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進步

西方有本書裏，講述了一個西方人初次航行到中國，聽說羅盤針是從中國傳出去的，又聽說中國兩千年前就發明了這個東西，於是暗自合計：這東西傳到西方，不過幾百年，已經改良了無數次，效用擴大了無數倍，那麽在原發明地的中國已經經過了兩千年，變化不更是不可思議嗎？航行到中國登上海岸，放下別的事，跑到集市上尋購羅盤。四處打聽最新樣式，拿到手裏卻發現跟曆史讀本中記載的十二世紀阿拉伯人傳去的羅盤圖，沒有半點區別，隻好無比鬱悶地返身回船。

這雖然是個諷刺性的寓言，但它概括出的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嚴重程度，不能不承認是不離十。

我過去讀黃遵憲的《日本國誌》，非常推崇，以為據此就能夠全麵了解日本國的國情，等到進了北京城見到日本大使矢野龍谿，偶然談起這本書，對方說：“想通過讀這本書了解日本，無異於是想通過閱讀明史了解今天的中國時局。”我有些不高興，請他把話說明白。他說：“黃遵憲的書是在明治十四年寫成的，我們日本國從明治維新到現在，每十年社會進步的程度，比過去一百年社會進步的程度都要高。所以說，二十年前的黃遵憲的這本書，不把它比作明史比作什麽？”我當時對他的話還存疑，自從親身遊曆日本以來，把書中講述的事對照一下遊曆日本時的所見所聞，才知道矢野龍谿說的沒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說：“當年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遊曆元朝時的中國，回來後寫書，講述中國的國情。拿他的書跟現在人寫的中國遊記比較，發現二者所記述的中國情形沒有多少差異。”我要說豈止是《馬可·波羅遊記》，就連《史記》、《漢書》這樣兩千年前的書，裏麵記載的事情，跟今天的中國情形也沒有多少差別。日本跟中國同屬東亞地區，同屬黃色人種，為什麽一個發展一個不發展，程度如此懸殊呢？

中國人動不動就說古時候比現在好，盛世都出在古時候，而離現在越近亂世越多，這跟西方哲學家宣揚的社會進化論完全相反。但是，話說回來，中國人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中國的曆史表現還真是今不如古。試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有的宣揚哲理，有的傳布技術……戰國之後這種現象就不再有了。再看兩漢時代，國家治理的藝術也是可圈可點，宰相主持中央政務，鄉官主持地方政務……兩漢以後這種現象就不再有了。類似這樣的現象不勝枚舉。進化是社會的公例，就好比水往低處流，蘋果往地上掉，隻要水流不受到人為的導引，隻要蘋果不受到外力的吸引，就不會有反常的情形發生。可是我們中國社會的發展卻違反進化論，而表現出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其中必定有原因。找出原因大家討論研究，就知道這是一種病態的表現，而由此也就可以找出克服病態的方法。

有讀者肯定會說：“原因就是中國人的保守性太強了。”這話說得沒錯。然而我們要問，中國人的保守性為什麽會強得別具一格？這也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再說回來，英國人也是以保守性強在世界上“揚名”，然而要論世界各國的發展速度，沒有哪個國家趕得上英國的，這又怎麽能證明保守一定會阻礙社會進步呢？我琢磨這個現象，我使勁琢磨這個現象，終於發現，中國不進步的原因，出自天然的有兩個，出自人為的有三個。

一、強調大一統導致競爭缺乏。競爭是進化之母，這一說法已經是鐵案。西方在希臘列國的時候，政治學術都十分發達，後來自羅馬分裂，化為許多國家，於是造成了近世的局麵，直到今天，都是競爭的結果。列國並立，不競爭就沒辦法生存。競爭不光發生在國家之間，也發生在個人之間；不光是在武力方麵競爭，在德智方麵也競爭。所有人在不同的領域奮發向上、力爭上遊，進化便成為社會態勢一發而不可阻擋。所以當一個國家推出新式槍炮，其他國家便不再眷戀舊式槍炮，而開始謀求創新以免居於下遊，不這樣在戰場上就難操勝算；一家工廠推出新式機器，其他廠家便不再眷戀舊式機器，而開始謀求創新以免居於下遊，不這樣在市場上就難以立足。正因為崇尚競爭，所以不光是怕落在別人後麵，更重要的是時刻想著趕在別人前麵。昨天乙在甲的前麵，今天丙在乙的前麵，明天可能甲又趕在丙的前麵；相互刺激，相互嫉妒，相互學習，好比賽馬，好比競走，好比賽船；有人領先一步，落後者自然快馬加鞭；有人緊追不舍，領先者自然不敢鬆懈。這實在是進步原動力產生的根源。中國隻在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時間裏，競爭的局麵最持久，社會的進步也最明顯——可以說是達到頂峰。自秦始皇掃平六國後，大一統局麵形成，社會處於退化狀態，到今天已經兩千多年。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缺乏競爭造成的。

