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關於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之爭”問題(1)

一、朱毛紅軍的組成和“朱毛之爭”的緣起

朱毛紅軍即是工農紅軍第四軍，因朱德任軍長，任黨代表，所以，根據地的群眾親切地稱呼紅四軍為“朱毛紅軍”。當時中央和湖南、江西、廣東省委在一些指示、報告、通報中，也都稱紅四軍為“朱毛紅軍”。

朱毛紅軍共有六個團，即28團、29團、30團、31團、32團、33團。這六個團由以下三部分隊伍組成：一部分是率領的1927年10月上井岡山的秋收起義及上井岡山過程中沿路收集的各地農軍部隊，這部分隊伍中的湘南起義農軍編為30團和33團，湖南宜章農軍編為29團，直接參加秋收起義的農軍編為31團；一部分是原來就占據井岡山的兩個“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率領的當地農民自衛軍，被編為32團；另一部分是1928年4月上井岡山和會師的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被編為28團。1928年5月下旬，因井岡山給養困難，槍支不足，由湘南起義農軍編成的30團和33團返回湘南，其餘28團、29團、31團、32團繼續留在井岡山。1928年12月1日，彭德懷率領的平江起義部隊同朱毛紅軍會合，這又是一部分隊伍。

朱毛紅軍組建之初，幾支隊伍組成不同，各支隊伍經濟狀況、戰鬥力不同，難免產生摩擦。

朱德、陳毅帶上山的南昌起義部隊餘部，其中有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是經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正規部隊，武器好，戰鬥力強，上井岡山之前，部隊每月每人發餉12塊大洋。而的井岡山部隊，每月每人隻有3塊大洋。經濟待遇差距如此之大，不好管理是顯而易見的。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廢除發餉，改為供給製，全軍官兵平等，每人每日發菜金5分錢，每月共1.5元，每月每人另發零用錢2元。

從戰鬥力來說，朱德、陳毅的28團自然戰鬥力最強，湖南宜章農軍組成的29團次之。一般作戰模式，袁文才、王佐的32團總是擔負守山任務，28團、29團則在第一線衝鋒陷陣，秋收起義的31團作為助攻部隊隨時堵漏。這樣一來，28團、29團戰果大，俘虜繳獲也是全軍最多，但損失也大。但在分配戰利品上，堅持的卻是平均分配，這又引起28團和29團官兵的不滿。當時這兩個團普遍看不起31團和32團的人，認為他們不會打仗隻會撿洋落。則嚴厲批評28團和29團是本位主義，朱德、陳毅夾在中間，相當為難。據老同誌回憶：“朱德到三十一團講話不大受歡迎，也輕易不到二十八團講話”，都是事實。南昌起義的“鐵軍”瞧不起秋收起義的農軍的“土氣”，秋收起義的農軍看不慣南昌起義“鐵軍”的“流氣”；“鐵軍”打勝仗多，人多槍好，不願意拿出來武裝“農軍”；“農軍”占鄉據村，籌款籌糧有優勢，也不喜歡“共”出來資助“鐵軍”。那個由湖南宜章農軍組建的29團，鄉土意識很濃，老琢磨著要“打回老家去”，不願意在井岡山“餓飯”──“餓飯也回家裏餓去”。

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帶著兩封信來到井岡山，要求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當時，井岡山前委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領導的。認為敵強我弱，現在出擊時機不成熟，弄不好連家也回不了了，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討論，慎重決定。不久，湘軍兩個師向井岡山發起進攻，朱德、陳毅率28團和29團下山主動出擊，擊潰了敵人。湘軍打退了，但29團官兵不願回井岡山了。朱德強令29團回返，但杜修經堅持執行湖南省委命令向湘南進軍，29團黨代表龔楚附和杜的主張。杜、龔提出表決決定，朱德同意。表決結果，大多數主張進軍湘南。無奈之下，朱德隻好服從。接到朱德關於28、29兩團向湘南進軍的報告，大為吃驚。此時國民黨軍乘井岡山空虛，已合兵攻來。急忙再寫一信，要求28團和29團立即返回。但此時已晚，29團在攻占郴州搶了大批國民黨物資後，一哄而散，除副營長蕭克帶回來200多官兵外，其他多在回鄉途中被國民黨軍截殺。與此同時，28團2營營長袁崇全叛變，拉走了6個連部隊，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在追叛軍時被袁崇全槍殺。所幸率28團第1營官兵包圍叛軍，雖然袁崇全逃脫，但叛軍大部被追回，大大減少了28團的損失。因此之故，升任28團這個主力團團長。這就是著名的1928年的井岡山“八月失敗”。“八月失敗”不久，1929年1月14日，朱毛紅軍被迫離開井岡山。

