跟切身的感受連在一起；男性更關注規模，女性更關注感受的品質。

人們總是從規範的意義上來理解道德，要怎麽樣，不要怎麽樣。道德也是一種經濟學，是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衡量利害得失的一種經濟學。

很多做用戶體驗管理的網站，女孩子做得比較好，因為她們能比較細微地感知差別。如果用過豆瓣網就知道，豆瓣網上那些提示語寫得很好，簡單一句話，就算不是一個女孩子寫的，也一定是一個具有某種更柔軟靈魂的人寫的。

女性的幸福感來自切身的感受、親身的體驗，來自聽覺。這怎麽解釋呢？我們老說“大廈千間，夜眠八尺”、“良田千頃，日食一升”，這兩個是分開的。外在規模的幸福感跟切身的幸福感不一樣，前者是男性的幸福感，追求更高、更快、更強。

英特爾處理器不斷升級，機器的性能極其強大，已經超出了本來夠用的那些東西，這是一種冗餘性能。但是，它利用時尚的營銷手段，用他人的眼光，用鄰居、年金、同事來壓迫人，給人的感覺就是貧困。為了擺脫這種貧困，人們就要用錢來贖回幸福感。結果，不幸福感占據了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就像吸毒一樣，平時很難受，掙一點兒錢，然後去買“毒品”，吸一把爽一把，過後又很痛苦，又去買“毒品”。當然，各種消費品不是毒品，但其品質、邏輯是一樣的，導致現代人的生活越發焦慮，而且是無法逃脫的怪圈。

哈佛大學的教授阿馬蒂亞·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98年，他開始更多地關注如何消除這個社會的痛苦和真正的貧窮。森看到的，是歐美主流經濟學家看不到的東西，他們總是看到英特爾更高、更快、更強的那一麵，但森在印度的家鄉看到的是貧困。

經濟學應該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必須消除這個世界上的絕對貧困。這個世界有雙重標準，一部分人在關心更高、更快、更強，另一部分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第二，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人的需求多向度。要創造一種很好的體製、一種遊戲規則，不把人們套牢，不把一個邏輯強加在人們的頭上，用這種痛苦感、這種緊箍咒來為這種邏輯服務。做廣告或者做營銷的都在念緊箍咒，一念，人們就很難受。某一款新車出來了，買了一輛，幸福了剛一年，結果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幸福感又沒有了。汽車公司的營銷戰隻有兩個策略：新車降價，沒有新車的時候就打價格戰，然後又推出新車。新車不能常有，第二年、第三年沒新車了，又打價格戰。汽車公司的競爭，就表現在推出新車的速度上。

有些時候，我們討論問題時意氣風發，但當我們真正接受並身體力行這套邏輯的時候，會發現自己成了社會的失敗者。當我們提倡簡約、少花費的時候，卻發現自己與那些主流人群、那些成功人士，或者與整個社會的價值體係出現了某種不和諧。

哲學家約翰·瑟勒說，當你攻擊一種價值體係的時候，背後是一種怨恨抑或嫉妒，你要摧毀這個價值體係。所以，攻擊現存的財富邏輯，是因為你被這個財富邏輯拋棄了，而人們會認為你是一個失敗者，是一個遊離於這個社會之外的人。

如果隻有個別的人在推行這個邏輯，他就會有一種悲哀的無力感和無助感。最後，那些希望讓這個社會少一點兒浪費、多一點兒重複利用、多一點兒和諧的人，就變成了社會的邊緣人士。

亞當·斯密的墓碑上寫著：“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墓碑上沒有提他是《國富論》的作者，這是他自己撰寫的墓誌銘，證明他自己不太看重《國富論》，他並不為這本書自豪。《國富論》的哲學邏輯影響了整個地球，但是亞當·斯密臨死前有了反思，那麽《國富論》的邏輯，是否真正代表了他的初衷？

道德情操跟內心的生態平衡很有關係。人們總是從規範的意義上來理解道德，要怎麽樣、不要怎麽樣。道德也是一種經濟學，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衡量利害得失。

環保就是一種環境道德，不為短期所得而犧牲未來所得，或者說，不為這一代人的所得而犧牲未來人的所得，這是一種可持續的觀念。康德認為，所謂道德就是可持續。衡量一個行為道德不道德，首先看這個行為能不能持續，其次看別人這樣對你，你接受不接受。比如，借錢不還不道德：第一，它不可持續；第二，別人要是借錢不還，你也不幹，它既無普遍性，也無持續性，所以它是不道德的。

《道德情操論》中認為，在我們的內心世界，要建立一種具有普遍性、可持續性的遊戲規則，這就是亞當·斯密要強調的。前麵講的更高、更快、更強，為了創造財富，不斷地刺激需求，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再生產更新的東西，不斷地讓人去追逐更高的財富，卻給人造成了痛苦，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內置的一個邏輯，就是所謂GDP跟GNH一定是背離的。

不丹提出以GNH為國家增長的指標，有些人認為是因為在GDP的增長上，不丹很難達到某種標準。在不丹，你會發現，由於它整個宗教、邏輯、倫理和哲學的支撐，這個國家的國王和國民，都能夠接受這樣一套體係。

