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沒有止境的經濟增長(1)

我們在前一章裏通過結構剖析確定了經濟的不同類型，而這些經濟類型的真正意義在於其影響。現代經濟的到來使幾個國家的生產率水平從19世紀開始持續增長，並且產生了劃時代的結果。卡爾·馬克思雖然反對自己身邊的經濟製度，但絲毫沒有忽視這種持續增長的重要意義。1848年，在現代經濟體還沒有達到最快成長速度之前，馬克思就已經注意到了生產率問題，提出了現代經濟體的“進步性”。如第一章所述，生產率的增長具有全球意義，因為新工藝和新產品可以被其他經濟體接受和采用，甚至包括很多較為原始的經濟體。我們看到，某些國家起步較早的現代經濟在20世紀之後出現現代性的退化，例如法國，可以說到“二戰”後的某個時期已喪失了大部分經濟活力。還有些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轉變為非現代或反現代性質，例如德國。不過，也有些國家的經濟變得更為現代了，例如加拿大和韓國。因此總的來說，現代經濟生存了下來，而且至少在大多數市場環境中，某些現代經濟體保持著大範圍的創新活力並由此取得了成功。

本章的目標是讓讀者了解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的活力和影響。我們可能無法準確解釋很多奇跡出現的原因，但奇跡般的現代經濟是在特殊時刻出現的，當時並沒有其他大事發生，因此我們可以將19世紀與18世紀的生活狀態的巨大差異歸結為現代經濟誕生的影響。對現代經濟產生的這些影響的檢測非常接近於實驗室裏的工作。當然我們首先需要注意，不關心水平的提高，隻關心最終達到的高水平是沒有意義的。就像電影業從業者愛說的：“你的表現隻不過和上部片子齊平。”同時，如果處於很低的絕對水平，隻談增長也沒什麽意義。

最後，我們感興趣的是現代經濟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更確切地說是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的影響。人均產出和平均工資這樣的數據不具有說服力，它們並不能充分反映現代經濟體中的實際生活：在那幾十年裏，這樣的產出和實際工資能買到什麽，獲得這樣的產出和工資的經曆又能帶來什麽收獲？我們希望了解現代經濟體如何改變了工作與生活，最好是真實而廣泛地調查參與者的各種付出和收益。

本章和下一章將指出，現代經濟體及其背後的現代性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大部分是正麵的。本章將分析現代經濟體的有形的影響，即物質上的愉悅和關懷；下一章主要分析無形的影響，它關係到人們的生活意義。

物質收益的豐饒之角

現代經濟體帶來了人均產出（勞動生產率或簡稱生產率）的持續攀升，並且延續至今。從定性的角度看，進入現代經濟的國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全球經濟的國家）從靜止狀態躍升到爆炸式的無盡增長狀態。如果每年的生產率增幅隻有0.5個百分點或更低，很多人可能根本注意不到變化，因為以這樣的速度，需要144年才能使人均產出翻番。現代經濟不但帶來了沒有止境的增長，還帶來了真正快速的增長。

人均產出在那個所謂的漫長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的增幅之大令人激動。到1870年，西歐的人均產出比1820年提高了63%；到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在英國，該指標在這兩個階段分別提高了87%和65%。在美國，分別是95%和117%。對熟知中國在1980~2010年增長奇跡的當代讀者來說，上述增幅或許不算什麽，但中國可以從海外借鑒大量的生產經驗，而當年的歐洲和美國卻隻能自己摸索。

從起飛階段到1913年的累計增幅使英國和美國的人均產出分別增長到原來的3倍和4倍，給普通人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18世紀不可想象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革命性的直接影響，之後的章節還將詳述，另外還有間接影響：隨著經濟體的總產出和總收入不斷增長，家庭財富與收入的比例將發生變化。在過去的靜止狀態下缺乏儲蓄的人們開始增加儲蓄，收入越來越多，儲蓄也越來越多，這使財富存量的增速不至於過分落後於收入的增速。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將看到現代經濟中的勞動參與率遠遠高於商業經濟時代，隻是苦於沒有數據可以驗證這一猜想。

工資（而非生產率）是最重要的反映物質收益的指標，尤其是對那些沒有太多繼承財富的普通人而言。足夠高的工資是通向重要福利的大門，至今依然如此。尤其在19世紀，普通人能賺取的工資是他所能負擔的必需品的決定性因素，包括住房、醫療等。工資還能滿足所有人內心都渴望的非物質需求，例如得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擁有家庭、參與社區生活的權利。

生產率的提高並不總能實現工資的提高，反之，在生產率沒有提高時，工資也有可能提高。本書曾提到，極負盛名的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發現，雖然16世紀的偉大探險家和殖民者給國王帶回了大量白銀，但這些收入卻沒有推動工資的提高。盡管人均工資與人均產出之間存在相關性（有人曾說經濟學中的任何指標之間都至少通過兩種渠道相互作用），但從生產率到工資的影響渠道可能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響。但不必擔心，現代經濟體的確使勞動者的工資得到了大幅提高，實現了天量的白銀沒有達到的成就。

