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政治能力
今天憂國的人，總是你瞅我我瞅你，哀歎：“唉！中國人沒有政治思想！”是這麽回事，我們中國人的確沒有政治思想。但即使這樣，我以為今後的中國，大患不在於沒有思想，而在於沒有能力——任何方麵都是這樣，尤其是政治方麵。簡單些的思想，聽別人嘴上講講就可以掌握；複雜些的思想，鑽研一番就可弄通。通過聽別人講學習思想，幾個月就能見效果；通過鑽研書本學習思想，幾年就可以見成效。所以要讓一個沒思想的人轉變為有思想的人，這事還比較容易；而要讓一個沒能力的人轉變成有能力的人，這事真的很難。
十年前朝鮮的東學黨，跟三十年前日本的尊攘家，在思想主張方麵有明顯的高低區別嗎？為什麽日本能改革，而朝鮮不能？是因為朝鮮人的能力，比不上日本。十九世紀初南美各國尋求獨立，跟十八世紀末北美合眾國尋求獨立，在思想主張方麵有明顯的高低區別嗎？為什麽北美能秩序發達，而南美不能？是因為南美各國人的能力比不上北美。路易十六時代法國的革命，跟查理一世時代英國的革命，在思想主張方麵有明顯的高低區別嗎？為什麽英國人能得到完全立憲政體，而法國人不能？是因為法國人的能力比不上英國。如果說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麽古代波斯人的思想力，不比阿拉伯人差；中世紀羅馬人的思想力，不比峨特狄人差；即便印度人的思想力——據心理學家論述——也完全可以跟英國相媲美，甚至超過英國人也說不定。那麽為什麽後者強盛、前者衰亡呢？如果說光靠思想就可以自立，那麽歐美大學中，黑人受同等教育，獲博士、學士學位，成法、醫、理、教專家，跟白人同樣廁身學術界，這樣的人不乏多數；還有猶太人著書立書成為思想巨匠的人，也可以說屢見不鮮，那麽為什麽黑人建國遙遙無期，而猶太亡國之後，竟萬劫不複？所以說思想不是完全靠得住，隻有提升能力才是硬道理。
我們中國自黃帝以來，國家存在了幾千年，而至今不能組織一個規範有序、合理發達的政府，原因在哪裏？一言以蔽之，沒有政治能力。有人說：“我們中國人因為長期受政體統治，即便有政治能力，也不能發達。”是這麽回事。但即使這樣，也有政體統治不到的時期、統治不到的地方、統治不到的事業，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中國人不能發揮政治能力的毛病還是老樣子，這是最可痛心的事。
所謂力統治不到的時期怎麽講？當一個朝代的統治到了末期，中央政府威信掃地，各地群雄並起——像秦末、西漢末、東漢末、唐末、元末、明末，那時候中央政府的號令僅限於在京城周邊好使，民間隻要稍微具備政治能力，宣布獨立自治，獲得自由自治幸福，就不算難事。然而總是拒虎迎狼，幾千年來周而複始。這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政治能力的第一個證明。
所謂力統治不到的地方怎麽講？回顧我們中國的曆史，各省地方，不乏脫離中央政府自成一個行政區域的時代，春秋戰國不用說了，在這之後比如像秦末的南越閩越，漢末的蜀吳，唐末的吳越，福建、湖南、蜀唐一直到宋的西夏，都在中原大亂的時期，自成一個小朝廷。假使這些地方的人稍微具備些自治力，那麽開創一種政體使我們中國的曆史透出些亮色，也不是難事。然而天下烏鴉一般黑，仍然是老樣子。這隻能說：“行政區域即使不一樣，然而終究被豪強脅迫，不能自拔。”再說自明末以來，幾百年間，我們中國人遷居到南洋群島的人口不下幾百萬，到今天隻就泰國一國來說，其中的華人已經有一百多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處也不少。像這些華人，中央政府認為跟自己沒關係，非但不到他們，也不屑他們。那麽為什麽這些華人仍然束手束腳形同牛馬呢？更為嚴重的，比如荷蘭屬、法屬的僑民，忙死忙活，受盡煎熬，生活苦得連豬羊都不如。另外，海峽殖民地各島，大都由我們中國人與天氣戰，與野獸戰，與土蠻戰，艱辛備嚐，開墾拓荒，然而最後卻不能自己建設自己管理，非得由西方殖民者來管治，這又是因為什麽？即便中國人總得有人管，難道非得被殖民者管才有前途？！以前的事就不必再多說了，看看現在的情形，他們不能組織政治團體維護自己的權利，這一事實，還用得著再說嗎？再比如今天美洲、澳洲等地，我們中國人散居的人數也不下數十萬，當地律，講自由，講平等，而我們的僑民也跟當地人一樣享有集會、言論的自由，那為什麽不到四千的英國人在上海能夠形成為一個近乎小政府的組織，而超過三萬的華人在舊金山竟然年年窩裏鬥不能組成一個稍微有力的團體？這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政治能力的第二個證明。