二、周邊都是落後民族導致文化交流缺乏。凡是一個社會跟另一個社會接觸，必然會形成一個新現象，進而文明也會前進一步。上古時期的希臘往外殖民，近世時期的十字軍東征，都是這樣的例子。所以說統一並不一定是社會進步的障礙。假使對內統一，對外溝通交流，那麽社會進步可能更為迅速。中國周邊都是些小的落後的國家，他們的文明程度，都跟我們差一大截子。我們跟他們一接觸，自然有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看來看去，都無法避免產生一種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心理。開始是自信，然後是自大，最後是自戀。一到了自戀的地步，進步的途徑也就封死了。不光是這樣，周邊的落後民族常常以他們的蠻力來侵擾挑釁甚至破壞我們的文明。我們在回擊過程中，自然更加深了保守我們固有文明的心理，認為中原文獻、漢官威儀實在是我們炎黃民族幾千年來戰勝野蠻民族的無敵寶貝。既然認定外麵沒有可供自己學習的東西，那麽自然會回轉身抱住自家固有的東西當作天下第一的寶貝拚命摩挲把玩。這樣一來，我們中國人願意一輩子躺在五千年文明的懷裏做美夢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說的是導致中國不進步的兩個天然原因。

三、語言和文字分離導致知識不易普及。文字是促進文化發展、科技進步的第一要件，它的繁簡難易，往往還跟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下相關。各個國家的文字，都起源於衍形，再往後發展，就轉為衍聲。人類的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豐富，經過千百年後，會遠遠超過語言最初的涵蓋麵，這是必然的趨勢。所以采用衍聲文字的國家，它的語言和文字是同步發展的；而采用衍形文字的國家，它的語言和文字必然一天天趨向分離。社會變遷越來越頻繁，新現象層出不窮，新名詞必然也層出不窮（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所以幾千年前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文字，必然無法對幾千年後地域變遷、民族交匯時代的事物現象予以表達描述，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語言和文字同步，那麽語言增加文字也跟著增加，一件新物品或一個新現象出現，隨之就會有新文字跟著出現表達和描述，以新促新，向前發展。語言和文字分離，那麽語言增加而文字不跟著增加，在用固有文字表述新事物、新現象時，不是找不到合適的字詞，就是勉強找到了而意思不貼切。所以雖然有冒出新生事物的機會，也會因為文字跟不上而窒息。這是第一個害處。

語言和文字同步，那麽隻要掌握對應於實際生活中人們嘴上的語言的文字表示形式，就能學習通用的知識，至於用古文字表述的學問——比如西方用希臘、羅馬文字撰寫的著作——讓專業研究者去弄懂，然後轉述給感興趣的普通人就可以了。所以，隻要能聽懂嘴上的語言，就能看懂書，進而人生的必備常識，也能夠普及。語言和文字分離，那麽非得多讀古書、弄懂古文古義，才能研究學問。所以，幾百年以來的學者，往往要耗費畢生的精力去讀《說文解字》，去讀《爾雅》，沒有充足的時間去研究實用學問。這是第二個害處。

語言和文字同步，主要就是采用衍聲文字，認識二三十個字母，掌握詞語的拚讀規則，那麽看到詞就能誦讀出來，聽到音就能理解意思。語言和文字分離，主要就是采用衍形文字，那麽《蒼頡篇》有三千字，就相當於三千個字母；《說文解字》有九千字，就相當於九千個字母；《康熙字典》有四萬字，就相當於四萬個字母。學習二三十個字母，跟學習三千個、九千個、四萬個字母，哪個容易哪個難？所以在西方國家，或者在日本，婦女和兒童可以提筆寫信，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在我們中國，往往念了十年書，都不會寫信，腦子就跟豬腦子一樣！這是第三個害處。

社會要進步，不是單靠一個人就行的，要大家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共同出力。所以說培養出一兩個讀破萬卷書的人，不如培養出百千萬億個掌握常識的人對社會發展進步更有效。因為我們中國人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精力學習難寫難記的文字，學成的人又是十個裏麵才出來一個，另外，即便學成了，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新事物、新學理也是一問三不知，所以頭腦不靈活，思想傳播慢。

