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3)

薩克拉門托的西奧多·朱達（TheodoreJudah）擁有的非凡勇氣使他開創和設計了美國第一條跨越大陸的鐵路。他的夫人安娜寫道：“這顯示了一個人的內心要多麽強大……才能抓住這樣宏大而危險的機遇。”

誹謗者說，跨越大陸的鐵路構想已經出現了好多年，鐵路的建成“不過是時間問題”。正如埃文斯所述，朱達在工程上的成就在有些人看來過於平凡，難以被譽為創新，但隻有建設工作開始之後，才“不過是時間問題”。成功並非不存在疑問，當時的許多工程師認為通向北加州的直達鐵路並不可行，因此鐵路的成功建設並不是完全可以預見的。朱達展示了出眾的直覺並證明了自己的判斷。

有些創新是偶然出現的。托馬斯·愛迪生無意中從手上塗的油煙中發現了一種燈絲，亞曆山大·弗萊明（AlexanderFleming）因為忘記蓋上一個皮氏培養皿而發現了青黴素。在經濟生活中，也有無數意料之外的創新案例，總是有某些“B計劃”或者低預算的冷門產品成為驚喜。例如，皮克斯動畫工作室的創立本來是為了開發新的計算方式，但是當一位技術人員向某些參觀者展示這些技術能用於製作生動的卡通片時，參觀者們的興奮很快使該公司成為動畫工作室。這些偶然的創新是如此新穎，以至於其設計者從未想到會出現衍生的新產品。

事實上，所有創新都有偶然或者隨機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新產品開發成功和得到商業化應用都是概率問題。著名電視主持人拉裏·金（LarryKing）不止一次評論說，那些知名的受訪者都告訴他，自己的巨大成就完全是拜幸運所賜。然而，創新嚐試中的成敗並不像常見的硬幣拋投結果，創新是走向未知的旅程，有些是已知的未知因素，有些是未知的未知因素，即使運氣再好，創新者也無法知道他們的創造性和直覺能否帶來期望中的結果。哈耶克在1961年終於認識到創新的作用，他沮喪地發現，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竟然認為企業都知道它們的新產品會有怎樣的市場前景。對哈耶克來說，企業不可能知道某款新車型的盈虧概率，就像小說作家不可能知道其作品登上暢銷書排行榜的概率一樣。

很奇怪的是，由於其他經濟學家的視而不見，哈耶克當年留下的原本可能啟發他人的粗略理論，後來還是由他本人整理。哈耶克在1968年提出，經濟體（顯然是指本書所說的現代經濟體）是通過“發現進程”促進“知識增長”的。發現進程指的是，判斷某個產品或工藝構思能否被開發，以及被開發後能否被廣泛應用。通過內部實驗和市場檢測，現代經濟可以獲得產品和工藝知識的進步，包括那些不會被接受、不可行的知識。還有，與科學知識不同，商業知識的進步不受物質世界的限製，完全可以沒有增長邊界。反倒是科學家們需要擔心他們的發現之旅正在走向盡頭。

商業知識的另外一個增長來源（不過這個有邊界限製）是糾錯，也就是說，就具體產品的微觀層麵或整體經濟的宏觀層麵而言，現有的許多知識可能並不正確。周邊環境和結構關係很容易在未被察覺時發生變化。例如，著名的諾斯羅普公司利用風洞實驗發現，與可收攏起落架相比，固定起落架造成的多餘阻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當時的研究者並未意識到，在飛機速度大大提升後，這種阻力的影響會變得非常嚴重。此外，經濟生活中的發現並不是可控實驗的結果，數據本身經常發生變化，經濟生活中的知識（乃至誤解）也經常發生變化。因此，總是存在發現他人錯誤的可能。

借用經濟學家布林·羅斯比（BrianLoasby）的話來說，現代經濟“解決的問題是發現（或者創造）可能性，然後加以利用”。經濟中對此類活動的投入越多，現代化程度就越高。一個國家可以開展靈活的學習和勤奮的評估，並熱心開發外來發現所提供的新的商業機遇，這些是熊彼特所看到並認為可以實現的。但這樣的國家或其他國家還可以擁有創造力，根據內部環境和變化做出反應，產生新的商業創意，並依靠遠見或直覺將創造性引至可能成功的方向。創造力和遠見這樣的資源存在於所有人類經濟體中，但在曆史上，某些國家並不能或不願動員這些資源，還有些國家在動員了一段時間之後沒能繼續下去。現代經濟釋放了創造力和遠見，並成功地為其配備了企業家的專業能力、投資人的判斷力和終端客戶的勇氣。