所謂力統治不到的事業怎麽講？所謂政治組織，並不是一定局限在政治領域，在歐美國家不管是一個市、一個區、一個村、一個公司、一個學校……凡是一切公私的聚集地，沒有一個不是相當於政府縮影，所以想檢驗一個國家國民政治能力的強弱，都可以從這方麵入手。
近代自由政體的起源，曆史學家大都認為是中世紀的意大利市府（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市），而這些市府，一開始都是經濟上的聚合地，而後才變成政治上的聚合地。中國的毒雖然劇烈，但由於中央行政機關不完備的原因，它能直接幹涉民間事業的情形也很少，如果國民在商務上想結成團體，必然不是政府取締得了的。然而幾千年來想找一個像西方人成立的那種有限公司或者商業協會，能如願嗎？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例。像教育事業，近幾年來朝廷屢下明詔獎勵辦學（力即便想插手任何事業，也決不會插手教育事業），然而試看庚辛以來一直到今天，各省教育事業的發展，有什麽成績？即便有些成績，然而私立學校的成績，往往照官立學校的成績差遠了。我們國民還有啥底氣責備政府？這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政治能力的第三個證明。
所以我認為：今後的中國，大患不在於沒有思想，而在於沒有能力。
亞裏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既然這樣，就等於說，人類具備政治能力是天生的，那為什麽我們中國人卻從有到無了呢？我認為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隱伏起來無力發展，二是剛想發展就被摧折。下麵試著就我們中國人之所以這樣的原因分述如下：
第一，是由於政體。政體是直接摧鋤政治能力的武器，這是稍有知識的人都能知道的。進化學者論生物進化的公例，說動物身上不管哪種官能，隻要長期不運用，那麽本能就會逐漸消失。比如在意大利有一種生活在洞中的盲魚，過去本來是有眼睛的，因為長期生活在黑暗的洞裏，眼睛用不上，所以就進化成今天的樣子了；又比如脊椎動物，過去本來有腮（人類也有），因為空氣輕清，腮用不上，所以就進化成今天的樣子了。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經過百數十代的遺傳適應，一部分本能發達了，而其他不常用或用不上的本能就退化消失了。這樣的例子不單適用於生理的進化，也適用於心理的進化。國家的人民沒有運用政治能力的餘地，假使有施展政治能力的人，那麽統治者一定會對他進行打壓，讓他歸於劣敗，而不再有機會傳給下一代。所以，大部分人的政治能力始終冒不出頭，冒出頭的也沒地方施展。這樣，政治本能，隱伏不出，時間長了，就成了第二天性。就算有朝一日讓大家隨便施展政治本能，而本能的恢複，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見效的，就好比婦女纏足，纏了二三十年，即使有一天放開，也不能恢複成天足，道理再簡單不過。（今天有人主張說中國人既然不具備立憲的資格，就應當發動革命在革命中養成，這無異是把纏足婦人集合到一處，讓她們立馬放腳，然後驅趕她們奔跑，說是在奔跑中可以鍛煉腳力。）因為這個緣故，即使是在力統治不到的時期、統治不到的地方、統治不到的事業，人民仍然渙散不能自治。
有人說：“歐西各國人民，曆史上遭受到的蹂躪，跟我們一樣，為什麽他們的政治能力所受到的摧殘，不像我們這麽厲害？”我的答案：“同樣是受，但所受的性質不同。他們的主體是封建、貴族，而我們的主體跟他們相反。”（有關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可參見我寫的《中國政體進化史論》各篇）簡單點說，他們受的是少數，而我們受的是一人。少數，就是少數人享有自由而多數人不享有自由的概念。由少數人享有自由逐漸過渡到多數人享有自由，跟全體人民都不享有自由而想立馬全都享有自由，這中間的難易程度當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西方的，往往能促進人民政治能力的發展（考察一下英國大憲章和匈牙利金牛憲法的推出原因，就可以證明這種說法站得住腳。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大都是這樣），而中國的，純粹是戕害人民政治能力的蟊賊。（這個話題說來話長，詳細論述等以後有時間再說吧。）
