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美好生活：亞裏士多德和現代的定義(3)

某些文學評論家和傳記作家把創造性視為文學批評的核心主題。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特裏林（LionelTrilling）認為，文學是“對多樣性、可能性、複雜性和困難進行最完整、最精確描述”的人類活動。本章開篇引用了馬修·阿諾德的話：“除了創作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人們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開展自由創造活動。”其他一些作家也描述過創造性的人生，並在不同程度上進入了他們刻畫的創造者的內心世界。阿瑟·庫斯勒（ArthurKoestler）的作品就經常涉及這個主題，包括《創造行為》（TheActofCreation）和《夢遊者》（TheSleepwalkers）描寫的創建現代物理學的故事。此外還有兩部被改編為電影的作品：歐文·斯通（IrvingStone）的《渴望生活》（LustforLife）和喬伊斯·卡裏（JoyceCary）的《馬嘴》（TheHorse’sMouth）。邁克爾·利（MichaelLeigh）的電影劇本《顛倒》（Topsy-Turvy）也探索了劇作家吉爾伯特和作曲家亞瑟·蘇利文的人生境遇。

我們還是希望能從小說作家那裏看到他們對個人動力的觀察，尤其是當感覺到新生力量發揮作用或舊力量被重新激發時。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是個喧囂時代，充滿了各種結構性的調整和巨變。1870~1913年取得曆史性的進步之後，美國沒有任何減速的跡象，並於20世紀20年代重新開啟了激動人心的創新進程。就連30年代的“大蕭條”也沒能阻擋前進的步伐，創新率空前高漲。某些作家試圖反映這一創造和發現進程中感受到的愉悅和興奮，當時的一位頂級小說家就著重描述了探索的神奇和激動人心之處：

最後，卡特厭倦了日落大街和古老瓦屋中間的神秘小巷，可他無法將它們逐出腦海。於是，他決定大膽地前往還沒有人去過的地方，穿過黑暗中的冰原，挑戰未知的卡達斯秘境：它隱匿在雲層之後，映射在群星之下，諸神居住的幽暗隱秘的縞瑪瑙城堡就坐落於此。

30年後，這些語句中所表達的“大膽走出去”的思想成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早期登月項目的頌歌。

實用主義者和活力主義者對待美好生活的態度差異之大令人吃驚。兩個流派的詞典中都收錄有“障礙”一詞，但其含義卻截然相反。在活力主義者看來，人們要主動尋找需要克服的障礙、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就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尋它們。而在實用主義者看來，人們從事某些最有希望成功的事業，在追求的過程中總會遇到障礙。實用主義者沒有說明人類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麽，隻是說不管一個人的職業目標是什麽，除非運氣非常不好，這個人總是會遇到數不清的問題，並解決掉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充分發揮自身才智，投入地解決問題，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帶來的技藝精進是美好生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可以稱之為“成就”。積極參與的價值和技藝精進的價值可以視為亞裏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尼采所說的克服障礙和柏格森所說的成長也可以追溯到亞裏士多德的源頭。

在實用主義盛行了數十年之後，活力主義學說（先不管現代經濟中的活力主義力量）正在複蘇。在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Ethics）的早期英譯本中，人們就把“eudaimonia”解釋為“happiness”（幸福）。這似乎是合理的，因為人們會認為，就像亞裏士多德建議的那樣，積極投身學習研究的人會因為獲取更多的知識而感到愉快，會因為自己的博學而自豪。而且這種解釋否定了把幸福作為娛樂手段的看法，雖然實際上也的確會產生笑話和歡樂。然而，約翰·庫珀（JohnCooper）等後來的一些學者認定，希臘語中的“eudaimonia”的準確譯法應該是“flourishing”（繁榮）。此看法也得到了托馬斯·內格爾的認可。不過後來的譯者仍然繼續采用“幸福”一詞。如果我們用“繁榮”解釋“eudaimonia”，那麽亞裏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就是在說美好生活是一種繁榮的生活，同時必須承認這是個含糊的概念：

