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衰敗的裏程碑(3)

工作滿意度下降的現象並不限於美國。源自內部的自主創新曾經是西歐國家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源泉，但這種創新在20世紀40年代出現停滯，到50年代已徹底消失，隻是依靠從海外（主要是美國）引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彌補這個缺陷，從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引進一直占主流地位，給勞動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滿意度。然而，隨著美國的生產率在70年代的減速，到80年代，歐洲國家能引進的海外創意大量減少，那裏的工作滿意度和就業數量開始顯著下降。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推斷，歐洲國家的工作滿意度會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為其基點原本就不高。事實上，從世界價值觀調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數據可以看出，英國的工作滿意度在1980~1991年嚴重下滑，1991~2001年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意大利在1980~1991年下滑，德國當時的下滑幅度較小。最後，歐洲國家自身的生產率增長也必然減速，意大利和法國的生產率增長分別從1997年、1998年開始急劇減速。法國的工作滿意度雖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21世紀前10年再度下降，德國則是從1984年開始就陸續減速。

許多人認為，工作滿意度的下降標誌著工作穩定度的下降。不僅專注於安全保障的人可能會這樣想，就連一些涉獵範圍更廣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家庭調查專家就提出：工作穩定度是工作滿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你能從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滿足感，但某些東西使你擔心失去這份工作，你就會說對這份工作不滿意，但說你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到擔憂豈不是更準確？至少有一個調查引導受訪者把工作穩定度納入工作滿意度，並將其列為工作滿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麽，在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穩定度之間是否存在統計相關性呢？如果把各種幹擾因素清除，的確能看到這樣的相關性，但相關性並不一定代表兩者具有因果關係。工作滿意度低和工作穩定度低可能隻是經濟中有大量低收入崗位存在的特征。工作穩定度也不是工作滿意度的充分條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穩定度很高，但工作滿意度極低。不管怎樣，生產率增長減速時期的曆史數據並不表明工作穩定度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蓋洛普谘詢公司的家庭調查報告顯示，美國的在崗員工對工作穩定度表示“完全滿意”的比例從1989年（調查初年）的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這些信息來自美國的工作滿意度數據匯編，沒有更早的年份）。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報告指出：感覺“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在未來12個月內失業的人口比例明顯下降，從1977~1978年的91%（最早的數據）到1990~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覺“非常容易”或者“比較容易”找到報酬相當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從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這些數據表明，經濟活力下降並沒有增強不安全感。

因此，沒有什麽實際證據能夠證明經濟活力的喪失會導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隨著生產率增速放緩，人們會推論出熊彼特主義的“就業破壞”與“就業創造”現象同時減少，而實際數據也證實了這個推測。據估計，1989年有8%的工作崗位被破壞，這個數字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這個結論看似不可思議，但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工作的不穩定度在經濟衰退時期通常會升高，然而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工作的長期穩定都發生在某次衰退之後。即使經濟衰退加劇了失業問題，在經濟複蘇甚至平穩期，工作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壞，因為危機及其破壞已經過去。活力喪失、解雇浪潮等破壞雖然在經濟複蘇期未能逆轉，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輕易再爆發。

生產率增長減速時期的一個新現象是始於20世紀90年代從製造業向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結構性轉變。美國的重工業（耐用品製造業）就業人數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為1150萬人，非耐用品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則從720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萬人。由於製造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員工大多是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因此其他部門的增長無法創造足夠多的新勞動力需求，也就無法彌補原需求的減少。就業的完全恢複要求總產值有更大幅度的增加。產值的增長不足以完全實現就業水平的恢複，這在今天被稱為“無就業複蘇”。製造業下滑在21世紀前10年加劇，當然部分源於從中國的進口增加。不過在一段時期內，建築業的繁榮很快彌補並超越了製造業的就業損失。在國內儲蓄不變的情況下，從購買美國的國內產品轉向購買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增加了用於國內投資（建築業）的資源總量。在儲蓄減少和投資持續繁榮的情況下，外貿赤字必然擴大，出口越來越少，從中國的進口越來越多。

最後但同樣關鍵的一點是，在生產率減速時期，就業波動越來越大。我們已經介紹了失業率上升的趨勢，但還有其他經濟表現維度，包括離職及其帶來的混亂感。這個時期，在30多年內就發生了5次衰退：1975年（月度失業率達到9.0%），1982年（10.8%），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觀地說，1972年之後的經濟變得更易受到衰退的影響。我們可以用騎自行車來做個類比：在不得不低速前進時，騎行者往往更容易偏離路線。創新的削弱可能是生產率和就業減速的原因。最近的一篇論文指出，企業考慮放棄某項創新項目，擔心新產品遭遇失敗，首先是害怕新產品會使自己的產品被市場淘汰，另外也很擔心市場需求會因下一次衰退而變弱。

2008~2009年的嚴重衰退是一個特例，這不是因為其下降幅度最大，而是因為這隻是長期衰退的序幕，美國經濟直到現在才勉強擺脫。相比之下，1933~1937年從“大蕭條”中的複蘇創造了複蘇速度的紀錄。低穀也往往代表著矯枉過正，而非基本麵的因素，低穀之後通常會出現高速複蘇。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後的複蘇期都非常規地延長了。再以騎自行車為例，我們的解釋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抗衰退的能力更強，就像快速前進的騎行者回到正軌的速度也更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當美國經濟回到過去的快速增長軌道時，失業率在達到7.9%的峰值（一年前為3.7%）後一年內又回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達到9.0%的峰值（一年前為5.1%）後，花了3年時間才回落到6.0%。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與1950~1972年的黃金時代相比，1972年之後美國經濟的複蘇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長期，美國經濟也幾乎不受衰退的衝擊或長期處於波動狀態，隻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投資過剩之後遭遇了沉重的打擊，而政策的失誤又加劇了衰退。

如今，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引發2008~2009年嚴重危機的一係列錯誤行動：政府試圖擴大住房所有權的政策，房價會不斷上漲（至少有時間賣掉）的幼稚判斷造成的魯莽行為，抵押貸款發放者的欺詐行為，大銀行通過大量借款提高資本杠杆率然後把抵押貸款做成資產包賣給海外銀行（打包和分銷）的做法等。

然而，我們所分析的這一時期的多次衰退（包括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卻顯示，許多家庭靠大幅減少儲蓄維持收入水平，整個國家通過向海外大量借款維持財富規模，政府通過大量借款和各種刺激投資、產出和就業的措施維持其財政收入，而這些做法最終被事實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其效果令人失望。總體來說，人們頑固地否認生產率下滑時代已經到來，拒絕對未來可以承受的國內消費水平進行冷靜判斷。這必然導致一個病態的社會，政治領袖在選民麵前不敢講出真相。大減速之後並不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從理論上講，生產率增長減速會使社會陷入狂躁狀態，不可避免地導致過度投機的假設難以成立，因為它更有可能使整個社會跌入衰落和癱瘓的深淵。但不管怎樣，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弄清楚這種減速的原因並積極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