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2)

細想司馬遷的這份“西漢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記錄的當代富豪不過區區二十一個，以當時信息傳播的落後，能夠進入到宮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聞名之人。

從這二十多位富豪所從事的產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在有漢一代，能源業、流通業和金融業就已成最具營利性的重要產業，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階層已經出現專業化經營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從事的是薄利多銷的手工製造業。譬如販賣胭脂水粉、販售“水漿”以及鏹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沒有相當的規模化生產以及廣泛的銷售能力，是不可能積累出巨額財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夠因此成為一代富豪，並被寫進《貨殖列傳》，這自然是十分讓人好奇的。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些人的產業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麽大的，這些都已經成了無法解開的曆史之謎。

對一個“家天下”的帝國而言，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之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就在“文景之治”期間，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劉邦興漢之後，實行的是分封製，眾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國。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之後，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吳王劉濞，他不但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還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甲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越來越大。鑄鐵、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製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兵士，另外，從事流通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就出現了。《平準書》中甚至有富商大賈橫行天下、各地諸侯“低首仰給”的記載。鑒於此景，司馬遷給這些商人起了一個稱號——“素封”，他寫道：“當今那些沒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卻可以在享樂上與權貴相同，這就是素封”

更可怕的是，權貴與商人似乎正在結成交易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貨殖列傳》中的刀閑、南陽孔氏等人都“連車騎，交守相”，與地方諸侯互動頻繁。漢朝雖然有禁止官吏經商的法令，可是執行得並不嚴厲，因此在眾多的史書中都有官員與商人勾結、牟取利益的記載。

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豪強傍比而起，讓長安城裏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權體製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當中央把權力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和政治權威和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作出適當的製度安排，成了統治中國的首要課題，曆代政權往往躑躅於此，興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時期，有兩位雄辯的政論家先後對當時的“分權過度”提出了擔憂和對策，他們是賈誼和晁錯。

賈誼（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是漢初第一個提出重新回歸中央集權模式和重農政策的人，他才華橫溢，文筆華麗，議論深遠，所寫的《過秦論》和《治安策》膾炙人口，在當時就被視為思想重鎮，《漢書》作者劉歆評價說，“在漢之儒，唯賈生而已”。針對中央集權旁落的景象，賈誼在《治安策》中給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對於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他也發出了自己的擔憂，他寫道，當今皇帝穿的衣服不過是普通的黑色絲織品，而富民的牆上竟掛上了文繡；皇後裝飾衣領的東西，富人的婢妾們卻用來縫鞋邊。商人富民這樣窮極奢侈，後果是嚴重的：一百人作衣服還不夠他們一人穿，想全國人不受寒挨凍，怎麽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國人不挨饑受餓，是不可能的，饑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們不造反．是辦不到的……這些富人大商習俗奢侈，太不尊重國家製度，太冒犯皇帝的尊嚴，但獻計的人還說“毋為”，不要改革，這真是可以長歎息的事。

那麽，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都打壓下去之後，國家將如何治理呢？賈誼的對策是，在政治上，實施儒家所倡導的“仁義之道”，他在著名的《過秦論》中評論說，秦始皇“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在經濟上，則是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去。他在《論積貯疏》中寫道，“農業興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糧食多了，有什麽做不成的？隻要讓老百姓全都去務農，都以此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從事商業的人都轉而去種地，家畜多而糧食足。這樣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還猶豫著不肯實施，多可惜。”

賈誼在三十三歲時就去世了，與他同齡的晁錯（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繼續倡導這一路線。

與書生論政的賈誼不同，晁錯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為禦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對政策影響重大。他對當時的商人崛起景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擊，他說，“現在法律上雖然輕賤商人，可以他們其實已經富貴起來了，口頭上尊崇農業，其實農民已經變得貧賤……商人們因為富厚，就結交王侯，勢力比官府還要大，靠著利益的關係權傾一時。”

對於地方諸侯的坐大，晁錯比賈誼更為激進，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張，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錯上呈《削藩策》，主張對犯罪有過錯的諸侯王，削去他們的支郡，隻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其論述矛頭首先指向勢力最大的吳王劉濞。景帝采納晁錯的獻策，先後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

第二年正月，吳王會同膠西王、趙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群起叛亂。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被迫腰斬晁錯於西安東市。可是，吳王等人不善罷休，繼續挺兵，終成“七國之亂”。

在名將周亞夫的指揮下，朝廷鎮壓叛亂，前後隻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又戲劇性地發生了一個與商人有關的插曲。

中央軍出征之時，居住在長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為了表明自己忠於中央政權，也紛紛請求帶領親兵隨軍出征。可是，他們的領地多數都在關東，而長安卻在關中（函穀關以西）地區，一時難以置備齊足夠的車馬、武器乃至盔甲等軍用物資，急需籌措金錢去購買，為此，他們隻好向長安城中的高利貸商人——時稱“子錢家”――借貸。不想，那些人都推說自己手中沒有現錢。因為當時七王氣焰方張，戰局如何發展，一時尚難判斷。隻有一位叫無鹽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貸給那些“列侯封君”，其利息高達十倍。不料仗隻打了三個月就結束了，無鹽氏因此獲利最大，成為關中巨富。

無鹽氏發戰爭財的故事十分傳奇，在世界商業史上，竟可以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相參照，後者在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中，因準確預測了拿破侖的失敗而獲得大利。從無鹽氏的故事中，也呈現出當時真實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財勢已經超過很多權貴，成為一股可以與政府博弈的社會力量；其二，眾多長安高利貸者在國家危難之際不肯出貸，無疑讓治國者感到商人階層的不忠和威脅，連司馬遷也指責他們“不佐國家之急”。

“七國之亂”平定的十三年後，公元前140年，漢景帝駕崩，16歲的劉徹（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登基，是為漢武帝。他當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國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權的軌道之上，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武帝登基之後，血氣方剛，在內政和外交上均采取了極其強硬的政策。

對內，他采納了賈誼曾經提出的主張，頒布《推恩令》，強行要求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同時，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監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唯一的正統思想，延續了七百年的百花齊放的景象到此嘎然而止。

中央集權必“統一”國民思想，不過手段各有巧妙，史學家顧頡剛曾比較秦始皇與漢武帝的不同辦法：“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製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隻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秦始皇失敗了，漢武帝成功了。”

對外，武帝則攻伐四野。他不再采取與匈奴的和親政策，派霍去病和衛青與之常年作戰，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大大擴張了西域版圖。在東北方，他派兵滅衛氏朝鮮（今朝鮮北部），置樂浪等四郡，在南方，則使夜郎、南越政權歸附漢朝，在西南先後設立了七個郡，漢帝國版圖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動兵戈的同時，他還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和修築道路。

就這樣，在二十餘年的時間裏，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硬是把文景兩帝留下來的充沛國庫消耗一空，史載“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公元前121年——也就是武帝登基的第二十年，衛青、霍去病帶兵深入大漠，大敗匈奴主力，取得對匈戰爭的最大勝利，渾邪王率四萬之眾歸附大漢，舉國上下為之大振。不過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中央財政卻出現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況。針對這一狀況，為了補充中央收入，漢武帝開始推出一係列、強硬的國營化經濟政策，而具體操盤執行的，是一個叫桑弘羊（公元前153年－公元前80年）的商人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