四、長期導致人心向惡。上天賦予人權利，並且賦予人擴充權利的知識，以及保護權利的能力，所以讓人民發揮自由，實行自治，那麽社會必然蒸蒸日上。如果桎梏人民、打壓人民，先是扼殺了他們的活力，繼而摧殘了他們的本性，然後人道也廢弛了。所以在野蠻時代，團體不穩定，人智不健全，出現一兩個豪傑從事這些事情，盡其所能，代表大家的利益，這是群體的福氣。過了這個階段，豪傑仍然大包大攬、全權做主，那麽大家享受的福氣能補償他們失去的權利嗎？好比一戶人家，家長尊重家庭成員的權利，讓成員發揮各自自由，那麽大家自然能夠主動盡義務而避免相互算計。像這樣，家庭不興旺，我沒聽說過。不這樣的話，家長把家庭成員當奴隸使喚，當盜賊一樣防範，那麽家庭成員也會習慣自己的奴隸、盜賊角色，隻要有了中飽私囊的機會，即便犧牲家庭的利益他也不在乎。像這樣，家庭不衰落，我沒聽說過。所以中國社會不進步，是由人民不顧公益造成的；人民不顧公益，是由自居奴隸、盜賊的地位造成的；人民自居奴隸、盜賊的地位，是由統治階層把國家當成自己家，把人民當奴隸使喚，把人民當盜賊一樣防範，造成的！

看看人家西方立憲國家的政黨政治吧。立憲國家政黨裏的人，固然不是個個都秉公心稟公德，他們未嚐不為自己謀私名謀私利。但即便這樣，在國家追求權勢的人，往往討某個人的歡心就能得逞；而在立憲國家追求權勢，就必須討眾多選民的歡心才行。同樣是討歡心，但哪一方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答案顯而易見。政黨政治的關鍵是，一個國家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分執政黨和在野黨。在野黨想要取得執政權，就要公布他們的施政綱領，同時攻擊執政黨的施政綱領有誤，或是沒有施行，欺騙了選民；就要向選民承諾，假使我們黨取得執政權，我們要如何如何，為民除公害要做某某事，為民增公益要做某某事，等等。多數選民投票給他們，他們就能在議院取得多數席位，取代前執政黨重組內閣，進而不得不兌現他們當初對選民的承諾，以繼續贏得選民的支持，由此社會必然向前發展。而之前的執政黨，這時就轉變為在野黨。要想重新取得執政權，就又不得不了解選民的需求，細心謀劃，製定更能提升選民利益的施政綱領，向選民承諾，除公害和增公益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執政黨做得顯然很不夠，假使我們黨重新執政，一定如何如何，保證大家的未來更美好。如果多數選民投票給他們，他們就能在議院重新取得多數席位，再一次成為執政黨重組內閣。自然也會兌現他們當初對選民的承諾，以繼續贏得選民的支持，由此社會也必然又向前發展。像這樣，政黨之間相互競爭，相互監督，相增相長，全體受益。政黨競爭越激烈，社會進步越迅速。歐美各國的政權轉移方式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日益被接納，原因就是這個。所以說，不管政黨執政是為了公眾利益，還是為了滿足私欲，對於國民來說都是好處多多。再看國家，即便有一兩個聖君賢相徇公廢私，決心為國民全體謀利益，然而那麽大的國家，單憑一兩個人的能力，又怎麽能夠澤及蒼生呢？就算能做到，恐怕所謂的聖君賢相也是一百年出不來一個，而像齊桓公、晉靈公、蔡京、秦檜這樣的暴君奸相卻是要千有千、要萬有萬。所以中國人總結曆史時常說：“一治一亂。”又說，“穩定的年月少，變亂的年月多。”這難道是平白發生的嗎？為什麽要承受這循環往複的民族劫難？前進才一寸，倒退達一尺；倒退速度是前進速度的十倍，所以我們中國曆經千百年一年不如一年！