價值是多維度的，人的動機是多麵向的。

經濟學被稱為現代社會科學的長子，因為它是最早具有科學形態的，模仿自然科學是最像的，引入了很多公理體係。

經濟學的起源，最早是一些研究倫理學的人。倫理學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學，隻不過是一種更強調普遍性和可持續性利益的經濟學。不道德實際上是不經濟、不明智的。經濟學最早用到了一套自然科學的方法，嚴格地說就是數學的方法。

數學就是從簡單的幾條公理推導出一套定理體係。經濟學模仿數學，認定一個公理，再來推論其他的。就像美國的《憲法》，認為人生而平等之類是毋庸置疑的，然後再推導出其他的東西。西方的科學思維都是這樣的。

經濟學也模仿數學，認為以下幾點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人是理性的；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諸如此類的公理，從中推出了一條一條的定理，最後搭建起整個體係。但這些東西是一個個假設，比如“人是理性的”，根據《怪誕行為學》，人並不是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也不對，母親跟嬰兒之間是自私的嗎？看見乞丐很可憐，就給他一塊錢、十塊錢。就像孟子講的，“人皆有不忍之心”，看見一個小孩往井邊爬的時候，不管這小孩是誰家的，都會趕緊去把這小孩抱過來，不讓他掉井裏。這件事沒誰雇你，沒誰給你錢，因此很難計算回報。

人的很多動機並不是為了利益最大化。人是多層麵的，需求也是多層麵的。但經濟學為了推導簡單，就像物理學上設想勻速直線運動和自由落體一樣，建立一種理想的環境，結果把理想環境的這種假設當成是前提了，當成是想當然的了。

“人就是自私的”、“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就是理性的”，這些都隻是假設而已。如果大家都按照這套邏輯去生活，會發現對財富的追逐與對幸福的追逐不僅不是正相關的，有時候甚至是負相關的。雖然有大廈千間，但是隻能睡一張八尺的床，而且也許正因為有大廈千間，晚上睡不著覺。這就是對財富的追逐與對幸福的追逐之間出現了一種背離。

所以，盲目地追求GDP的這種迷失，就是一種迷信，跟宗教是一樣的。我們接受它，變成了一種習慣，不去考量它，然後被套牢了，永遠在為這條邏輯服務，就像吸毒一樣。

西方醫學有一個邏輯——身體哪個零件壞了，比如肝壞了，把它切掉，全然不顧這個肝是屬於我們生命整體的一部分。這種近現代西醫的邏輯，來源於牛頓物理學，是沒有光速、沒有信息概念之下的物理學觀點，是基於機械情況下的討論。

那麽身體的問題、經濟的問題，以及個人成長的問題，其背後的邏輯有沒有問題呢？那些最基本的、最隱秘的、最底層的假設，那些習俗，其實是有問題的。接受了這種邏輯，久而久之成為自然，認為天經地義，其實不然。

所謂科學，隻不過是民主的另外一種形式。因為大家願意相信它，這就是科學。我們崇尚科學，但是反對唯科學主義。唯GDP主義的危害就在於，我們為了一個數字而生活、生產。如果一個國家都被這種邏輯所籠罩，就會陷入惡性循環，把這種更高、更快、更強的邏輯，不恰當地運用在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麵，會帶來一係列的問題。

不丹這個國家是特例，人口少，交通也不太發達，有濃厚的宗教傳統。小國寡民，它所通行的邏輯，很難在中國這個大國行得通，但是它的國家在追求發展的過程當中，引入多維度的價值，使經濟生活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態下發展，這種思路還是比較可取的。

科學發展觀，包含了人的成長的一部分話題，是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經濟觀念。可持續跟道德有直接關係，我們要思考如何讓我們的經濟成長變得更具道德性。丹尼爾·卡尼曼說，不要去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應轉向追求最重要的事——幸福。

幸福是什麽？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讓大家都接受的定義，一千個人就有一千種定義。如果整個社會在用一種統一的指標體係來衡量我們的幸福，這就是經濟的指標體係，是競爭的邏輯。把競爭的邏輯強加在個人生活上，這是一種隱性的社會暴力，忽視個人的感受，每個人都被迫用這個可以衡量的體係來衡量自己的幸福，用一個統一的、不容爭辯的標準去衡量、規範那些豐富多彩的體驗，每一個人都被空心化了。

當你試圖用一種大眾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幸福時，就算最終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買了房子買了車，也會發現自己仍然不幸福，因為這根本就不是我們開始追求的目標。

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個人的幸福感在他5歲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回憶一下你5歲的時候夢想是什麽，然後再擇業、創業。在選擇妻子、選擇家庭、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理解這種幸福，這樣才會真正在成功的時候獲得幸福感。

幸福是反統一化的，這也是現代人頻發抑鬱症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在德國，超過1/3的人口患有抑鬱症。在中國的城市中，抑鬱症的人數越來越多，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患抑鬱症的人越多。這說明，GDP增長最快的地區，往往是幸福指數下降最快的地區。抑鬱症的人口的增加，意味著人們的幸福指數在降低，GNH在降低。如果哪天大街上用於治療失眠的藥賣得越來越好，生產失眠藥的公司股價越來越高，人們一定會覺得悲哀，因為這是整個社會幸福感下降的一個特別有力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