第二，是由於家族製度。歐美各國統治的客體，以個人為單位；中國統治的客體，以家族為單位。所以歐美的人民，直接受國家統治；中國的人民，間接受國家統治。先聖說：“管理好國家的根本在於管理好家庭。”又說，“把每一戶家庭管理好了，國家就太平了。”在這樣的社會中，的確除了家族外也沒有什麽能夠組成團體的了。仔細考察中國過去的種種製度，無不以族製作為製定製度的精神。所以我常說中國人具備族民資格，卻不具備市民資格。31因為西方國家所說的“市民”（Citizen）一詞，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沒產生過。市民與族民的不同表現在哪裏？市民的管理者注重能力，他的任職也是通過市民投票選舉出來的；族民的管理者注重資格，他的任職是憑熬資格熬到的。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管理者，那麽就會形成一種人人重視能力提升的氛圍，而被選出來的管理者也必然會處於擔負責任的地位；通過熬資格熬成了管理者，仍然一潭死水，就啥也別說了。所以西方的自治製度，是政治能力的助跑器；中國的自治製度，是政治能力的裹腳布。因此在中國的一個鄉、一個家族，由於鄉情和血緣的維係，還能產生團體的形式，一到城市，人和人之間缺失了維係紐帶，團體的萌芽就永難產生了。
第三，是由於經濟問題。地理學家說：“完備政治團體的產生，一定得在溫帶國家。”因為熱帶國家自然條件太好，人民生活太安逸，所以無所事事，懶散成性，以致經濟不發達；寒帶國家自然條件太劣，所以人民生活瘠苦，經濟不發達。生活都成問題而要想人們在政治上有大發展，沒這個道理。因為人道之所以進步，都起源於心中有，而想方設法去實現。的種類非常多，總是對應於社會程度的高下而區分出主次先後，必然先努力於實現最急切的；最急切的實現了，再努力於實現次急切的；次急切的實現了，再努力於實現又次急切的。比如吃飯、穿衣、居住，是人們最先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一直都解決不了，連生存都困難；吃飯、穿衣、居住不成問題了，就開始希求生命財產安全間接得到保護，這就開始關注政治方麵的事情了；生命財產安全不用成天操心了，就開始追求身心舒適了，那麽奢侈用品、學問研究、道德實行就都是關注的熱點了。假使人們終年操勞連吃飯、穿衣、居住問題都難以解決，卻還指望他們關心政治，關心藝術、學問、道德、修養等問題，這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嗎？所以政治、道德、學術……一切的進步，都跟經濟的進步成比例。我們中國幾千年經濟界的曆史怎麽樣？我們中國經濟界的現狀又怎麽樣？答案當然是：不怎麽樣。明白這一點，那麽人民政治能力缺乏的根源，可想而知。人民整天都為吃飯、穿衣、居住忙得焦頭爛額，那他們隻管自己不管國家，隻顧現在不顧將來，又有什麽可責怪的呢？不同意我的話的人或許會說：“像漢朝的文帝、景帝時期，唐朝的開元、天寶年間，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間，號稱盛世，人民安居樂業，假使政治能力真的跟經濟發展同步，那麽當時人們的政治能力也應該很發達呀，但事實卻相反，這又怎麽講？”我的解釋：“這要從遺傳方麵找原因。”當時的人們從他們祖宗十八代算起，政治能力就已經消失得幹幹淨淨了，到了他們那一茬，想要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裏就恢複過來，怎麽可能呢？而況且其他阻撓人們施展政治能力的因素，也比比皆是；而況且所謂盛世，也不過是曆史上一個美談，當時真實的情狀，還不知道咋回事呢。總之，我們中國幾千年社會的精力，全銷磨在如何解決吃飯、穿衣、居住問題上了，想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都力不從心，還想跨越一步實現間接且高級的，怎麽可能辦到呢？怎麽可能辦到呢！
第四，是由於喪亂頻仍。有機體的發展必然要按照正常的順序，經過一定的歲月，中途又沒有受到其他種種故障的摧折，這樣一直繼續下去才能發展成熟。我有一個弟弟，聰明早慧，智力超過一般的小孩。在他八歲那一年，得了怪病。因為住在鄉下被庸醫給誤診了，之後就連年受到病魔的折磨，智慧也漸漸消失了。現在想辦法補救，也沒有用了。我想到他的這一遭遇，忽然感覺我們中國人政治能力的喪失，也跟他的情況差不多。我們中國人受統治的打壓，受家族製度的束縛，受經濟窘迫的奴役，政治本能已經被摧殘掉十分之六七，不過仍然有機會潛滋暗長，不排除有朝一日開花結果，架不住過個幾十年，就來一次喪亂，把之前潛滋暗長積累的根底也一掃而光。
