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中共“理論家”陳伯達政治沉浮記(1)

一、大革命失敗，別人脫黨他入黨

陳伯達於1904年10月出生於福建惠安縣嶺頭村一個破落的秀才家庭，其高祖父陳金城是道光進士、刑部主事，林則徐被誣陷撤職，陳金城和陳慶鏞（道光進士、監察禦史）曾上書彈劾直隸總督琦善。可以說，陳伯達出身於舊式的書香世家，隻不過到其祖父輩，隨著舊式科舉的結束，家道中落了。或許是家學淵源的影響，青少年時期的陳伯達頗具才學。陳伯達15歲考入華僑富商陳嘉庚創辦的廈門集美師範學校，17歲回到惠安老家當上小學教員。18歲的陳伯達一邊任教，一邊學英文，還忙裏偷閑耍耍筆頭，當年就在《學生》雜誌上發表了《兵？痞？》一文，不久還發表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說《寒天》。小小年紀，初露“秀才”之相。

1924年，20歲的陳伯達來到上海，一邊在一家小報當記者，一邊進入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與合作創辦的上海大學文學係學習。學習期間，受在該校執教的著名人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影響，初步接受了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

1925年春，21歲的陳伯達回到廈門，擔任國民黨獨立第4師師長張貞的秘書，並兼任福建陸軍幹部學校政治教官。陳伯達一上任，就在《洪水》雜誌上發表了《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並為此深得“愛其文才”的張貞的賞識。陳伯達也很快經人介紹，在廈門參加了國民黨。在廈門和福州，陳伯達雖然為張貞工作，但與在福州活動的著名人王荷波過從甚密，並受王荷波之邀，擔任了王荷波組織的工人糾察隊的顧問，因此被福建國民黨右派列入“赤色分子”黑名單。1927年4月初，國民黨右派“分共”時，在上海的蔣介石簽發了福建分共清黨要屠殺的“共黨”黑名單，陳伯達雖然不是員，但也赫然列在黑名單中。仍任獨立第4師師長並兼福州衛戍司令的張貞，接到將陳伯達“就地處置”的指示後，竟以私誼為重，送給陳伯達1000元大洋做路費，派心腹秘密護送陳伯達逃離福州至廈門。隨後，陳伯達經過化裝，從廈門趕往上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趙世炎、陳延年等一大批人倒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就在這時，陳伯達由廈門乘船進入上海。這時的上海，腥風血雨，風聲鶴唳，報紙上叛徒自首、組織被破壞、員被處死的消息隨處可見，人隨時都有掉腦袋的危險。但此時的陳伯達對蔣介石叛變革命，尤其自己險些命喪蔣介石之手，極為痛恨，決心加入中國，於是向上海的秘密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非常時期要求入黨，本身就表明陳伯達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所以，經陳伯達的老相識張覺覺和陳少微兩名員做入黨介紹人，陳伯達在上海加入中國，並免了陳伯達的一年預備期，直接為中國正式黨員。

陳伯達加入中國之後，很難在上海立足，便奉黨組織之命，跟隨王明、李立三、羅亦農、王荷波等一批人，撤向武漢。到了武漢，任中央宣傳部出版科科長，開始從事黨的宣傳工作。不久，他被派赴蘇聯學習。1930年底，26歲的陳伯達回國。1931年春，陳伯達來到上海，不但見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班同學王明，還見到了校長米夫。此時，與陳伯達同歲的王明，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取代李立三，掌握了的實際領導權。陳伯達在上海逗留兩個月，隨即被王明派往天津，到順直（即河北）省委宣傳部工作，負責編輯、出版《北方紅旗》，繼續做宣傳工作。不料陳伯達抵達天津不久，順直省委機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化名王通的陳伯達，與省委其他一些領導一起被捕。

聞知陳伯達在天津被捕，已經轉向、擔任國民黨第49師師長兼福建“剿匪司令部”司令的張貞，出於私誼，再次出麵營救陳伯達。在張貞的活動下，1932年陳伯達被保釋出獄，隨即被黨組織派到張家口在吉鴻昌部隊工作。在吉鴻昌部，陳伯達邊工作邊研究中國哲學，並撰寫了《論譚嗣同》，在吉鴻昌資助下出版。1935年北平發生“一二九”運動，陳伯達奉命與李葆華、柯慶施等一起領導北平學生總罷課。1936年春，以中央代表身份來天津擔任中央北方局書記。隨即，改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林楓任秘書長。自此，32歲的陳伯達因擔任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在黨內開始有了一定的地位。

1937年7月，北平淪陷。8月，陳伯達帶著妻兒輾轉來到革命聖地延安。

二、和陳伯達：“哲學”的親密接觸

陳伯達到延安後，先在陝北公學任教，接著在康生當校長的中央黨校任教。1938年5月，中央培養理論幹部的馬列學院成立，陳伯達的老朋友張聞天任校長，陳伯達又被張聞天調到馬列學院任教，負責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曆史和哲學。總起來看，陳伯達自入黨之後，不管在什麽地方，不管在什麽時候，總是做黨的宣傳工作或理論工作，為他日後成為“理論家”打下了基礎。

有一次開會，張聞天當眾向介紹道：“這是剛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誌。”雖然這時的陳伯達在延安已經小有名氣，但延安黨的高級幹部太多，僅僅是個教員的陳伯達並未引起的注意。

一次偶然的機會，開始令對陳伯達刮目相看。

那是一次討論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座談會。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民族資產階級。雙方各有道理，爭論頗為激烈。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發言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眾所周知，是對問題進行兩重性分析的高手，陳伯達對孫中山思想的兩重性分析，很對的胃口。坐在一邊靜聽眾人辯論的輕聲問旁邊的人：“現在發言的人，叫什麽名字？”旁邊的人在紙上寫了“陳伯達”三個字。陳伯達講完，當即站了起來，高興地說：“剛才陳伯達同誌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

