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馬鴻逵寧夏稱王(4)

馬鴻逵1933年第一任寧夏省政府委員人選是：委員兼民政廳長羅震（第十五路軍參謀長），委員兼財政廳長梁敬钅享，委員兼建設廳長餘鼎銘，委員兼教育廳長葛武棨，委員馬福壽（馬鴻逵之叔父）、海濤（回）、馬繼德（回）、達理劄雅（蒙）。對於這套班子，馬鴻逵還要看是不是用著順手，順手者留，不順手者即揮而去之，最後用的，都是他的奴才與幫凶。羅震從1926年就給他當參謀長，但幹了不到3個月，就被攆走了。馬鴻逵對人說：“羅震勾結劉峙，出賣了我的三十五師。”羅去後，繼之以馮延鑄。馮接職即清查縣政，揭發積弊，招致馬的厭惡，不一年又被革調，以第十五路軍參謀長李翰園兼任，李印綬雙掛，招致馬的其他親信的忌妒，在馬進行“肅軍、肅政”中，蘇連元、海濤、馬如龍、翦敦道等趁機排陷，先擠掉李的軍職，後又將其從民政廳擠到建設廳，以海濤繼任民政廳長。海濤是叛徒，最積極，對民眾最苛刻，手段最狠毒。所有兵役、保甲、身份證、居民證等殘暴的製度，苛刻的辦法，多為他一手擘劃。馬之幫凶，海濤為首。所以他的民政廳長一直坐到全國解放前夕，終於隨馬逃往香港。梁敬钅享是馬福祥所薦，屬於孔祥熙係統，任財政廳長時，動輒以部令相威脅，使馬難堪，不到一年即改任其堂兄馬繼德，不一月又改委楊鴻壽。繼又增設審核處，密令對楊鴻壽加以挾製，舉凡稅款包收、稽征報表、官鹽售價、紙幣發行以及民間貨運販賣等百般挑剔。到1938年，終以趙文府取楊而代之。趙是馬軍的軍需處長，以心毒手狠、苛刻斂財而聞名。任財政廳長之後，將全省的國家、地方兩稅，設局自收，田賦折實保證掃數稽征，各機關預算開支，嚴格控製。並建立龐大的“緝私”連隊，便衣暗探，以最高額20萬元的懸賞鼓勵檢舉。因而使省政府年收入上升到500萬元之巨。此外煙土收購、幣製整頓、糧食折征等油水，盡入馬鴻逵之手。每年田賦結尾時，趙必親到各縣查對尾欠通知單，按地丘圖對號、對畝。繳糧中稍見麥芒豆芥，即指縣長為欺瞞，輕則鞭笞，重則辦罪，以至槍斃。欠糧戶民，以5人或10人成串捆綁，鞭責遊鄉示眾。趙之做法，深得馬鴻逵讚許，牢據財政廳長肥缺，直至他1948年暴亡。餘鼎銘是馬福祥舊屬，工逢迎，善奔走，1923年為馬福祥在銀川修起一所巍峨寬大的宅第名曰“將軍第”。孫馬大戰後，以斂聚既肥，匆匆離去。繼任為馬如龍。馬如龍是忠實奴才，但無術斂財，任職兩年後，遂以李翰園接任。李雖舉辦一些企業，如毛織廠、鐵廠、火柴廠、麵粉廠、林場、牧場等，但一有油水，即被馬鴻逵吞沒。1945年李翰園因公去重慶，之後，馬鴻逵次子馬敦靜向其父反映李曾去八路軍辦事處見過周恩來，使馬對李大為憤恨，由其秘書長翦敦道主辭傾陷，調離寧夏。翦敦道則以受賄煙土，將建設廳長一缺賣與寧夏大地主於光和。於由富而官，但非親信奴才，不一年即被“選”為國大代表，建設廳長落入李振國之手。李是忠實奴才，故能延續至解放之時。教育係統素為陳立夫所把持。教育廳長葛武棨是軍統特務，因不堪馬鴻逵淫威，出走北京。陳立夫又繼派童耀華、時子周等多人，均被馬鴻逵擠走。後來隻好由馬保薦，馬遂以其地政局副局長楊作榮升任教育廳長。楊作榮一切承馬之意旨行事，在教育界實行聯保切結，強迫師生員工宣誓“不反對馬主席”、“不參加”、“護擁蔣委員長”，限製出省上學。楊作榮親撰《告青年書》，為馬歌功頌德。創辦反動刊物《輿論》，麻醉青年，蠱惑群眾。為地方人士所不滿，即馬鴻逵集團中人也認為太過。此外，高等法院院長蘇連元，人稱之為“蘇閻王”，軍法處處長並兼軍警聯合督察處處長程福剛，人稱之為“程剝皮”，則是專為馬鴻逵捕人、殺人的親信爪牙。