今天對國民表現心生不滿的人，動不動就批評國民生性卑屈，心思狡詐，低下，一盤散沙，但是否想過總是跟喪亂頻仍時代難解難分的中國人，不卑屈不狡詐，能保全性命嗎？“我能保證自己這輩子平平安安就謝天謝地了，哪還有工夫管別人？！哪還有工夫想下輩子？！”這種思想既然已經深入每個人的大腦，又怎麽可能去愛護同類、計劃將來呢？西方曆史家說法蘭西在大革命時代，全國生下來的嬰兒，大多出現癲癇症狀。可見社會現象，能經由人們的心理遺傳給下一代，影響就是這麽可怖。我們中國當喪亂爆發的時候，隻有卑屈、狡詐、避亂逃命的人，躲過生物進化的正常淘汰規律，得以苟活下來傳宗接代。前一代國民死絕了，後一代國民在娘胎裏就已經飽受恐怖、憂鬱的“教育”，再加上小時候在家裏以及長大後在社會，經常看到、經常聽到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怎樣保身免禍，怎樣迎合權貴，怎樣委曲求全，怎樣不擇手段，等等，因此，就算天下太平以後，朝廷號召，民間表彰，竭盡全力向人們灌輸禮義廉恥觀念，但讓大家“恢複”成正常人，恢複與生俱來的政治本能，恐怕也得再經過一兩代以後才見效。更不用說過不了一兩代，就會有霸者出現，繼續高壓政策，繼續為免除他自身的威脅而弱化國民。這樣，政治能力的恢複就永遠不可能成功。接下去，喪亂就又會再度降臨。周而複始，循環不絕，每爆發一次喪亂，毒害的遺傳就加深一層，像這樣，國民的政治能力還不被蕩滌幹淨嗎？！唉！不是一天兩天的原因，幾千年了。
我既然把思想和能力相比較，得出結論說，能力跟思想不相應，是中國前途最可憂危的事，那麽今天談救國，就沒有比培養國民養成能力更急迫的事了。即使這樣，國民是培養的客體，而必然還需要有培養的主體。不這樣的話，隻是嚷嚷“國民要養成能力”、“國民要養成能力”，也沒什麽實際意義。主體在哪裏？不在強有力的當道，不在大多數的小民，而在已經具有思想的中等社會。這是全國的共識，不需要多作解釋了。國民之所以沒能力，就是因為中等社會沒有能力造成的。所以我這篇文章研究的範圍，不談我們應當從哪種途徑開始能夠推送能力給他人，而談我們應當從哪種途徑開始能夠積蓄能力給自己。這倒不是鍾愛能力想自己先得到，實在的動機是：隻要我們有能力，那麽國民也會有能力；隻要國民有能力，那麽國家也會有能力。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要養成政治能力，必定從我們開始。下麵我談兩條主張，請大家互相督策。
一是分工合作盡己所能。文明程度的高下，跟分工的精粗成比例，這是經濟學的通義，而社會上的一切現象，也不例外。西方人常說：“成功的要素有三個：一是天才，二是機緣，三是經驗。”天才不可能事事都做好，有他擅長的也有他不擅長的；機緣不可能事事都應驗，有巧合的也有不巧合的；經驗不可能事事都過一遍，有拿手的也有不拿手的。所以善於做事的人選擇事業，必然考慮與自己個性相近，考慮與自己地位相宜，然後選定一項，堅持做下去，這樣才有把握成功。今天的中國，那些對國事不上心的人，就不必說他們了，而像那些關心國事的人，看到國內局勢這樣危急，應當做的事情這樣繁多，同時誌同道合的人又這樣稀少，於是便抱定雄心、不畏艱難，打算把一切應該辦的事情都攬在他們這有限的人身上。試看最近幾年以來，提倡政治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教育改革的人嗎？提倡教育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實業改革的人嗎？提倡實業改革的人，不就是提倡社會改革的人嗎？拿實業來說，爭路權的是這些人，爭礦權的也是這些人，提倡其他工商業的也是這些人。拿教育來說，組織學校的是這些人，編教科書的是這些人，任教授的也是這些人。拿政治來說，號召革命的是這些人，號召暗殺的是這些人，號召地方自治的也是這些人。其他各個領域，大都是這種情況。上麵提到這些事，說某件事應當辦，而其他的事可以不辦嗎？不可以。說某件事應當急辦，而其他的事可以慢慢來嗎？不可以。於是誌士熱心到了極點，恨不得把一百件事一會兒就辦利索，恨不得把一百件事都攬在自己身上。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他們的誌氣值得尊敬。即使這樣，說他們的能力因為這樣做獲得了進步，我卻不敢認同。像他們的做法，說好聽的是“總攬大綱”、“纖悉周備”，但說實在的，隻是“蜻蜓點水”、“圖慕虛名”罷了。孟子說：“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32所謂“不為”，不是說事情不應當做。應當做的事情千千萬萬，那麽做這些事情的人也應當千千萬萬，憑一個人的能力想完成千千萬萬人才能完成的事情，沒見過有能做好的。誌士所要做的事情，不管在規模上是大還是小，在性質上是大眾還是小眾，關鍵一點是，跟政府所持的主義，正相反對。因為政府反對，那麽誌士不能不訴諸民眾以求獲得同情引為後援，然而民眾又大都是在誌士成功時紛紛上前拍巴掌，而在誌士冒險犯難時個個袖手裝作沒看見，這是形勢和人性導致的，不足為怪。