我們由此可以確定，現代經濟的基礎就是創新體製的有效運轉。依靠對各自產業和職業的深入參與和長期觀察，很多人產生了新的商業創意。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開發過程需要不同投資主體的參與，例如天使投資人、超天使基金、風險資本家、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對衝基金。這個過程還需要不同生產商的參加，如創業公司、大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並涉及各種市場推廣活動，包括製定市場策略和廣告宣傳等活動。在終端客戶方麵，需要有公司經理人對新工藝進行早期評估，需要消費者決定嚐試何種新產品，他們可能還需要學習新產品和新工藝的使用方法。到19世紀中葉，現代經濟的基石已經在英國和美國奠定，德意誌和法國緊隨其後：

大量企業家湧現，他們享有財產所有和產業發展的權利，可以衝破政府的製約，還擁有合同法提供的保護。這些企業家在他們創建的公司或經濟實體中積極嚐試新工藝、構思新產品。銀行很少向缺乏信用記錄的企業家貸款或投資，所以經常需要家庭成員和朋友扮演天使投資人的角色，使企業家們的項目得以起步。為尋求擴張，許多新企業必須將利潤用於再投資。在英格蘭，鄉村銀行可以向企業家提供短期貸款，受托代理人從客戶那裏吸收存款，然後為企業家提供長期貸款。有時，某些個人會成為企業的合夥人，共同出資購買專利權。少數銀行會加入產業發展——南德意誌地區的福格爾家族（Fuggers）在幾個世紀前已經在開展類似業務，有些會給整個產業發展提供建議和投資。在美國，鄉村銀行的創業精神通常更強，新英格蘭地區的企業從事銀行業務的情況並不少見，有時也會為了自身項目的發展而出售銀行股份。還有在家庭和朋友之間提供貸款的銀行。與今天的風險投資公司不同，在企業家創建可發行股份的公司之前，當時的許多早期風險資本家並不能占有股份。

現代經濟可以被視為一個規模龐大、永不停歇的工程，構想、開發和檢測新創意，搜尋可行的辦法和人們的需求，這對職業和社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其前身的商業社會提供的工作崗位很少，工作崗位除工資外也很少能給人們帶來其他方麵的收獲。這些職業或許可以把人們從家務中解放出來，但相當枯燥乏味。而在現代經濟體中，從事某種職業幾乎是普遍的生活狀態，經濟包容度遠遠超過商業時代。現代社會的職業在人們的生活經曆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麵居於核心位置，塑造了其發展軌跡。因此，現代經濟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紀進入的經濟製度之間的激烈鬥爭，都關係到現代經濟所帶來的個人生驗，以及因此喪失的傳統的生驗。

社會製度

大多數創意都著眼於獲得他人的認可，而不僅是出於構思者或企業家的喜好。在任何時點上，都有大量的創業項目在同時開展。現代經濟的大部分動力（以及高度複雜性）都源於這是個社會性環境，而非個人生活的孤島。相互獨立的經濟參與者的多樣性極大地增加了經濟學家們所說的不確定性。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認為，拋投一枚熟悉的硬幣代表“已知的風險”，例如其概率通常是一半對一半，而拋投一枚未知的硬幣則代表“未知的風險”，這才叫“不確定性”。奈特認為商業生活中充滿了這種奈特式的不確定性，並似乎已認識到這種不確定性是現代經濟體的標誌之一。

企業家的新產品開發項目的結果的不確定性，部分來自微觀層麵，例如終端客戶是否足夠喜歡、願意購買。企業家還會擔心，終端客戶雖然喜歡自己的新產品，但可能更喜歡其他人開發的另一種新產品。他們不像獨自漂流的魯濱孫，隻需要關心自己喜不喜歡即可。其他企業家的項目結果也會對自己的項目產生影響。例如，開發中的新產品能否被接受的微觀不確定性會增加經濟中產出和收入能否維持的不確定性，從而造成宏觀的不確定性，它關係到新產品的終端客戶是否有足夠的購買能力。因此就像凱恩斯最早發現的那樣，現代經濟的創新項目的不協調性使未來的發展出現非常不確定的方式和規模。在一定時期之後的未來，基本上會變得不可預知。凱恩斯說，“我們就是不知道”未來的情況。短短一代人的間隔之後，經濟麵貌對上一代人來說可能變得完全無法想象。

