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沸騰的生活——懷念別林斯基文學小組劄記
——讀巴納耶夫《群星燦爛的年代》
為什麽偉人逝世後小人物都變得偉大起來了？
——莎士比亞
深秋，當我的書稿正隨著落葉飄零之際，朋友來函，邀我與摩羅、餘傑同為北方的《長城》做文章，並起了個專欄，叫“名著重讀”。
這個題目確實誘惑，那列書都是我長期喜愛而又沒機會作聲的“精神初戀”。
我深愛著它們，深愛其作者、年代、沸騰的生活、主人公命運。
我想對它們說話。非常想。半個多月裏，我把每天的子夜時分呈給《群星燦爛的年代》，呈給19世紀那些偉大的不眠之夜，呈給冰雪中咳嗽不止的別林斯基和他年輕的小組，呈給1845年索科洛沃莊園的金色夏天，呈給奧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星期六晚會，呈給震撼俄羅斯的《祖國紀事》《現代人》《莫斯科觀察家》和遭禁的《莫斯科電訊》、《望遠鏡》……
尋著遙遠街衢的雪轍和馬車聲，我一次又一次潛回150年前的莫斯科、彼得堡大街，潛回那些燃著燭台、劈柴、酒和詩句的沸騰小屋……直到像熟悉手指一樣熟悉那兒的每一張臉、每一縷性格、每一盞心靈和友誼。
俄羅斯最迷人的文學夜晚！
19世紀，是俄羅斯現代啟蒙的汛期，亦是其文學力量參與社會變革最疾猛的歲月。從“十二月黨人”開始，一茬茬的貴族和平民知識分子運動風起雲湧，文學犁刀對民族凍土的耕種之深、能量之巨，舉世罕見。在文學有效地參與祖國曆史的書寫方麵，沒有哪個民族堪比俄羅斯。
這須歸功於文學批評。19世紀俄國文學能有如此光芒，多虧了它自身誕生的批評家及其激烈的呼嘯，多虧了別林斯基、赫爾岑、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正是這些忠誠於信仰和理想的生命聖徒，為一個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匡扶著結實的現實主義之路，使文學青年們的熱量不致於白白虛擲，不致於浪費於祖國的命運之外。
而別林斯基（1811—1848），正是開創這種批評的先驅。這位被保守派咒為“瘋狗”的人，在其短短十幾年的筆箭生涯中，和他的戰友們一起，驚人地完成了將民族文學從古典浪漫主義引向批判現實主義的使命。
俄國自由精神的覺醒雖比東方提早一個世紀，卻比西歐遲緩得多，當伏爾泰、狄得羅、盧梭、潘恩等啟蒙者的“常識”在歐美家喻戶曉時，俄國這塊古老的凍土尚未誕生與之匹配的思想家。當法國大革命搗毀巴士底獄時，蒙昧的俄羅斯仍披覆著農奴製的襤褸在泥濘中匍匐……而且，歐洲的“地震”雖讓千裏外的彼得堡為之顫動，但驚駭之餘，沙皇們卻因前車之鑒而學會了“防患於未然”，比18世紀更嚴酷的輿論控製和懲治異端的斧鉞落向了新一代俄羅斯人。
書刊檢查
讀《群星燦爛的年代》，我最關注的內容之一即當時的書刊檢查製度，淫威下進步報刊的生存、自由思想的傳播情況。為此，我還查閱了其它書籍。
俄國官方從16世紀即施行書刊審查，但當時隻用於宗教方麵。法國革命後，權力對思想產生了恐懼，開始在大城市設立書刊審查委員會。葉卡捷琳娜之子保羅二世嚴禁使用“公民”“社會”“俱樂部”“祖國”等13個他認為含革命意味的詞，普希金在《寄語書刊審查官》一詩中嘲笑道：“誰也不敢叫一聲祖國！”（按沙皇旨意，“祖國”一詞必須換成“社稷”）
尼古拉一世以血腥彈壓“十二月黨人”開始了30年的統治，在書刊審查上，戒律之瑣細、之苛刻到了滑稽的地步。彼得堡審查官亞·克拉索夫斯基，有“致命的斧頭”之稱——他認為將送審的詩文改動越多，越能顯示其能量，比如審閱瓦·奧林的《獻給艾麗莎的詩》時，在“你的唇角露出天仙似的微笑”處批示：“言之過甚！女人的微笑不配稱為天仙似的。”讀到“你溫柔的一瞥比全世界的關注更為珍貴”，他又批示道：
