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所謂“陳獨秀問題”的來龍去脈(4)

抗戰全麵爆發，陳獨秀立即提出“擁蔣抗日”的口號，並支持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之相反，托洛茨基卻指示中國托派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並極力反對國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認為這是向資產階級妥協投降。對於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的這種極左路線，陳獨秀進行了嚴厲的譴責和批評。他在寫給托洛茨基的信中說：“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和國民黨的文章。”“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對此，當時領導人之一的博古曾客觀評價說：“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點，故近來中央在刊物上已不把托陳並為一派。”

陳獨秀出獄後，拒絕到國民黨政府做官，拒絕成立“新共黨”，拒絕離開抗戰區遠走他鄉，拒絕回到上海重整托派組織，卻主動與方麵進行接觸。

陳獨秀出獄不久，即托好友羅漢找到正在南京與國民黨談判聯合抗日事宜的代表團的葉劍英、李克農，轉達了自己要求回到黨內去延安工作的願望。葉、李對此表示歡迎。但因為陳獨秀是中國托派領袖，事關重大，他們不好決定。所以，葉、李為羅漢等人準備了旅費和介紹信，請羅漢前往延安與中央商談。羅漢等於9月初抵達西安，會見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代表林伯渠。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電張聞天，說羅漢等要見張聞天，要求恢複組織關係。9月8日，張聞天、複電林伯渠，同意羅漢等人去延安一談。不料此時山洪暴發，導致交通中斷，羅漢被阻西安，無法成行。但羅漢於9月9日致電中央，提出五點建議和要求，其中提到請中央勸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回黨工作。中央遂通過電台以、張聞天的名義於9月10日致電林伯渠，提出對待陳獨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則問題。電文如下：

（甲）我們不拒絕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

（乙）在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我們亦願與之聯合抗日。（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丙）至於其他關係，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後，可以再行考慮。

羅漢了解上述電文內容，即準備返回武漢向陳獨秀匯報。行前，林伯渠特意叮囑羅漢：陳獨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曆史上有與別人不同的地位，若能放棄成見回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他要求羅漢回去後對陳獨秀作耐心的規勸。

就在羅漢北上赴陝之際，陳獨秀再次托人轉告代表團，表示自己與托派組織已脫離關係，希望會見黨的代表。於是，葉劍英、博古會見了陳獨秀。在談話中，葉劍英、博古希望陳獨秀能公開聲明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脫離托派組織。但陳獨秀對中央對他托派的認定非常不滿。陳獨秀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托派，曾想發表一個“不是托派”的聲明。

在南京，博古對羅漢說：“本想和陳獨秀談一次，但因為自己黨齡太淺，與獨秀個人沒有私人接觸，恐難於談到任何具體結果。”羅漢問：“由和陳獨秀談可否？”博古連連搖頭：“如果由潤之來談也不適宜，因為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都有鬧翻的危險。不如候周恩來南下後，約他一同去談，成績或者會圓滿些。”博古還告訴羅漢，希望陳獨秀和已去武漢的董必武談談，並說周恩來不久將去武漢，也可以和陳獨秀談。

10月15日，羅漢回到武漢，向已遷居武漢的陳獨秀提交了、張聞天的電文。陳獨秀見到電文中“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一語，大為不悅，說：“我願意寫聲明，但不願意寫書麵檢討。”

雖然在寫書麵檢討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但、張聞天的電文並沒有對此作絕對要求，而陳獨秀表示可以發聲明，並再次表示擁護黨的抗日政策。據此而言，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並非沒有轉圜之機。但是，1937年11月29日，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王明帶著康生等人從蘇聯回到延安，立即把局攪亂。

此時，斯大林正在蘇聯實行肅托政策，重拳出擊所謂的“托洛茨基匪幫”，王明、康生在蘇聯就是“鎮反肅托”的骨幹分子。積極奉行斯大林“肅托”政策的王明，在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堅決反對黨中央和的正確意見，詆毀黨與陳獨秀之間正在進行的談判。他甚至還說：“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不能合作；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會上有人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還是有區別的，況且說陳獨秀是托派漢奸，證據何在呢？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這還了得。如果此事讓斯大林知道，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幾天，王明在《解放》周刊發表《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一文，說日寇偵探機關安插在革命隊伍中的間諜分子，“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

1938年1月28日，康生又在《解放》周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指名道姓地斥責陳獨秀、羅漢、俞秀鬆等人都是日本奸細、漢奸。文章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的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待有成效時再增加之。”並說談判成功後，“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等等。

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上述誣陷，出自斯大林鎮壓蘇聯“托派”時采取逼供信手段逼出來的假口供。假口供原本說是日本情報機關用金錢收買托派國際中央，托派國際中央下令中國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至於中國托派接受國際托派中央這個指令與否，並沒有確切證據。所以，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純屬為了向斯大林邀功，胡編亂造出來的。

康生此文一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陳獨秀這樣一個民族情感極強的國內外聞名的知識分子，怎麽可能以每月300元的賤價，將自己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而使自己成為千古罪人呢？許多人力挺陳獨秀，要求誣陷者拿出確鑿證據來。1938年3月16日漢口的《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等報紙，在顯著位置發表了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和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周佛海，以及傅汝霖、段錫朋、高一涵、陶希聖、梁寒操、張西曼、林庚白等著名人士共九人的聯名信，指責並為陳獨秀辯護說：“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此事出乎情理之外。陳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

九人聯名信在武漢三鎮引起強烈反響。然而，此時已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指令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立即發表《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和《再論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兩文，強詞奪理地宣稱：“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由別人越俎代庖，均是無濟於事。”並蠻橫武斷地說：“陳獨秀自從被中國開除以後，隨著整個托派的墮落反動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

此舉進一步引起公憤。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張西曼明確聲明陳獨秀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堅決反對對陳獨秀的汙蔑。

陳獨秀讀到康生那篇誣陷文章，已經感到極為冤屈，隨後又看到《新華日報》一而再再而三的誣陷，更加惱怒萬分。為了澄清事實，洗刷冤情，陳獨秀於3月17日奮筆疾書，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信給《新華日報》。《新華日報》拒絕發表，幾經周折後不得不改在《血路》、《武漢日報》和《掃蕩報》上發表。在信中，陳獨秀要求誣陷者拿出自己是漢奸的證據來，並聲明準備訴諸法庭。同時，陳獨秀痛斥王明、康生道：“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隻要跟著你們被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