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馬鴻逵寧夏稱王(9)

1929年寧夏省初建時，西北金融統由國民軍的西北銀行掌握，在寧夏設有寧夏分行，通用西北銀行鈔票。但因銀行並無準備金，國民軍離開後，西北銀行紙幣即成廢紙。1930年馬鴻賓任寧夏省主席，改為寧夏省銀行，說是以“國幣”30萬元為準備金，原西北銀行鈔票35萬元照歸通行。1933年馬鴻逵任主席後，要求馬鴻賓將設準備金的鈔票收回，否則宣布作廢；公然違反國民黨政府“地方所設銀行不得發行紙幣”的規定，私自發行票麵為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三角、二角和一角的鈔票，加上“臨時維持券”、“金融維持券”等，發行總額達122萬元以上，用以大做投機買賣，致使鈔票貶值，物價高漲。馬卻又召集紳商，擺出幾箱銀元，假惺惺地說：“這就是我發行新紙幣的準備金，你們商人士紳自己出來保管監督……這二十萬硬幣是我父子兩代為官積存的底財，今天全交給寧夏父老，省鈔跌價，我是不負責的。”孫馬混戰後，馬又於1935年增發紙幣220餘萬元，連前共發行340餘萬元，使紙幣進一步貶值，廣大群眾受害無窮。1937年馬用省鈔227．2萬餘元收購了全省農民的煙土，1938年煙土漲價，馬隻出售84萬餘兩煙土，就收回省鈔348．5萬餘元。同年6月改“寧夏省銀行”為“寧夏銀行”，由官辦改為官商合辦，資金為150萬元，其中官股100萬元（即原寧夏省銀行盈餘一部分），商股50萬元，由地主、士紳和廳長、旅長等籌集。以馬鴻逵為董事長，趙文府為監事長，行長為李雲祥。在中寧、金積、靈武、中衛、平羅、惠州堡、寧朔設分行，在定遠營、同心、陶樂、磴口設辦事處，構成一個全省範圍的金融壟斷機構，把持所有存款、放款、匯兌、貼現等業務，中央各銀行派駐寧夏的機構，則難以開展任何業務。馬鴻逵利用銀行辦工廠、購銷土特產品特別是大煙土，成了他剝削人民、斂財自肥的總樞紐。

這裏，我們應該介紹一下為馬鴻逵斂財的幾個高等奴才。除軍需處長、財政廳長趙文府外，一個是馬繼德，一個是李雲祥。馬繼德是馬鴻逵的本家兄弟，任省地政局長，局長是掛名官職，實際是掌管馬的私人財產。李雲祥原是北京一個廠的跑外人員，由於善於斂財和逢迎巴結，取得馬的歡心，被人稱為馬家的“招財童子”。他一心為馬及其太太、少爺們效勞，絞盡腦汁搜刮錢財。他辦銀行有兩套賬目，一套是給一般股東、董事、監事們看的，而且年有年報，月有月報，卻全是假的。另一套才是真的，絕對保密，隻有馬鴻逵和趙文府、馬繼德、李雲祥摸底。每次分贓，經馬鴻逵親自批準後，才能實行。各戶分得贓款，對外不能說，外人也不敢過問。給馬鴻逵的贓款，經過馬繼德轉到“敦厚堂”名下就行了。所以，寧夏的錢財搜刮得最多的，馬鴻逵以下，就數李雲祥和馬繼德了。兩人為馬的其他高級奴才所嫉，稱之為“財神爺”。

總之，生性貪婪的馬鴻逵，其壓榨掠奪的方法，是無孔不入、點滴不漏的，稱得上“細大不捐”。所得財富，無法準確估計，據熟悉內情的人說，在寧夏解放前夕，他雇用美國陳納德的飛機，以運羊毛為名，運走黃金七噸半之多。此外，他的土地房屋除臨夏和寧夏的不計，還遍及許多地方：蘭州有房1000間、土地400畝，綏遠有房100間、土地12平方裏，上海有房屋500間，天津有房屋300間，北京有房屋150間，香港英寶太子道有一號樓房一座。

六、積極“”

馬鴻逵一貫積極“”。前已敘及，早在1932年，他就在河南信陽一帶參加“圍剿”紅軍的戰爭。到了寧夏以後，更是變本加厲，從政治到軍事，從各方麵施展手段，與、與人民為敵。