有關工資的討論曾談到，現代經濟體的出現打破了布羅代爾觀察到的悲觀發展模式。我曾指出，在現代經濟體出現前的16世紀、18世紀以及1750~1810年，工資水平在下降——至少有數據表明英國屬於此種悲慘情況。但是從1820年左右開始，英國手工業者的人均工資（如果用真實水平或者購買力計算）持續提高，與人均產出的起飛基本同步。在比利時，工資從1850年左右開始增長。法國的工資水平隨後起飛，一直緊隨英國，直至1914年。在德國各城市，工資水平像坐上了過山車，從19世紀20年代早期到整個40年代一直在下降，由此引發了1848年的暴動，1860年後又開始持續增長（另一項資料顯示是從1870年開始）。可惜美國沒有那麽早的數據。總之，現代經濟體中的建築工人、工廠工人和農場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都伴隨著生產率的起飛而高漲。

這裏提出的問題是，工資是否表現出了與人均產出同樣顯著的增速？如果勞動在產出增量中所占的收入份額下降，工資增速或許會落後於生產率。實際上，普通的城市非熟練男性工人的名義日工資（以當地貨幣計算）不但能跟上人均產出的貨幣價值的增速，甚至還更快。1830~1848年（又是那個糟糕的年份），英國的工資—生產率比略有下降，到19世紀60年代終於趕上並超出了以前的水平，70年代再度下降，此後到90年代再度超出，直至1913年。法國的這個比值反映出了類似的變化趨勢。在德國，工資—生產率比在1870~1885年保持穩定，到19世紀90年代有所惡化，但到20世紀前10年時已提到很高的水平，直至“一戰”爆發。此外，這些數據並未反映出這麽一個事實，即各國工人的收入並不都用來購買國內產品：由於供應量增加、運輸成本下降，他們實際上購買了大量價格更低的進口消費品。英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在長期停滯後，實際工資水平在1820~1850年幾乎翻番。”因此，現代經濟中工資收入相對於非工資收入的份額下降的觀點並不成立。當然，弱勢群體、下層社會民眾的工資水平在這些經濟體中的變化趨勢可能有所不同。

在公眾看來，對那些不得不在工廠、礦山和家政行業中謀職的底層工人來說，19世紀興起的新經濟製度簡直是人間地獄。有人認為，這種社會狀況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幾乎沒有改善，直到社會主義思潮席卷歐洲、美國興起新政之後才發生變化。有的文學作品可能會給人這樣的印象，但描寫的年代並不吻合。例如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主要描述了1815~1832年的路易·菲利普王朝的社會緊張狀況，而不是反映幾十年之後出現於法國的現代經濟的陰暗麵。當然，19世紀中期的許多作品也很出名。狄更斯在1839年出版的小說《霧都孤兒》中細致地描述了倫敦的貧困現象，奧諾雷·杜米埃（HonoréDaumier）的畫作生動地刻畫了持續到1870年的巴黎工人抗爭運動。它們給人的印象是，在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大量勞動適齡人口因為工資水平下降而受苦，或至少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陷入悲慘、失業和空虛的狀態。這種說法需要得到驗證。

驗證辦法之一是，在現代經濟開始確立並發揮效力時，測算所謂的工人階級（手工勞動者或其他體力勞動者）的藍領工資水平是否停滯或下降。那麽實際情況是這樣嗎？人們的普遍印象是，由於機械化水平提高，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在19世紀有所下降，至少是相對於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而言。

但事實上這又是一個錯覺。根據之前提到的英國的研究，在1815~1850年，平均工資水平的增幅比藍領工資水平的增幅多出了20%，但這主要是由於農業中的體力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停滯，而農業的困境也不能簡單地歸咎於現代產業的影響。另一項資料估計，在那一時期，英國非農業部門的所有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的增幅僅比非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的增幅多出7%。克拉克在2005年整理的關於英國手工業者和建築業幫工的日工資數據顯示：18世紀40年代之後，兩者的相對工資沒有明顯變化；從19世紀第一個10年開始，幫工的工資漲幅不及工匠；但從19世紀中葉起趨勢發生改變，到19世紀90年代，已回到之前的相對水平，在之後的10年裏幫工的工資增速依然更快。那個時代的人也提到過這樣的印象。例如英國首相格萊斯頓（Gladstone）就看到各類工資收入者繳納的稅收均快速增長，他在下議院評論說：

如果像我原本認為的那樣，這樣不同尋常的稅收增長隻來自處境優越的階層，那我會感到有些難過，但比較容易理解……然而……看到富人在變得更為富有的同時，窮人的情況也有所改善，則給人莫大的安慰……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勞動者的普遍狀況，不管是農民、礦工、操作工還是技工，各種無可爭議的證據完全可以證明，在過去20年裏他們的生存條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宣布，這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曆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

在當時的英國，現代經濟並沒有拉大工資收入的差距，至少沒有係統性和持續性地拉大差距。

所謂勞動者在19世紀的整體收入的增長速度慢於資本的說法，也和其他誤解一樣缺乏根據。最近得到的數據顯示了單位雇員的日工資與國家人均產出的比值。在英國，這一比值呈上升而非下降趨勢，從1830年的191升至1910年的230。在法國，該比值從1850年的202提高到1910年的213。德國是從19世紀70年代早期的199提高到20世紀初的208。1887年，英國記者（兼政府首席統計師）羅伯特·吉芬（RobertGiffen）對此進行了規範的記述，他收集了1843年英國開征所得稅之後的個人收入數據，表明在其後的40年裏“富人”的總收入翻番，但其人數也翻番，體力勞動者的總收入增幅超過一倍，而其人數增加有限。

富人的人數多了，但平均來說，每個人的富裕程度並未提高；窮人的平均收入幾乎是50年前的兩倍。因此，過去50年來巨大的物質進步的好處幾乎全部落到了窮人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