散會之後，把陳伯達留下來，問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當晚，即派人通知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邀請，小小教員的陳伯達怎能怠慢？陳伯達聞訊，急忙趕去。到了那裏一看，原來是宴請一位美國記者。見陳伯達到來，對陳伯達說：今天宴請美國客人，順便也請你。

、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4人，邊吃邊談。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的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先秦諸子課後，開始和陳伯達談起中國古代哲學，越聊越投機。通過談話，認為陳伯達對中國古代哲學頗有研究，建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

提議，陳伯達當然照辦。但令陳伯達意外的是，幾乎他的每一次哲學講座，都去聽。去，許多人當然也跟著去。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聲名鵲起。

陳伯達講授哲學，重視哲學，大家跟著去聽哲學，在延安高級領導幹部中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哲學熱”。於是，1938年秋，“新哲學會”在延安應運而生，儼然“哲學家”的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領頭人，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於1938年9月《解放》周刊上。

在一年多的教學和講座中，勤奮的陳伯達筆耕不輟，連續寫出了《墨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三篇大作。

1939年1月，陳伯達將《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麵呈，請求給予指正。

很仔細地讀完《墨子的哲學思想》，親筆給陳伯達複了一封信：

伯達同誌：

《墨子的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僅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二月一日夜

通常寫信很短、且事務繁多的，“寫在另紙”的“幾點個別意見”，居然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紙，可見對陳伯達此文的喜愛和重視。

陳伯達受到鼓勵，又向呈送上《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兩篇文稿。

讀後，於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陳伯達。信中，詳細寫了7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當天陳伯達接到信，立即按照的意見修改，21日改好後再呈。第二日，即2月22日，又寫一封信致張聞天轉陳伯達：“伯達同誌的文章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伯達同誌考慮。……”在這封信中，又補充了3點意見。

延安時期，由於國共合作，環境相對穩定，是理論著述非常豐富的時期，著名的《論持久戰》、《矛盾論》、《實踐論》，是這一時期哲學思維的代表作品。坦率地說，一般性的文章是不入的法眼的。如此看重陳伯達的文稿，二人如此“哲學”的親密接觸，一方麵說明陳伯達確有其過人才氣，另一方麵也說明兩人興趣相近、意氣相投。

饒有趣味的是，將給陳伯達探討哲學問題的信先致張聞天，請張聞天轉陳伯達，一是或許有當時毛、陳二人政治地位相差懸殊的緣故，二是似乎也有讓張聞天知曉陳伯達“理論水平”很高，為將陳伯達調任自己的政治秘書做鋪墊之意。

三、調任身邊，31年政治秘書生涯裏地位不斷攀升

果然，就在、陳伯達往返探討哲學問題的書信之後不久，身為馬列學院院長的張聞天找到陳伯達，告訴他，提名，要調他到辦公室工作。陳伯達以欣喜的心情，立刻答應下來。

陳伯達調到辦公室後，擔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秘書長是的老朋友李六如。中央軍委主席為，因此陳伯達也就是辦公室副秘書長，實際上也是秘書。自此至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政治生涯結束，陳伯達給共做了31年秘書。其間陳伯達飛黃騰達，“文革”中一度躍居第四，起點也是的政治秘書這個崗位。

為新調來的陳伯達擬定了四個研究課題：《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教育》、《抗戰中的經濟》。這種研究工作，可以說正是陳伯達所長。因此，在的直接指導下，陳伯達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這些資料，後來分為四冊印行。陳伯達後來回憶說：是幫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從古代轉向了現實生活。

1941年7月，1938年成立的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簡稱“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為張聞天，陳伯達任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同年，為加強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陳伯達被任命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42年延安整風時解散。在此之後，陳伯達的職務雖然不斷變動，但的政治秘書一職始終牢牢地穩穩地不動。正是在秘書這個崗位上，由於的信任，陳伯達逐漸進入高級領導層。

1945年，在七大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居第47位。這時，陳伯達已經在中央擔任宣傳部實質性的工作了。

1948年7月24日，中央作出《關於開辦馬列學院的決定》，決定在西柏坡李家溝村創辦直屬中央的高級黨校，“名為馬列學院，以為院長，陳伯達為副院長”。在馬列學院中，著名哲學家楊獻珍隻是個教育長，艾思奇是個普通哲學教員，著名文學評論家何其芳是個普通語文教員，而陳伯達居然在中央委員會書記之下做副院長，可見其政治地位已經很高，“理論家”地位已經確定。也正因為如此，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遞補為中央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陳伯達在繼續擔任馬列學院副院長的同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主任郭沫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郭沫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部長陸定一）。與此同時，陳伯達還是任主任的“中央選集出版委員會”中一個重要成員，從事《選集》的編輯工作。

此時的陳伯達已經在黨和國家的文化教育和宣傳領域中承擔很實質的重要責任。

1955年1月，中央決定重建延安時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簡稱“政研室”），陳伯達擔任主任。這個政研室主要由哲學、經濟、曆史、黨建四個組組成，任務很明確，實際上是直接為服務的一個秀才班子。作為主任的陳伯達，他的辦公室和的辦公室並列排在一起。

1956年，中央正式明確任命中央主席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俗稱“五大秘書”。當時，中央主席是，所以中央主席秘書實際上就是秘書。五大秘書的分工是：陳伯達、胡喬木為政治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為生活秘書。身為政研室主任的陳伯達是首席秘書。

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七大的第47位躍居第21位。

1958年，中央創刊了對現代中國影響深遠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從現有資料看，這個雜誌的創辦與陳伯達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談到關於“出版理論刊物問題”時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向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麵，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