五、壓製學術導致思想窒息。一個國家要進步，必須以學術思想為原動力，而風俗、政治都是學術思想的產物。中國隻在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言論無禁忌，思想無禁區，因而學術思想最發達。可以說自有史以來，炎黃民族的名譽，沒有哪個朝代超過那時候的。秦、漢以後，孔教泛濫全國。孔教有它的優點，這是肯定的。但是，一定要強製全國人都信仰一種思想，這樣做的結果對社會進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從漢武帝開始，提倡六藝13，罷黜百家，凡是六藝之外的學說體係都被清洗，之後束縛禁忌，一天賽過一天。儒家這些東西，原本僅是一家之言，經過統治階層別有所圖地美化渲染，便成了絕世瑰寶。統治階層拿它進行文化美容，當作護符；一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成天算計著蹭吃蹭喝、平步青雲的賤儒把它當成了自己仕途的敲門磚、要飯的鐵飯碗。雙方各有所圖，一拍即合，變本加厲，推波助瀾，於是儒學泛濫，中國思想界一片死寂。講述歐洲史的，無不認為中世紀是歐洲的黑暗時代。歐洲中世紀是羅馬教權如日中天的時期，全歐洲人民現實生活遭受君主暴力統治，精神生活則遭受教主橫加幹涉。所以當時的社會不光是不發展，而且比較起希臘、羅馬的輝煌時期，可以說是一落千丈。如今試讀一下我們中國秦、漢以後的曆史，看看跟歐洲中世紀有啥不一樣？！我不怨孔教，而隻是不得不深惡痛絕那些打著孔教幌子、利用孔教、強奸孔教、害了自己又害全體國民的雜碎們！

以上說的是導致中國不進步的三個人為原因。

我們中國進步的天然障礙，不是人力能夠克服的，然而受世界風潮激蕩、衝擊，我們國家幾千年來的舊狀已經發生改變。所以說，能不能進步，就看當下的選擇了。但是要知道，我們中國的變化是被動的，是外力加給我們的不得不接受的變化，不是我們中國人發自內心的積極主動的變化。我們如果不積極主動地變化，那麽外力即便整天鞭策我們，推動我們，我們也難以進步。世界上不存在沒有結果的原因，也不存在沒有原因的結果。我們中國淤積了幾千年的惡因，所以今天才不得不承受惡果。有誌救世的人，不要再罵惡果了，應該開始改良造成今天惡果的惡因。

各位同胞，我不想多說門麵語，我請將古今萬國追求進步的獨一無二的共通原則轉述給大家。共通原則是什麽？破壞。

從事破壞不祥啊！主張破壞不仁啊！古今萬國的仁人誌士，之所以從事破壞，實在是萬不得已，難道他們是無情冷血、憤世嫉俗、意氣用事、為破壞而破壞的人？！因為當不得不破壞的局麵橫亙麵前時，破壞也得破壞，不破壞也得破壞。破壞既然不可避免，那麽早一天破壞早受一天的福，晚一天破壞多受一天的害。早破壞，破壞的東西少，保全下來的東西多；晚破壞，破壞的東西多，保全下來的東西少。用人力主動破壞，屬於有意識的破壞，那麽可以隨破壞隨建設；一次破壞到位，可以免卻第二次破壞；所以將來的收獲，可以抵償當下的苦痛並且有富餘。聽憑自然施加破壞，屬於無意識的破壞，那麽隻有破壞，沒有建設；一次破壞不到位必然要再二再三再四……像這樣折騰百年千年，而國家和人民共同遭殃，必致魚死網破國破家亡。

讀者不相信我的話嗎？我請跟大家重溫一下中外曆史。中古以前的世界，是一個膿血的世界。英國號稱近代世界的文明先進國，自1660年以後，到今天二百多年沒再發生破壞。之所以這樣，實在是因為搞了長期國會這一次一步到位的大破壞成就的。假使當初懼怕這次破壞，那麽怎麽能夠知道之後的英國，不會是十八世紀末的法蘭西？美國自1865年以後，到今天五十多年沒再發生破壞。之所以這樣，實在是因為發動了抗英獨立和解放黑奴兩次大破壞成就的。假使當初懼怕這兩次破壞，那麽怎麽能夠知道之後的美國，不會是今天的秘魯、智利、委內瑞拉、阿根廷？歐洲大陸各國，自1870年以後，到今天三十多年沒再發生破壞。之所以這樣，實在是因為爆發了法國大革命這一影響後世七八十年的空前絕後的大破壞成就的。假使當初懼怕這次破壞，那麽怎麽能夠知道今天的日耳曼、意大利不會是波蘭？今天的匈牙利及巴爾幹半島諸國不會是印度？今天的奧地利不會是埃及？今天的法蘭西不會是過去的羅馬？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後，到今天三十多年沒再發生破壞。之所以這樣，實在是因為發動勤王討幕、廢藩置縣這一次一步到位的大破壞成就的。假使當初懼怕這次破壞，那麽怎麽能夠知道今天的日本不會是朝鮮？我所說的二百年來、五十年來、三十年來沒再發生破壞，不過是以距離現在的時間長度而言，其實上麵所例舉的國家，從現在算起，即使經過幾百年、幾千年，也不會再發生破壞，這是我敢斷言的。為什麽？凡發生破壞必然有引起破壞的根源。孟德斯鳩說：“國家的統治者動不動就說廣大百姓團結和睦，實際上國中往往埋伏著擾亂的種子。民眾是苟活於世，不是團結和睦。”擾亂的種子不鏟除，那麽連續不斷的破壞終難避免。這樣的國家，隻有以人力發動一次一步到位的大破壞，把擾亂的種子集中起來徹底鏟除，斷絕了它再度繁殖的後路才行。如果這樣做的話，這類國家從此以後，即便發生戰爭的事，也是因為捍衛主權同其他國家開戰，像發生內戰以求政權更迭而致百姓流離失所、國家陷入劫難的慘劇，我敢斷言永不再有。今天我們中國部分號稱明了世界大勢的知識分子，無不羨慕西方立憲國家的社會治理井井有條，人民生活康和安樂，政府機關生機勃勃，然而卻不知道這樣的現象是由在此之前他們國家曆史上的無數仁人誌士，揮灑熱淚、上下求索、言論鼓動、著書宣傳、流血抗爭、死傷無算，發動一步到位的大破壞成就的！

