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誰在批判，批判什麽(5)
一個小小“伊諾”，讓我胡思亂想了這麽多，實在有點狂妄。不過，也正如“伊諾”鼓吹的那樣：沒什麽不可能！本文已大大擴張了“伊諾”的精神地盤，但願是一種合理的擴張，但願它配得上這種擴張。
2005年4月
(第五節上帝：從厲父到慈母
我以為，有兩組概念對化解國人對“宗教”的經驗性誤解、彌補它在傳統闡述上的缺陷有幫助：精神本位的“意緒宗教”和世俗本位的“權力宗教”；自然上帝和人格上帝。
從權力宗教到意緒宗教
如果說人們對曆史的宗教尚存一絲恐懼，則實乃一種變相的權力恐懼——對中世紀宗教迫害的記憶。讓人害怕的並非上帝，而是挾上帝以自重的世俗權力，比如將布魯諾綁上火刑柱的紅衣主教們、審判異端卡斯特裏奧的加爾文們。
但宗教也有它的現代化，我個人稱之為“權力宗教”向“意緒宗教”的擺渡。形象一點說，即“慈母”對“厲父”的角色替代。
繼歐洲文藝複興始，基督教文明從神學統治和世俗權力狀態漸入相對寬弛的“意緒”式的生活信仰狀態。卡爾·波普指出：“與其說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不如說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現代西方文化主要有三股精神資源介入：社會領域的自由主義、人本哲學和憲政思想，自然領域的科學和實證價值觀，生活領域的基督教信仰。而前兩個方麵，恰恰是在反基督教過程中實現了與神學的和解。也就是說，西方文化是一宗三方妥協的“合股”買賣，是一個由現代理性和曆史神學合並重組的精神大家庭。
自由主義雖是從反對嚴酷的中世紀宗教威權，即反對人格化、世俗化的上帝開始的，但自由主義天生是一種溫和的價值觀，其民主、多元、寬容、理性的原則，使之不會將宿敵推上革命法庭，不會用曆史的手段迫害對方。這讓雙方的和解最終成為可能，也使得神學能輕鬆地卸下權力、向超越世俗和政治的純精神層麵過渡。
對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皈依方麵，基督教仍發揮著精神終極的作用，但它已被一種溫和的“意緒”狀態，甚至“泛信仰主義”所替代，它不再堅持固有的苛刻和嚴厲，位置也下行至民間，從神權教旨變成生活福音，變成一種由人秉承的日常精神。
曆經幾個世紀的宗教改革和人文熏陶，基督教逐漸放棄了它的世俗要求，實現了從權力本位向純粹精神本位——從“固體”之政治格式向“氣體”之心靈格式的轉化，其教義也從冷酷的“原罪”“禁欲”走向對人性健全、公共美德、服務精神和心靈秩序的追求，人們借助它獲得對“善惡”的最高確認和指導原則。可以說，這是“上帝”從嚴酷走向溫柔、從憤怒走向寧靜、從“厲父”走向“慈母”的過程。連梵蒂岡對科學理性也溫和多了，前不久，教皇甚至宣布給當年有罪的伽利略平反——這樣做，反而離上帝更近。再比如美國，曾盛極一時的加爾文清教，到了18、19世紀之交，便逐漸被自由派的一神教（即自然神學）所取代，前者從原罪出發，主張強製服從和禁欲苦行，而後者提倡自願的道德行為，強調和諧、理性的思維，旨在幫助人理解宇宙秩序和上帝法則中的仁慈。
在科學理性茁壯的今天，宗教文化不僅在傳統地區根深葉茂，連一些政治無神論牢牢插樁過的土地，也開始接受全球化的信仰洗禮。與其說這是一種西化時尚，不如說是在經曆一場精神的“現代化”和“民主化”。