以上交代的是馬鴻逵的上層班底。其實馬鴻逵對人事的控製從基層到上層都很嚴。他以軍隊為基礎，堅持“甘、河、回、馬”，且要經過考驗。以能否服從他的命令、是否忠於他的統治為標準。其中一個奇特方法，是打罵。1941年，馬鴻逵擬以一六八師五○二團團長馬萬榮升任騎兵第二旅旅長，但對其是否忠誠尚有懷疑，一次在集訓部隊中，借故將馬萬榮重打背花一頓。當時全場即紛傳“好消息”，馬萬榮亦深知其中奧妙，不僅毫無悲怨表現，且立即寫了悔過書。果然，不久即任為騎二旅旅長。1943年，靈武縣長趙旭東因泄露征兵消息，壯丁逃跑，馬鴻逵到靈武，親自用手杖毒打後，又重鞭背花，交軍法處治罪，但不久反而提升為“大公館”庶務處上校處長，所以當時有“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說。馬鴻逵又以他的傳令隊作為培植中上級軍官的機構，不少營、團長都是背槍保衛過他的傳令兵。對於在他的教導團畢業的學生，也多任為中下級軍官；而對蔣係軍校派來的人，則予以歧視，多被排擠而去。

馬鴻逵為培植他的忠實工具，對其軍政人員，想了許多控製辦法。1938年，在部隊中成立“心範會”。“以禮義廉恥為準則，以修齊治平為目的”，訂有章程十一章二十四條，自兼會長，副會長由其參謀長及8個旅長兼任。全軍準尉以上官佐，都要由主官及同僚5人，互相保薦入會。並規定“八項紀律”，規定會員不得加入其他黨派和會、道門。如有違犯，本人受懲外，5人連坐。在軍隊中訂有《平時簡明軍律》、《戰時簡明軍律》、《戰時連坐法》、《官兵懲罰條例》、《檢舉官兵過失獎懲辦法》等軍律規章。印有《軍人規範》一本，計有十七款二百五十九條，要求軍人絕對服從。又製定《新生命》印在布條上，令官兵訂於左右衣袖。1935年印製大幅宣誓詞，規定5條“甘願自殺”、5條“甘願受嚴厲懲辦”的禁令，令官佐縫在左衣襟裏麵，隨時背誦、考問。還頒印《指示私德修養令》、《改過遷善存誠去偽令》等。在政界，馬手訂《公務員新生命》6條，製成臂章，令佩帶左臂，上自主官，下及勤務差役，置之不帶者，即為蔑視命令，勒令自行告退。又手訂《縣政人員約法》3條，規定凡新任縣長，必須依條立誓，簽名蓋章，呈報民政廳備查，並刻製成匾，懸於縣府門口。

馬鴻逵對公教人員也不放過，經常對他們進行軍訓和精神訓話，灌輸忠於他的奴才思想。在各中等學校中，選派軍官擔任軍事教官，實行軍訓；規定學生要連保切結，嚴禁結社和閱讀進步書籍；對不守校規者，實行體罰，輕則打手掌，重則打尻板子，再重的開除以至送“模範監獄”。

馬鴻逵就是使用這種辦法來培養他所需要的奴才。至於他的土皇帝寶座，當然是家傳子繼，他人不得染指。為此，他先把自己兼任的十一軍軍長職務傳給次子馬敦靜，並把不大聽話的老將領如馬全良等排擠下去，把俯首帖耳的將領提上來，為輔佐其子打下基礎。他還安排了第三代的接班問題，即讓長子馬敦厚的兒子馬家驊接第二代的班。他說：“我這個家業由老二接班，第三代應由老大的後人繼承，這樣接班也公平。”因此，剛滿18歲的馬家驊就當了上校團長，專請英文家庭教師，後又送重慶陸軍大學學習。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曆史是無情的。還沒等他的第二代接班，他就逃之夭夭，一切美夢都成泡影。