這還隻是就政治一方麵而論，實際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現象，大到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到文藝、技術、名物，哪一個不是經過破壞階段就此通往進步的道路的呢？所以馬丁·路德破壞舊宗教而新宗教興起，培根、笛卡爾破壞舊哲學而新哲學興起，亞當·斯密破壞舊經濟學而新經濟學興起，盧梭破壞舊政治學而新政治學興起，孟德斯鳩破壞舊法律學而新法律學興起，哥白尼破壞舊曆學而新曆學興起……推諸世界上各種學說，沒有不是這樣的。而在馬丁·路德、培根、笛卡爾、亞當·斯密、盧梭、孟德斯鳩、哥白尼之後，又出現破壞他們學說主張的人，以此類推，往複不已，隨破壞，隨建設，新舊更替，而發展和進步，也就永不停息。14又比如機器普及而手工業者的利益不得不破壞，輪船普及而使用帆船者的利益不得不破壞，鐵路電車普及而畜力運輸業者的利益不得不破壞，公司興起而個體老板的利益不得不破壞，托拉斯（Trust，壟斷企業）興起而小公司的利益不得不破壞。當新的出現、舊的退場的時候，不是不會造成利益損失者哀告無門、人心惶惶的局麵，等到新局麵穩定後，受益者是國家，是世界，是子孫後代，而在此之前破壞導致的利益損失者，也往往能直接或間接得到意外的新的利益。西方有句老話說得好：“擁抱文明，不光要享受她的好處，還要忍受她帶給你的苦痛。”要知道，全體國民的生計，是根本上不能輕易搖動的，而當上述列舉的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趨勢凸顯後，尤其不能為了避免小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損失而置大多數人的利益於不顧，何況這麽做的話，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歐洲各國自宗教改革後，教會教士的利益被破壞；自議會成立後，暴君豪族的利益被破壞；英國改正選舉法（1832年），舊選舉區的特別利益被破壞；美國頒布禁止奴隸製法律（1865年），南部種植園主的利益被破壞。這跟我們中國廢除八股文而八股家的利益被破壞，革除胥吏而胥吏的利益被破壞，改革官製而官場人員的利益被破壞，事情相類同。他們的所謂利益，是最少數人的特殊私利，而他們也實際上是屬於分食大多數人利益的蛀蟲。一幫蛀蟲因為不能繼續分食就哭天抹淚，難道大多數人就活該做冤大頭任人宰割？對這樣不公正的現象某些人還要假仁假義地強調“不要破壞”、“不要破壞”，我說他們是沒有心肝。我們中國今天的怪現狀，哪一處體現的不是少部分蛀蟲分食大多數人成果的情形？而八股、胥吏、官製，還屬於情節輕微的呢！

