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1)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管仲

公元前686年，一位叫管仲（？—公元前645）的失意商人拉弓滿弦，向公子小白射出凶猛的一箭，鏃羽響處，隻見小白應聲落馬。

這一年，地處山東半島的齊國發生內亂，齊襄公被弑，朝政一時空虛。他的兩個兄弟――公子糾和公子小白此時都被流放在外地，誰先趕回到都城臨淄，誰就最有可能登基。糾和小白的身邊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謀士，一個叫管仲，一個叫鮑叔牙。

小白接受鮑叔牙的計策，向莒國借了兵車，日夜兼程回國。輔佐糾的管仲見此情景，就自告奮勇率三十乘兵車到半途中去截擊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將小白射下馬。然而，這一箭隻射中了戰袍上的帶鉤，死裏逃生的小白及時歸國掌權，是為齊桓公。

當了國君的小白行功論賞，想拜鮑叔牙為相，同時當然還要殺了管仲。誰知鮑叔牙卻對他說，“我的才能隻能讓齊國平安，如果您要稱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為相。”

鮑叔牙與管仲其實是一對常年合夥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名夷吾，字仲，出生於穎上（今安徽穎上縣）一個沒落貴族家庭。他在哪一年出生頗多爭論，分別有公元前716年、前723年、前725年及前730年之說，不過無論如何，他在當時算是長壽之人。他少年時替人牧過馬，後來結識了年長於他、家境頗好的鮑叔牙，兩人合夥做皮毛生意，有地方史誌載，他們遊走於燕、趙、齊三國之間，曾在現今河北省的蠡縣一帶規劃過三十個大小不等的皮毛集市(時稱墟)，一直到今天，那裏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場之一。

管仲早年的名聲似乎不太好，是一個愛占小便宜和貪生怕死的家夥。他與鮑叔牙合夥做生意，本錢大多是鮑出的，可是賺了錢以後，管仲卻要分大頭，鮑的仆人們很不忿，鮑叔牙卻說：“這沒什麽，管仲家裏窮又要奉養母親，多拿一點沒有關係。”他們的生意後來破產了，西漢劉向在《說苑》一書中說管仲“三辱於市”，也就是說他多次經商失敗，不是一個特別成功的商人。管仲還十分熱衷於功名，曾到處去求官，可都幹不了幾天就被辭退了。他和鮑叔牙一起去當兵，每次打仗總是逃跑在前，大家就罵管仲是一個膽小鬼，鮑叔牙又站出來替他說話：“你們誤會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著他的命去照顧老母親呀！”到了後來，他們就分別投靠了公子糾和公子小白。

鮑叔牙向齊桓公舉薦這樣一個人，實在是奇怪的事情，不過更奇怪的是，齊桓公居然言聽計從，真的把管仲拜為國相。

在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具有完備的經濟思想的人正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成就了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業。

管仲當國的公元前七世紀，正是“禮崩樂壞”的年代。

華夏文明是地球上曆史最為悠久的文明之一。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在黃河上遊產生了第一個國家政權――夏王朝，約六百年後，商湯滅夏，在黃河下遊建立了商王朝，又過了約六百年，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

周王朝實行的是封建製，即“封土建國”，周天子將土地及居民分封給親戚及功臣，各諸侯有權管理封地內的一切資源，並擁有軍隊。諸侯對天子定期進行朝貢。周朝建立之初，分封了一千多個諸侯國。

民國學者錢穆在《國史大綱》一書中稱，“中國為世界上曆史最完備之國家”。以史書記載論，從公元前841年開始，中國就明確有年可以考據。當時的天子是周王朝的第十代周厲王，他任用佞臣，導致國人暴亂，厲王被迫出逃，朝政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號為共和。公元前771年，“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被犬戎殺死，西周終結，周平王遷都洛邑（現在的河南洛陽附近），是為東周。