1929年2月10日大柏地戰鬥之前，曾經醞釀由朱毛各帶一支隊伍的“分兵”計劃，以前委書記的身份鎮住了場麵，堅持不立即分兵，從而取得了大柏地戰鬥的勝利，鞏固了局麵，也鞏固了紅四軍內部各支部隊之間的團結。

由上所述，朱毛紅軍的組成其實是很複雜的，內部也是有“山頭”的。要把這樣一支近乎於“烏合之眾”的隊伍，整合成為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其複雜程度遠非今人所能想象，有相當一段的磨合期，在磨合期中產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

在磨合期中產生的矛盾，主要是在軍隊建設上。堅持黨對軍隊和地方的絕對領導，在規定軍隊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外，還製定了軍隊必須遵守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增加到八項注意），強調實行民主集中製，特別強調實行“從上而下的民主”，即軍隊決策權歸黨的一把手。在地方上，不但在各地建立了縣委、區委黨組織，縣區之下也成立了黨支部，其行政工作也主要是由黨的組織去推動。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一個是1928年5月20日至21日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湘贛邊界特委，為書記。這個特委負責統一領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和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組織；一個是1928年4月朱、毛會師時成立的紅四軍軍委，軍委書記初由擔任，湘贛邊界特委產生後改由陳毅接任書記；再一個是1928年6月恢複的湖南省委前委，也是為書記。這個前委受湖南省委的直接領導，即是湘贛邊界特委的上級，也是紅四軍軍委的上級。

一人而身兼湖南省委前委書記、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兩個都是紅四軍軍委的上級。按照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思想，實行“從上而下的民主”方式，實際上紅四軍的決策權集中在那裏。同時，30多歲的在貫徹自己的主張時難免“專斷”，也“喜歡發火，教訓人”。

總的來說，朱德、陳毅、彭德懷等軍事首長對的上述主張並無抵觸，也是積極擁護的，但對這種“一人集權，‘前委領導’變成了個人領導”的安排是有意見有想法的。另外，在一些黨和軍隊的關係和軍隊任務方麵，雙方也有分歧。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從上而下的民主”不是等同於“家長製”了嗎？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麽方式去實現？等等。

隨著這些分歧的積累，“朱毛之爭”發生了。

二、中央來信又來人，引發“朱毛之爭”

如前所述，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實在是疊床架屋。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根據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領導，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的情況，以及尖銳複雜的敵情，經討論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紅四軍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軍政治部的職權與軍部相平衡而不相隸屬，共同受前委領導，“對內擔任軍隊政治訓練，指導士兵委員會，對外作群眾運動，在一個區域群眾政權機關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務。”此外，部隊的籌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揮各級黨委負責實施。這就是說，部隊的財權也主要由政治部掌握。

這個“精兵簡政”的舉措，大家是讚成的。但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再兼任之。這樣一來，是集黨、政、軍、地、財權於一身。陳毅後來在給軍委寫報告時，有“喜歡攬權”一句。朱德和下邊幹部的意見說得更嚴重，說實行“家長製”。

1929年4月3日，離開長汀到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央常委、軍事部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代表中央於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遊擊隊，轉入民間，和朱德要“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朱德看完“二月來信”，也深感不滿。對這封信，朱毛意見一致：抵製。4月5日，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朱、毛在複信中說明不能分兵的理由的同時，均對個人職務問題及去留問題比較克製，表示可以“服從組織分配”的態度，但同時建議如果朱、毛離隊，宜派劉伯承和惲代英前來接替。

