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關於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之爭”問題(2)

接著在白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上討論的主題仍然是需不需要恢複正式軍委。大家爭得頭腦發熱，把這封信端了出來。也在會上極力支持，指責劉安恭、朱德。這當然更激化了爭論各方的感情。劉安恭情緒振奮，慷慨陳詞：“既有四軍，就應有四軍這一級黨部──軍委”。同時指斥和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毛有“家長製”作風。朱德讚成劉的觀點，提出“黨管一切為最高原則”，但應“通過無產階級組織，起核心作用”。朱德並批評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製”，說毛“強調黨員行動受限製，但他自己的行動是自由的”，“不聽中央調動”。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劉安恭信心百倍一再督促大家表決。但或許是因為劉任臨時軍委書記後一係列咄咄逼人的“攻勢”讓眾多跟隨朱、毛打出如今這個局麵的人難以接受，認為一旦此公當了正式軍委書記，毫無意義的“疊床架屋”不說，一旦與前委唱起“對台戲”來，於團結奮鬥的大局不利。所以真到表決時，反對成立正式軍委並讚成撤銷臨時軍委的意見卻占了絕對優勢─36？：5。“軍委恐怕還是得要，沒軍委怎麽能行呢？”雖然表決結果撤銷臨時軍委，但朱德很擔心，因為中央對紅四軍成立軍委有指示。“有其名無其實，要也沒用！”血氣方剛的強硬頂回。紅四軍的部分將領因兩位領導人的分歧開始了沉悶。

雖然表決慘敗，但劉安恭繼續對“黨管理一切”大加抨擊，並提出“黨內實行選舉製”“各級負責同誌限期更換”等口號。所謂“各級負責同誌限期更換”，實際上還是要剝奪的前委、特委書記的職務。

在這種情況下，氣憤難平，放言：“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奮筆疾書，憤而辭職，並建議召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解決這個是非問題。

撂挑子，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前委擴大會議在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七大解決這個是非的同時，幹脆就討論起毛走之後誰幹的問題了。

這時的陳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派”。他與朱、毛雙方都有一致之處，又有不一致之處。他與朱德關係較深，但反對劉安恭的做法，和一起兩次反對劉安恭的任職。他佩服的才幹，讚同以為首，但反對對朱德的無限上綱，批評林“過分估量，失之推測”，“不但不能解決黨內糾紛而使之加重”。所以大家都同意由陳毅代理的前委書記職務，並負責籌備紅四軍黨的七大。

四、口舌爭辯演變為筆墨之戰

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爭論各方都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一致建議在全黨公開展開爭論，還要“、朱德、劉安恭各做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作為代理前委書記的陳毅，同意了。

於是，不久，《前委通訊》上公開刊出了毛、朱、劉三人的文章和的信。《通訊》還號召道：“同誌們，努力來爭論吧！”

很快，紅四軍上上下下就爭得沸沸揚揚了。各連以上尤其是支隊、縱隊幹部天天開會，老是爭論這幾個問題：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

和朱德的文章都是以“給的信”為名，借回答提出的問題，闡述自己主張的。指出：大家所爭論的問題，不是一個人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紅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時暴露出來。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的，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紅四軍領導人之間之所以產生分歧，是因為領導人中有人在最大的組織原則上發生動搖。這“最大的組織原則”就是“絕對的黨領導”，即黨管理一切，“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一顆子彈不問過黨，都不能分配”，“指導員支配軍官”。在紅四軍中黨的主要問題，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的鬥爭”。“我們首先要記得的就是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製度的擁護者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製度的人作鬥爭”，“失敗環境之下拖出來的……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還提出支部建在連上，一切工作歸支部，支部就要領導一切，黨員個人自由要受限製。

針對“家長製”的指責，說明：紅四軍從來都是集體討論決定問題，沒有家長製。隻是因為“四軍中有一種黨部書記兼充黨代表製度”，引起了誤解。

在信中多次強調有人“與黨爭權”，指的就是朱德。的這篇文章收在近年出版的《文集》中。

朱德針對的上述意見，說明並反駁道：一、“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中實在找不出來”，這種口號“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故而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同時朱德指出，實際上黨沒有管理一切而是書記管理一切。二、對於“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朱德表示“極端擁護”，但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製”，反對“由上而下的家長製”，不反對集權於前委，但反對集權於前委書記。現在，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這樣何嚐有工作歸支部呢？”三、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製，“讚成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鬥有所依歸”。同時，朱德指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前委書記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表意見，自由謾罵同誌，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行。