從遷都的公元前770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稱春秋時代。在這二百九十多年間，周天子的權威日漸喪失，社會風雷激蕩，戰火連天。僅據《春秋》記載的軍事行動就有四百八十餘次。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春秋時期，被殺的國君有三十六位，被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很多諸侯四處奔走而不能保全自己的國家。在這期間，一些諸侯國脫穎而出，先後稱霸，最著名者有“五霸”，齊桓公正是五霸之首。

齊國在眾諸侯國中並不是最顯赫的一個，它的祖先不是周王後裔，而是輔佐武王滅商的薑尚，齊國的疆界“東至海（黃海），西至河（黃河），南至穆陵（今山東省臨朐縣），北至無棣（今山東省無棣縣）”，所以司馬遷稱之為“區區之齊在海濱”。

管仲興齊，靠的並不是兵戈征伐，司馬遷如此評論他的當國之道：“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這些特征無疑很有點“企業家的精神”。

這位在商場上滾過“爛泥”、在戰場上當過逃兵的政治家不喜歡開天辟地式的創新，而是往往以“循古製”的名義來進行改革，他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續，是一個天生的保守主義者。他在經濟上的創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記載的是三項：四民分業、貿易興國和鹽鐵專營。

管仲主張把國民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是為“四民分業”。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曆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兩漢以來都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與現在稍有不同的是，管仲當時所謂的士，主要指軍士。

職業化的分工及其成熟，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在殷周時期，就已有專業的工匠出現，文獻記載為“百工”，這些人都是被政府直接管理的奴隸，沒有獨立的人身自由，所謂“工商食官”，他們的職業世代相傳，不允許改變。《左傳》記載：“在禮……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職業的世代相傳，自然有利於工藝的傳承和進步――在沒有公司製度的年代裏，家庭無疑是最具有組織形態的經濟基礎單位。很多工匠最終以職業為姓，流傳至今，如陶氏是製陶的工匠、施氏是旗工、繁氏是馬纓工、樊氏是籬笆工、終葵氏是錐工等等。

進入周朝後，職業化分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斷定，“商亡國後，周分商遺民六族給魯，分七族給衛，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另據我國第一部有關製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記》記載，西周的官營手工業達30種之多，僅專業的木匠（“攻木之工”）就分為七種，分別是輪、輿、弓、廬、匠、車、梓。細致的職業化分工及其世代相傳的製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灣學者趙岡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養成專業氣氛，人人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造成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從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導不須嚴厲督促也能教好。

專業分工、父子相襲的製度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術領先於其他國家，《考工記》對齊國手工業作坊有很多記錄，以絲綢為例，我國最早出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當時，臨淄生產的“冰紈、綺繡、純麗”等高檔絲織品，不僅國內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到周邊各國，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按《國語·齊語》中的記載，齊國有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千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千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管仲認為，這些人構成了“國之石民”，他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

“四民分業”表麵上看是對殷周古製的繼承，其實卻有很大的差別，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與“士農”並列，同視為“國之石民”。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

遠古的中國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是樂於和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的，這從近世出土的、精美絕倫的商代青銅器可見一斑。武王滅商之後，把商朝的舊貴族遷聚於洛邑（今河南省洛陽），該地很快成為全國商業最發達的地方，“富冠海內”（語出《鹽鐵論·通有》）。司馬遷在評論洛陽人時說，“周人的習俗是，致力賺錢的產業，投身於工商業，以追逐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為目標。”

不過，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蕪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變得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從有限的文字記載中常常可見類似記載，《易·恒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曰，“士人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製》曰，工商“出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的，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在《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到了春秋時期以後，好商之風再起――這也被一些道學家看成是“禮崩樂壞”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現了大量、專業的自由商人，他們往來於各國之間，近購遠販，獲取利潤，年輕時的管仲和鮑叔牙無疑正屬於此類。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認為，西周時期的工商業，都是為貴族階層服務的，民間商品都是農民以剩餘生產物進行交換，如《詩經》中所吟詠的“抱布貿絲”、“如賈三倍”，從事交換的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人，到了春秋年代，專業的自由商人開始大量湧現，其工商業發展的特點表現在許多“金車其車，交錯其服”的富商大賈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意味著商業資本的出現，一個新興的階級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