所以對於誌士而言，不以成敗論英雄。然而，誌士在決定做事時，與其隻求心安不在乎失敗，不如因勢利導力爭成功。即使是規模很小的事情，隻要成功了，有了明顯的效果，就可以增進社會一般民眾的信心，以後自己再做其他的事，阻力就會減少很多，或者其他人再做同類的事，阻力也會消除不少。這樣相激相蕩，聲勢日進，同情的民眾增多而做事的能力也漸強。今天要用脆弱的民力，萌茁的民氣，同有千年積威的政府宣戰，除了這麽做還有別的辦法嗎？相信這樣一來，做事就不會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硬打硬進，步步為營。不決定做某件事就罷了，隻要決定做某件事，就必須組織部分人，集合全部才智專心致誌做下去，即便中途出現其他事情，甚至重要性比正在做的事情高過好幾倍，也不去過問。為什麽要這樣？因為不這樣，正在做的事必然完不成。曾國藩治軍，紮硬寨，打死仗，節節進取，得寸進寸；日軍圍戰俄國於旅順時，也是集中全力攻陷一個堡壘，之後再去進攻其他堡壘。今天我們黨的大毛病，就在於同時向全部堡壘發動攻擊，想把所有堡壘同一時間拿下，而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一個堡壘都攻不下來。我們的能力之所以難以進步，這是一個原因。
今天的誌士有兩種錯誤認識，甲說：“事多，辦不了，有啥法子？”乙說：“想辦事，無事可辦，有啥法子？”他們的說法好像正相反，但犯的卻是一樣的毛病。人人都以華盛頓、拿破侖、盧梭、孟德斯鳩自居，感覺打算做的事跟自己的“地位”在時機上不合適，就說“辦不了”；感覺打算做的事本身就跟自己的“地位”不相配，又找不到自己認為配做的事，就說“無事可辦”。隨便舉出一件事，都能說個大概，但要讓他再往深了說幾句，就不是不熟悉，就是根本沒考慮過，這種情況下也說“辦不了”、“無事可辦”。一個國家裏頭，不可能人人都具備華盛頓、拿破侖、盧梭、孟德斯鳩的能力，這不用解釋。再說回來，假使一個國家裏頭，人人都奔著成為華盛頓、拿破侖、盧梭、孟德斯鳩而努力，這樣的國家還能成為一個國家嗎？我知道絕對不可能。然而我們中國今天的誌士，好像一個人不談政治問題，就不算是愛國者；好像一個人沒有建立軍功，就稱不上是偉人；如果政治、軍事領域他搭不上線，就埋怨社會不識才，埋沒了他，就此便散漫放縱，隨波逐流。類似這樣的人比比皆是。我們的能力之所以難以進步，這又是一個原因。
總結說來，立國的要素有好幾項，缺了哪一項國家都不能生存，就像人的身體，分子弱整體就弱，分子強整體就強，組織、器官、四肢、髒腑、血脈，各自榮養，各自發達，健全的體魄才能達成。今天我們中國人的人格，就好像剛開始塑造，我們有知識的人作為國民中的重要分子，不積極努力提升能力以身作則，而隻是盼著國民全體能力提高後自己好得到增助，這怎麽能行？這怎麽可以！
二是互相協助。協助分積極的協助和消極的協助。積極的協助，指主動盡己所能為目標對象提供服務和支持；消極的協助，指任由目標對象盡其所能，不人為設置障礙。明白了這個意思，那麽即使全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朋友都可以。唉！可惜我們中國人的天性是相互排擠拆台。過去在晚明，那些所謂士君子，隻顧彼此意氣相爭，不從國家大局出發，彼此沒爭出個勝負，敵人渡河已經打到家門口！讀曆史的人至今對這段曆史都心痛無比。返回來再看今天的誌士，又跟那時候的情形多麽相像！別的不說，就拿政治問題來說，所謂立憲、革命兩種主張之間的交鋒，我始終不知道彼此的惡感情是從哪裏產生的。那些打著立憲或革命的幌子牟取私利的人不必去說他們，即使是完全根於血性，一門心思相信自己的主張能救國的人，彼此之間產生的敵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加深。推測他們互生敵意的原因，大概有兩個：第一是認為對方的主張如果成功，那麽我方的主張就歸於消滅；第二是認為任由對方宣傳發展他們的主張，那麽謊言重複一萬遍也成了真理，而我方的真理就被犧牲掉了。我以為第一種說法說的是事實。中國將來如果亡國了也就罷了，隻要不亡國，那麽兩種主張必然是隻實行一種，而另一種被放棄了——這就是所謂歸於消滅。即使這樣，如果因為這個雙方便互生敵意，那麽試問任何一方，你們的目的是保存中國呢？還是隻想著保存自己的主張？如果目的是保存自己的主張，那麽一旦自己的主張不適合國情而沒能挽救國家免於覆亡，試問：國家都亡了，你們的主張還能保存下來嗎？如果目的是保存我們中國，那麽中國實行哪種主張才能獲得新生，現在仍然屬於未知數，我方堅信自己的主張可以救國，那麽就埋頭努力，堅持到底，不要舍己從人；對方堅信他們的主張可以救國，那就由他們埋頭努力，堅持到底，又何必非得要求他們放棄主張“歸順”於我。