“言過其實，世上還有沙皇和政府，他們的關注更值得重視！”對“在你的身邊享受極樂至福”的批語是：“隻有從《福音書》中才能享受到極樂，從女人身上是享受不到的！”就連“我願把整個生命獻給你”也激起“斧頭”大人的憤慨：“還有什麽可留給上帝的呢？”如此俗不可耐的昏夫，後來竟升任外國書刊審查委員會主席達25年之久。
《望遠鏡》，曾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祥地之一，巴納耶夫、別林斯基的早期作品都發表在上麵。1836年，該刊第15期登出了恰達耶夫抨擊農奴製的《哲學書簡》第一封，輿論嘩然，赫爾岑稱“這是黑暗中發出的槍聲”。沙皇震怒，下諭禁刊，主編兼出版人納傑日金被流放，恰達耶夫被宣布為瘋子，受到醫生和警察的監視，負責該刊的書刊檢查官也被解職。普希金幾乎所有作品都要受刁難，其《普加喬夫史》硬是被沙皇改為《普加喬夫叛亂史》，詩人遇難後，整個彼得堡震驚了，“連最沒有文化的人都認為自己有義務向詩人的遺體鞠躬致敬。”為防止民眾遊行，當局將詩人遺體趁夜移走、變更教堂，還扣壓了所有悼念文章，唯一漏網的，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國榮軍報》上的一則短論：“我們詩歌的太陽沉落了。普希金正當盛年，就在他那偉大生涯的中途夭殤了。”見報的次日，作者被審查官嚴厲嗬斥：“這算什麽偉大生涯？難道普希金是個統帥、大臣、政治家？寫寫歪詩不等於度過了偉大生涯啊。”
巴納耶夫回憶40年代別林斯基主持《祖國紀事》的遭遇時說：
照政府看來，文學描寫的唯一範圍是大自然和愛情，當然還不得超越合法的形式；道德則嚴格限於獎善懲惡；允許謳歌俄隊的光榮和統帥們的功業……隻要逾越這張清單的雷池一步，就被認為是居心不良……這一切耗費了別林斯基的極大力氣，要抑製自己剛毅熱烈的個性、使某種思想能悄悄通過，對他來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苦刑。
1848年，巴納耶娃和涅克拉索夫合寫《浪跡三方》，被迫在送審保證書上聲明：“在這部小說裏，光明正大的好人要比壞人多，結局美滿……惡行決不會占上風……”。在巴納耶夫這部回憶錄裏，許多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曲筆，甚至連赫爾岑的真名也找不到，而借其筆名“伊斯康捷爾”或“某個人”替代（赫爾岑已被裁定為“國事犯”）。
任何年代，社會正義和精神事業的興衰都與傳媒休戚相關，曆史在造就偉大作家的同時，也催生了許多功勳刊物，比如別林斯基和《祖國紀事》，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和《現代人》……同時，陰暗的體製也最歡迎齷齪的文蠅寄居，回憶錄中，巴納耶夫對形形色色辦刊人的刻畫入木三分：機智刻薄、心術不正的沃耶伊科夫（他妒心旺盛，借自己的諷刺詩集《瘋人院》發泄私人恩怨）；陰毒狡詐、為虎作倀的布爾加林（其《北方蜜蜂》乃尼古拉時期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他和情報機關“第三廳”關係曖昧，實乃政府喉舌。“當時年輕一代的作者無一例外地鄙視布爾加林，誰在《北方蜜蜂》上發文或同它的編者往來密切，誰就會在青年心目中損害自己的名譽。”）；猥瑣輕狂、媚俗虛榮的先科夫斯基（其《讀書文庫》嘩眾取寵，將顯達的名字印滿了封麵，卻無實際內容。別林斯基譏諷說：“《讀書文庫》格調不高，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還有玲瓏乖巧、但也偶露崢嶸的克拉耶夫斯基……
“我為這個人感到可怕”
