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概論(2)

隨著時代的進步，強調知識增長以及假定知識總是在增長的現代主義觀點逐漸壓倒了強調資本、規模經濟和國內外貿易的傳統觀點。不過，這些知識來自哪裏？究竟是哪些人的才智在發揮作用？

尋找經濟知識的源泉

大多數在羅斯托之後研究起飛現象的曆史學家，從哲學層麵都不懷疑人的頭腦能產生新觀念和新知識能產生作用的可能性。進一步說，如果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未來知識不是預先注定、不可避免的，那麽社會的未來也具有不確定性。正如卡爾·波普爾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確定的未來是無法預測的。那本書的主題是反對曆史決定論——其含義是未來是由曆史條件預先注定的。

然而，即使這些不讚成曆史決定論的曆史學家，他們的經濟觀（包括對19世紀的經濟和起飛經濟的看法）也是基於18世紀的概念，即斯密、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所傳承的理論。在那種古典學說中，“市場經濟”總是處於均衡狀態，處於均衡狀態的經濟包含所有可能用於市場運轉的知識，如果世界上發現了一些新知識，市場經濟會立刻將其投入應用。按照這種觀點，一個國家經濟內部不存在發現空間，不存在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增進本土經濟知識的餘地，因為整個經濟已經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知識。一個國家隻有轉向經濟體係之外的國內外的政府機構（立法機構或王室）或私人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從它們的創意和發現中尋求新的經濟知識。由此得出的結論是，19世紀出現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持續增長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經濟生活內部的力量）在發揮作用。

這種經濟史觀在最後一代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所有物質進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動：來自經濟活動之外的“科學家和航海家”的偉大發現。如果沒有這些神一樣的人物，就不會有任何物質進步或值得驚歎的成就。當時還不滿30歲的傑出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給這個學派的模型加了一個新元素：需有企業家把新的科技知識可以支持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開發出來。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出版於奧地利的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對曆史學派的經典理論進行了闡述，其基本含義如下：

經濟活動中可知的內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經濟生活內部不可能存在原創性，隻有經濟活動之外的發現才能使新工藝或新產品的開發成為可能。創新的可能性被打開後很快會流傳出來，但創新的真正實現或應用卻需要有足夠意願和能力的企業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籌集資本、組織新興企業、開發潛在的新產品。簡而言之，把事情做成。這一過程可能十分艱苦，但是與對舊產品的市場預測一樣，企業家可以預估新產品取得商業成功的概率（實現“創新”的概率）。隻要付出足夠的努力，就不會誤判。一位企業家決定接受某個項目，一位資深銀行家決定支持某個項目，這種決策預先注定是正確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盡管事後遇到的厄運可能招致損失，好運會帶來意外之財。

就這樣，熊彼特提出了一種關於創新的理論，基本未偏離古典經濟學。兩位各具特色的大師——熊彼特以他的科學主義、馬克思以他的曆史決定論，深刻地影響了曆史學家和公眾。在整個20世紀，經濟學仍未擺脫古典學說的框架。

但這種理論模式的困境很快顯現。以德國學派的理論為基礎的曆史學家們意識到，到經濟起飛階段，偉大的航海家已沒有新的航路可以發現。曆史學家於是隻能依靠“科學家”，把經濟起飛歸功於科學發現的加速推進，特別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啟蒙時代（其定義大致為1675~1800年）。當時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確堪稱不朽傳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oOrganum）中建立了新邏輯體係，取代亞裏士多德的幾本邏輯學著作——合稱《工具論》；威廉·哈維（WilliamHarvey）在1628年對血液循環的精彩分析；安東·列文虎克（AntonLeeuwenhoek）在1675年對微觀組織的研究；艾薩克·牛頓在1687年出版的力學著作；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Laplace）在1785年前後的數學成果；歐亨尼奧·埃斯佩霍（EugenioEspejo）在1795年對病原體的研究。那麽來自倫敦、劍橋和其他少數地方的精英科學家得到的這些發現和後續研究是不是導致持續增長的爆炸式經濟起飛的真正動力？

