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好人當“主席”
二、好人當“主席”
現在，我們要講拉貝跟日軍南京大屠殺相關的事了。
一個德國人，原本與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可以是無關的，而且當時的情況下他完全可以置身於外，然而拉貝沒有。正是他這個“沒有”，成全了他作為一個德國人、一個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人生輝煌：一個納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軍屠刀下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
這自然得從1937年日軍占領南京前後拉貝擔任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這個角色說起。
當這個“主席”，對拉貝來說完全沒有想到，因為在日軍與中國軍隊在上海打大仗時，拉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國人幾乎都在忙著作撤離南京的準備，隻是拉貝是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負責人，他手頭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當時太亂，到底走還是不走，他所在公司還拿不準主意。作為西門子公司，更多的是關心他們的生意及留在中國的財產在日軍占領後還能不能保住，或者說得更遠一點，就是當日本占領南京後，他們西門子是否還可以留下來做中國的生意。這對當時的西門子和像拉貝這樣忠於職守的生意人來說是第一位的。
也許除了猶太人，德國人也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認真最能幹的一個民族群體。拉貝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德國人。
1882年出生在漢堡的拉貝，早年喪父，初中畢業後就當學徒，後來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國公司，在那裏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1908年，他踏上了前往中國之路，從此在中國一幹就是三十年。他和妻子也是在北京認識的，兩個孩子皆在中國出生。來中國之後的第三年，拉貝成了西門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相關國家的壓力下，曾向德國宣戰，即使如此，拉貝還是留在中國。“他很有策略地讓中國官員相信，戰爭期間繼續由他來經營西門子駐北京代表處不僅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並非容易。”拉貝的朋友這樣評價他。
但是一戰開始的兩年後，中國在英國的壓力下，仍然把拉貝等德國人擠出了中國生意場。不過拉貝本事不小，一年後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國，為西門子開辟中國市場立下汗馬功勞。1931年他擔任西門子駐中國首都南京辦事處經理。西門子在南京的業務主要是為這個東方帝國的首都開設電話業務和幾個發電廠等，拉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總部對他的業務開拓充分肯定。但對拉貝來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恐怕他一輩子也僅僅是西門子公司內部的一名優秀的駐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會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國，進攻南京，讓拉貝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的經商才能、統籌能力、領導才幹、為人的優秀品質，在一場大屠殺背景下獲得了徹底的釋放，並且放射無限光芒而從此讓世人矚目與懷念。
我們的筆下也因此有了拉貝這個人。
一直有人將拉貝比作拯救了數以千計猶太人的辛德勒先生，這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來，拉貝或許更加偉大和了不起，因為拉貝是作為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又是以公開的納粹身份在與日軍周旋的情況下，拯救了二十餘萬苦難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貝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做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檢舉和告密。“拉貝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違背德國利益的，因而處境危險。”他的另一位德國友人這樣說。
拉貝的壯舉比辛德勒先生的壯舉要早好幾年，毫無疑問他救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辛德勒救的一千二百餘位猶太人。我認為拉貝更傑出和偉大之處，是在於他用完整的方式記錄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罪行，這是他的另一個曆史貢獻。“在當時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德國同行們一致稱讚他這一點。
南京人說拉貝是個好人自然不用說。而拉貝的朋友們在南京大屠殺出現之前早已這麽說他了。
道德、正義、愛心、仁慈、熱情……我看到拉貝的友人幾乎用共同的詞匯來形容和描寫他的品質。我們中國人認為，一個人的品行，全在於他平時的養成。拉貝能在日軍施暴時挺身而出保護中國人，這與他身上長期養成的正義感有直接關係。他的好友埃爾溫·維克特這樣說：“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誌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蕩的局勢還沒有平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個嗜好。”
從看不慣，到以記日記的形式控訴不公正和任何暴行，讓拉貝從一個精神公正者，成為行動正義者。
拉貝在中國的三十年裏，僅兩次回國，且時間也很短，但即使如此，他對假期裏回國所看到的街頭不平，仍十分敏感和憤怒。在得知要很快離開故鄉、重回中國的消息後，拉貝又如此愛憎分明道：“當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國發揮我原有的作用時，我不禁輕舒了一口氣，我想別人不會為此而責怪我吧。”
多麽誠實、天真與可愛的德國商人！
應該說，在中國做生意的日子裏，德國人以他們先進的技術和嚴謹的作風及誠實的信譽，受到當地人歡迎——政府、軍方和市民對德國頗有好感，這一點德國人自己有深切的體會。
然而，上世紀30年代後的中國，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個國家幹擾與打亂了，這個國家自然是日本。
