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衰敗的裏程碑(1)

隻有當新鮮、原生、真正有創造力的浪潮在黃昏拍擊海岸時，我們才重新發現西方。

——雅克·巴爾讚

與19~20世紀大多數時期成就輝煌的現代經濟相比，今天的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差距，這從經濟表現的幾個核心維度（工作滿意度、失業率和相對生產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來。數據顯示，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三方麵都出現惡化，隻有工作滿意度在最近的互聯網繁榮期有過短暫的回升。其他西方國家也或早或晚出現了類似的惡化趨勢：德國始於20世紀80年代，意大利和法國則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美國經濟也逐漸顯現出增長乏力，這些嚴重缺乏自主創新的國家便再也不能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維持繁榮。

美國經濟的長期惡化一開始顯得很神秘。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由於大量女性和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大軍，失業率有所上升，工資有所下降。但人口結構對生產率增長的衝擊顯然是暫時現象，經濟的持續惡化表明其構造板塊正在發生變化——一種係統的、本質的變化。

經濟衰退的早期數據

雖然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生產率增長的嚴重減速才充分顯露出來，但實際上這種趨勢早在若幹年前就已出現，隻是被繁榮的就業市場掩蓋了。1962年秋天，約翰·肯尼迪在總統競選中提出了“讓美國再度前進”的口號。諷刺的是，現有數據表明，明顯的生產率減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開始顯現，之後一直斷斷續續地惡化，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國的生產率增速都非常低，進入互聯網繁榮時期後有顯著回升，此後又回到20世紀70年代的蝸牛速度。

剖析生產率減速有助於我們看清真相。生產率有兩種類型，人們較熟悉的一種是產值與工作量的關係，被稱為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如圖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幾十年，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速都維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後，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時間，人們以為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時數的迅速增加導致勞動報酬遞減。然而伴隨著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減速，資本平均產出的增速下降得更快，這就很難歸咎於勞動投入的增加。我們還可以把這兩個要素的生產率進行綜合，觀察全要素生產率或多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變化（這個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紹過，相當於單位資本和勞動的組合產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參見圖9–2：1972年之前約為2.26%，此後約為1.17%。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比勞動生產率的減速更嚴重。如圖9–1和圖9–2所示，在互聯網繁榮時期生產率出現了加速，趨勢逆轉，但泡沫破滅之後，增長率下降的情況更為嚴重。

1973年，當生產率增速下降已非常明顯（並將繼續惡化）時，失業率開始大幅上升，從1968~1969年多數月份3.4%的低穀，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點。1972~1981年平均失業率為6.6%，而此前20年的平均值僅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為4.95%。1973年後的城市騷亂尤其嚴重，石油價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劇提高更是火上澆油，不過這種效應是暫時的（特別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在1973年之後的30年裏，平均失業率為6.3%，其中1982~1991年為7.0%、1992~2001年為5.4%、2002~2011年為6.5%。歐洲國家在此期間也出現了類似的失業率上升。在所有西方國家，生產率增長減速帶來的嚴重失業問題已成為整個時代的標誌。

生產率增速放緩和失業率提高之間是因果關係嗎？對不同類型經濟體（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現代性質，某些已不再是現代經濟）約20年的觀察表明，生產率增長減速與失業存在係統性的聯係。經合組織職業研究的結果顯示：英國的失業率一開始比美國還低，但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已超過美國，法國的失業率也在80年代超過美國，德國則於9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與之相對應的是，生產率增速下滑幅度較大的依次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因此，生產率增長減速會規律性地帶來更多失業，胡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論文中首次闡釋了這個現象。其實很多記者對此早就心知肚明，他們甚至開始用“增長”作為高就業的同義詞，直到2010~2011年的“無就業複蘇”才打破了這種約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歐洲增速放緩的原因與美國不同，但增長率同失業率的直接聯係依然很緊密。當然，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過生產率迅速增長但就業不振的現象，即“大蕭條”時期。經濟學家提醒過我們，創新活躍會造成某些摩擦性失業。不過，大規模失業似乎難以歸咎於快速的生產率增長，應該是其他貨幣和非貨幣因素推高了失業率。如果當時沒有生產率的快速增長，沒有人修建跨越全國的電纜，美國的失業情況可能更嚴重。

就業與創新率之間有三種機製聯係。第一種是直接作用，企業如果感到來自競爭對手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威脅降低，常常會提高價格、減少雇員數量。

第二種是企業的雇傭人數和自身創新前景的關係。如果企業認為自己的生產率增速會放緩，那麽對新增雇員的產值期望就會降低，此時，生產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樣，將導致企業減少雇傭人數。

第三種機製通過工資和財富的關係發揮作用。最簡化的理論模型是，某個經濟體的產出完全是由勞動創造，不存在任何物質資本，這個社會的資本都被企業用來把新員工培訓成技術熟練的員工，正如胡恩和我的論文中假設的那樣。此時，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會增加勞動力需求，提高雇主願意支付的工資，從而提高就業率和工資水平。在長期一成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技術突然得到改進，人均產出突然增加，那麽會出現什麽結果？工資可能上漲，就業率會在一段時間內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資與財富（家庭的財產價值）的相對比值對就業具有重要影響。隨著生產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儲蓄也會相應增加，財富會不斷增長。家庭財富的增加會導致勞動供給下降，因為員工所要求的工資會提高，從而壓低就業量，推高工資水平。然而，隻要財富增速還沒趕上工資增速，財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業量絕對下降。如果生產率和工資的增速持續提高，財富的增長將永遠趕不上工資的提高。在這個階段，財富雖然也在增加，但相對於工資卻在減少。隻有當工資財富比足夠高之後，財富的增速才能最終趕上工資，這個階段才能宣告結束。