這個猜想會麵臨多方麵的質疑。假設啟蒙時代以及之後的科技發現具有廣泛和深遠的影響，能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將起飛國家的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提高至接近原來的3倍，並且覆蓋大多數產業，而非少數幾個，然而，在此之前的科技發現卻幾乎對生產率沒有產生任何作用，這難免令人費解。首先，新的科技發現隻是對已有的龐大知識存量的補充，牛頓就堅持認為他和其他科學家都“隻是站住巨人的肩上”。其次，新的科技發現在經濟領域未必有太多實際應用，科學家的成就往往隻是很偶然地能帶來新產品和新工藝。還有，大多數創新（例如娛樂、時尚、旅遊等產業中的創新）與科技沒有太多直接關係。創新經常領先於研究，如蒸汽機的發明就先於熱力學的構建。曆史學家喬爾·莫凱爾（JoelMokyr）注意到，即使在企業家們本來可以利用某些科學成果時，他們通常也衝在科學前麵，依靠預感和實驗向前推進。

熊彼特的科學主義理論把19世紀經濟知識的增長也歸功於科技進步，但如果用另一類型的證據檢驗，也將麵臨同樣的質疑。所有重要的科技新知識幾乎都可以不費代價地從學術刊物上獲得，因此被稱為“公共品”。那麽對不同國家而言，能夠獲得的科技知識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認為科技知識的進步是起飛國家經濟知識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難解釋所謂的“大分化”現象：各國的經濟知識在1820年還大致相當，但在整個19世紀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必須加入若幹特殊因素，才能解釋英國為什麽一度領跑，然後是美國持續領先，然後是比利時和法國的進步，以及德國的後期追趕等現象。從科學主義的觀點很難解釋為何美國能相繼超越法國、比利時，最後取代英國的領先地位，因為當時的美國在科技領域處於落後地位，與其他國家的地理距離也十分遙遠，最不容易接觸新的科技發現。更大的挑戰則是如何解釋荷蘭和意大利的落後，它們的科技很發達，卻長期徘徊在現代社會的大門口。（信奉熊彼特主義的曆史學家可能會想，這兩個國家是否缺乏企業家精神和金融專業知識。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建立在企業家的激情和金融家的精明之上，他本人是不太可能懷疑缺少這些要素的。）

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科技進步不可能是經濟知識在19世紀爆炸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有的曆史學家把起飛歸功於啟蒙時代出現的應用科學的發明，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帶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重大技術突破。在英國包括1762年由理查德·阿克萊特（RichardArkwright）發明的水力紡紗機，1764年由蘭開夏郡的不起眼的紡織工人詹姆斯·哈格裏夫斯（JamesHargreaves）發明的多錠紡織機，1769年由博爾頓·瓦特公司（Boulton&Watt）對蒸汽機的改進，18世紀80年代由科特·傑利科煉鐵廠（Cort&Jellicoe）發明的用生鐵冶煉熟鐵的工藝，1814年由喬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發明的蒸汽機車。在美國，重大技術突破還包括1778年由約翰·菲奇（JohnFitch）發明的蒸汽輪船等。不過，曆史學家沒有理由把注意力隻放在這些重大創新上。如果把很多沒有記載的細微進步加起來，它們對產出和工資的貢獻可能遠遠超過上述那些重大發明，是不可忽視的天量創新。我們可以理解，研究工業革命的曆史學家之所以記錄那些重大發明，主要是為了更生動地講述當時連綿不斷的革新浪潮，它們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在英國遍地開花。但我們能否真正把這些發明（實用技術的進步，而不僅是象牙塔中的理論成果）視為科技知識進步的推動力？它們是不是19世紀經濟知識爆炸式增長的原始動力？

對這種猜想的一個反駁是，包括那些重大發明在內，幾乎所有發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學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數人）。阿克萊特是假發工人出身的企業家，而非科學家或工程師；哈格裏夫斯是蘭開夏郡的織布工人，出身低微，似乎很難跟紡織機的發明家掛鉤；偉大的斯蒂芬森甚至不識字；保羅·約翰遜曾觀察到，大多數發明家都出身貧寒，難以負擔受教育的費用，但隻要有創造性和聰明才智就足夠了：

始於18世紀80年代（當時斯蒂芬森還是個孩子）的工業革命經常被描述為工人階級的苦難歲月，但實際上對那些一文不名卻極具商業頭腦和想象力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走到曆史前台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