“十二月黨人”（1825年）遭彈壓後，整個俄國的思想空氣為之僵滯，言論上一片寒噤，青年們活在無聊、輕佻與虛無中，除了普希金作品繼續給心靈帶來一絲洗濯和撫慰外，思想和藝術上都缺少令人激動的東西，現實的表達更無跡可尋（直到30年代中後期，萊蒙托夫、別林斯基、果戈理等年輕一代崛起後，該局麵才有所轉變）。在近十年的文壇沉悶期，相對有棱角的刊物要算波列沃伊的《莫斯科電訊》（1825—1834）和納傑日金的《望遠鏡》（1831—1836），雖然其批判風格和話語力度較後來的《祖國紀事》《現代人》尚有距離，尚顯猶豫和隱晦，但在萬馬齊喑的背景下，難能可貴了。它們不時拋出的針貶時弊、蔑視權威、獨立不群的石子，給時代的精神死潭製造了波瀾，也深深影響了巴納耶夫、別林斯基等大批青年。“我們這一代人幾乎全是在它們鼓舞下成長起來的。”
遺憾的是，30年代中期，這兩家堪稱現實主義輿論先驅的刊物相繼遭禁，而其主人——兩位曾深受青年擁戴的辦刊人，也更弦易轍、背叛了自己的從前，當起了太平犬。納傑日金的“獻身仕途”讓人痛惜，波列沃伊公然不慚的“倒戈”則令人發指——
被禁刊後，波列沃伊從莫斯科遷居彼得堡，在“第三廳”的因勢利導和“關懷”下，他開始脫胎換骨，由惶惴不安變得搖尾乞憐，日漸“恭順而諂媚”（赫爾岑），進而與布爾加林、格列奇等禦用派勾搭一起，謠傷、攻訐青年一代，淪為《北方蜜蜂》的積極幕後人。一次晚會上，年輕的巴納耶夫第一次邂逅這位心目中的英雄——
我從貴族寄宿學校時便已習慣於尊敬他。根據《莫斯科電訊》上的文章，他在我腦子裏已形成了一個理想的形象……然而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個畏首畏尾、萎靡不振、逆來順受的先生，他慣於隨聲附和、裝腔作勢，對任何人都點頭哈腰，仿佛絲毫沒有自尊心。這簡直是對那些尊重他的人的一種侮辱……看到他墮落到這種可怕的地步，我心裏十分難受。想當初他在《莫斯科電訊》上是那樣勇敢堅定地獨樹一幟，鞭笞一切偏見和一切諂媚下賤的作風，令卑鄙下流之徒和因循守舊之輩畏之如虎。看看他此時的模樣，腦子裏不由想起他安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嘴裏的一句話：我為這個人感到可怕！
在19世紀30、40年代的俄羅斯，“波列沃伊式”的變節是有代表性的，作為負麵示範，對良知事業的損害也最深。除了權力的賄賂和招安，主要還是意誌與信仰的蛻變。對這類人來說，由激進到保守再到反動，精神由“體製外”滑落“體製內”，就像從天空溜入煙囪一樣簡易，早晚的事。
“這個人預見到自己會墮落。”別林斯基憂鬱地告訴我，“他離開莫斯科時，我把他送到城門。我們在城門口擁抱、告別……‘願你在彼得堡取得成就，過得幸福。’我說。他仿佛心情沮喪地笑了笑，‘謝謝你，’他答道，‘不行嘍，還有什麽成就可言！然而假如我做了什麽不該做的事，那麽請不要責備我，請可憐可憐我……我是個有家口拖累的人。’”
當一個人虛偽地向朋友申請“可憐我”時，則意味著他將撕破臉皮、大肆做對不起從前的事了。一個準備**的人！
有關波列沃伊如何為自己籌集墮落的借口，巴納耶夫還講了一樁荒唐事，讓人更覺其可憐——
“我在這裏已跟過去完全不同了。比如我就不得不稱讚什麽施泰文的長篇小說，可那些小說全是胡扯。”波列沃伊說。“是誰非要您稱讚這種作品呢？”我驚訝地問。
——不能不那麽幹啊，您要知道他是警察段長呀！
——這怎麽回事？這跟您有什麽關係？
——怎麽沒有關係呢！我要是正正經經分析他的作品，他也許會把一件東西偷偷扔進我的茅舍裏，然後誣告我是小偷，用繩子把我捆起來遊街。可我是一家之主呀！
聽了這可怕的供詞，我的心都繃緊了。這番話居然出自這樣一個人之口：他曾堅決抨擊一切可恥行徑，宣傳精神自由和人的尊嚴！
多麽諷刺的變臉，真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權欲的膨脹使人扭曲，對權力的恐懼則使人變態。巴納耶夫做夢想不到，叱吒風雲的《電訊》主人就是眼前這個蛆蟲般的死靈魂！