對那些被無神論掏空了信仰的人來說，基督的最大誘惑並非其教義準則，而是一種信仰經典所攜帶的精神芬芳，一種由莊嚴、虔敬、深沉、崇高、聖潔等意緒鋪設的心境，一種肅穆而寧靜的道德美學氣場……而這一切，恰恰是當事人所久違了的。看看我們身邊對基督教的消費（尤其教堂婚禮和聖誕節），便會發現一點：儀式消費大於目標消費。教堂、燭光、洗禮、禱告、起誓、鍾聲、十字架……別小瞧這些符號，它們對人心的提示、喚醒和滿足非常大，脫胎換骨雖不可能，卻足以給靈魂洗個澡。
其實，從西方到東方，現代人對上帝的需求越來越趨於一致：信仰即願意信仰，信仰上帝即享受上帝；宗教是心靈的糧食，是人生的營養；上帝頒發的不再是一個曆史的物理的世界，而是純粹的精神時空，可謂有百益無一弊。
一個人，可以不屬任何教派，但不能失了信仰心理，不能一點宗教意緒都沒有。否則，在道德和信用上，會輕易失去底限。通常，信任一個有宗教情懷的人，比信任一個虛無主義者，或唯物論者要可靠和安全得多。
換句話說，一個信徒成為“好人”的幾率更大。
《瓦爾登湖》的作者、美國著名自然主義者梭羅，臨終前和嬸嬸有一段對話——
嬸嬸：亨利，你跟上帝和解了嗎？
梭羅：嬸嬸，我不記得曾經吵過。
從人格上帝到自然上帝
在唯物論胎盤中泡大的人，常自作多情且武斷地以為：科學乃宗教最大的天敵！他最喜歡玩的遊戲即雇科學家為原告，以實證方法來起訴上帝，邏輯是：隻要上帝不出庭，即證明宗教在說謊。
上帝的客觀缺席，能證明信仰的荒唐嗎？科學果真乃宗教殺手？
恰恰相反，優秀的科學家無不為一些有著深沉宗教情懷的人。當然，他們大多信奉自然上帝，而非人格化的上帝。
愛因斯坦取得了兩個成就：相對論和宇宙宗教論。
他區分了自然上帝和人格上帝：“今天，宗教領域同科學領域間的衝突，主要源於人格化了的上帝之概念。”“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事物有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非那個同人類命運有牽連的上帝。”
“我以為科學不僅替宗教洗清了它的擬人論的沉渣，也幫助我們對生活的理解能達到宗教的精神境界。”“科學隻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來創造，而這種感情的源泉卻來自宗教領域。”
“我認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找到一個沒有宗教情感的人。他的宗教情感所采取的形式是對自然規律之和諧所感到的狂喜和驚奇，同這種和諧所顯示的高超理性相比，人類一切有係統的思想都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亦聲稱：塵世間的最高善便是獲得“內界的堅定和持久的靈魂的寧靜”，“宗教與科學間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衝突，因為它們互為補充”。
還有霍金，他在《時間簡史》中宣稱，我們的目的應是“了解上帝的思想”。
天體物理學家查斯特魯在《上帝和宇航員》的開頭說：“僅靠相信理性力量為生的科學家，其事業以噩夢而告終。他們攀登了一座座無知的山峰，正要征服最高峰，當翻越最後一塊岩石後，發現迎候自己的是一群神學家。這些神學家坐在那兒，已等了他們好幾個世紀。”
……
“科學沒有宗教，即變成了瘸子，宗教沒有科學，則變成了瞎子”（愛因斯坦）。任何工具理性都隻是幫助人們完成著對外部世界的改造，於人類的內心生活，則無濟於事。而隻有科學與信仰的“裏應外合”，才能確保“人”之全麵建設。
2001年
(第六節“道德銀行”的道德險境
