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1)

他是思鄉病的犧牲者，對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時代、對歐洲人和他的希望與夢想的輝煌曆史的思念。

——薇拉·凱瑟

《大主教之死》

本書第一部分將介紹，首批現代經濟體是西方現代社會在19世紀早期崛起的核心。現代經濟表現出的空前活力也映射在社會的其他領域。因為活力以多重方式展現出來，所以現代經濟不但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標準，還影響到生活的本質特征。接下來將討論創造曆史的現代經濟是如何及為何出現的。

這裏使用的“現代經濟”一詞並不表示目前的經濟，而是指具有高度活力（即充滿創新的意願、能力和抱負）的經濟形態。有人或許會問：現代經濟之所以稱為“現代”，根據何在？這就好比問現代音樂的現代性來自何方。如果國民經濟是由各種經濟製度和經濟態度（經濟文化）組成的複雜構造體，那麽是其中的哪些要素構成的何種結構保證和激發了現代經濟的活力？首先，我們需要厘清活力的概念及其與增長的關係，這兩個方麵經常被混淆。

創新、活力與增長

重申一下，創新是指新工藝或新產品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成為新的生產實踐。這種新的生產實踐在推廣前可能隻在某個國家出現，或者在某個跨越國境的地區出現。任何創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創（概念構思和開發），又涉及其試點應用。因此，創新依賴於整個係統。有創新構想的人和企業隻是開端，要獲得良好的發展前景，社會還需要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判斷是否值得開發，是否應該投資某個推薦項目，在新產品或新工藝開發出來之後，還需要判斷是否值得嚐試推廣。

直到最近幾十年，人們都認為支持創新的這套係統就是各國的國民經濟。為了開展創新，一個國家必須做自己的開發和應用工作。但在全球經濟中，各國經濟對外界的開發是開放的，某個國家開發的新事物可能在其他國家得到應用。假如某項聯合或獨立完成的創新已被其他國家采用，那麽從全球視角來看，它在本國的應用就不再被視為創新。當然，挑選在本國市場具有良好前景的引進產品，與挑選要開發的創意一樣，也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創新和模仿存在本質區別，但並不容易劃出一條絕對的界限。

我們也必須理解經濟活力的概念，它是創新背後的深層動力與製度的綜合體：革新的動力、必要的能力、對新事物的寬容度以及有關的支持製度。因此，這裏所說的活力是指創新的意願和能力，而非現實的條件和障礙。活力與人們通常所說的靈活性不同：靈活性是指對機遇的敏感性、對行動的準備以及熊彼特所說的“把事情做成”的激情；活力決定著創新的正常規模，當然其他因素（如市場環境）也會對結果造成影響。同時，就像作曲家可能有創作的和低穀一樣，社會也可能出現創新的短缺期和爆發期。因此在活力水平（創新的基本趨勢）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實際的創新節奏也可能表現出顯著的波動。“二戰”後的歐洲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少量創新，例如比基尼、新浪潮電影、甲殼蟲樂隊。到1980年，隨著財富與收入的比例恢複到過去的水平，創新浪潮也隨之消退。很明顯，歐洲的活力並沒有（哪怕部分）恢複到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高水平，當然這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持才能讓大家信服。

測量活力程度的一個辦法就是測算上麵提到的動力和製度，即產生活力的投入。另一種辦法是測算產出規模：近年來的平均年度創新數量，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去除資本和勞動力增量後的部分，再去除非正常市場環境的影響，以及從其他國家照搬過來的“偽創新”。如果我們能夠觀察到的話，創新過程所產生的10年期平均收入就可以視為其產出規模的粗略測算。或者我們可以將各種類型的旁證匯集起來測算創新的規模，例如新公司的創建速度、員工流動率、20家最大企業的流動率、零售店的周轉率以及產品通用編碼的平均使用期限。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並非測量活力程度的有效指標。全球經濟會受到一個或多個活力強大的經濟體的驅動，這使某些活力較弱甚至完全沒有活力的經濟體通常也可以獲得與高速前進的現代經濟體極為接近的增長率，生產率、實際工資與其他經濟指標保持與先進國家類似的高增長。活力不足的國家能保持這樣的增速，部分原因是與高活力經濟體開展貿易，但更多是因為它們有足夠的靈活性來模仿現代經濟體應用的原創產品。意大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890~1913年，意大利的單位工時產出保持了與美國同樣的增速，一直是比美國低43%的水平，在國家排名表（反映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相對水平的排名表）上既未上升也未下降。但沒有哪位經濟史學家會認為那時的意大利經濟具備很強的活力，更不用說達到美國水平。

