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經濟為什麽會衰落(4)

在美國和法國（還有其他一兩個國家，但程度稍輕），社會福利支出還將快速攀升。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達到退休年齡後，將大大增加社會保障和退休醫療保險的年度支出需求。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退休之後並沒有大量的勞動力補充進來。因此，或遲或早，政府必須通過增稅應付這兩項支出，通過削減政府的“隨意”支出項目轉移資金的做法將不再可行。這樣一來，可支配收入將減少，福利收入會壓倒工作收入。金融學家瑪麗·米克爾（MaryMeeker）通過研究發現，美國人福利權利的折現價值在2010年年底已達66萬億美元，相當於可支配收入的569%，遠遠超過約10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總額。社會財富總額也超過了美國私人財富的總額。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期家庭淨財富約為60萬億美元，相當於可支配收入的517%，其中資產為74萬億美元，負債為14萬億美元。因此，盡管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社會福利係統與歐洲的社會模式相比還差得多，但實際上已非常龐大。

在解釋福利體係的膨脹時，有人認為，議員們之所以允許社會福利的擴張，是因為他們相信經濟增長速度會為這些福利提供支撐，以免赤字惡化。然而，隨著生產率大幅減速現象的延續，這種預期最終會被證明是巨大的錯誤。在城市和州政府的政治改革中充當鬥士的理查德·拉維奇（RichardRavitch，曾任紐約州副州長）說：

美國政治一直都是在競選時向民眾承諾更多福利，但突然間，我們已沒有錢支付所有這些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福利了……

當然，大多數承諾的福利是經過計算的。即使在過去10年，推出的新福利也主要是那些成本在後期才會出現，或者初期規模不大、不需要大規模增稅的項目。這種做法導致福利的擴張能夠從尼克鬆到小布什時代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小布什總統於2003年簽署的法案把退休醫療保險的範圍從醫院服務擴大到藥品費用，這會使福利承諾的現值一次性地提高數萬億美元，法案得到了兩黨的共同支持。許多共和黨議員發現，工人階級的成員在裏根時代加入了共和黨，於是改變了他們原本對福利製度的厭惡態度。民主黨則發現，其依靠的中產階級希望盡可能借鑒歐洲的社會模式，自然也不會反對這類法案。

傳統價值觀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策製定有著更激進的影響。眾所周知，共和黨不願意動用政府的稅收權力進行再分配：從本國人到外國人，從利潤到工資甚至從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根據他們的學說，收入應該用於公共服務。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尼克鬆到小布什的共和黨人都把各種形式的政府福利解釋為公共利益服務，包括社會保險項目、抵押貸款補貼和教育補貼等。

對社會福利擴張的另一種理論解釋是，公共支出會很自然地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瓦格納法則。然而，1973~2007年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慢於“二戰”後初期的幾十年。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理論則認為，福利的巨大擴張與大企業的擴張非常類似，是組織發展的自然現象，不斷索取能實現其目標的資源，以盡可能地擴張並且持久。一旦去除對政府的傳統限製，公共機構就會無情地擴張。

這種大肆擴張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其他政府項目被顯著邊緣化，如修繕破敗的國家基礎設施，或給低收入者提供就業和工資補貼。消費福利（以及更廣泛的公共消費）對全國的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在公共財政的經典理論中早已被確認。人們所熟悉的觀點包括：提高收入增稅以支付社會福利會打擊工作積極性。政府提供的免費福利會使人們節省相應的開支，可以彌補多交的稅收，但人們可以少做一些工作，減少自己的稅負，並且不會減少政府福利。

福利和就業之間還有兩種聯係且都與稅率無關。我們已講過，財富增長的“財富效應”會降低勞動參與率（勞動供給），從而減少就業。當然，雇主支付的稅後工資（或淨工資）的提高會產生相反效應，吸引人們參與經濟活動，導致就業增加。在很多經濟模型中，淨工資與財富的比例很關鍵，工資和財富同比提高的效應會相互抵消。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生產率增長再度加速，這一比例在50年代早期到1965~1975年持續提高，這可以很好地解釋就業水平在60年代達到頂峰的原因（見圖10–2）。在生產率增速顯著下滑後，工資增長減速，該比例也隨之下降，這可以部分解釋1979~2008年就業率普遍較低的現象。1995~1996年的就業率比較正常，也恰好對應著正常的工資財富比。20世紀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前10年中期的劇烈波動可以用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解釋。如果我們把社會財富的因素加入工資財富比中，使分母增大，則可以為2011~2012年後危機時期的高就業率和1995~1996年的正常水平的差距提供一半的解釋。

另一種聯係通過對勞動的需求產生作用。如果政府主要通過發行債券為將來的福利支出籌集資金，之後再通過增稅償還債務（與戰爭支出一樣），那會產生未來甚至當前的利率上升的預期，並且可能會在某個時點提高稅率。即便在今天，雖然儲蓄者願意以較低利率貸款（因為對未來發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預期也會壓低股票價格和企業資產評估，而企業需要這些資產開展經營活動，包括廠房、員工和海外顧客等。

新增福利對就業的影響可以從所謂的“希臘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稱為“美國病”。有效的財政政策應該是公布一段時期的財政收入增長情況，這會降低公共債務，進而減少人們的私人財富，減少數量相當於新福利帶給他們的社會財富的增量。通過這個辦法，新項目可以“中和”就業和儲蓄的財富效應。這種策略是筆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總統任期內，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實行減稅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專欄文章《不支持減稅的理由》（TheUnprovenCaseforTaxCuts）中斷言：

減稅將給未來帶來負擔，要麽減少公共服務，要麽增加公共債務。這些負擔……表明不支持減稅的依據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減稅政策造成的負擔會永遠存在，其激勵效應（刺激勞動供給）的有效期則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激勵效應會逐漸減弱，就業的結構性提升將消失，因為工人和經理稅後工資的提高會使他們的財富增加……如果不削減公共服務，稅率必然會提高，以應付公共債務的擴大。但據我們所知，未來的經濟形勢並不明朗……小布什的經濟政策背離了美國人傳統的用自己的努力讓國家變得更美好的願望。在20世紀50年代和90年代，這種改善精神表現在把稅率定得足夠高的政策上，以清償政府債務，並提供在未來降低稅率的可能性。在華盛頓大規模減稅、更大的支出增長這一失敗選擇背後，有著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經濟哲學觀的變化。

當然，議員們會讓稅收負擔滯後於他們製造的福利項目，這並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項目時就明目張膽地增稅，這樣的福利項目可能難以得到足夠的讚成票。通過減稅，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專家們認為未來並不見得必須增稅，這也是對稅收不足的一種解釋。

最後還是會涉及創新的議題。我們已經看到，豐厚的福利減弱了人們獲取收入的動力，進而削弱了市場的作用，其途徑要麽是提高稅率（財富不會增加），要麽是增加財富（稅率基本不變）。這反過來會減弱市場上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動力。正如斯密所說，創新規模受到市場規模的限製。例如，假如每個人每周都隻工作30個小時而非40個小時，創新存量的增速會減慢，這與資本存量是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