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各國的滿意度(3)

什麽樣的價值觀能夠塑造經濟活動滿意度較高的經濟？我們還是需要通過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搜集到的各種有關態度、規範和信仰的數據，分析這些文化價值觀的流行程度和深度的國別差異，看它們是否有助於解釋工作滿意度的差別。這一分析暫時未考慮的問題是：雇員、管理者和顧客的價值觀產生的影響是以間接方式、通過製度的改變發揮作用，還是產生直接影響？無須改變製度，除非製度本身會做相應的調整。

提及經濟文化，很多社會科學家首先會想到“信任”這個議題。普遍來說，如果人們從小就習慣於遵守法律和相互禮讓，社會的發展狀況會更好。這種觀念始於1970年左右，當時社會學家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Titmuss）出版了《禮物關係》（TheGiftRelationship），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ThomasNagel）隨後出版了《利他主義的可能性》（ThePossibilityofAltruism）。我當年組織的一次研討會及隨後的論文集對這些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不過我們目前需要先把信任議題放下，這主要是出於兩方麵的考慮。把利他主義和文化混為一談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好比把道德和倫理分開一樣。道德探討的問題是，哪些是通常有利於公眾的應該做的事情，如無私的奉獻行為；倫理探討的問題是，假如從自身利益出發，一個人的明智做法是什麽。最近有關經濟文化的影響的研究似乎已不再考慮利他主義的因素。暫時忽略信任議題，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目前沒有合理的假說表明利他主義對經濟活力具有促進或者製約作用。即使有這樣的理論，也沒有可信的假說認為利他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特有的、而不屬於社團主義國家，或能證明相反的假說。因此我們的研究最好不考慮利他主義。

法國商人菲利佩·布吉尼翁（PhilippeBourguignon）的職業生涯幾乎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平均分配，他說這兩個地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根據他的分析，這種差異起源於兒童成長的迥異的環境。法國母親會在遊戲場內密切關注自己的孩子，提醒他們注意安全，而美國母親對此則不怎麽擔心，也不會警告孩子。結果是，美國人的成長過程經常伴隨著很多失敗的經曆，他們不太害怕較高的失敗風險。

另一位觀察者發現，對於商業生活的價值觀的傳統描述，歐洲大陸國家與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愛爾蘭經常使用的概念存在很大差異。記者斯蒂芬·泰爾（StefanTheil）開展的調查表明，法國和德國采用了與英美完全不同的倫理觀來看待私營企業和市場運轉：

法國高中采用的三卷本的曆史教材《20世紀曆史》在不同地方分別用“殘酷”、“野蠻”等詞匯描述資本主義。它說，新興企業是“草率的”，有著“不確定的前景”。德國的高中教材也有類似的描述，其重點是灌輸社團主義和集體主義傳統。它們都是從資方和勞方、雇主和雇員、老板和員工的衝突視角進行教育……圖解和說明中的老板和企業主的形象往往是嘴叼雪茄的懶惰富豪，有時還會涉及童工、互聯網欺詐、手機上癮症、酗酒和不公平解雇等話題。我們可以想象，在如此教育背景下長大的歐洲人看待世界時自然會選擇一種居中偏“左”的、社會民主黨式的視角。歐洲的學校教育中存在的這種偏見的強度和深度實在令人驚訝。

泰爾的調查表明，人們看待世界的視角在不同國家有巨大差異，甚至超過被觀察的世界本身的差異。調查還顯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人們的價值觀存在巨大差異，或者他們對某些共有價值觀的排序存在巨大差異，例如布吉尼翁觀察到的對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的重視程度。

前文提到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結果顯示，幾乎每項價值觀（規則、態度或世界觀）的流行程度在各國都有巨大差別。此外，對個人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表明，國別差異與隨機樣本中個人特性的影響幾乎無關，國別差異遠遠超過觀測差異的預期水平。這些調查中的某些價值觀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比社團主義國家更強勢，而社團主義國家則流行其他一些價值觀，這是意料之中的。

本書的一個核心命題是，有若幹價值觀對一個國家的傑出經濟表現產生了重要作用，這個命題到目前還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假說。某些價值觀可能影響了構思創意、開發和嚐試新產品的能力和願望，其他價值觀可能影響了支持或破壞創新前景的經濟環境。通過這些渠道，西方國家（不管其屬於現代資本主義還是社團主義）的很多價值觀都可能影響到工作滿意度，包括直接影響工作場所的激勵和挑戰，或者通過促進經濟挑戰和回報的新製度產生間接影響。現在，我們需要用調查數據直接驗證這個假說。

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最近開展了一項研究，監測了西方文化中的問題解決、好奇心、實驗、探索、新奇和變革等因素對經濟表現的影響（最終關係到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第一批結果已在2006年威尼斯研討會的論文中發表，主題是歐洲經濟受束縛的原因。這篇論文探討了經濟文化的價值觀，從世界價值觀調查中選取了九種關於工作的態度，逐一分析其對經濟表現的影響。某些價值觀與一個或多個維度的經濟表現顯著相關。例如，某個國家的受訪者如何看待“工作的趣味性”與多維度的經濟表現有關；對新觀念的接受度也是一項很好的預測經濟表現的指標，還有主動采取行動的意願；不太情願服從的指標（這在某些歐洲國家很突出）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有顯著的負麵影響。準備接受變化和願意參與競爭的指標有幫助作用，達到目標的意願的影響不大。這些結果表明：人們希望獲得體驗，看重生活的過程，而非特定的目標。