波列沃伊1846年去世，他活得太久了。比普希金多出了12歲，比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斯坦克維奇、杜勃羅留波夫——分別多出了13歲、8歲、23歲和24歲。其實，他隻須活到《電訊》遭禁的1834年即夠了。那樣，他將是個完美的人。
（像“假如……請不要責怪我”這樣的城門惜別，像“請可憐我……我可是有家口拖累的人”這樣的友情告饒，即使今天聽來也是耳熟的。表麵上激流勇退，實則背信棄義、暗地做好了投敵打算。“波列沃伊式”的恐懼——它的載體遍布生活的各個角落，可以是深孚眾望的前輩，可以是敬重過的導師，可以是信賴過的朋友……像鴉片或病毒，它濡染、支配著我們日常的絕大多數表態、投票、創作、編輯、發表與其它意見行為，尤其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更是司空見慣。一代代的“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狗苟蠅營”，籍此漫漶開來。
猛想起一位作家從牙縫裏射出的話：“任何漩渦、任何潦亂、任何誘惑、任何‘不得不’……統統不是輸掉骨血的借口！”這樣的聲音在一個集體匍匐的會場上驀然炸響，顯得那樣悲壯、那樣驚心動魄！當時全場無聲，我向此人投去敬慕的一瞥。我清楚它的份量、孤單，它的殺傷力和惡狠狠的美——它的彈片幾乎濺到了每個坐客。一切爆炸物都會招來驚懼和本能的躲避，還有敵意。同時，“爆炸”暗藏“自傷”的危險，因為你把話說絕了。但必須讚同他，我想。沒有這種爆發力，一切精神的優秀，一切尊嚴和人的前途，都無從談起。）
小組
巴納耶夫這部回憶錄裏，最令我迷醉和神往的，當屬別林斯基小組聚會的那些章節——也是讓我的靈魂最感明亮和歡愉的部分。
在結識別林斯基前，作者對彼得堡文壇已深感失望和厭倦。
12月14日事件後的反動勢力是可怕的，一切都平息了、呆滯了，大多數人嚇破了膽，一心沉湎於個人利益……文學助長了社會的昏沉狀態，文學家們一心埋頭於“藝術”，以堂吉訶德式的激情極力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荒謬原則。
巴納耶夫自1834年在《雜談》上第一次發現別林斯基的文章（《文學的幻想——散文體哀歌》）起，即被強烈吸引了：“它那大膽的、最新的精神……這不就是我許久以來渴望聽到的那種真理的聲音嗎？”“讀完全文後，別林斯基的名字對我來說已變得十分珍貴……從此，再也不放過他的每一篇文章了。”
1839年春，巴納耶夫奔赴莫斯科。
當車駛近莫斯科時，一想到再過幾小時就可見到別林斯基，我的
心就歡快而劇烈地跳動起來……我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它同我過去的那個環境毫無共同之處……我在一切方麵都受惠於這個環境。我的思想在這裏才開始覺醒和發展，才獲得了人的尊嚴意識，才樹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的信仰……多虧了別林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我才有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時刻。
在別林斯基們的影響下，巴納耶夫的創作由浪漫主義轉向批判現實，成為40年代俄國“自然派”的重要成員。
別林斯基小組的前身是由斯坦克維奇（1813—1840）發起的“文學哲學小組”。該小組1831年創始，主要由大學生參與，斯坦克維奇是小組的靈魂和榜樣，他超前的膽識、高貴的理想和完美人格對別林斯基影響至深，可這位優秀的兄長僅27歲就過完了一生。“每個人在回憶他時都滿懷虔敬之情，每次別林斯基眼裏都噙著淚光……”
巴納耶夫一到莫斯科，即被小組那股神聖和純潔的氣息吸引住了——