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做法是不多見的。朱德對中央“二月來信”確實也不滿意，但可能是出於“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本能，他對對待中央來信的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許多紅四軍官兵是不願意朱、毛離隊的，其中紅五軍軍長兼紅四軍副軍長的彭德懷，是表態反對“朱毛離隊”中最激烈的一位。

這件事情很快在紅四軍中引起了議論。為明辨是非，把中央“二月來信”和紅四軍前委的複信一起交各個支部討論。一討論起來，自然就要談到：朱、毛該不該走？是兩人一起走還是一位走一位不走？哪一位走？誰該走誰不該走？要走了誰來接替？等等。

恰在此時，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

劉安恭是朱德、陳毅的四川老鄉，留德學生，川軍行伍，南昌起義後到蘇聯學過軍事，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也很勇敢。他是中央派來的，又從革命中心蘇聯歸來，講起國際國內形勢口若懸河，一時間大家十分欽佩他。

因為四川老鄉及留歐經曆，劉安恭與朱德、陳毅更為接近。但朱、陳二人對劉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因為劉從蘇聯帶來的“一長製”（軍事首長負責製）和側重軍事工作的觀點與朱德更為接近，朱、劉關係更為密切。而陳毅則認為劉下車伊始就對紅四軍內部的一些分歧問題哇裏哇拉，亂發意見，有欠妥當，且影響領導人之間和黨內團結，曾提醒他應該作一番調查研究再說話。但劉安恭聽不進去。

感到了大家對他身兼三職有意見，自己也覺得忙不過來誤事，在前委擴大會上主動提出更換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由劉安恭接任，劉位於朱、毛之下、陳毅之上。這個意見在前委擴大會上獲得了通過。但是陳毅、二人不讚成，會上投了反對票。

劉安恭剛就任政治部主任，就趕上蔣桂戰爭結束，局勢於紅軍有利。前委決定入閩作戰，大家同心協力，“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取得入閩作戰的巨大勝利。

入閩作戰期間，朱德、劉安恭提出要成立“紅四軍的最高黨部”，即恢複“紅四軍軍委”。不便反對，雖然陳毅和反對，此議仍然得以通過，於是成立了紅四軍臨時軍委，劉安恭任書記。5月23日，朱德、劉安恭二人聯署給中央發去《紅軍第四軍報告》。這個報告，沒有軍黨代表的署名。

三、站在一邊

本來，是準備在成立軍委問題上繼續讓步和妥協的，多一層機構就多一層機構，前委不還是領導軍委麽？

但是，劉安恭主持臨時軍委作出決定：前委隻討論紅四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他事，並聲稱“蘇聯紅軍就是這樣的”。且要求變臨時軍委為正式軍委，實際上是把軍委排除在前委的領導之外。劉安恭的做法，是下級黨委擅自作出決定要限製上級黨委的職權，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同時，劉安恭還武斷地散布這樣一種觀點：紅四軍中有派別，朱德是擁護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的。

劉安恭把軍委排除前委領導之外的做法，使頓時產生“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於是，決定起而抗爭──“不要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

5月底，在永定縣湖雷鎮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提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特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朱德等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並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製”傾向。雙方互不相讓，意見不能統一。形勢演變至此，的前委書記已經難以繼續工作。為此，要求辭去前委書記職務。認為：臨時軍委對前委的意見是“攻擊前委”，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前委“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

此次會議沒有結論，決定6月初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6月8日，紅四軍在白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召開三小時前，紅四軍主力團28團團長送了一封信給。這封信主要內容有兩個：一是勸阻不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聽說要辭去前委書記，表示“非常不讚成”，認為“黨裏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就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來代理你之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誌的錯誤思想。”二是指責朱德和劉安恭。“現在四軍裏實有少數同誌的領袖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誌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這是指責朱德。“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屁的攻擊別的同誌”。這是指責劉安恭。信中嚴厲指責朱德、劉安恭用“政客的手段”“拉攏部下”，“希圖成立軍委以擺脫前委羈絆”是“卑汙的行為”。信中還指出：“但是許多黨員遠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的同誌蒙蔽陰謀，附和這少數有領袖的同誌的意見，這是一個可歎息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