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五章 帝國的邏輯 (2)

就在推出鹽鐵專營政策的一年後，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主力再次決戰，與此同時，山東（太行山以東）發生重大水災，七十餘萬饑民無以為生，到處流亡。在軍費大增和緊急救災在雙重壓力下，桑弘羊和張湯向武帝提議，向全國有產者征收資產稅，是為“算緡”。根據頒布的“算緡令”，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都要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字，規定凡二緡（一緡為一千錢）抽取一算（兩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財產稅。而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四緡抽取一算。

“算緡令”頒布後，有產者大多不願主動申報，出現了“富豪皆爭匿財”的景象。武帝為此還樹立了一個“愛國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

卜式是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洛陽商人。最初他隻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早在漢與匈奴開戰之後，卜式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輸作邊用。武帝頗為驚異，派遣使者問卜式：“你是想當官嗎？”卜式回答道：“我從小就是一個放羊的，不懂當官，不願意。”使者又問：“那麽你是有什麽冤情，需要朝廷來替你洗清嗎？”卜式答：“我平生與人沒有什麽爭執，鄉裏關係和諧，沒有冤情。”使者再問：“那麽既然這樣，你到底想要得到什麽？”卜式說，“天子討伐匈奴，國民自當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隻有這樣，匈奴才可被滅。”

後來，卜式幾次要求把自己的財產捐給國家。到了“算緡令”公布的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萬錢，以濟國家之急。武帝聽到後，當即對他特別嘉許，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同時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後來還讓他當上了僅次於丞相之位的禦史大夫。

盡管有卜式這樣的例子，然而榜樣的力量卻很有限，商賈們仍然捂緊錢袋，無動於衷。於是，武帝隻好使出了最強硬的招數，公元前117年，頒布“告緡令”，其內容就是鼓勵舉報，按規定，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

這個“告緡令”等同發動了一場“挑動群眾告發群眾”的“人民戰爭”，此令一出，幾乎所有的中產以上的家庭全數被舉報，社會秩序頓時大亂。朝廷內部對這一法令頗多非議，武帝不惜用殺戮的辦法來對付所有的反對者，時任長安行政長官（右內史）義縱不願嚴格執行“告緡令”，借口舉報的人都是亂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將他處以死刑。時任大農令顏異也對這一政策持不同意見，最後以“腹誹”的罪名被處死。武帝委派張湯、楊可、杜式等酷吏嚴格落實“告緡令”，而桑弘羊則是總執行人。

這場舉報運動持續推行三年之後，“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都被告發抄產――“使商賈中產以上大率破滅”，政府沒收了難以數計的民間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連皇宮的上林苑裏也堆滿了沒收來的財物，不得不專設水衡官來管理其事。在民間集體破產的同時，國庫為之大飽。

古今中外的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製的國家主義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負者，而他們以及他們所在的階級則是這一自負的最大得益群體。具有迷惑性的是，他們在口頭上都以“均貧富”――救濟貧困，抑製豪強――為號召，這能夠喚起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權統治，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國家的利益永遠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執行這一政策的官僚，因為要與民爭利，所以又必定多為嚴厲的酷吏，先是以鐵腕手段對付商人及中產階層，然後又私下作法敲詐，結成權貴資本集團。在這種政策邏輯之下，有產者的下場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諷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大多用於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卻少而又少。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漢武帝的這場“告緡運動”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社會財富被強迫“清零”，中產階層集體破產，工商動力喪失；第二，更嚴重的是，政府在這場運動中跡近“無賴”，對民間毫無契約精神，造成社會財富觀念的空前激蕩，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從此銳減，據《史記·平準書》記載，“自此以後，民眾喜歡偷竊，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好吃的馬上吃掉，不再願意儲蓄投資。”其曆史性後果耐人尋味。

在中國曆史上，漢武帝是第一個真正建立了完備的中央集權製度的大獨裁者。在全球範圍內，幾乎與漢武帝同時的另外一個獨裁人物，是羅馬共和國的凱撒（公元前102年－公元前44年）。這似乎又是一個巧合，就在中國構築了中央集權體製的時候，羅馬也從共和政體向帝國政體轉型，世界進入到了“獨裁者時代”。

從時間的角度看，無論是鑄錢權的上收、鹽鐵專營還是算緡、告緡，都發生在漢帝國與匈奴的長期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的關鍵時刻。上述政策的實施讓近乎空乏的國庫重新充足起來，《漢書·食貨誌下》記載，“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這一財政上的改善為漢匈戰爭的最終勝利以及其後對朝鮮、南粵等地區的征服提供了強大的經濟保障。

還要補充的一個對後世影響很大的產業政策，是對釀酒業的國營壟斷。

中國的釀酒業源遠流長，商朝的末代國君紂王好酒，曾“以酒為池“，聚三千人一起牛飲。到了西漢，釀酒技術大為提高，當時已普遍使用製曲釀造的“複式發酵法”，酒類品種也非常繁多，有以糧食為原料的稻酒、黍酒等，也有以水果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2003年，在西安發掘的一座西漢古墓中，還發現了一件儲存了52斤美酒的青銅鍾，據報道，“青銅鍾高達78厘米，通體鎦金，頂蓋密封，矗立著一個漂亮的朱雀。解開頂蓋後，裏麵是透明的青綠色**，一股強烈的酒香撲鼻而來。”文景初期，因為糧食緊張，朝廷曾頒令限製釀酒，不過酒業卻日漸發達，其利潤更是非常豐厚，《貨殖列傳》中記載，如果一年釀酒一千甕，其投資所得，相當於戰國“千乘之家”或漢代“千戶侯“的收入。