活力較弱的經濟體甚至可以在一段時期內表現出比高活力的現代經濟體更高的增長率，這種短暫的增長率提升可能是由於其自身的經濟結構調整，如靈活性的增加或者活力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隨著這些經濟體的相對位置的提升，對現代經濟實現了部分“追趕”，其增速將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會在接近追趕目標時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長速度，也不意味著某個經濟體就具備很高水平的活力，更不用說最高水平的活力。瑞典就是典型的案例：1890~1913年，瑞典的生產率增速高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的幾家還成為知名公司，可是瑞典並沒有美國或者德國那樣高水平的創新活力，在隨後的幾十年裏，瑞典的生產率增速下跌到美國之下，1922年至今，再沒有任何一家新公司進入股票市場前10位。日本在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長也是一個案例：許多觀察家認為日本經濟具有很強的活力，但那段時間的高增長並不是日本全國實現高度現代化的反映。日本沒有實現轉型，而是抓住機遇，引進和模仿了其他現代經濟體已有數十年積澱的先進經驗。中國自1978年後實現的創紀錄增長則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看來，中國展現出了世界級的活力水平，而中國人卻在討論如何煥發本土創新所需要的活力，因為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高速增長將很難維持下去。

因此，一個國家的活力對促進生產率提高來說並不新鮮。如果世界其他國家極具活力，某個國家自身的活力水平對增長來說並非必要條件，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即可。如果國家規模太小，其活力有限，也不能構成增長的充分條件。世界相當多的國家保持活力可實現全球性增長，避免不利情況出現。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體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在今天與19世紀是一個道理。

盡管某個經濟體的生產率（如單位工時產出）在一個月甚至一年內的增速並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活力水平，但我們可以考慮把該經濟體的生產率與其他經濟體的相對水平作為測算指標。的確如此，除極少數案例外，生產率水平達到或接近世界領先水平的經濟體都是因為自身有很高的活力水平。然而，某個國家的生產率水平較低既可能反映活力不足，也可能反映靈活性不足，或者兩種缺陷並存。所以，生產率的相對水平同樣不是反映某個經濟體活力的良好指標。

要深入測算某個經濟體的活力，我們必須揭開麵紗，深入分析經濟中的哪些結構因素可能對激發或製約活力產生顯著影響。

曆史上出現的現代經濟體的內部運動

現代經濟通過人才和思想參與商業創新活動產生經濟知識。然而，熊彼特提出的“間斷平衡”的準經典理論否定了所有思想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這一理論占據主流地位所產生的影響是，直到今天，政策製定者和評論家都分不清現代經濟體、欠現代經濟體和非現代經濟體的差異。他們將所有國家的經濟（包括高度現代的經濟）都視為產品製造機器，隻不過效率不同，某些國家隻是在自然條件或政策上存在缺陷。

但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現代經濟體的某些獨有特征，那就是創意。國民收入統計數據中可見的“產品和服務”基本上都是過去的創意的物化成果。現代經濟主要從事以創新為目標的活動，這些活動是包含多個階段的完整過程：

1.提出新產品或新工藝的概念。

2.開發新產品或新工藝的前期準備。

3.開發項目的融資決策。

4.選定的新產品或新工藝的開發。

5.新產品或新工藝的市場推廣。

6.成果評價以及由最終用戶試用。

7.某些新產品或新工藝的大規模應用。

8.試用或早期應用之後的改進。

在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經濟體中，斯密曾關注勞動分工所產生的專業化帶來的收益，創新活動也存在專業分工：某些人全身心地為負責新產品構思和設計的團隊工作；某些人在金融行業工作，選擇值得投資的新公司；某些人與開發新產品的企業家共事；某些人則專注於市場推廣等業務。同樣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活力的經濟體中，大多數參與者都會把部分時間用於思考：有沒有新創意可以改進目前的工作，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找到更好的項目。這種類型的活動就是所謂的創意產業。在具有充分活力的經濟體中，服務於創意的活動可能占總工時的1/10。然而，對新創意和新實踐的投資雖然有可能擠掉某些熟悉的投資活動的崗位，卻可能激發大量為新產品製造服務的新投資活動，結果會對就業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創新活動乃至更普遍的投資活動的勞動密集程度往往較高，而資本密集程度較低，消費品生產則不同，例如食品生產就會使用大量的資本（如鐵柵欄）和能源，能源生產也會使用大量資本（如修建鑽井架、水壩和風車）。