1．堵擊北上紅軍

1935年9月，蔣介石電令馬鴻逵堵擊北上紅軍，馬也怕紅軍攻占寧夏，立即向定邊調運人馬，積極布防，但又害怕被紅軍吃掉。他親自到吳忠堡，集合官佐說：“紅軍由海、固北上，我們在同心築有工事，可做防禦。你們看情況，不對時就往後撤。”先後調三四個團的兵力進駐同心、鹽池、定邊等地，擺出堵擊的態勢。

鹽池之役。1936年5月，紅十五軍團到達定邊，與馬鴻逵的騎兵接觸。紅軍進攻定邊東城，馬部騎兵稍作抵抗即由西城撤到鹽池。紅軍繼續北進，6月20日包圍了鹽池縣城。馬部守城部隊有兩個連120餘人，縣壯丁隊200餘人。紅軍夜間攻入城內，馬部營長孫兆祥被擊斃，縣長屈伸逃走，士兵一部分逃跑，大部被俘。紅軍遂解放鹽池。

豫旺之役。豫旺守軍為馬部營長孔慶福和縣長董天祥，率領部隊、壯丁隊三四百人。紅軍於6月11日攻城，蔣介石曾派飛機助戰。紅軍圍攻兩周時間，城內無水，人心恐慌，臨時掘井30多丈深始見水，馬部繼續守城。紅軍展開政治攻勢，城內壯丁紛紛起義，紅軍於6月27日入城。孔慶福跳城逃走。董天祥不知下落，一說被起義壯丁打死。

韋州之役。馬鴻逵認為鹽池、豫旺失守，尚無妨大局，但同心縣的韋州係要衝之地，非堅守不可。當時韋州有馬部1個騎兵營、保安團隊100多人、壯丁隊二三百人。紅軍於6月28日開始攻城，戰況激烈，29日，蔣介石飛機在東關投彈轟炸。紅軍一度架雲梯攻上北城，打死壯丁隊長。城內連續向馬鴻逵發電求援。馬即抽調騎兵一千三四百人，附以迫擊炮、機槍等武器，由騎兵二團團長馬光宗統一指揮，前往解圍，限令7月4日拂曉到達，馬又以阿拉伯語電話告知韋州守軍：“四日早晨望見大火，就是援軍到了。”還派其參謀長馬光天乘戰鬥機在韋州上空助威。馬光宗原擬經惠安堡到韋州，中途得惠安堡已被紅軍占領，遂取道小煤山於4日晨潛至韋州。攻城的紅軍發覺馬部援兵到來，轉而迎敵，守韋州之馬軍也乘機攻擊紅軍，紅軍於下午2時撤退。此次戰役馬部傷亡30餘人、死營副1人，紅軍也有傷亡，被俘五六十人。但馬鴻逵卻一直吹噓這次戰役的勝利。逃到美國後，還說“經我迎頭痛擊，徐（海東）幾全軍覆沒”。真是扯的彌天大謊！

紅城水之役。韋州圍解後，馬鴻逵令馬光宗撤回，該處守軍及地方反動士紳極力挽留，馬光宗駐紮於韋州以西的山梁上，並向馬鴻逵報告，馬指示偵察紅城水的紅軍情況，準備進攻。7月5日，馬光宗占據紅城水和上園煤山，紅軍則在下園煤山。當日下午紅軍出擊，馬部從上園煤山撤至紅城水，雙方在南城根激烈作戰。6日晨，馬光天又乘戰鬥機偵察，發現紅軍六七百人正在通向豫旺的道路上構築工事，沒有後退跡象，乃投彈4枚，紅軍有所傷亡。馬光天回去向馬鴻逵報告情況之後，馬為免遭損失，命令馬光宗立即撤回。馬光宗恐怕騎兵撤退時目標顯明，易受損失，遂施詭計，以衝鋒號為退卻令，伺機遠颺，又適值天降暴雨，紅軍無法追擊，馬光宗當天退到韋州，旋又回到金積。此次戰役，馬部前後俘虜紅軍百餘人，馬將老弱撥入官兵子弟學校充當夥夫，精壯則撥到工程隊修橋補路和建築營房，均被當作苦力使用。

截擊紅軍。1936年底，蔣介石命令馬鴻逵向環縣的甜水、孟城一帶截擊長征紅軍。馬即抽調步、騎各兩個團，由步十旅旅長馬全良和騎一旅旅長馬光宗率領，於11月中旬，集結於惠安堡。馬的企圖是為免受紅軍的打擊，到此為止，不再向孟城前進。此時，紅軍已由豫旺、甜水、山城堡向陝北前進，胡宗南部曾尾隨追擊，紅軍在山城堡將胡宗南一個團擊潰，胡部即撤到惠安堡附近的大水坑、韋州、下馬關一帶駐紮，再不敢前進。且其紀律很壞，到處搜劫糧秣，群眾深受塗炭。馬以與胡宗南部混合駐紮，諸多不便。即令馬全良、馬光宗率部撤至金積縣和吳忠堡。

