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願望

二○一一年我過生日，發短信給送禮的朋友們：“我比玉婆整整小了二十六歲，卻比蘇珊大嬸又大了六歲。說老不老，說小不小。不過別嘲笑我，據統計福島五十壯士平均年齡五十三歲，請向我們偉大的五十三歲人類致敬，福島壯士文茜筆。”

過了生日這天，我正式邁向人生五十四歲的第一個開天之日。日子回到稀鬆平常，這是住在台灣小島的好處。曆史從來不曾於日常生活中活躍演出，你可以假設每一天都一樣。這裏的人普遍犯著失憶症，僅有在“二二八”或“辛亥百年”，曆史會短暫地假性演出一番。過了節慶，哪怕是悲傷的往事，多數人就像翻報、丟報一般，很快地把曆史扔了。曆史隻是一部紀錄片，它好似發生，又好似沒有真正發生，於是時間又回到往常，白天、黑夜、四季？？這是身為現代台灣人真正的特色，我們的一切皆太平凡，不窮、不富、不具備特殊國際經濟能力。我們說的話沒人聽，別人說的話我們自然也可以不要聽；隻剩那些留存雄心壯誌、心不死的人，深覺悲痛。

我十七歲至四十五歲前，不理解這一套島嶼的精神邏輯。十七歲時，我誤以為人生非得爭個是非，爭個千秋。閱讀亞曆山大大帝傳記時，我急死了。他在我的年歲時已快繼承大位，隻手便可殺了一頭獅子；二十四歲開始東征土耳其、波斯、埃及……一路從希臘長征至印度。死的時候才三十三歲；青史留名千年，並征服世界大半土地。而我十七歲了，仍活在娘娘腔的家庭爭吵之中；我的母親是位職業婦女，總在星期天清晨猛拍我臥房的玻璃窗戶，逼我早起晾曬全家的衣服。

十七歲那年，民謠女歌手珍妮絲·伊安（JanisIan）正巧譜唱了一首名叫《十七歲》（AtSeventeen）的歌，對我人生深具啟發：

十七歲那年，我了解了真相

愛情是美麗女人的專利

那些與我無緣的情人節

十七歲那年，我得知真相

那已是好久很遠的往事

世界還年輕

做夢是我唯一擁有的消遣

對於像我這樣的醜小鴨來說

在獨自的牌局裏自欺欺人那年我十七歲

喜愛這首歌，不完全是投射所有歌詞的內容。令我傷心的是這首歌詞的創作者，寫完曲子之後十七歲那年自殺了。迷上《十七歲》，使我自十七歲那一年，開始思索人生的意義。我們每一個人從生下來，就欠上天一個約會，那就是死亡的約會；差別隻是有人赴約得早，有人赴約得晚。

十七歲那一年，是我人生最悲傷的一年。自小撫養我長大、與我相依為命的外婆過世，我帶著“孤兒”的心情，“回”到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媽媽的家”。幸運的是，十七歲那一年我同時迷上張愛玲的小說，張愛玲撰寫她虛榮洋派的母親，如何把她第一筆掙來的八百元港幣獎學金，一夜全賭輸於牌桌上。當年她從被父親幽禁的家裏好不容易逃出來，投奔留洋派的摩登母親，說來已夠可憐；母親卻劈頭丟出第一句迎接她的話，“我養不起你，錢都在你父親手中。”渴望母愛的張愛玲麵對她自小崇拜的媽媽，隻能不斷地向媽媽保證，“有一天，我會把錢還給你。”

在張愛玲的小說裏，我十七歲人生第一次長大，學習如何擱下悲傷，忘卻痛苦，並感念愛你的人。我美麗的母親，雖然嚴厲並實在偏心，但比起張愛玲那個鬼留洋號稱摩登的新女性娘，實在偉大太多。

而我在張愛玲的人生世界，一方麵看到她二十四歲得意地“成名趁早”，接著又在字裏行間書寫愛與死、真與假、財富與親情、地位與虛矯。她的家世太好，但錢從父親那一輩，早已逐步匱乏了。她對自己先祖的虛榮與不屑，並存於文章之中，“他們隻是靜靜地躺在我血液裏，等我死的時代，再死一次。”先祖是詛咒，時間是壓力，曆史是無情的火車，轟隆轟隆開過去，人生即被碾碎。

我的十七歲不隻沒有張愛玲的悲涼，相反，時間轟隆轟隆把我帶進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時代。我雖沒趕上西方一九六八狂飆的年代，卻趕上蔣介石死去的年代。雖然二十二歲起參加黨外運動，吃了不少苦頭，包括被鎮暴部隊打得滿身是傷；為林宅血案發傳單，一名老兵將我從台北火車站陸橋推下了樓，差點斷了脖子；辦雜誌常被查禁沒收、生活有時甚至拮據至五千元房租都交不出來……但隨著我逐年逐月成長，蔣經國帶著台灣經濟起飛，一九六八年民進黨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

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匱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這是我們那一代的幸福。我們常常一夥吆喝三十個人，就舉行街頭示威。有一回為了抗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遠東百貨公司請南非白人選美小姐站台，我們第一天到板橋遠東抗議，挨了警察棍棒痛揍；第二天，我火大決定戲弄“警總”12，把他們當道具。從邱義仁家刻意串通好打電話，撂話隔日“不聚不散，再戰遠東”；聚會地點就在台中許榮淑服務處。果不其然，隔天我們都在家裏睡大覺，竊聽電話的人卻通報台中“警總”，先是在遠東百貨重兵布署數百人，幾小時等不到半個人影，氣得衝入許榮淑服務處。那一年我二十四歲，差一點得意地扮起羅貫中，把自己描述成當代諸葛亮。

一九九五年我出國九年半再回台北，年歲已是三十七。當時關於我的衣裝、愛情、誹聞報道特別多，持續了五年之久。我氣歸氣，但正如十七歲時我已得知的真相；有一天，當我老去，我會懷念這一切。果不其然，現在我已五十三，誰來討論我這半百女人的腿、“事業線”與胸部大小？沒叫我“蘇珊大嬸”已是客氣了！

故事並不就此打住；四十歲那一年，我麵臨了人生另一道考驗。一九九八年幾位我熟識的企業家，分別向我投訴如何利用市府權力，以消防檢查為名，接著變相勒索進行獻金勸募。我第一回不敢置信，第二回擺明告訴他們，民進黨中央對於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無能為力。直至一位新黨市議員，白紙黑字於議會公布的基金會募款名冊，我的人生被投下了極大震撼；證據就在我的眼前，名單裏包含幾位向我投訴的企業家而且金額完全“精準”一致。當時我已四十歲，人生在權力與理想之間麵臨重大的抉擇。事情終究無法光滑無痕跡地度過，半年後我終於離開自己投入二十年青春的政黨。我離開時看著身後關閉的黨部電梯門，起初是漠然；走到大街上，才漸漸覺得眼淚的需要，至少為自己無悔但也不會再出現的青春哭一哭吧。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人很少的馬路上，哭給自己看。

也是那一刻，我再度告訴自己，至少我是忠於自己的；因為十七歲時，“我已知道真相”。

從十七歲起，我對自己的人生隻有一個終極願望。當一切的約會皆結束，我必須赴宴於生下來就虧欠上天的那一場約會時；合眼片刻，我不覺這一趟人生慚愧。

至今，願望不變。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2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簡稱。——編者注

二○一一年，年底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