2．嚴酷統治

馬鴻逵的一切大事，斷自一人，且單憑其喜怒好惡決定。他的高級幕僚，如軍隊參謀長、八處處長，省府秘書長、廳局長，惟看其臉色行事，不敢自作主張。即使已有成規成例，也難作數，多以馬之口諭、手令為準。

“合署辦公”。馬鴻逵實行所謂“合署辦公”，而此所謂之“署”，或在省政府內，或在距城40華裏永寧縣王太鄉他的別墅內，視馬一人之行蹤而定。故其各方麵主管人員，每晨即須事先打探馬之行蹤，攜文件先期而至，屏息鵠立。馬入“暖閣”，即巍然高居太師椅上，並不作聲。先由秘書長呈閱重要文電，然後依次而入。進者恭捧判行文稿、賬簿，先行一鞠躬禮，送文件於案上，側立陳述（其辦公桌前，不許對立）。馬並不翻閱，隻聽案由，即匆匆判“行”，賬簿照例簽“閱”。對所送簽呈，如無關錢、糧者，隻批“照辦”二字，稍不愜意，則批“核”或“閱”，表示不加可否。有時大發雷霆，肆口漫罵，穢語四溢；有時正揮筆間，竟鼾聲大作，進入夢鄉。進呈者如同過關，惴惴不安。惟趙文府例外，趙以重疊賬簿高舉胸前，隨帶科員、軍需三四人，侃侃而談，並無懼色。所陳之事隨到隨辦，從無刁難。另對秘書長翦敦道也較客氣，其餘則惟有聽口風，看喜怒，不敢多發一言。

1947年以後，馬鴻逵常因事外出，軍政職務由其次子馬敦靜代行。“主席”世襲，視為當然。馬敦靜昂然高踞省府，執筆亂批公文，各負責人侍立案旁，俯首聽命，一如對馬鴻逵之狀。

如此“合署辦公”，民國以來，可謂獨備一格。

“民意”機構。馬鴻逵也講會議民主。他統治寧夏的17年中，開過3次“民主”會議，即1933年4月第一次全省省政會議、1935年第二次全省省政會議和1947年全省特別省政會議。這些會議，都是為了欺騙群眾，掩人耳目，達到其征兵、籌餉之目的。我們隻要看看它的出席、列席人員，就可以洞曉其內容與結果了。寧夏省政會議組織大綱第二條規定：

本會議以左列人員組織之：省政府主席、委員、各廳廳長及省政府秘書長；墾殖總局總辦，省道管理處處長，市政籌備處長，禁煙善後總局總辦，保安處處長，省城城防司令，衛生實驗處處長，省會公安局局長，市商會主席，各縣保安司令，清鄉司令，各縣縣長、警佐、縣府第三科長，各縣地方稅局局長，各水利局局長，各縣區區長，各縣商會會長、教育會會長，各縣公正士紳七至九人。

其第三條規定：

寧夏省黨務指導委員、十五路軍總指揮、三十五師師長、高等法院院長、榷運局局長，均得列席本會議。其他機關，本會議認為有參加之必要者，亦得請其派員列席。

這個禦用的民意機構，完全是地主官僚的大雜燴，真正的勞動人民還是遠遠沒有份；而且在與會人員中，“省政府主席”赫然名列第一，仍然是他一個人說了算，跟民主有什麽關係？

1946年蔣介石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競選總統的前夕，命令各省選舉國大代表。馬鴻逵為了媚蔣，粉飾民主，便大肆張羅，做了許多油漆朱字的投票箱和精致的選票，分送各縣，並積極宣傳，讓老百姓選出自己“愛戴的”、“真正能代表民意的”代表。鼓吹有條件的可以自由競選。老百姓自然漠不關心，但官場卻因之明爭暗鬥，連身兼稽察、軍法兩處處長的程福剛也改換了麵孔。此人一貫飛揚跋扈，辱罵部屬、縣長已如家常便飯。一天，他借召集各縣縣長開會之機，特備上等酒席相請，席間他給每人敬酒三杯，招待甚殷。眾縣長方局促不安，程卻雙手一拱說：“今天屈駕諸位，不為別的，隻有一個要求，就是這次選舉國大代表，想請各位多幫忙。”馬鴻逵四廳八處的軍政頭目見程剝皮如此，豈肯落後，遂各施手段，進行賄選，彼此鉤心鬥角，醜態百出。然而，這些大員與馬鴻逵相比，還是顯得太拙劣了。馬有更直截了當的辦法，他除將代表名額和當選人具體內定之外，還連下“一明三暗”的四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明文規定：每鄉設一投票箱，分鄉投票。縣裏選派監選人員和驗票人員，按選舉細則進行選舉。各縣紛紛下鄉布置。但在投票的前兩天，暗給各縣縣長下命令：老百姓多不識字，選票由縣政府人員代寫，並改為集中在縣上投票。各縣忙從各鄉把票箱收回。馬又給各縣長暗中電令：“前電規定選舉儀式勿庸舉行。該縣迅將選民造一名冊，與寫好的選票一並送省備案為要。”各縣剛要按此電令行事，馬又來了第三道緊急命令：“因時間所限，迫不及待，該縣迅即按照安排的選民人數和被選人所得的票數，電報省府備案為要。”於是，各縣如此按內定人選一填，一場大選即此收場。所以當時有人編了順口溜。“白天忙，夜裏忙，頭昏眼花天發黃。跑得腿腫腰酸疼，命令一到付汪洋。欺騙人民行民主，獨斷專行馬皇上。”