2．西安事變擁蔣

馬鴻逵雖然為了保存自己實力，不肯使自己部隊與紅軍硬碰，卻經常向蔣介石陳述“剿共”方策，以便借助別人力量達到消滅之目的。1936年10月12日，馬向蔣介石折呈“剿共意見書”，要求先“剿滅”陝北的，再“剿滅”其他。並建議蔣介石命令張學良（時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嚴督各路軍隊同時向紅軍猛攻，令陳誠部向三邊推進，同時進擊。但因環縣山城堡戰鬥和不久的“雙十二”事變發生，馬的這一建議未得到實現。

西安事變發生後，馬鴻逵由於勝負誰屬，難以預卜，一時驚恐慌亂，不知所措，遲遲不敢表明態度。及至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出兵陝洛，端納、宋美齡、宋子文相繼飛陝之後，馬覺得蔣介石仍有回南京掌權的可能，便倒填12月16的日期，通電中央，主張“討伐”張楊。據《馬少雲回憶錄》雲：“並於十九日上電行政院孔代院長庸之（孔祥熙），表明擁護中央態度。”馬還分別給張、楊發電，盡其分化破壞之能事。對張學良說：“你這次受奸人欺騙利用，鑄成大錯，大丈夫敢作敢為，及時悔誤（悟），即刻脫離楊虎城圈套，保護蔣公安全，擁護國家命脈，尚不愧為英雄豪傑，否則，不為已甚，置國家民族前途不顧，甘為叛逆，與全國人民為敵，我將率西北子弟，起而討伐之，你將死無葬身之地矣。”給楊虎城的電報則是辱罵恫嚇，威脅楊“懸崖勒馬，改過自新，護送蔣公返南京，向全國同胞認罪”（均見《馬少雲回憶錄》）。12月25日蔣介石回到南京，馬鴻逵立即命令全省軍民遊行慶祝。

擁蔣，是馬鴻逵的基本立場，然而馬鴻逵又畢竟是個投機取巧的人，所以他時時在觀測風向，掌握時機。這也是軍閥的一個特點吧。

蔣介石以馬鴻逵在西安事變中表現好，擁護中央有功，即於1937年2月將馬的新七師番號調換為陸軍一六八師的正式番號，另給馬增編一個獨立旅。馬即以盧忠良、馬英才、馬敦靜（其二兒）分任一六八師第一、二、三旅旅長，以馬光宗、馬義忠為騎一、二旅旅長，以馬全良為獨立第十旅旅長，以馬敦厚（其長子）為特務團團長。另編兩個警備旅，以馬寶琳、馬得貴分任旅長。馬的兵力又擴大了，他真的從西安事變中撈到了好處。

3．消極抗日

抗戰期間，國民黨將領中，凡是積極的大多不是投敵叛國，就是消極抗日，這是已為曆史事實所證明的一條規律。馬鴻逵就是消極抗日的一個。

抗戰時期，蔣介石以朱紹良為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以傅作義、馬鴻逵為副司令長官；後又組織第十二戰區，以傅作義為司令長官，長官部設在五原。又將馬鴻逵的第十五路軍和馬鴻賓的三十五師合編為第十七集團軍，以馬鴻逵為總司令，馬鴻賓為副總司令兼八十一軍軍長和綏西防守司令。馬鴻賓率部到臨河就任綏西防守司令時，要調馬鴻逵三個旅去綏西前線，馬既說彈藥缺乏，又說寧夏防務吃緊，遲遲不肯出動。經蔣介石、傅作義多次電催，馬才調騎兵一旅（旅長馬光宗）、騎兵二旅（旅長馬義忠）到臨河城內，以警備二旅（旅長馬得貴）駐於三盛公一帶觀風向。行前馬鴻逵向馬義忠、馬得貴秘密指示，要保存實力，奉到調動令時須向他請示後才準行動。後來，日寇進犯五原、臨河，馬鴻逵的部隊在馬鴻賓指揮下，與八十一軍一起，作了一些抵抗。但馬鴻逵唯恐日寇占領河套後再繼續進攻寧夏，一麵將家眷送至蘭州，將曆年搜刮的大煙、皮毛等運向甘肅，一麵令其在綏西的部隊後撤，三天跑了四五百裏，一直撤到石咀山。這就是馬鴻逵的所謂綏西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