包特金住宅的所在地是莫斯科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之一。從廂房向外望去，在一片翠綠的灌木叢後麵，可以看見莫斯科河對岸的一部分景色。花園坐落在山上，中間有一個涼亭，四周全是果樹……
別林斯基、巴枯寧、卡特科夫、克柳什尼科夫、阿克薩科夫……一班人幾乎每晚都聚集在包特金家，討論文學、美學、哲學的各種問題，朗讀自創或翻譯的作品，並試圖對世上所有問題發表成熟或淺稚的見解。雖觀點不一，甚至有嚴重分歧（後來其中出現了“西歐派”、“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但靈魂的親近總能使他們及時地消除誤解。這個心靈家族是自由、充實而快樂的，成員的性情與能力總能神奇地互補，“每個人得到的東西都成為大家共同的財富。”激烈與寧靜、冷峻與溫馨、苛刻與寬容、凝重與詼諧……巴納耶夫看到了一片浪漫而莊嚴的精神風光。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晚間聚會。為了探討那些在今天、即20多年後看來可笑的問題，他們花費了多少青春的時日、朝氣蓬勃的精力和智慧啊！有多少次熱血沸騰、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於迷途……然而這一切沒有白費，這個小組將在俄國發展的曆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它造就了學術和文學領域裏一批最熱情、最高尚的活動家。
別林斯基滾燙而筆直的秉性驚動了巴納耶夫，他清晰地覺出這位同齡人血管裏那股由俄羅斯命運巨石激起的澎湃。“他站在我麵前，蒼白的臉變得通紅：‘我向您發誓，任何力量都收買不了我！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寫下一行違背信仰的字來……與其踐踏自己的尊嚴，降低人格或出賣自己，倒不如餓死了更痛快——何況我本來就每天冒著餓死的危險。’（說到這他苦笑了一下）”
其時，別林斯基生活上極為窘困，他參與的《莫斯科觀察家》已入不敷出。“他開始向小鋪賒欠。他吃午飯時我不止一次在場：一盆氣味難聞的湯，撒一把胡椒粉……當然嘍，別林斯基不會餓死，朋友不會讓他餓死。”
1839年10月，經巴納耶夫力薦，別林斯基赴彼得堡主持《祖國紀事》評論專欄，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璀璨和成熟的創作高峰。
19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除了斯坦克維奇——別林斯基小組外，還有赫爾岑、奧加寥夫主持的小組，後者更注重對社會民生和體製問題之研究。1834年，該小組的主要成員一並被捕，數年流放後，赫爾岑、奧加寥夫、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巴納耶夫等人正式團聚，彼此傾心相待，結下兄弟般的情誼。赫爾岑堅定的現實立場對別林斯基們影響尤深。
繼早逝的斯坦克維奇之後，格拉諾夫斯基是對莫斯科小組作用最大的人之一。他1839年一回國便填補了斯坦克維奇的空缺，莫斯科青年狂熱地追隨他，迷戀他那種“一心追求自由的西方思想，即獨立思考和為爭取獨立思考的權利而鬥爭的思想。”格拉諾夫斯基是曆史學者，但毫無學究氣，他利用莫斯科大學講壇和報刊宣傳自己對現代公民社會的認識。他性情溫藹、思維精致，身上“總有一種令人賞心悅目、使人神往的東西，就連那些對其信仰持敵視態度的人，也無法不對他抱有個人的好感。”赫爾岑極推崇他，“格拉諾夫斯基使我想起宗教改革時期一些思想深沉穩重的傳教士，我指的不是像路德那樣激烈威嚴、在憤怒中充分領略人生的人，而是那些性情開闊溫和、不論戴上光榮的花環還是荊棘的冠冕都泰然處之的人。他們鎮靜安詳，步履堅定，卻從不頓足。這種人使法官感到害怕、發窘，那和解的笑容使劊子手在處死他們後將受到良心的譴責。”格拉諾夫斯基的特質於激烈的赫爾岑、別林斯基恰是一劑最有益的滋潤和營養，於小組的異見分歧起到了通融彌合的作用。（在閱讀中我深深覺出：格拉諾夫斯基與斯坦克維奇委實太相像了！仿佛精神上的雙胞胎兄弟！莫非上蒼為彌補奪走斯坦克維奇的過失而返還給俄羅斯的又一天使？）