想要往遠了走，就不能停止不前念叨老步子走得多麽好；想要往高處去，就不能站在最初的台階上炫耀自己站得多麽穩。如果整天呆站在一個地方，隻是羨慕遠行的人，隻是崇拜登高的人，我知道這樣的人終究沒出息。總之，在沒有遇到阻力的時候，在沒有遇到阻力的地方，固然可以按部就班、穩步前進，而如果遇到了阻力障礙，就得斬斷荊棘、除卻羈絆、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不這樣的話，即使想往前走，也沒有路。諺語說：“螫蛇在手，壯士斷腕。”這話說得太一針見血了！沒聽過良醫給人治病的原則嗎？病人腸胃出現症結，非得給他服用有助劇烈吐瀉的藥物，不然就別想治好；病人染上瘡癰腫毒，非得給他施行割剖洗滌療法，不然就別想根除。像這樣的療法，就可稱為“破壞”。如果下不了手，讓腸胃出現症結的病人天天進食人參茯苓湯以求滋補，讓染上瘡癰腫毒的病人天天塗珍珠琥珀膏以求消毒，那麽病人的病情必然一天比一天加劇。之所以不敢給病人服用有助劇烈吐瀉的藥物，是因為顧慮病人身體虧耗；之所以不敢給病人施行割剖洗滌療法，是因為擔心病人受不了苦痛。卻不知道，不吐瀉往後身體會更加虧耗，不割剖往後苦痛會更行加劇。這樣下去，非把病人治死不可！為什麽不忍受片刻的劇烈吐瀉以求得身體長久安好呢？為什麽不讓身體的一部分承受苦痛以求得整個身體免受感染呢？並且同樣是身體虧耗，同樣是身體苦痛，那麽早一天治，病情必然會較輕；晚一天治，病情必然會加重。這又是個再明白不過的道理，而統治階層卻視而不見！這讓我無法理解。大體上今天談維新的人有兩種：層次低的，拾人牙慧，到處忽悠，借此為自己謀求向上爬的通路，像這樣的人不值一提。層次高的，固然常常麵容憔悴，內心焦慮，神色凝重地思索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途徑。但考察一下他們的舉措，最開始是強調外交，強調練兵，強調購買機械，強調製造機械；稍稍取得一些進步之後，就開辦商務，開辦礦山，修建鐵路；發展到最近，就開始培訓軍官，培訓警察，辦理教育。這些主要的大項目，確實是當今文明國家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然而話說回來，亦步亦趨地模仿人家，學習人家的枝枝節節，就可以使國家步入到文明行列嗎？就可以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地嗎？我知道必然不可能。為什麽？因為：花衣裳讓醜女人穿上，隻會反襯她更醜；金馬鞍給駑馬配上，隻會增加它的負重；朽木上刻上一條龍，隻會讓它爛得更快；鬆壤上修建高樓，隻會讓它倒得更響。以下不一一細說，隻說說教育。

一個國家辦公共教育，是為將來培養國民，而今天主持教育的人怎麽樣呢？各省紛紛開辦學堂，而能當上學堂總辦提調的，大都是最擅長鑽營奔競、仰承長官鼻息的候補人員。學堂裏的教員，大都是八股名家，以及竊取功名的土豪劣紳。學生到學堂就學，目的也不過是——現在社會上興這個，可以作為裝點自己的資本，而且也是將來通往上層社會的終南捷徑；與其學習風光不再的詩雲子曰，不如學習當今走紅的ABCD有前途。一旦考進學堂，就披紅掛彩、辦酒席、放鞭炮，以示慶祝，表示光榮。（我們廣東省最近考上大學堂的學生都這樣）學堂如果負擔費用選派學生出外留學，那麽學生便紛紛賄賂主事者以求被選上。像這樣，都是今天教育事業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而預備將來成為一國教育的摹本的。試問這樣下去，培養出來的人，能具備一國國民的資格嗎？有能力擔當未來國家主人翁的角色嗎？能夠在當今民族主義競爭的潮流裏站得住腳嗎？我知道他們肯定不能。既然不能，那麽辦這種教育跟沒辦一樣，對中國前途有啥用處！

再考察一下辦商務。經濟界的競爭，是當今世界上的一個最大問題。各國之所以想滅亡我們，就是為了操控我們的經濟；我們之所以爭民族生存，就是為了經濟自主。商務應當整頓，人人都知道。振興商務，不可不保護本國工商業的權利；要保護權利，不可不頒定商法；僅靠一部商法不足以獨立，所以不可不頒定各種法律以相輔；有了法律而不執行，跟沒有法律一樣，所以不能不規定司法官的權限；所製定的法律如果不好，弊端比沒有法律還厲害，所以不能不規定立法權的歸屬；對違反法律的人如果不進行懲戒，法律便名存實亡，所以不能不規定執行法官的責任……推究下去，除非製定憲法、召開議會、設立責任政府，商務不可能得到振興。今天談振興商務的人，張嘴就說“振興商務”、“振興商務”，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麽辦法來振興。光就這一兩個方麵來說，情況已經很清楚了，推展開去，道理都一樣。我早就知道今天所謂的新法必然無效。為什麽？不經過破壞而想建設，沒有能夠建設成功的。今天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之所以急巴巴地崇拜新法，豈不是以為不這樣國家就麵臨著危亡嗎？然而新法不能挽救國家脫離危亡即如上述。擔負國家責任的同胞，該作何選擇！

