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1)

“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馬戛爾尼爵士，1793年

1653年，大清順治十年，剛剛坐穩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來自廣州的奏折，內稱，有一個叫荷蘭的國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門港，並向市舶司提出要與我國進行通商貿易。

大臣們為此事展開了一場爭論。對於荷蘭，有的人很陌生，說它從來沒有出現在典籍之上——“乃典籍所不載者”，是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國，也有的人比較熟悉，隱約聽說它是一個新崛起的西方強國，在幾年前（1642年）擊敗了西班牙人而獨占台灣島。應不應該與這樣的國家做生意，意見很分歧，廣東布政司持支持的態度，提出對荷蘭的通商請求要“不以例限”，甚至提出“不必拘拘刻舟求劍”，也就是不要糾纏荷蘭商人是否有“金葉表箋”之類的憑據，應當開放通商。與布政司意見相反，包括禮部尚書、廣東巡撫在內的眾多大臣都反對與之做生意，理由是：“荷蘭人長得紅須碧眼，非常可憎，而且船上的銅炮好象很厲害，應該警惕。我國與荷蘭一向不通貿易，而它又與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和，彼此爭鬥，動輒就開炮打槍，是邊疆的隱患，不能輕易與它有商業往來。”

麵對大臣們的分歧，順治皇帝的態度有點搖擺。他先是站在反對派一邊，認為，“荷蘭通貢，從來無例，況又借名貿易，豈可輕易開端。”他最討厭的是“貿易”這個詞匯，因為它與“朝貢”不同，在態度上顯得非常不恭，他因此特意批示說，“貿易二字不宜開端”。

不過，後來他的態度又有了改變。荷蘭人對廣東官員大肆行賄，還送了很多珍貴的禮物給京城的太監們，此外更遊說順治非常信賴的耶穌會教士湯若望，拜托他在皇帝麵前多說好話。據荷蘭人信函上記載，“皇帝和宮廷官員對我們帶至的所有禮物極為滿意，甚至禮品尚未全拿出來，韃靼人似乎已經出奇地滿意，並願向我們提供各種方便。湯若望見到我們的人把大量的物品，特別是武器、馬鞍、大毛毯、紅珊瑚、鏡子眾奇珍異品一件件擺出來時，從內心裏發出一聲長歎。”1653年的10月2日，順治皇帝正式接見了荷蘭使團。使臣進入皇宮後，遵照“中國禮儀”向順治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禮。這些行動當然讓順治非常滿意，三年後（順治十三年），皇帝下達詔書，特許荷蘭國每八年來中國朝貢一次——“八年一貢”，不過每次的來人不能過百，而且隻允許二十個人到京城。

從順治年間的這次荷蘭通商事件可以讀出，帝國對國際通商一直持著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態，視天下各國為自己的藩屬，不僅不承認平等的貿易，而且連“朝貢”也隻能八年一次。對於這樣的態度，西方各國在很長時間裏委曲求全，無可奈何，而到了二百年後，隨著局勢陡轉，西方國家終而槍炮相向，淩厲報複。

清廷之所以對國際貿易如此苛刻謹慎，除了“大國情結”之外，還與開國初期的海禁政策有關。為了防禦鄭成功集團對大陸的攻擊，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年先後三次頒布“遷界禁海令”，強迫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皆內遷數十裏，凡界外的村莊、田宅、船隻，一律燒毀，規定“片板不許下水，粒米不許越疆”，使界外變成無人區。三次內遷造成東南沿海的工商經濟重大破壞，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

海禁政策執行了二十多年，直到清政府統一台灣、平定“三藩”之後，才稍有寬鬆。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正式宣布開海貿易，設粵、閩、浙、江四大海關。這標誌著自唐代以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市舶製度的終結和海關製度的創始。

與“朝貢貿易”的市舶製度不同，海關製度建立之後，政府將對外貿易的管理與經營活動完全分離開來，從而催生出一種迥異以往的外貿模式和一個全新的商人階層。

根據曆代的市舶製度，各國商人以朝貢的方式與中國展開貿易，貢使將貢物獻給中國皇帝，其商人將貨物交與市舶司，在特定的館地臨時招商叫賣，並無專設的買賣機構。海關設立之後，外商被允許在中國境內的四大海關自建商館，自主買賣。

在廣東，粵海關在廣州城門以西的珠江邊專門辟出一塊土地，作為外商的囤貨、居住之地，各國紛紛在此建造房屋，外商稱之為“商館”，中方則稱之為“夷館”。它們朝南而建，麵江排列。據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記載，不少夷館都有一個中國式的名稱，比如荷蘭館叫集義行，丹麥館叫得興行，英國館叫寶和行，美國館叫廣元行，丹麥館叫得興行，瑞典館叫瑞行。這些商館均由各國商人自行建築，帶有濃鬱的異國風情，它們也因此成為中國國土上第一批西洋建築群。