所以，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生產率增速下降會對就業和失業產生兩種不良影響。首先，生產率增速下降時，儲蓄並不會停止增長，因此財富增長在初期不會減速。其結果是工資財富比在1968年達到“二戰”後的新高（0.38）後，20世紀70年代出現下跌，1980年降至0.32，1990年為0.29。很多人對工資水平不滿，要求更好的待遇，否則就更換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財富工資比的膨脹也促使消費與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費占國內產出的比例從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見圖10–2a和圖10–2b）。其次，預期利潤率增速降低使經營性資產（包括員工和顧客）的價值隨之降低，股票價格在1968年狂跌，企業業績不佳導致預期更加悲觀，股價直到1974年才恢複平穩，由此也導致就業率下降。消費品行業的員工發現，他們在雇主心目中和經營性資產一樣貶值了，他們不得不接受實際工資的降低，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保留原有的崗位。然而，許多員工考慮到實際家庭財富仍在增加或者沒有顯著減少，因此不願意接受降低實際工資的現狀。與此類似，資本品行業的員工也發現其產出的市場價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飯碗，隻能降低實際工資。在相對財富減少時，通常會出現某種程度的逐步複蘇，但工資和就業水平要想從這一結構性調整中完全複蘇是沒什麽指望的。美國企業的股票價格最終在1992年恢複到了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於生產增量資本的勞動機會卻增加了，也就是說，用於資本品生產的勞動的機會成本更大了，而且員工們在1992年的家庭財富遠遠多於1968年，企業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才能把他們留住。

這些是否意味著“儲蓄是件壞事”？當然不是。儲蓄行為是支持投資和創新項目的必需品，現有的資本存量和來之不易的知識積累都是儲蓄的“豐功偉績”。然而，財富也會降低人們的儲蓄和工作意願，從而增加新投資等創新活動的難度。通常來說，儲蓄帶來的生產率增長可以使產出的增幅超越儲蓄帶來的財富增量。但是當創新陷入枯竭時，儲蓄能帶來的生產率增幅越來越小，經濟活動的產出就會低於儲蓄帶來的財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關問題的根源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而普遍的增長減速，而這種減速隻能歸咎於自主創新的萎縮，因為草根創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創新的主要源泉。

創新減弱的另一個影響是創新帶來的包容性影響的逆轉。當某個地區開始繁榮時，邊緣位置的工人和資產能獲得最大收益，甚至從零收益轉向正收益。與之類似，衰退給社會邊緣群體造成的傷害最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強勢群體或富裕群體。這種現象將成為下文的重要話題。

總之，各種投資活動（對新設備、新員工等）及其支持的創新是維持高就業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動力。創新萎縮是1972年之後失業率上升和工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饋

增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政策反應（及其失敗）是後續的重大曆史事件。到20世紀80年代，生產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現快速發展的跡象。產業界人士不再指望生產率能像以前那樣，今天的員工也不指望成為將來的超級雇員。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知道，要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抑製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沒人知道究竟該移動哪座大山。不過，他們可以采取一些能夠緩解問題的措施：抑製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向受打擊更嚴重的弱勢群體提供幫助。

1981年，熱衷於供給經濟學藥方的新任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希望普遍下調所得稅稅率，以此增強人們參與勞動、通過努力工作獲得更高收入的動力，從而增加就業。他還建議對企業的投資費用進行稅收抵扣，廠房設備的投資增加雖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有助於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產出。不過，當時的美國國會對財政責任的要求並沒有21世紀前10年那麽寬鬆，肯尼迪當年的減稅法案是在他遇刺後才在充滿哀悼情緒的國會會議上通過。非常相似的是，裏根也是在遭受槍擊事件後，其減稅法案才最終通過。但政府同時也填補了一些逃稅漏洞，希望盡可能彌補稅率降低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實現所謂的稅收中性。但隨著裏根減稅政策的推出，美國的失業率進一步提高，1982年達到10.4%的頂峰，直到1989年年底才回落至5.4%。

1989年，對供給經濟學（曾稱其為“巫術經濟學”）心存疑慮的新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卻希望維持財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黨人拒絕削減政府支出，國會表決通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增稅法案，由總統簽字生效。這導致美國失業率在當年年中開始提高，1992年達到7.5%，1994年回落到6.1%。當比爾·克林頓在1993年入主白宮時，美國政府的想法又改變了。克林頓的顧問們認為，財政盈餘在未來數年內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將多於其破壞的就業機會。不管怎樣，20世紀90年代後期出現了互聯網革命和互聯網泡沫。當2001年失業率再度飆升時，新當選的小布什總統再度求助於供給經濟學理論，在2002年推出了所得稅削減法案，隨後在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並擴大福利，最後還出台了鼓吹房地產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這一繁榮未能長期持續，失業率飆升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在這段時期，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開始參與經濟活動，這使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這也表明美國的勞動力市場製度依然非常有效。

顯然，即使在公共債務水平較低的初期，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消費政策和供給經濟學的刺激勞動供給政策都未能逆轉生產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的趨勢。這並不是說所有政策都毫無價值，而是強調這些行動隻能帶來暫時的緩解，而沒有可持續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彌補成本。

輻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滿意度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又出現了另一種退步，而且持續惡化到90年代早期：經濟包容性的下降。這裏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勢群體的相對失業率和相對工資等指標。長期觀察得到的一個常識是，弱勢群體的失業率大約是其他群體的2倍，其相對失業率的上升在這個時期並不明顯，然而，低端勞動力與中等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資與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工資水平）的比例。結果表明，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20世紀40年代，低收入者相對於中位數收入者的狀況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資水平提高的美好時代於20世紀最後25年宣告終結，全職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與中位數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擴大了9%，到80年代又擴大了10%，90年代依然以同樣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才穩定下來。其結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對工資到90年代中期約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