那麽按照救危亡、求進步的方法該怎麽做呢？我的看法是：

一定要把數千年橫暴混濁的政體，砸爛在地然後踏上一萬隻腳，讓它永世不得翻身，讓數千萬虎狼一樣、蝗蝻一樣、蜮蛆一樣的官吏，喪失掉吃拿卡要的平台，然後洗幹淨腸胃走上正道。一定要把數千年柔媚學說的流毒肅清，打入冷宮，讓數百萬蠹魚一樣、鸚鵡一樣、水母一樣、豬狗一樣的讀書人，不能再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喊萬歲唱讚歌，然後清潔好耳目，做新社會的新人。

要達到以上目的有兩種方法：一是不流血的破壞，二是流血的破壞。不流血的破壞，像日本明治維新等就是；流血的破壞，像法國大革命等就是。中國如果能實行不流血的破壞，我焚香慶賀！中國如果不得不實行流血的破壞，我穿喪服致哀！悲哀歸悲哀，然而要讓我從這兩種方法之外，再找出一種方法救國，我苦痛在心，無從應對。唉！我們中國果真要實行第一種方法，那麽今天就該實行了。如果竟不實行，那我所說的第二種方法就無從避免了。這樣的話，我還能忍心說什麽呢？

我讀西方宗教改革的曆史，看到全歐洲二百年幹戈紛爭、戰亂頻仍、國無寧日，我未嚐不揪心。我讀1789年法國大革命史，看到殺人如麻，一天死人以十數萬計，我未嚐不戰栗。即便這樣，我琢磨，我使勁琢磨，國中如果沒有破壞的種子也就罷了，如果有，怎麽可能避得開呢？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曆史，都是以天然破壞相始終。年代遠的不必細說，說說百年以來發生的事。乾隆中期，山東有所謂的教匪王倫率眾作亂，1774年平定。同時有甘肅馬明心作亂，占據河州、蘭州，1781年平定。1786年，台灣林爽文作亂，清政府派將領出征，都沒平定，經過兩年（1788年），才由福康安海蘭察督師平定。安南之役爆發，1788年平定。廓爾喀又入侵，1794年平定。而在1793年，詔告天下捉拿白蓮教首領沒有收獲；官吏以搜捕教匪為名，恣行暴虐，天怒人怨。1794年，貴州苗族爆發內亂。嘉慶元年（1796年），白蓮教在湖北聲勢浩大，之後蔓延到河南、四川、陝西、甘肅，而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擁眾數萬起事，1802年平定。1803年，浙江海盜蔡牽又作亂，1804年，與廣東的朱濆匯合，1808年平定。1809年，廣東的鄭乙又作亂，1810年平定；同一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作亂，1813年平定。沒過幾年，回部又發生內亂，綿延十多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平定；同時湖南的趙金龍又作亂，1832年平定。全國民生凋敝，剛要緩口氣，鴉片戰爭又爆發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英艦開進廣東。1840年，逼近乍浦，侵犯寧波。1841年，攻下舟山、廈門、定海、寧波、乍浦，隨後進攻吳淞，拿下鎮江。1842年，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才罷手。到這時候，廣東、廣西的流匪已遍地出沒難有寧日。一直到鹹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攻下大半個中國。鹹豐七年（1857年），又發生英國人攻入廣東擄走總督的事情。1859年，又發生英法聯軍進犯北京的事。而洪秀全統治南京達十二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平定。而撚黨仍威脅京城，形勢危急，1868年才平定。而回部苗疆的變亂仍在繼續，於是又打了好幾年，等到徹底平定，已經是光緒三年（1877年）了。自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起，之後百姓和教堂的紛爭，連綿不絕。光緒八年（1882年），同法國在安南發生戰爭，1885年才結束。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1895年結束。1898年，廣西李立亭、四川餘蠻子作亂，1899年才平定；同年，山東義和團爆發，蔓延到河北，引八國聯軍攻陷北京，1901年才平息。今天是進入1902年之後不到一百五十天，而廣宗、距鹿之難，以袁軍全力，經過兩個月才平息。廣西之難，至今還蔓延三省，不知結果如何，跟著四川也不穩定了。這樣看來，一百多年間，我們中國十八個行省，哪一處不是腥風血雨？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哪一天不是戰火相伴？在此之前變亂已經如此頻仍，在此之後難道還幻想有奇跡發生？恐怕變亂的劇烈程度將會千百倍增長！我要問：“不忍心發動一步到位的一次性破壞，而願意破壞接連不斷發生嗎？”我國民不妨想一想，歐美國家以及日本以破壞治破壞，而永久斷絕了內亂的萌芽，我們是不是不應該老是停留在臨淵羨魚的層麵上呢？