至於機會成熟時，得出了哪種主張適合中國的結論，固然雙方必有一方退出曆史舞台，但反過來說，雙方也必有一方登上曆史舞台。隻要有一方登上曆史舞台，那麽我們中國就由此而獲得新生。國家獲得新生，那麽我方的主張雖然歸於消滅，但保存國家的目的不是已經達到了嗎？為什麽在八字還沒一撇的時候雙方就開始互生敵意呢？第二種說法的潛台詞是，如果我方的主張的確不適合國情而被淘汰掉了，那我方也沒什麽遺憾，然而我方堅信自己的主張最適合國情，沒有任何一種主張能夠相提並論，而我方的主張之所以沒能普及，是因為有雜七雜八的主張誤導輿論，淆亂視聽。我方愛國心切，我方救國心切，所以我方也愛我方的救國主張心切，凡是不利於我方主張被民眾接受的言論，凡是跟我方主張步調不一致甚至唱對台戲的其他主張，我方出於自衛的目的，當然要對它們加以敵視。這種說法乍一聽不無道理，但是，它的“對台戲”說法不正確。世界上固然有相反相成的現象，像君主與共和革命，處於兩個極端，而後者，都是發生在前者最猖獗的時候。可以說，是者的種種積威，種種陰謀，為革命創造了爆發的條件，這在西方曆史上司空見慣。但立憲和革命並不是處於兩個極端。立憲、革命並不是相對立的，立憲雖然保留了君主，但相對於君主而言，也不能不說是革命；革命雖然結束了君統，但結局也不過是建立憲政。所以把兩種主張作為對立麵，在邏輯上也說不通。立憲和革命兩種主張在性質上不是截然相反的，但在效果上卻是相互促進的。我真心要革命，那麽應當想一想英國1646年靠什麽革命，不是靠倫敦的國會軍嗎？美國1775年靠什麽革命，不是靠費城的十三州同盟會嗎？法國1791年靠什麽革命，不是靠巴黎的國民議會嗎？假使立憲能夠滿足國民的願望，那麽我們還有什麽不滿意的，我們的革命主張，完全可以一拋了之！（有些堅持極端排滿主義的人認定，如果保留今天的滿人皇室，即使憲政完備得跟英國、日本一樣，也因為民族的惡感情不認同它；寧以無秩序的漢而亡，不以有能力的滿而存。這自然是意氣話，真正愛國、真正提倡革命的人必然不能認同。）假使立憲沒有滿足國民的願望，那麽經過這樣的“立憲”，民間讚成革命的人，必將紛紛出現，一發不可收拾。我要是真信革命論可以救國，那麽理當日夜禱告立憲論快快發達，好作為革命的助力，哪還有對它加以敵視的理由呢！
反過來說，我真心要立憲，那麽應當想想，日本的憲法不是在革命論極盛的時候確立的嗎？意大利的憲法不是在革命論極盛的時候確立的嗎？其他各個有憲法的國家，有一個不是在革命前或革命後確立憲法的嗎？憲法，是上下交讓的結果。交讓必先通過交爭，好比兩個交戰國，它們的最終目的必然是為了和平，但是沒有不經過戰爭就能實現和平的好事，不經過戰爭得到的和平，隻是屈服罷了。戰後實現和平，雙方從和約上所得到的利益，又必然根據各自戰鬥力的強弱分配。憲法就像是和約，民間要求政府滿足自己的願望，必須具備能夠使政府屈服的戰鬥力。戰鬥力達到了能使人屈服的水平，那麽戰或不戰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今天文明國家不擔心戰爭，但都積極發展軍備。革命就相當於軍備，而動不動就革命，就好比黷武，黷武不是個辦法。出於主張立憲而仇視革命，就好比裁兵，裁兵也不是個辦法。想沒想過幾年來政府屢屢推出偽改革措施的原因？難道不是因為懼怕民眾鬧事而姑且推出一兩項措施減緩緊張局勢嗎？所以說，我要是真信立憲論可以救國，那麽理當日夜禱告革命論快快發達，好作為立憲的助力，哪還有對它加以敵視的理由呢！
我說上麵這些話，並不是想讓主張立憲的人放棄自己的主張轉而去提倡革命，或是想讓主張革命的人放棄自己的主張轉而去提倡立憲，更不是充當調人，把雙方都各打八十大板。我認為天地很大，前途很寬，實在有容這兩種主張並行不悖的餘地，雙方各自發表各自的研究，各自預備各自所要實行的，不相互恭維也不相互拆台，避免意氣相爭，各自分頭救國。要知道，今天的中國，理應全國上下對抗列強，即便做不到，那麽也應該集合全體國民的力量對付政府。立憲、革命雙方，雖然各自遵循的手段不同，但在反對現政府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然而我看到幾年來民黨的能力之所以不能增進，十分之一的原因是受到了政府的壓抑，十分之九的原因卻是受到了他黨的阻撓和拆台。這真是讓人痛心。他們之所以做出這種親痛仇快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不懂得消極的協助。
1 白色民族不隻包括表中所列的三個，條頓民族也不隻包括表中所列的兩個，這不過是舉出主要的民族論述。這篇文章不是要考據種族，因此請讀者不要拿科學論文的標準來苛責。——梁啟超注
2 安息，曆史上位於伊朗高原的一個古國，又稱波斯帕提亞王國。——譯寫者注