2003年11月5日，錢塘江畔的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異常熱鬧，首家“大學生道德銀行”啟動營業：該院數千學子被吸納為儲戶，按其原理，儲戶參加誌願活動、社會公益等皆可獲相應數額的“道德幣”，如做義工1次，得1萬元存款，義務獻血1次，有2萬元進賬……當儲戶需某種援助或申請某待遇時，可憑卡向銀行支取。為刺激儲蓄，該銀行還特設不少獎項，如文藝演出和學術報告的門票，優秀團員、獎學金評比的優先權等。後來，為表彰先進，該行還特設了“年度十大道德富翁”評選。
一石驚鳥，坊間忍不住嚷嚷了：圖利求報的道德還對得起“道德”這張老臉嗎？說實話，若僅維護什麽老臉或僅屬個案的“義利”之爭，確懶得搭話，但這次“銀行”潮來勢之洶、從眾之多，委實讓人吃驚，隨便在電腦裏一搜，即出來一大群“多胞胎”：長春安陽小學的“未成年人道德銀行”，江西遂川的“中小學道德銀行”，河南鄭州的“青少年道德銀行”……
一件事兒，值不值得重視？我的尺度是：看落在誰身上？影響體積有多大？衝擊的乃當下還是未來？“道德銀行”發生在“立人”“樹人”的校園，試驗對象是孩子，雄心是從娃娃抓起，就不容小覷了。
如果說“道德銀行”有何社會啟示性，在我看來，至少有二：一方麵，它宣告了傳統的全民性道德教育已近遲暮，尤其依賴榜樣的號召模式之氣息奄奄；另一方麵，它反映了一種焦慮和掙紮，顯現出大家對道德現實之不滿和不甘，堪稱為衝出道德縛境所作的一種“化蝶”衝刺。
但“道德”和“銀行”聯姻的後果是什麽呢？“道德銀行”將造就怎樣的道德險境？一旦退出理想主義高地和原始本位，道德將跌落何處？它古老的身軀會摔成什麽樣子，導致怎樣的外損和內傷？
表麵上，“道德銀行”在為道德尋求一種及時的測評和獎勵方式。但該做法又是極魯莽和笨拙的，因為它連最原始的技術問題都解決不了：誰有資格給道德打分？誰有權力規定道德的分值？道德委員會？道德證監會？誰有這樣的道德識別力和公信力？對道德怎麽統計和驗收？誰來發明“道德秤”和“道德驗鈔機”？
按“道德銀行”原理，不為人知的德行是無法自動進入賬戶的，即道德儲蓄以“道德公開化”為前提。但大街上並無一種叫“道德監視器”或“道德記錄儀”的玩意兒啊，除了上帝，誰有那全知全能、體察毫末、全天候蹲守的慧眼啊？這意味著，要想被及時見證和記錄，在道德行為之外，必須同時做另一件事：道德示眾，或叫道德自首！可這樣的行為無異於給道德一記耳光。
退一步講，即便“道德銀行”確保所有的善行不被遺漏，而一旦走出了銀行視野呢？比如一個小孩子，他在校園裏習慣了做好事總是被記錄，但出了校園，進入一個舉目不見銀行、四下皆無收款機的環境，或遇到了不記名的捐贈箱，他會怎麽辦呢？依賴見證和獎勵的“道德銀行”，實質上是為道德設計了一套條件反射的遊戲，它的基礎即那些“條件”，一旦“條件”不成立，那些被禮物寵壞了的孩子，即會像不見誘餌的鸚鵡那樣懶得為你唱歌了。
我的擔心還在於：被張榜的“道德貧富”會不會構成新一輪的精神壓迫？道德等級會不會製造人群等級？為擺脫道德劣勢，人會不會舞弊以彌補道德產量的不足？就像當年“浮誇風”那樣，會不會爆發一場“道德大躍進”呢？誰又能擔保銀行裏不會混入“道德假幣”“道德偽鈔”？記得小時候，為了評“三好”，自己就忍不住在“拾金不昧”上作弊：偷偷丟下一枚硬幣，拉著小夥伴去撿，再由見證人把事跡記在“好事簿”上……現在看，這該叫“銀行詐騙”罷。
“道德銀行”企圖為道德創建一種市場模型，維護一種市場公平，但對純粹的道德而言，或許恰意味著一種不公，因為真正的道德者是不會在銀行開戶的，更不會去主動刷卡，自然不在銀行表彰之列。也就是說，最樸素和本色的道德行為，在銀行大屏幕前，反而被遮蔽掉了，真正的道德富翁會淪為銀行門前的叫花子。