公元前98年前後，漢匈兵事再起，名將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武帝震怒，再發二十萬人出擊。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桑弘羊奏請武帝，實行“酒榷“，即酒類專賣政策。其辦法與食鹽專賣類似，由官府供給私營釀酒作坊糧食、酒曲等原料，規定釀造品種和規格，生產出來後，由官府統一收購和銷售，就是所謂的“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複得酤也”。據史家吳慧的計算，酒榷的專營收入非常之高，每生產一千甕的酒，至少可得到25萬2千錢的收益，通過統購統銷，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桑弘羊將這部分收入“贍邊，給戰士”，大大緩解了財政壓力。

從此以後，酒榷與鹽鐵並列稱為“三業”，成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的主要產業，曆代衍續，從未中斷。

桑弘羊主持全國財經事務前後達二十三年之久，可謂是漢武盛世的最大功臣。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最強勢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臣下猜忌無度，榮辱隨性，在桑弘羊之前，十年之內先後換了六任大農令，其中兩人被誅殺，隻有桑弘羊署理此職後，再無更替，由此可見武帝對他倚重和滿意，時人評論說，武帝對他言聽計從，好比當年越王勾踐對文種和範蠡那樣。

不過，在朝廷內外，桑弘羊的政策還是遇到了眾多的反對者，其中尤為激烈的，包括當世最著名的兩個知識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記》作者司馬遷，另外就是“愛國商人”的典範――禦史大夫卜式。

董仲舒是漢代儒家的奠基級人物，他明確地反對國營化政策，認為應該使“鹽鐵皆歸於民”，他還提出享受政府俸祿的官員和貴族應該退出商界，不應該與民爭利。那麽國家如何才能富強？他給出了三個辦法，分別是：薄賦輕徭、重視農業和以仁義治天下。這三點似乎並無創見，是重複了孟子、賈誼等人的老調，在急於建功立業的漢武帝聽來，都是不值得一駁的書生之見。司馬遷的經濟觀點與董仲舒有類似之處，相對的，他對商人階層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認可――他稱那些大商人是“當世千裏之中賢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認定《平準書》和《貨殖列傳》實際上是司馬遷為了反對官營工商業政策而寫的兩篇專門論文。

卜式是漢武帝非常寵信的大臣，不過他似乎從一開始就對國營化政策不以為然，早在鹽鐵專營政策推出的第三年，他就與孔僅一起上書力陳專營之弊，結果讓孔僅丟了官。卜式一再的提出反對意見，讓武帝很不高興，有一次，就以卜式不會寫文章為借口，免去了他的禦史大夫的職務。可是這位養羊出身的前商人似乎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讓大臣們想想有什麽辦法，卜式獻上的計策竟然是：“隻要把桑弘羊放到鐵鍋裏煮熟了，老天就會降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書沒有記載武帝看到這份奏章時是怎樣的表情。

武帝當然沒有把桑弘羊煮熟了，不過到了他的晚年，確乎已經出現了重大的政策後遺症。對財富的嗜血般的追求，是隨著大一統中央集權製度一起來到這個世上的，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支配下，民生貧乏，怨聲載道，“天下困弊，盜賊群起”，幾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轍。公元前89年，68歲的漢武帝不得不頒布《輪台罪己詔》，內稱“本皇帝自即位以來，所做出的行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現在追悔不及，從今往後，凡是有傷害百姓、讓天下人勞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當務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減少賦稅徭役，恢複重視農耕和畜牧的政策，減少軍備開支。”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份記錄在案的皇帝檢討書。以武帝的雄才偉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曆史的一個諷刺和警醒。

此後，中央政策趨於寬鬆，民間稍得喘息，終於避免了更大的動蕩，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尖銳地評論說，“武帝晚期其實已出現了秦朝滅亡時的跡象，不過卻僥幸地避免了滅亡的後果。”強勢的國營化運動在短期內能夠發揮“舉國效應”，迅速地提高國家的生產能力和財政能力，對外可以與最強大的敵人進行交戰，在內可以建成規模空前的大型工廠，甚至可以製造出原子彈，但是長期發展而言，則必然削弱了民間經濟的積極性，導致社會機能的退化，進而在長期造成了國力的衰落。所以，國家主義和計劃經濟基本上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後世所有信奉和實踐這一模式的治國者莫不陷入這一可怕的邏輯。

就在頒布《罪己詔》的兩年後，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漢武帝鬱鬱而終。臨終前，他將桑弘羊提拔為禦史大夫，並與霍光、上官桀等並列為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然而，隨著武帝的去世，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終點。

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舉辦了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會。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屬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個叫桓寬的人如實地記錄這次辯論的內容，寫成一部流傳至今的奇書——《鹽鐵論》。

鹽鐵會議的舉行有政治上的背景，當時，大將軍霍光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從朝廷到民間對國營化政策的反對情緒，專設此局。根據記載，鹽鐵會議陸續開了半年之久，站在桑弘羊對立麵的是六十多位伶牙俐齒的儒生，他們都是從各郡國被選拔出來的“賢良”和“文學”。從《鹽鐵論》看，雙方言辭激烈，甚至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桑弘羊譏諷這些儒生“偷穿了周公的外衣，思想全然被舊的學術所限製”，儒生們當即反唇相譏說，“我們偷穿了周公的外衣，而你卻偷走了周公的官位，我們的思想被舊學術限製，你的思想卻被錢財給迷惑住了。”在這場大辯論中，桑弘羊明顯處於被攻擊的守勢，桓寬真實地記錄了他當時的種種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應”、“繆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俯仰未應對”、“憮然內慚，四據而不言”等，顯然是一付被告的模樣，他前後發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為專營政策做頑強的辯護，這也成為後世研究桑氏經濟思想的最生動和寶貴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