小組的規模和影響日益擴大。但隨著個人理念的逐漸成熟和各自一生中重大精神拐點的到來，別林斯基、赫爾岑們與昔日夥伴的分歧愈發難以修葺——青春的友誼再也無法彌合思想上的裂隙。至40年代中期，這個在俄國曆史上將留下輝煌印記的小組迎來了它難以接受的落日時分——
1845年夏天，伊斯康捷爾（即赫爾岑）遷到索科洛沃的別墅裏……格拉諾夫斯基、科爾什、包特金、凱切爾等人幾乎每星期六都乘車上那兒去……我永遠難忘在索科洛沃度過的那段時光。美妙的白晝，絢麗溫暖的黃昏，日落時分和月夜的公園景色，我們在那裏散步，在房前寬闊的草地上就餐……誰也不想睡覺，誰也不願分開，連女士們也通宵不寐……大概誰也沒料到，這是青春最後的歡宴，是對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別；誰也沒料到每個人已站在了一條邊界線上，線的那邊，等待我們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東西和預料之外的長別離，以及過早逼近的墳墓……
然而1845年在索科洛沃度過的夏天，確實是以別林斯基、伊斯康捷爾和格拉諾夫斯基為首的這個小組的落日時分——但這落日是壯美的、輝煌的，它以其最後的光芒絢麗地照亮了所有朋友……
作為讀者的我，讀到這兒絕沒料到：該“落日時分”距別林斯基的殞落僅3年之隔。3年！
落日
19世紀40年代的彼得堡，在別林斯基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像雨後蘑菇圈一樣，圍繞這棵大樹又迅速冒出一簇更年輕的額頭：雅澤科夫、安年科夫、卡韋林、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岡察洛夫……其中的大多數都將在俄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找到自己的席位。
他們將感激命運的安排：讓自己的青春和別林斯基緊緊靠在一起。他們更有理由痛恨命運：短短數載，就再也見不到那位聖徒了。
1848年5月，37歲的別林斯基永遠告別了俄羅斯。
彼得堡為數不多的朋友伴送他的遺體到沃爾科沃墓地。參加這個行列的還有三四個不明身份者（第三廳派來監視的特務）……大家作了祈禱，將他的身體放下墓穴……隨後，朋友們按基督教習俗默默地將一把把泥土撒向棺木，這時墓穴已開始滲出水來……
13年後，一位更年輕的天才之死，把人們再次領到了別林斯基的墓前。
“他剛剛給自己開出一條獨立的行動之路，死神就驟然打斷了他——沒有讓他把話說完……”這墓伴竟是26歲的杜勃羅留波夫。
巴納耶夫在《杜勃羅留波夫葬禮隨想》的結尾寫道：
“一切有頭腦的人注定要遭受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難。一切有才能的俄國人不知怎麽都活不長……”
他不幸說出了這本書裏最沉重的一句話，也是整場閱讀中最折磨我的那個念頭。
（一個世紀後，巴烏斯托夫斯基在紀念契訶夫時又重複了同樣的話：“我覺得生活太無情了，它至少應當讓少數人，即使不能永生不死，起碼也能活很長很長的時間，好讓我們始終感到他們給人帶來幸福的手按在我們肩上。”）
隨著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的去世，莫斯科和彼得堡兩個精神小組的燈光漸漸暗了下來。而“小組”——這個負有使命內涵的詞將被後世的幾代俄國青年所珍惜和繼承。須指出的是，別林斯基時代的小組較後來者（如“民粹派”小組）有所不同：前者屬一種精神生活團體和自由文化現象，是一種鬆散、多元、寬容、吸納的狀態；後者則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意味和革命色彩，呈現出嚴密的組織形態和行動派特點。所以，從精神屬性上看，30、40年代的文學小組較後來的綱領性小組更顯自由、浪漫、單純，更富審美含量。