古人雲：義，利也。道德確有利可圖，但該利不是外在的東西，而是內心的獲益。道德的回報形式和道德本身應是對稱的、同質的，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話：“精神自有精神的答謝。”是啊，道德也自有道德的答謝，即心靈的自足和愉悅。就像一個人仔細收拾好自己的臥室，那清爽與溫馨，那潔淨與舒適，不是做給外人看的，更非等領導檢查，而是一種自我獎勵和來自靈魂的犒賞。
在信仰狀態下，道德是一種類似草木的自然生長，她從容、無聲，甚至寂寞；她安然若素，榮辱不驚……道德運行，遵循的是體內法則。心，既是道德的策源地和棲息地，也是最大的見證者和受益者。但在收銀機麵前，德行已從一個精神動作變成了一次機械的商業刷卡，變成了電子賬戶上的輸入金，它不再是純粹的精神實施，實乃一種意在結算、旨在產出的商業性投入。
道德是金子，但當金子變成資本，即不再是道德。
總之，“道德銀行”的最大誤區即在於它無視信仰之貧困，把道德窘境歸咎於道德主體的寂寞，遷怒於社會回報和獎勵機製的不完善。而它最大的荒謬，也是我稱之為“精神”的所在，恰恰是它無視國人生命內裏的虛脫和無信仰狀態，轉而從“體外”找借口、尋逃路、租掩體的做法。它把保險櫃當做了道德繁殖的孵化器，其實，啥玩意兒擱那兒都是最不安全的。
“道德銀行”不景氣尚罷，若真紅遍了大江南北，倒真是一種悲哀和災難。因為它損害的不是道德麵子上的事，而是堪稱道德肌裏和質本的東西。這種以外界獎勵來刺激和教唆內心、把利益約定作為道德驅動的做法，等於給了道德一個最壞的名聲，對道德涵義作了一次最大的篡改，它培養出的道德舞弊者將比忠實者多得多。
“道德幣”之於道德，猶如拿香噴噴的烤肉喂駱駝，與其說是一種關照和體恤，不如說是一種辱沒和謀殺。
信仰朽腐的時代，似乎一切隻能拿利益來下注，靠利益來打補丁。激勵，靠利益作誘餌；懲戒，也拿利益作要挾。現世中，我們頻頻可見以利誘義的懸賞，像什麽“提供偵破線索獎勵多少元”“醫生上交紅包按比例返還”；一些弱智的紅頭文件也荒謬出台，“上班時間不許搓麻將、“公務員必須孝敬父母”“領導幹部不許包養情婦”“教師不許奸汙女學生”……前者的潛台詞是“若能夠”，後者的潛台詞是“否則就”，無論哪種，這個時代所能搞到的唯一誘餌似乎都隻是它：利。連餌料都挖不出別的了，可見土壤貧困到何種程度。
若任由利益機製代替信仰機製，道德淪為“道德幣”——那麽將注定這是一個漂著肥沃垃圾的時代，一個喪失底限和根基的時代，一個注水肉和假文憑的時代，一個有毒奶粉和劣質大米的時代。
2004年1月
(第七節心驚肉跳——做中國人的驚險
心驚肉跳——做中國人的驚險——兼評周實《刀俎之間——中國曆代酷刑二十種》
周實先生寄來一部書稿，囑我作點感想，放在他將出的書裏。
不料，這竟是本讓我心驚肉跳的書，想推辭已晚矣。
硬著頭皮看下去。
紙麵上鋪開的，是漢字筆畫般淩亂、泛著血沫和焦腥的殘肢斷臂，是一門叫“刀俎”的中國功夫密籍——
公孫鞅之“車裂”，卞和之“刖”，孫臏之“臏”，蔣欽之“杖殺”，李斯之“腰斬”，酈生之“湯鑊”，司馬遷之“宮刑”，藍玉之“剝皮”，朱高熙之“炮烙”，袁崇煥之“寸磔”，左光鬥之“拶夾”……更有“絞”“繯”“黥”“人豬”“枷號”“定殺”“棄市”“梟首”“射殺”“囊撲”“誅族”（從商朝“誅一族”至明成祖的“誅十族”）等等。
五千年文明竟暗藏此妖術？在摧殘生理、折磨肉身、研習痛苦上，國人真深邃啊！那麽多技巧，那麽惡毒的設計，確乎驚天地駭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