朱、毛之間的上述爭論，強調的是黨對軍隊的領導權，而且是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黨組織能實實在在地掌握住部隊。但在闡述這個主張時過於絕對化，用詞不科學，如“黨管理一切”、“一顆子彈不問過黨，都不能分配”、“指導員支配軍官”、“一切工作歸支部”等。隨著革命的發展，逐漸成熟起來的等人，把“黨管理一切”完善成為“以黨的領導為核心”，“一切工作歸支部”演化成為“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製”，“指導員支配軍官”改善成為“軍政首長分工負責製”、“黨委會分工負責製”，等等。這樣，既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政工作也有明確職責，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朱德、陳毅等人是讚成黨領導軍隊的。朱德所要爭的是他作為前委集體領導下的軍長應有的獨立工作的職權，反對黨的包辦代替一切。從軍事指揮意義上來說，朱德的意見是無可非議的，是合理的。但由於他采取的是“疊床架屋”，再設軍委與前委分權，這就引起了雙方不同意見的激烈交鋒。

那是一個“民主”口號暢行的時代，但在嚴峻的革命鬥爭中如何運用民主、發揚民主並團結群眾統一意誌去爭取革命鬥爭勝利的問題上，朱德等與的明顯分歧是：朱陳等人都認為“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製”才是工農革命軍隊與軍閥部隊的區別，因而往往遇事交下級“自由討論”，而未能充分認識到戰爭年代軍隊的特殊性在於軍隊必須集權，必須按級服從。軍機大事必須由軍隊的黨委或軍政領導討論決定，可以征求也可以不征求下級意見，有必要交下級討論時也必須先拿出領導集體討論擬定了的方案，而決不能放任地“先由下級討論”。“八月失敗”之教訓之一，就是這種放任地“先由下級討論”導致朱德、陳毅等黨政軍的領導人無法控製和掌握住部隊。這種認識上的分歧，再加上的個性、作風和方法的缺陷和缺點，就引起了雙方的爭辯。至於“不服從中央指示”、“不服從中央調動”，顯然是還沒有認識到那是為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的過人的英明和堅強。以後頑強地頂住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也同樣反映了這一最優秀的政治品質和膽識魄力。

這一場筆墨之戰，囿於當時的認識水平，自然沒有是非結論。然而，通過這個筆墨之戰，我們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不是為此爭個人名利，而是探索戰爭年代革命軍隊的建設問題。

五、抱病黯然離開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七大在龍岩中山公園旁的一所中學裏召開，出席者除前委委員及大隊（連）以上黨代表外，還有部分軍事幹部和士兵代表，約四五十人。

據與會的時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和前委委員傅翠柏、紅軍政治部秘書長江華、第一縱隊參謀長蕭克等人回憶：會議氣氛是非常民主且熱烈的，甚至有些過火。對朱、毛指名點姓的批評不說，像劉安恭這樣的，還像袍哥罵茶館一樣一條腿蹬在板凳上對著指指戳戳地批評。也不像寫信那樣還多少講一點含蓄，幹脆就點著朱德的名一一數落。以寬厚著稱的朱德也一反平日的謙和忍讓，作了長篇答辯，而且還誰都勸不住─“講得不對你們可以打我五百屁股！”倒是平日裏言語尖銳的表現克製，發言簡短。除了對一些批評意見作扼要解釋，承認自己態度不好，目的是為了周密計劃嚴格管理外，聲明對很多意見保留看法，留待實踐來證明。

另據陳毅後來回憶：身為代理前委書記的他，在大會報告中，對毛、朱進行了口頭批評。他批評有四條缺點：一是說對馬列主義的信仰是不夠的，因為毛常講馬列主義隻規定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中國革命的具體做法，還要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去創造。二是說有個人英雄主義，他講的現在革命沒有黨來領導一定會失敗的，這個話實際上是說沒有你來領導革命就要失敗。三是說的領導是家長製，愛發火，愛教訓人。矛盾公開了，實際上就是你們朱、毛兩個人的矛盾。你們朱、毛兩個人天天吵架，一個晉國，一個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在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我在兩大國之間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就是怕紅軍分裂，怕黨分裂。我是希望你們兩個團結。四是說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不對的，是員都有發言權，說錯了可以糾正嘛！