毫無疑問，著名發明家身上的這些特征也適用於那些對工藝進行微小改進的、默默無聞的無數小發明家。因此，如果曆史學家指著那些偉大發明說“發明家們就好比裝滿新的科技知識的容器，澆灌了19世紀的經濟沃土”，那實在是犯了可悲的錯誤。此外，科學主義理論無法解釋：科技發明的為什麽會在19世紀早期興起，而不是在之前或者之後？為什麽這一爆發現象僅發生在少數高收入國家，而非其他國家？

有人可能想說，天才的發明家即使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辛勤工作所產生的創新也的確推動了科技知識的增長。然而，就像發明某種新飲料的酒吧服務員無法進一步進行化學研究一樣，這些發明家其實並不能創造新的科技知識，因為他們缺乏這方麵的專業訓練。隻有當訓練有素的學者成功地弄清楚那些發明的工作原理時，社會的科技知識才會真正增加。好比我們需要內行的音樂學研究者，才能弄清巴赫的清唱曲為何能打動人心。然而，如果某一發明得到後續開發和應用，成為成功的創新，這肯定會帶來社會的經濟知識的增長，甚至連失敗也可以增加社會的經濟知識——告訴我們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術發明視為經濟知識的源泉，意味著將增長的原因歸結為經濟活動之外的因素，這容易產生誤導。某些偶然的發現的確能產生影響，但隻是因為其發現者正處於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某些因其引發的重大創新而名聲大噪的發明其實不是經濟進步的主要原因，這些進步不是靠經濟體係之外的霹靂偶然誘發，它們需要對市場和顧客的潛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這些感知都來自創新者在商業生活中積累的經驗。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隻想成為一名工程師，是他的合作夥伴馬修·博爾頓（MatthewBoulton）認識到，需要設計出一種用途廣泛的蒸汽機。總之，發明與其背後的好奇心和創造性並不是什麽新東西，而激發、鼓勵和支持人們大規模參與發明的那些社會變革才是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經濟起飛的深層原因。

重大創新很少能移動經濟的大山。英國紡織業在18世紀的卓越創新帶來了人均產出的巨大增長，但紡織工業在整體經濟中隻占很小一部分，隻能給英國經濟整體的人均產出帶來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個英國的人均產出幾乎沒有增加。借助同樣的推理，經濟史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Fogel）提出了令同行大為震驚的猜想：即使沒有鐵路，美國也能取得同樣迅猛的經濟發展。工業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件，而非係統性或程序性的變革，它們不足以解釋英國經濟的壯觀起飛和後來的追趕國家的現象。莫凱爾曾寫道：“經典意義上的工業革命本身不足以啟動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無論是激動人心的發現之旅，還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及其帶動的重大發明，都不可能是西歐和北美的起飛國家在19世紀出現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迅速而持續攀升的原因。經濟知識在19世紀的爆炸式增長一定是某種全新的經濟形態出現的結果：隻要這種經濟機製能維持有效運轉，就可以長期促進自主創新。隻有這樣的經濟組織形態才有助於發揮本土的創造性並完成創新過程，最終將這些國家推入持續而迅猛增長的軌道。如果說存在某種終極“發明”，那就是這種經濟組織形態的出現，它依賴內部蘊含的創造性和直覺來不斷嚐試創新。它們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批現代經濟，其巨大的經濟活力使它們成為現代史上的奇跡。

物理學研究推斷有暗物質和暗能量存在，但我們並不需要借助生產率的數據變化推斷經濟活力是否存在。在經曆過起飛的各個國家，除了前所未有的持續和顯然可持續的增長以外，還出現了各種深刻的社會變革：勇於爭先的企業家大量出現，最終在數量上超過傳統商人；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工藝和產品的改進並進行新的構思，越來越多的參與者的工作體驗發生急劇變化。從零售業到紡織業，再到流行音樂產業，社會中更多的人在積極參與新事物的構思、創造、評估和試驗，並從經驗中不斷學習。

通過這種途徑，現代經濟給社會帶來了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種“勇武精神”：從大眾中脫穎而出並積極迎接挑戰。現代經濟還給具備不同天賦的普通人帶來了一種興盛的生活：熱愛工作、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的豐富體驗。即使那些才智平平、僅能勉強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獲得發揮才智的體驗：抓住機遇，解決問題，構思新工藝和新產品。簡單地說，是經濟活力的火花點亮了現代生活。

過去和今天的現代經濟國家所付出的成本與收獲的回報，它們崛起的先決條件和正當性，某些國家如何脫離現代經濟，某些國家的現代經濟如何衰退，這些正是本書要探討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