格拉諾夫斯基曾表述過，“過渡時期”有兩種人顯得特別突出——
一、體現了正在逝去的年代的全部美德和優點的人，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優秀代表和英勇的捍衛者。
二、充滿自豪感並自信有力量的人，這種人勇往直前，不受過去的廢墟的阻礙，具有敏銳的聽覺和視覺。他們的心靈對過去的聲音不會產生共鳴。勝利的權利最後總是屬於他們。
格拉諾夫斯基本人，恰好是搭在這兩類人之間的優美橋梁：“由於具有深刻的、天生的美感，他在過去的美好事物麵前不能不感到躊躇……甚至懷有鍾愛之情，但他的整個思想卻向往著未來。雖然他自己缺少第二類人那種摧毀力，但他理解這種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完全同情這類人，並祝願他們建立偉大的功勳。”
奧陀耶夫斯基公爵、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阿克薩科夫們可謂前類人。而別林斯基、赫爾岑、果戈理、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無疑當屬後者。
19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暗夜確實“群星燦爛”。如果說別林斯基、赫爾岑們是領首的閃電，而莫斯科、彼得堡的“小組”便是那些瑰麗的星座了……它們的光芒，它們的美，它們的微笑和憤怒，它們飛翔與俯衝的姿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尾聲深情地吟唱：
“是的，我們一定會複活，我們將彼此向往，我們將快樂地互相訴說過去的一切。”
是的，那快樂又難忘的一切……
1999年10月
阿爾貝·加繆（1913—1960）
法國著名哲學家、小說家、戲劇作家。生於阿爾及利亞，父親早逝，由做傭人的母親撫養長大，用他的話說，“我不是在馬克思著作中學到自由的，我是在貧困中學到的。”1933年進入阿爾及爾大學哲學係，1942年前往巴黎，活躍於抵抗法西斯的秘密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其代表作有小說《局外人》（1942）《鼠疫》（1947）、哲學論文集《西西弗斯神話》（1942），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1945）《正義》（1949）等。
1951年，加繆出版長篇論文《反抗者》，引起激烈論戰，導致他與左派及薩特的決裂。加繆崇尚古希臘生命藝術和屢敗屢戰的“西西弗斯”精神，倡導“正午的思想”，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卻要盡力地燃燒！他反對悲觀與虛無，譴責極權與暴力，主張以積極的反抗迎對各種荒謬。
1957年，因“透徹地闡明了當代人的良心所麵臨的問題”“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問題”，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1960年1月4日，在巴黎附近，加繆乘坐的汽車撞上大樹，不治身亡。年僅47歲。
加繆本人最厭惡車禍，他曾說“沒有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