對凱恩斯和哈耶克而言，新創意是經濟史的推動力，這是他們的思想基石，與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或卡爾·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形成了鮮明對比。凱恩斯和哈耶克很清楚，新創意是不可預見的（如果可以預見，就不可能是新的），因此對曆史發展產生著獨立的影響。未來的不可預知性使今天的創意開發的結果更加不確定，所以不可能對現代經濟的發展進行任何可靠的預測，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可能預測進化的路徑一樣。不過，通過研究“知識增長”和創新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某些真相。失敗的創意也並不是毫無價值，至少它們可以指明哪些方向不需要再繼續嚐試。取得成功的創意（也就是創新）可以激發更多的創新，形成無限的良性循環。原創性是一種可再生能源，將未來推往不可知的方向，產生新的未知和新的錯誤，從而給原創製造更大的空間。分析具有充分活力的經濟所需要的沃土，我們將獲益良多。

現代經濟依靠社會的多樣性實現繁榮。一個社會對創新的意願和能力（也就是其創新傾向或經濟活力）顯然與潛在創意者的背景、環境和個性的多樣性有很大關係。猶太人在20世紀20年代、黑人在20世紀60年代加入音樂產業，都是這方麵的典型案例。此外，一個社會的活力還取決於金融家的觀點的多樣性。創意得到的評估機會（遇到可能欣賞它的人）越多，好的創意遭到拒絕的概率就越小。如果讓國王一個人挑選值得投資的創新項目，那隻能造就色調單一的國家。除其他因素外，經濟活力還取決於企業家的多樣性，以便從中找到最合拍、最有條件將新創意融入可行的工藝和產品的人。當然，找出終端客戶的特性同樣重要，如果視所有客戶為完全一樣的個體，那麽找到他們都喜歡的創新簡直比登天還難。

如果以上的所有特性都具有重要意義，那我們之前避而不答的問題就已經有了答案：在曆史上，激發創造力和遠見、推動知識和創新增長的體製隻能在私營部門爆發，而非公共部門。在公共部門內部，類似的促進知識和創新的體製能實現良性運轉嗎？如果投資人、經理人和消費者的特性的確很重要，公共部門的有效創新體製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套創新製度的成功還取決於內部的相互作用。構思新產品的項目通常要先組建一個有創造力的團隊，商業化生產和推廣新產品的項目往往需要首先設立一家由若幹人組成的公司。任何有團隊工作經驗的人都明白，團隊產生新創意的能力遠遠超過單獨的個人。某些社會評論家認為在家辦公的人也可以有很好的職業發展，但他們往往忽略了其他人的觀念和問題的衝擊帶來的價值，尤其是值得我們尊敬和信任的人。有人認為，公司可以讓很多員工在各自獨立的地點（如家裏）開展工作，並不會影響創新，但他們忽略了在飲水機旁或午餐時漫不經心的交流的重要性。

交流還可以增強個人實力。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的首席圓號樂手曾因為高超技藝受到稱頌，他對此的回應是，如果沒有與同樂團其他人的交流，我永遠也不可能達到那樣的水平。無論如何，一個有效運轉的團隊不但能像古典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通過天賦互補發揮效率，還能像管理學家所說的那樣，每位團隊成員都能通過共同探索、攜手進步、彼此激勵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可以獲得“超級效率”，這是管理哲學家埃薩·薩裏寧（EsaSaarinen）強調的內容。

另外還有跨越空間和時間的相互作用，社會上的各種創意產生合並和增長。一個人如果經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會或今天的全球經濟中產生的新思想，他產生新創意的能力也會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絕起來的個人或許能在某些時點上突然產生一些創意，但此後就少有了。經濟學家兼小說家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用魯濱孫的例子告訴我們，如果不能從社會中獲取靈感，一個人能產生的思想少得可憐。有人提出，像阿根廷這樣的國家要實現最大的繁榮，必須保持農業狀態，而非走向城市化，因為其自然優勢在於飼養綿羊。但這種論點忽略了農村生活不適合智力進步和廣泛交流的現實，而這些因素對創造力的培養至關重要。持各種訴求的人在城市中的廣泛參與和巨大融合極大地增強了經濟體製的創造力。

本章分析了在19世紀和20世紀崛起的現代經濟的結構和運轉特征。在最初的幾十年裏，參與者們幾乎沒有感覺到新體製的因素已經出現並迅速擴展，但隨著他們對周圍的現代製度的認識逐漸增加，人們普遍感受到新製度正在打開更多神奇的可能性。接下來的兩章將介紹大家很少關注的現代經濟製度給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帶來的巨大提高（物質方麵的收益），以及在職業性質和生活意義方麵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