最後，公布的“民選”國大代表名單中，名列第一的是馬鴻逵，其次是他的四姨太太劉慕俠、二兒子馬敦靜、馬福祥的四妻馬汝鄴以及程福剛、海濤等。其他一些人不過是陪襯和點綴而已。

馬鴻逵自以為對“選舉”國大代表的布置是天衣無縫了，但他沒想到留下的一個漏洞，使他成了逮捕雷啟霖醜劇的醜角演員，在全國曝光。

雷啟霖，寧夏平羅人，1927年加入國民黨，先後在寧夏中等學校、省黨部和臨時參議會任教任職。1940年雷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受訓時，向蔣反映了馬鴻逵大量征兵、出賣鴉片、倒運黃金的情況。馬恨之入骨。雷受訓後不敢回寧夏，即在陝西任教。1946年蔣記國民會議規定，1937年當選的代表仍然有效，雷即到南京赴會。誰知馬鴻逵先發製人，電誣雷為在緝的“案犯”，已“潛赴延安”。國民大會選舉總事務所據此撤銷了雷的代表資格。雷到南京後，出示證件，證明馬係誣陷，代表資格又得以恢複。馬聞知此訊，假惺惺地給雷發電，表白自己“並無成見”。同時令其駐京人員警告雷在大會上不準發言，不準提議案。雷卻反其道而行，和袁金章等會內會外揭露馬鴻逵在寧夏的罪行，要求撤銷馬的主席職務。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馬鴻逵則極力為己辯護，一麵指示省、市、縣參議會聯名發表文告，為其歌功頌德；一麵令其11名國大代表宴請記者，搞登報啟事。雙方揭發與掩飾的文字，紛紛見於當時南京報端，十分熱鬧。國民代表大會閉會的第三天，即12月29日，南京終於按馬鴻逵的電報行事，逮捕了雷啟霖。馬則立即指派其參謀溫如林帶法警2人，攜帶槍支，前往南京首都法院，接洽押解雷啟霖返寧處理事宜。但這一消息隨即被各報刊出，輿論為之嘩然。同時，“寧夏同鄉請願團”、“寧夏省旅外同鄉聯合會”等組織，連續招待記者、請願、發呼籲書和控訴書，要求倒馬釋雷。雷在獄中上書申辯，一些參政員也出來為雷說話，各報紙接連發表文章和社論。《南京救國日報》在《再論雷啟霖被捕事件》社論中說：“憲法雖然已經頒布，而吾人的生活與自由，仍然在一個黑暗而無健全法製的氛圍中摸索著。”“雷氏既已遭非法逮捕，今後的一切，就應該完全依法辦理……否則，其所造成的惡果，不僅是地方上大吏的玩忽，恐中央政府亦難免要受到忽視法律之議。”

雷案的發生，揭露了馬的劣跡，有利於促馬更加靠蔣，蔣介石為之暗自心喜，但蔣到底要稍稍照顧一下輿論，不想使剛公布的憲法的麵紗立即揭穿。次年元月20日，雷啟霖保釋出獄。此後雷、馬之間又互相攻擊，南京高等法院檢察處按照寧夏高等法院送來的卷宗，開庭傳訊雷啟霖、袁金章等，但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蔣、馬自顧不暇，此案遂不了了之。然而馬鴻逵的醜惡嘴臉卻在國人麵前來了一次大暴露，對蔣記憲法也是個有力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