對朱德批評兩條：一條是說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敗後沒有作檢討，我回來後作了檢討，你根本不檢討。二是說朱德重用劉安恭是不妥當的。劉一來就當二縱隊司令員，是不對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劉。我對劉說，你真要願意幹，就到連隊裏當個副連長，頂多當個副營長。

對陳毅的四點批評，是非常不滿意的。表示：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不管大家分歧如何，現在我們還是要根據我們曆來的實際鬥爭經驗，加強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下，軍隊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三項紀律、六項注意”，一定要按這個來做。

最後，按陳毅報告中那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思路，由陳毅起草，大會形成了《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決議案──黨內爭論問題及分兵問題》決議。決議對批評七條：英雄思想；固執己見，過分自信；不接受批評；有報複主義；對同誌有成見；工作態度不好；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因有以上錯誤，使同誌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對朱德亦批評七條：相信私人；有迎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工作不科學，無條件，無計劃，馬馬虎虎；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因為有以上錯誤，弄成了軍容風紀鬆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小團體觀念極深。紅四軍七大決議也否定了劉安恭的“輪流坐莊”論──“提出完全選舉製度及黨內負責同誌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非常不對”，並對、劉安恭給予了相對來說比較嚴厲的批評。

決議結論說：“此次爭論，朱毛兩同誌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同誌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之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關於朱毛兩同誌的去留問題，決議提出：“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派人來以前可繼續工作。”決議通過“同誌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誌予以書麵警告”的決定。

這個決議，朱德方麵沒有什麽意見，雖不滿意，但如果僅僅如此，他或許也就認了──他本來就是準備“讓步”的。

然而，本來中央並沒有指示湖南省委改組以為書記的前委領導班子，但陳毅主持的紅四軍七大卻擅自進行了改選工作。陳毅原以為選舉不會有大問題，還會選出原來的領導班子，仍然是前委書記。而由於雙方的矛盾隻是部分緩解而非徹底解決，更由於“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決議對與會者的影響，還由於此前撂挑子引起的不滿（七大口號為“鬧個人意見的滾出黨內”即指毛），在選舉新的前委會書記時，大多數前委成員既不選朱德，也不選，而是選出了“中立派”陳毅。

這個結果完全出乎陳毅預料。選舉過程中，當陳毅的票數明顯占了上風時，陳毅慌了：“不行，不行，我幹不了這個前委書記。”但不管陳毅怎麽著急，木已成舟，他根本無法改變這個現實了。

會議結束，麵對如此料想不到的結局，朱、毛情緒更加低沉了。

對朱德而言，盡管在許多問題上同有分歧，盡管同爭辯得很激烈，但內心裏還是願意主持前委工作的。

對而言，這個結果也是未曾想到的。的前委書記是中央任命的，紅四軍也是嘔心瀝血締造的。此前撂挑子隻是一時情緒使然，並不是真的不幹了。但現在不同了，沒有了前委書記職務，失去了貫徹自己政治主張的主導地位。這對來說，無疑是當頭重重一棒。已經生病數日的，病情加重了。

或許是覺得實在不好再在紅四軍幹下去了，向前委要求，讓他暫時離開部隊，以前委特派員身份去閩西視察和幫助工作。情況已然如此，前委也不好挽留，隻好同意了。

於是，會後，病情加重的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以及一部分部隊，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份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同時，再次請求中央調他到莫斯科學習，堅持把自己的名字列進紅軍赴蘇學習人員的新名單裏。

六、有“朱”無“毛”，形勢不好

1929年7月9日，陳毅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在上海的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的工作計劃的報告》，隨報告送去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黨內爭論文件等，並附信說明自己即將來中央報告工作。

七大剛一結束，交通員送來消息，國民黨當局重新組織的“三省會剿”的前衛部隊已經逼近長汀。紅四軍獲得這個情報已晚。代理前委書記的陳毅提出：“快召開前委會，確定禦敵方案。”朱德說：“會不能在這兒開。這事還得同潤之商量，聽聽他的主張。”“好，我們到他那兒開去！”7月29日，前委進一步摸清敵情後，朱德、陳毅從龍岩趕到上杭蛟洋，同在那裏“養病”的一起開了前委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