一位叫斯當東的英國人曾描述了夷館區的景象：作為一個海港和邊境重鎮的廣州，顯然有很多華洋雜處的特色。歐洲各國在城外江邊建立了一排他們的洋行。華麗的西式建築上麵懸掛著各國國旗，同對麵中國建築相映，增添了許多特殊風趣。貨船到港的時候，這一帶外國人熙熙攘攘，各穿著不同服裝，操著不同語言，表麵上使人看不出這塊地方究竟是屬於哪個國家的。

清政府對夷館商人進行了嚴格的行動管製，他們未經批準不能進入廣州城，也不得擅自離開夷館四處活動。在不同時期，政府還頒布過諸多限製性的法令，譬如，禁止外商在廣東過冬、外商不得乘轎、不得乘船遊河、婦女不得帶進夷館、禁止中國商人向外商借貸資本、禁止外商雇傭漢人婢仆，等等。外商曾提出申請，希望能夠到廣州的一些景點參觀，政府特許在每月的初三、十八兩天到海幢寺、陳家花園（後來增加了花地）遊玩，每次隻限十人，而且要隨帶中方委派的通事，日落之前必須報明回館，不準在外過夜。這些限令一直到1816年前後仍在嚴格執行中。

當外商被嚴格管製並“圈養”起來之後，政府便以發放牌照的方式，允許獲得資質的中國商人與之展開交易。就在粵海關開設的第二年，1686年4月，廣東發布《分別住行貨稅》文告，規定國內貿易作為“住”稅，赴稅課司納稅；對外貿易作為“行”稅，赴海關納稅。同時設立“金絲行”和“洋貨行”，分別辦理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業務。這便是行商的起源。那些被特許從事洋貨貿易的商人史稱“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這個稱謂的由來，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第一批獲得特許資質的商人共有十三家，因此得名，也有人認為是廣東經營商業的三十六行中有十三個與外貿有關，還有人則認為，這是明代沿用下來的俗稱，據《粵海關誌》載，開設海關的時候，每年遠航而來的外國船隻僅僅二十來艘，到了之後，中方以肉酒款待，然後派牙人居中交易，沿用明代的習俗，稱之為“十三行”。

無論如何，十三行商人的出現是外貿製度變革的產物。

1720年11月，康熙五十九年，廣州十三行商人聚會，在祖壇前殺雞以血盟誓，成立公行，並共同締結十三條行規，對行商行為進行多重規範，這些行規包括：

定價同盟：行商與外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行業公積：在買賣古瓷時，賣者無論贏虧，都要把賣價的百分之三十上繳給公行；

分享利益：無論哪一家行商與外商交易，隻能承銷全部貨物的一半，其餘則須平均分配給公行內的其他行商銷售；

入行會費：公行內的行商，根據規模大小，分為頭等行、二等行和三等行，新入行者要交納一千兩白銀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為三等行。

這些行規有“對外一致行動”、“對內壟斷利益”的雙重特色，在一開始，它遭到了外商的激烈對抗。就在公行成立的第二年，英商“麥士裏菲爾德號”抵達廣州港，船長拒絕接受公行行規，兩廣總督居中調解，十三行商人不得不作出妥協，讓其他商人也參與了茶葉生意。1725年，英商在一封信中還說，“我們希望他們不再試圖恢複（公行），加入他們已經恢複或一定這樣做，而你們又適在該地，你們必須盡力用最有效的辦法進行反對。”

盡管如此，十三行商人似乎在對抗中漸漸占到了上風。在公行成立的八年之後，1728年（雍正六年），政府依照揚州鹽商的“首總”模式，製訂了商總製度。所謂“商總”者，由十三行商人共同舉薦，經粵海關監督批準，負責統領各行商對外貿易，評定貨價，解決糾紛。

公行、商總製度的形成，讓十三行商人日漸成為了一個組織嚴密、行為劃一的壟斷型商幫。

在清代外貿史上，發生重大轉折件的年份是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取締閩、浙、江三大海關，宣布廣州“一口通商”。

事情的原由要從1689年說起。

這一年是清政府取消海禁後的第四個年頭，在廣州港，第一次出現了一艘懸掛著英國國旗的商船。按照規定，它應繳納2484兩白銀的管理費，但是經過與粵海關官員的討價還價，費用降至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其餘是付給海關監督的“感謝費”。

這艘商船看上去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它的船艙裏裝滿了圖案奇怪的毛紡織品，這在天氣炎熱的廣州，似乎並不受到歡迎。不過，它的到來卻是一個曆史性的事件，因為它屬於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