在所有行動中，“最高的善”是什麽？從名義上講，不管是受過教育還是沒受過教育的人，幾乎都會讚成，它是指繁榮，創造繁榮與實現美好生活或者成功人生是同義詞。然而，不同的人對繁榮的含義卻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們把“eudaimonia”譯為繁榮，會極大地拓展亞裏士多德所說的“研究”的含義。他肯定認為，人們在閱讀激昂的辯論稿時會感覺興奮，在發現能駁倒對手的新證據時會感覺激動。他還會認為，追求知識的人生是非常充實的。而冷靜的托馬斯·傑斐遜在宣布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時肯定也有同感。因此，這樣的解釋有助於重新理解亞裏士多德及其思想。雖然他並不是一個十分熱衷於探索物質世界的人，但他支持對各個領域的搜尋、探索、調查和實驗，涉及公元前4世紀所有可能的事物。就人類追求繁榮的而言，他是一位開創性的思想家。

某些活力主義文學作品描繪了有興趣為大眾嚐試或證明某些事物的探索者的形象。當然，成功的創新必然是公眾事件，隱士的發明並不是真正的創新。但也有其他活力主義模式，阿瑪蒂亞·森強調的“做些事情”就很符合活力主義觀點，另外還有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Sennett）近期的研究成果，他在調查中發現，許多美國人希望執行能“帶來改變”的任務。例如，一位護士寧願去大型城市醫院的一線急診室，也不願做臨時護士之類收入更多的工作。森內特認為，這些人有著對於“使命感”的深層需求。

最新一部涉及這個主題的書是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在2011年出版的《繁榮》（Flourish）。他認為，人們追求的是“福利”，但和自由一樣，福利也由多個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可以測量，但作為整體的福利卻無法測量。塞利格曼說，家庭調查報告中的生活滿意度反映了我們當前的印象，但很少反映我們的生活有多大意義以及我們對工作有多大投入。在他看來，構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滿意度、敬業程度、人際關係、生活意義以及有成就的生活（為成就而成就）。他認為，每個要素都對福利有影響，但本身都是追求的目標，並且可以測量。這種關於美好生活的組成要素的分類顯然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但並沒有反映出活力主義對於“福利”的看法或者人類的真正需要。盡管塞利格曼充滿熱情地采用了“繁榮”一詞，他卻沒有認識到與活力主義有關的高層次的繁榮活動：嚐試、創造和探索。

那麽當代的主流倫理道德觀包含活力主義的看法嗎？從我們熟悉的人中得到的印象未必可靠。美國密歇根大學人種誌學者羅納德·英格萊哈特（RonaldInglehardt）及其同事開展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搜集了1991~1993年許多國家的家庭訪問資料。針對“你在找工作時是否會尋找能發揮主動性的機會”這一問題，做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在美國占52%，在加拿大占54%。針對“是否尋找要承擔責任的機會”這一問題，做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在美國占61%，在加拿大占65%。對亞裏士多德倫理的實用主義解釋也反映在這些調查中：“你是否在尋找有趣的工作？”做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在美國占69%，在加拿大占72%。相比之下，做肯定回答的法國人，對主動性占38%，對興趣占59%，對責任占58%。

大國之間的差異較大。那麽與大國相比，小國是否更關注集體而沒有那麽強烈的成功驅動力呢？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吉爾菲·索伊加在被問及冰島公眾對於新企業家的態度時說：“人們對企業家沒有壞印象，他們隻是努力思索如何實現自己的成功。”因此，有關活力主義反映了重要的推動力，並深刻影響了我們在社會中的體驗和實現程度的討論，依然是個有生命力的命題。

如上文所述，亞裏士多德認為，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倫理觀是普遍的人性。那麽亞裏士多德的觀念（包括活力主義和實用主義兩種解釋）是不是社會的主流？這種觀念從來都不缺乏對手。意大利經濟學家帕斯誇萊·盧喬·斯堪蒂佐（PasqualeLucioScandizzo）提出，沉迷於思考的人也喜歡追隨者，這顯然是在談論他自己的國家。社會上總是有人擁有為群體或社會服務的願望，例如無國界醫生組織；或者擁有表現奉獻精神的願望，如巴赫創作的清唱劇；有人喜歡社會企業家的角色，如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Nightingale）；還有人醉心於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薩德侯爵（MarquisdeSade）和卡薩諾瓦（Casanova）。然而，這樣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義的生活動力的反例，隻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隻是在大多數人心裏，物質主義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亞裏士多德的觀念旗鼓相當，並在某些國家占據主流地位。