19世紀和20世紀的現代經濟體是如何運轉的？我們可以像亨利·格雷（HenryGray）的《格雷氏解剖學》（Gray’sAnatomy）那樣，從結構解剖開始。我們看到現代經濟體中有多條創新活動的線索，它們平行發展，代表創意之間的競爭。在一個規模足夠大的經濟體中，新的商業創意每天都在誕生，其中大多數是在企業內部湧現。這些創意的開發通常需要企業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某些項目有熱心的企業家參與，但未必都能找到資金支持。資本隻會流向那些企業家和投資者認為有良好市場前景的項目。在得到支持的項目中，並不是所有項目都能成功地把最初的創意嵌入足夠廉價、能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在推向市場的新產品中，隻有最終用戶（管理者或消費者）判斷值得率先嚐試的產品才能得到訂單和銷路，其中又隻有一小部分能表現出會被廣泛接受的跡象，進而得以繼續生產，或者可以將生產規模擴大到盈虧平衡點以上的水平。能順利通過這種選拔機製並最終成功的創意可能是萬裏挑一。麥肯錫公司開展的一項研究估計，每10000個商業創意會產生1000家企業，其中100家會得到風險資本，20家可以上市，2家最終會成為市場領先者。

我們也可以描述一下社會主義經濟體中相對應的競爭過程：企業是國有的，資金支持來自國有開發銀行。我們還可以描述一下社團主義經濟體中相對應的競爭過程：企業雖然名義上是私人所有，但實際上被政府控製，資金也由政府控製的銀行提供。我們所闡述的曆史上的現代經濟體不屬於以上這兩種結構，過去兩個世紀的現代經濟體（主要是英國、美國、德國和法國）都曾是典型的現代資本主義，今天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如此。

在這些真實的現代經濟體以及在任何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為創新提供初始資本的決策是由投資人、金融家和股份持有人做出的，投入的資金來自他們自己的財富，其他決策人還包括私人所有製的金融公司的經理，這些“資本家”（其中某些人其實隻有很少的財富）提供的全部投資和借款決定著整個經濟體未來的發展方向。為某個新創意進行開發規劃並尋求資金的人主要是生產商或職業經理人，他們創辦新的私營企業，或者在現有的私營企業中推動開發項目。為把從事此類活動的生產商與生產成熟產品的生產商區分開，人們把前者稱為“企業家”。通常來說，企業家會把自己的一些資本投入新事業。創新項目的企業家和投資人甘苦與共，分享可能的財務收益，也分擔回報不佳造成的損失。當然，收益的最終結果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某個項目與其他項目相互競爭會降低私人收益，推高土地租金和勞動力價格。財務收益對於投入較大的投資人或企業家來說絕非無關緊要，他們的生活來源和生活標準可能都取決於項目的成敗。企業家還需要用實現成功的美好前景爭取家庭成員在精神上的支持。

在支付債權人的份額後，預期利潤將由企業家和投資人分享，但這並不是開創新事業的唯一預期收獲。企業家和主要投資人往往傾向於那些能激發想象力、調動能量的項目，他們可能還希望為社區乃至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某些企業家和投資人創辦企業的目的主要是體驗社會收益帶來的滿足感，他們把這一目標置於任何可能的財務回報之上。這些“社會企業家”可以和普通企業家並存，不管政府是否向他們提供資助。這個並行的創業體係同樣具有充分的活力，也是現代經濟體具備現代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幸的是，除了船隻和工廠的不同這類細枝末節外，大多數人在討論中並沒有把現代資本主義同重商資本主義很好地區別開來。現代資本主義當然是從早期資本主義脫胎而來，其確立了財產權利，接受了利息、利潤和財富創造等事物，肯定了個人責任的社會價值觀。重商資本主義還在威尼斯和奧格斯堡培育出了銀行，為產業發展融資並提供服務。但和創新者與貿易商的關係一樣，現代資本主義與重商資本主義也截然不同。商業經濟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產品在消費者中的分配，誇張點兒說，就好比人們收獲天然的作物，將剩餘部分帶到市場上，交換其他作物的剩餘產品。現代資本主義則是引入創新，企業家很快就把商人擠到一邊。隨著新業務的不斷湧現，商業時代確立的很多規則已不再適合作為標準，政府發放特許證的速度也不再能滿足爆炸式增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