3 《史記》中的這處引文翻譯成白話是：李廣將軍外出打獵，發現前方草叢中有一隻“虎”，急忙張弓搭箭射“虎”。等走近一看，才發現原來不是“虎”，而是一塊石頭。更令他驚訝的是，射出的那支箭竟然鑽入石頭中，隻露出箭尾的羽毛！李廣將軍不太相信自己竟如此神勇，於是返回原地再次射箭想驗證一下。然而無論怎麽射都得不到最初的成績了。——譯寫者注
4 原名為DerKampfumsReche，英譯為BattleRight。耶林是私法學的著名學者，1818年出生，1892年去世。他的這部著作是他受聘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職教授時寫成的。在他本國再版9次，其他國家翻譯出版的版本達21種，這本書的價值可想而知。去年，譯書匯編同人曾以漢語翻譯這本書，但是隻完成第一章，之後的章節就沒了下文。我非常想接著把它翻譯完，因為用這本書醫治中國人的通病十分對路。我這一節的立論要領，大體借鑒了耶林的著作，因此有必要向讀者介紹一下耶林的概況。——梁啟超注
5 耶林受聘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書，所以在這裏把奧地利人跟英國人比較，目的是鞭策前者。——梁啟超注
6 《列子·楊朱篇》記述了楊朱的學生孟孫陽和墨子的學生禽滑厘兩人之間的對話：“孟孫陽問禽滑厘：‘給你一萬塊錢刺破你的肌膚，你幹不幹？’禽滑厘回答：‘幹。’孟孫陽又問：‘給你一個國家卸掉你一條大腿，你幹不幹？’禽滑厘老半天沒說話。孟孫陽說：‘細胞比不上肌膚對人身體重要，肌膚比不上大腿對人身體重要，這是明擺著的事。但是細胞組成了肌膚，肌膚組成了大腿，細胞也是人體不可或缺的一個很小很小的單元，為什麽就要輕易放棄呢？’”這些話跟前麵提到的英國遊客爭訟幾先令的事，以及一個國家為了一裏地被別的國家侵占而不計代價悍然開戰的事，其中體現的是同樣的道理。思想流派的開創者宣揚他的主張，都是有他的根據的，並不是尋開心說著玩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楊朱的思想怎麽可能跟儒家、墨家的思想並列齊名呢？可以這麽認為：楊朱是主張人人對自己的權利毫厘不讓的哲學家，他的這種主張是救治中國病症的良方。不過這種主張容易招來一般人情緒上的抵觸。——梁啟超注
7 可參見我寫的《飲冰室自由書》中《論強權》一節。——梁啟超注
8 這個故事講的是：宋國有一個人到外麵求學，三年後回來見了他媽竟然不喊“媽”直接喊名字。他媽老大不樂意，說，我供你在外麵念書三年，你回來卻連一聲“媽”都不喊了，直接喊我的名字，怎麽這麽不懂事！那位兒子回答說，我認為要論賢人，沒人比得上堯、舜——對堯、舜我們直接稱“堯”、“舜”；要論最大的東西，沒有比得上天、地——對天、地我們直接稱“天”、“地”。而你不比堯、舜賢，不比天、地大，喊你名字有啥不樂意的！——譯寫者注
9 《尚書》這句話可以理解成：人隻有節製性情、控製物欲，才能使道德一天天增進。——譯寫者注
10 荀子這句話可以理解成：人的本性是惡，如果不受任何約束懲罰，任何人都會無惡不作。之所以不這樣，進而表現出善行，是因為受法律的製約或是受道德的感化。總之，善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為的。——譯寫者注
11 天君：指心。古人以為人用心思考，其實人的思維器官是大腦。古人這句話用現代人的語言表述就是，大腦雖然一動不動，但身體的每個動作都要經過它的批準。——譯寫者注
12 記不起這個人是誰了，讀者朋友如果知道，盼請告知。——梁啟超注
13 六藝，又稱六經，即儒家的六部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譯寫者注
14 凡是以暴力從事破壞的人，破壞一次就損傷一次元氣。所以真正從事這種破壞的人，從事一次之後也就不再出現了。凡是以知識從事破壞的人，即便不停地攻擊摧毀舊知識，對於知識來說，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所以破壞的事物無窮無盡，進步的事物也無窮無盡。——譯寫者注
15 吉田鬆陰是日本長門藩士，因為抵抗幕府被殺。明治維新元勳山縣、伊藤、井上等，都是他的門下士。——梁啟超注
16 西方慣例，婦女大都沒有選舉權，因為她們被丈夫管，丈夫代表她們的意誌。因此可以看成她們沒有人格。我在這裏采用這種邏輯。——梁啟超注
17 自牧，自我修養。這裏可以理解為“為人低調講禮貌”。——譯寫者注
18 生利，本書譯作創造財富；分利，本書譯作消耗財富。——譯寫者注
19 生產性勞動，是指能夠生產價值的勞動，即能夠增加勞動對象價值的勞動。從事生產性勞動的人創造財富。與此相反的勞動屬於非生產性勞動。從事非生產性勞動的人消耗財富。——譯寫者注