再說回來，懼怕破壞的人不是以愛惜人民的性命為理由嗎？暫且不說天然無意識的破壞——如上麵列舉的內亂戰禍——無法避免，即便能避免，今天中國這樣的國體，這樣的政治，這樣的官吏，通過直接、間接手段使百姓喪生的每一年數目，又難道比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數目少嗎？十年前山西發生大旱，老百姓一死就是一百多萬！鄭州河水決口，一死就是十幾萬。冬天將過春天沒到的時候，北方的老百姓，每年凍死的人數得按十萬起計算。近十年來，廣東人每年死於瘟疫、傳染病的人數，也要從十萬起算。而被盜賊殺死，以及為擺脫饑寒淪為盜賊而被官府處死的人，以我們中國這麽大麵積，每年又何止十萬！這種情況雖然大半起因於天災，然而人們願意結成群體，願意組織政府，難道不是為了想要集合人力戰勝天數嗎？有政府而不能為人民對抗天災，那麽要這樣的政府有什麽用？（天災的事，關係到政府的責任，我另有論述。）唉！中國人死於非命的現象早就存在了。被天殺，被人殺，被暴君殺，被汙吏殺，被異族殺。被殺死的方式又分為：死於饑寒，死於病變，死於刑獄，死於盜賊，死於戰亂。在文明國家，一個人死於非命，不管是冤獄，還是罪有應得，死者的名字，一定會在報紙上出現三數次，甚至百數十次。所謂“貴人道重民命”，不就應該這樣嗎？在我們中國哪有這樣的事？人命賤如雞，即使一天死一千人，死一萬人，誰又知道？誰又會當回事？也慶幸我們中國人生存繁殖能力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死死生生人口平衡！假使生存繁殖能力弱的話，恐怕我們中國人早就是曆史上的一個名詞了！但是這是在沒有外族威脅時代的現象，從今往後，十多個國家會像饑鷹餓虎，張牙舞爪，撲向我們，喝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幾年幾十年以後，能使我們慘如埃及，把嘴裏沒咽下去的飯，挖出來獻上，也不能付清外族索要的白銀數目；能使我們慘如印度，天天行三跪九叩首禮於外族麵前，也僅能求得半飽。到了這樣的地步，不知道以愛惜百姓性命自況的親愛的同胞，如何麵對？所以同胞們隻要想到這種情形，就應該相信我所說的“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並不是唯恐天下不亂。而對於這兩者，我國民如何選擇？如何取舍？過去日本維新的先驅吉田鬆陰15曾對他的門下說：“今天所謂的正義者，幾乎都穩健持重地對局勢采取觀望態度，這是最大的下策。哪裏比得上迅捷下手，打破局麵，然後再逐步計劃占取位置來得有效呢？”日本之所以有今天，都是靠著這種精神，都是遵循這種方略。今天中國的積弊，跟四十年前的日本比，已經是好幾倍了，而國內號稱有誌之士的人，除了采取吉田鬆陰當年所說的最大下策外，什麽也不敢想，什麽也不敢做。我又怎麽能知道他們的前途目標是什麽呢？

即便是這樣，破壞難道是隨便說的？瑪誌尼說：“破壞是為建設而破壞，不是為破壞而破壞。假使為破壞而破壞，那又何必動手呢？並且連將要被破壞的東西也保不住。”我再進一步解釋一下：“不是具備不忍破壞心理的仁者、賢者，不可以主張破壞；不是具備恢複破壞事物能力的人，不可以從事破壞。”要不然的話，發泄他的牢騷不平之氣，有些小聰明而缺乏大見識，對任何東西，不管精粗美惡，都想一舉砸碎、毀滅，以供自己開心稱意，甚至於自己蓋樓自己燒，自己種花自己鏟，卻對大家嚷嚷：“我能割舍，我願犧牲。”像這樣的人，純粹是人中的妖孽！所以說，破壞是仁人君子不得已從事的行為。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伍子胥泣血於關塞，他們豈是忍心讓朋友死、忍心見父親被殺而自己逃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