從物質主義視角來看，大多數人的生活是由獲取收益、積累財富或權力的願望推動的。人們追求財富的持續積累，直到能支持高標準的消費或休閑甚至兩者兼得。中國的主要改革者*宣稱“致富光榮”。在加爾文學說中，獲取財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個人積累的財富數量是上帝眷顧的標誌——財富越多，證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財富積累的主要動力是造福社會。然而，有兩個最常見的例子表明亞裏士多德的解釋依然成立，即人們的生活是由對知識的渴望推動的。第一個例子是，在微軟公司積累了巨額財富後，比爾·蓋茨成立了規模龐大的慈善基金會，為促進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尋求新途徑。第二個例子是，德國商人海因裏希·施裏曼（HeinrichSchliemann）致力於獲取大筆財富，並明確宣稱這主要是為他此後對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許多企業家創造的財富，其實是他們癡迷於嚐試某個新奇創意而收獲的副產品，其中包括雷·克羅克（RayKroc）的麥當勞帝國。麥當勞的所有加盟店都沒有任何創新自主權，完全不符合哈耶克提出的現場決策和本書所關注的草根創新的原則。不過，克羅克的繼承者們逐漸脫離了他的這個古怪念頭。喬治·索羅斯和沃倫·巴菲特的生活動力也許隻是希望展示他們對資產市場和產業投資的洞察力超乎常人。但大多數人的財富積累（包括巨額財富）可能不同於亞裏士多德的目標，隻是追求安全、舒適、優雅、自豪、尊嚴等。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中有個說法，高強度和高目標的職業生涯是某種傷口的標誌，受傷者希望通過成就撫平創傷。更可悲的是那些獲得了巨額財富卻不知道怎樣發揮其價值的人，新興富豪階層的高自殺率或許就能說明問題。

不管人們的行為涉及多少複雜的動機，也不管到底是收獲還是學習、創造還是積累，但很少人會否認，隻有收獲和財富積累的生活並不能像充滿創造與創新的生活那樣，提供更高層次的滿足和驕傲。與韋伯及其之後鼓吹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的觀點相比，亞裏士多德、維吉爾、切利尼、尼采、詹姆斯和柏格森等人所讚美的“最高的善”（尤其是關於繁榮生活的體驗）能更好地反映我們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

在物質主義和其他觀念之外，追求繁榮的生活倫理觀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依然鮮活。它的勃興進程包括：1675年前後科學革命爆發，1689年的英國《權利法案》擴展了對抗國王的權利，休謨、傑斐遜和伏爾泰等人在18世紀中葉發起了啟蒙運動。亞裏士多德生活倫理觀的流行是現代經濟在19世紀興起的必要條件（算不算觸發因素或次級觸發因素暫且不論）。相反，現代經濟在某些國家的延續對於亞裏士多德生活倫理觀在世界其他國家的存在來說，也可能是必要條件。

本章並不意味著對繁榮生活的追求是現代經濟在19世紀產生的動力，或者這種觀念的衰減是現代經濟於20世紀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衰落的原因。亞裏士多德堅持認為，追求繁榮的願望是普遍的人性，當然不見得每個國家的每個人都能獲得必要的機遇。本書第九章和第十章已經討論了最近幾十年現代經濟文化的某些要素衰落的可能性，但這兩章並不是說人們追求繁榮生活的願望有所減退，最多隻是說經濟活力所需要或必要的工作態度可能退化。這兩章還談到其他價值觀複興的證據，例如或社團主義的倫理觀和家庭價值觀，但這並不意味著現代性質的願望有所減弱。

主流文化和主流倫理觀不是一回事。在某種社會壓力下，人們可能會違心地做一些事。

對“美好經濟”的啟示

根據羅爾斯的提議，我們可以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探尋和建立某種經濟製度，為成員的共同利益服務。既然追求“最高的善”或最高利益的生活符合亞裏士多德對美好生活的定義，那麽支持人們對“最高的善”的共同追求的經濟，就應該符合美好經濟的定義。當且僅當一種經濟製度允許並鼓勵人們追求美好生活時，它才是一種美好經濟。

當繁榮成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時，美好經濟必須幫助人們想象和創造新事物，追求黑格爾所說的“作用於世界”，從而實現創新，滿足他們敢為天下先的願望。

當然，這種意義上的美好經濟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公正現象。許多評論家和學者最近提到，這種美好經濟注定會造成不平等，對渴望另一種生活方式的人來說相當於一種權利剝奪。因此，這種美好經濟不具有正義性。下一章我們將深入探討這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