20 曾子這句話的主要意思大家不難明白——無非是主張一個人要為實現“仁”奮鬥終生——但給出白話翻譯，可就不容易找到標準答案了。其實也不需要有標準答案，假設讓曾子再把這話說一遍，他也不一定會一字不變；假設讓曾子用白話把他的意思表述一番，我認為會是這樣：幹大事的人不能不放寬心、使長勁，因為擔子重、路程遠啊。——把實現“仁”當成自己的使命，難道這擔子不重嗎？為實現這一使命忙乎到死，難道路程不遠嗎？——譯寫者注
21 指主張君主立憲的人。——譯寫者注
22 這是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中的話。——譯寫者注
23 管子這句話的意思大家都明白，用不著翻譯，但為了加深印象，不妨用我們當代人的話表述一下：保險櫃裏錢堆滿了，才講究什麽錢能賺，什麽錢不能賺；吃的穿的不愁了，才知道什麽是要臉，什麽是不要臉。——譯寫者注
24 拔本塞源，一般是指從根本上防患除害，這裏可理解成從思想的源頭潔身自好。——譯寫者注
25 王陽明這段話收在《傳習錄（中）》的《答顧東橋書》裏麵。我對王陽明的心學缺乏研究，不敢對這段話硬譯，下麵抄錄顧久先生的譯文供讀者參考（感謝顧久先生，原文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傳習錄全譯》第155頁至第156頁）：聖人之學一天比一天遙遠，一天比一天暗淡，而功利的積習，卻越來越強盛。其間雖然也曾流行過佛教道教，但佛、道的學說始終也沒能戰勝過功利之心。雖然也曾折中過群儒，但群儒的觀點始終也沒能擊破過功利之見。直到今天，功利的流毒浸淫人心，深入骨髓，習以成性，已經幾千年了。……記誦得廣，恰好用來助長了說教；知識很多，恰好用來推行了罪惡；見聞廣博，恰好用來幫助了詭辯；辭章宏富，恰好用來掩飾了虛偽。……他們還用著這樣的名號：“我想以此來成就天下的大事！”但真實的想法是：不這樣，就無法實現自己的私心，滿足自己的私欲。憑著這樣的積習汙染，憑著這樣的心胸誌向，而且又講習著這樣的學術，當他們聽到聖人教義後，將其視為多餘的、格格不入的，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譯寫者注
26 梁啟超在這裏提到的王陽明對於“慎獨”的闡釋並不見於《傳習錄》中，另外《傳習錄》中也不見有《與黃勉之書》篇目，隻在《傳習錄（下）》有《黃省曾錄》一篇。黃省曾即黃勉之，但這個篇目下記錄的內容雖然大都是王陽明關於良知的闡釋，然而並沒有“慎獨即是致良知”的說法，相反在《傳習錄（下）》的《黃以方錄》中，王陽明倒是在解答黃以方關於格物的疑問時說了一句“格物即慎獨”。不過話說回來，梁啟超把王陽明的意思演繹為“慎獨即是致良知”也不能算錯，因為王陽明也說過“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的話，那麽推理一下，也就等於王陽明主張“致良知”要在“慎獨”上用功，“慎獨即是致良知”。——譯寫者注
27 這段引文出自《傳習錄（下）》的《陳九川錄》一篇，梁啟超原作所引的文字不全且跟《傳習錄》不無出入，現根據顧久先生的《傳習錄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給出完整引文，並附上顧久先生對這段引文的白話譯文供讀者參考——
（陳九川）問：“我近來的功夫，雖然好像理出了一點兒頭緒，但卻難得找到穩當快樂的所在。”先生說：“你是到心上尋找天理，這正是所謂‘理障’。這裏有個訣竅。”問：“是什麽？”答：“就是致知。”問：“如何去‘致’？”先生說：“你那一點良知，就是你自己的準則。當你的意念所致處，對的，就知道對，錯的，就知道錯。一點都不能瞞它。你隻要不欺騙自己的良知，切切實實地依照著它去做。善的，就存念；惡的，就除去。這種境界裏有怎樣的穩定快樂啊！”——譯寫者注
28 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一個人必須要在大節、原則問題上一絲不苟，但在個人修養方麵容許跟社會標準偏離。——譯寫者注
29 朝鮮地名。——梁啟超注
30 日本人設的第一銀行在朝鮮發行紙幣，漸漸通行。到明治三十六年春季，朝鮮人意識到利權外溢的危機，於是由一兩個有威望的人帶頭號召國民抵製紙幣，並要求各銀行的主事者簽名拒絕發行紙幣，舉國一致讚成。沒過多久，日本軍艦築紫開進仁川示威，隨後又有幾艘軍艦前往，朝鮮抵製紙幣運動不得不偃旗息鼓。——梁啟超注
31 參見我寫的《新大陸遊記》中的相關內容。——梁啟超注
32 孟子這句話可以理解成：一個人要放棄做某些應該做的事，才能做好某些必須做的事。——譯寫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