研究結果表明，我們假定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影響是普遍存在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證明，較為成功的價值觀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而社團主義色彩較濃厚的國家（法國、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等）在這方麵不及比較對象（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也不及海洋貿易比重大的國家（丹麥、愛爾蘭和冰島等）。不過那篇論文沒有涉及本章特別關注的經濟表現指標——工作滿意度。我們可以借助這些數據驗證對傳統經濟表現指標（勞動參與率、相對生產率和失業率等）有顯著影響的態度是否對工作滿意度也有顯著影響。結果當然是沒有疑問的。設計一個更精巧的方法也是一件有趣的任務。

本書所介紹的曆史顯示，有另一個辦法驗證經濟文化對工作滿意度（還包括更廣義的經濟滿意度）的重要性。曆史進程證明了現代倫理（要求通過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實現自我）和現代道德（擺脫家庭、社區、國家和宗教義務的傳統束縛，進行創造性追求的個人自由）的重要性。本書第二部分講述的世界曆史都是現代主義和傳統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從19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沒有盡頭的偉大鬥爭。在現代主義占上風、傳統主義後退的地方，例如英國和美國，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開花結果。即使在強調平等和博愛的法國和德國，傳統主義（和社會主義）依舊強大，它們也建立了相對現代的經濟製度。但隨著傳統主義在20世紀的複興並占據歐洲的主導地位，這些國家經濟的現代性質有所消退。

如果曆史的實際進程的確如我們描述的那樣，那麽在現代文化價值觀較為盛行的國家，我們應該能看到更令人難忘和更加廣泛的繁榮景象，以及更高的工作滿意度。傳統主義的很多要素也在發揮作用，在傳統價值觀影響小的地方，我們也應該看到更高的工作滿意度。

在拉查·博吉洛夫（RaichoBojilov）與我在2012年完成的一篇工作報告中，我們研究了一個國家的現代主義價值觀對平均工作滿意度的促進作用。我們測算了多個國家對世界價值觀調查中的某些價值觀的認同程度，作為其具有或缺乏現代主義文化的標誌。這些指標的測算是根據若幹是非判斷題的回答進行的：

向生產率更高的員工支付更多報酬是否公平？

公司的管理層是否應該受公司所有者的控製？

你是否認為競爭是件好事？

此外還包括要求回答者給出從1~10的評分的問題：

一個人是否應慎重對待生活中的重大變化？

你是否擔心新創意？你是否認為經受過時間檢驗的觀念通常更好，還是說新創意值得開發和嚐試？

你是否擔心變革可能帶來的困難，還是歡迎新事物帶來的任何可能性？

通過量化分析每個國家對這些問題的答複數據，我們可以測算該國在這些價值觀上的平均認同度。利用這六個量化指標，我們得到了一個現代主義指數。

我們也用類似辦法構造了一個傳統主義指數，選擇的調查問題與高度關注對家庭和社區的責任有關。如果經濟發展可能使兒童脫離家庭或社區的照顧，則不能被接受。世界價值觀調查的四個問題覆蓋若幹傳統價值觀：

給他人提供服務對你的生活來說是否重要？

兒童是否應該尊重和喜愛父母？

父母是否對子女有責任？

無私是不是你的子女需要具備的一項重要品質？

我們並不是說對父母或子女十分嚴苛的人就會成為出色的創新者，而是說如果過分關注家庭或社區、忽視個人則會抑製創新的發展。

數據分析的結果如何？人們通常認為，傳統價值觀是聯係社會的珍貴紐帶，可以間接地提高工作滿意度和參與經濟生活的其他收益。還有人可能認為，稍微有些現代主義要素就可以了，過於強烈的現代主義會削弱合作、引發焦慮、失去古代手工業者擁有的那種深刻的工作滿足感。歐洲大陸的政治家們在每次演講中都會讚美這些珍貴的信仰。然而我們的研究明確顯示，以上這些偏見都不成立。

數據結果顯示在圖8–4和圖8–5中，其依據是表8–2中的現代主義指數和傳統主義指數的數據。如圖8–4所示，傳統主義製約了工作滿意度，芬蘭、丹麥和美國這三個國家的傳統主義指數得分很低，而平均工作滿意度卻很高，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力也經常被大家關注；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這三個國家的傳統主義指數得分很高，平均工作滿意度很低。還有，樣本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關係。瑞典、加拿大、愛爾蘭和丹麥的工作滿意度較高，這與它們的傳統主義指數得分不相稱，但它們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一些特性。

現代主義對工作滿意度有強烈的促進作用，現代主義指數得分高的國家在工作滿意度上的得分也較高，現代主義文化最明顯的國家（冰島、芬蘭、瑞典、加拿大和美國）在工作滿意度上的表現都很出色。不過在2001年，瑞典的工作滿意度大幅下降。

結合起來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工作滿意度低可以歸咎於其傳統主義指數得分高，其高於平均水平的現代主義指數未能完全抵消這一負麵效應；法國的工作滿意度低是因為傳統主義指數高於平均水平，同時，現代主義指數又低於平均水平；德國的工作滿意度低和奧地利的工作滿意度高卻不好解釋，很顯然，價值觀也不是萬能的。

讓人吃驚的是，從最近的數據測算來看，有如此多的國家的現代主義指數得分都高於美國，而美國應該是現代主義在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表現得最突出的國家。這是不是因為近來發生了什麽變化？如圖8–2所示，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裏，一個國家的文化發生重大改變是很不尋常的事情，不過在幾十年的跨度內發生改變就不那麽罕見了。美國經濟在最近幾十年是否失去了活力？其背後的原因是不是現代主義文化的衰落和傳統主義的複興？這些是第九章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