拉貝這時一家人都在中國的首都南京。1937年夏天，素有火爐之稱的南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拉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時有錢人和外國商人已經把北戴河當作消夏好去處。“七七事變”發生，拉貝他們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予調停解決的”。（《拉貝日記》第4頁）因此他在不久之後便向公司請假，搭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去與妻子一同度假。
“我親愛的烏鴉，你總算來啦！”妻子摟著丈夫，一邊親吻一邊用手指刮著丈夫高高的鼻子說，“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這不，我現在可以安心與你休養一段時間了嗎？”拉貝回敬妻子一個熱烈的吻。
“烏鴉”一詞在德語裏與“拉貝”是同一詞，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貝稱為烏鴉。
美麗的藍色海灣幽靜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時中國北方的京津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進行的中日激戰的氣氛。但顯然人們在議論中還是十分緊張和擔憂。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還能生存嗎？”
拉貝的耳邊每天都是這樣的聲音，這讓他心境很不爽。“我必須要回南京了！”8月28日夜幕下，拉貝告別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車，十五小時後到達天津。
這時的天津，已是日軍占領區，到處都是逃難的中國人。夾在難民中的拉貝，開始感受到了日軍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淒慘景象：“隻要火車一停下來，乞討民眾的淒慘的哀求聲就從各個窗口傳進來。”
平時隻需要四十來小時就能從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這回拉貝整整用了十天半的時間。
9月7日，拉貝回到公司經理辦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國駐中國使館寄來的，也有朋友寄來的，甚至還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防空警報注意事項等。
“拉貝先生，我們要走了。你也該離開這個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彈就會扔到我們頭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著打包，或準備回國，或搬到其他地方。他們告訴自己的頭兒：前天，日本的飛機扔炸彈，其中有一顆就離他們的公司所在地一百多米遠。“幾個中國人炸死了！”同事們用誇張的手勢對拉貝說。
“嗚、嗚、嗚——”就在說話時，防空警報響起。“快快，拉貝先生，快到防空洞裏去！”已經吃過幾次日軍飛機轟炸之苦的同事們，似乎已經很有經驗了，他們一聽到警報聲，拉起拉貝就往公司院內的一個防空洞跑。
在跑進防空洞的那一瞬間，拉貝發現：自己公司院子的地上，撐著一麵約六米多寬、三米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那個納粹符號“?畚”異常醒目。
“管用嗎？”拉貝問同事。
“管用。”同事們有些驕傲地回答道，“美國和英國人都非常羨慕我們，說隻有你們德國現在跟日本關係好，其他國家就難免不被日本飛機扔炸彈了。”
拉貝凝視了一會兒旗中央的那個黑色“?畚”字，會心一笑，因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軍有一天進了南京城，或許這是個極好的擋箭牌。
防空洞很擁擠，三十多個人在裏麵幾乎是鼻子挨著鼻子，而且裏麵積了許多水。這可不像是我們德國人幹的活！拉貝借蹲在洞內的幾小時時間，細細地觀察了這個在他到北戴河時同事們挖的防空洞，覺得它水平低了些，“應該按照戰爭準備。”拉貝對所有事情都非常嚴謹。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貝其實沒有睡多少覺，他輾轉難眠，主要是在想：時下公司上下都鬧著要回國或搬到比較安全的漢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財產比如房子等等怎麽辦？都丟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而且我身邊有那麽多中國雇員，他們都是華北人，他們的家已經被日本人占領去了。“先生如果不走，我們堅決跟著你留在南京！”中國雇員的話令拉貝感動萬分。“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走嗎？”這裏是有個道德問題的。拉貝在責問自己。責問的結果是：必須留下來，讓別人走吧，我拉貝不能走，至少不能這樣輕易就走了。
還有一個最後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我是一名德國納粹黨黨員呢！拉貝的心底裏閃了一個在他意識裏“特別崇高”的理由。（見《拉貝日記——9月21日》）
我們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應該做什麽？就是永遠不放棄困境中的工人和窮人嘛！在拉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國納粹黨就是這樣一個為工人和勞苦大眾的黨。
“今天在善待了我三十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的國家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麵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想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德國駐華大使館派人來催促拉貝走，“今天再不走，我們就很難保證先生的安全了。”大使館的人這麽說，拉貝聽了就生氣。
“那就請先生自便吧。”大使館的人無奈地搖搖頭。
“韓，再帶幾個人，我們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國和撤離的同事後，拉貝叫上中國雇員韓湘琳等人，鑽進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準備吃的食品外，還要盡可能地多找些藥品來。到我家裏搬藥品去。”拉貝儼然成了一名指揮官。他帶人從自己家裏搬走了全部藥品，還有防止毒氣的浸醋繃帶。
“小鬼子怎麽今天就不來扔炸彈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幾個中國雇員望著天空，覺得奇怪。
拉貝也在尋忖。他打開收音機，一聽便明白了：上海那邊在下雨。
“今天他們不會來了。”拉貝對大夥兒說。
“你怎麽知道的？”中國雇員們問拉貝。
“那邊有雨，飛機起不來。”
原來如此。中國雇員心目中的拉貝就是了不起，幹啥事都比一般人聰明和有辦法，關鍵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視呀！而且這裏——”拉貝指指自己的腹部，說，“還有糖尿病！”他對中國人說他“心眼好”半知半解，於是幽默道。
“先生不僅心眼好，而且還境界高。”對韓湘琳的這句話，拉貝更有些糊塗了。
“親愛的韓，你到底是在罵我呢還是在誇我？”
韓笑了。一天，他倆路過夫子廟，韓對拉貝說：“我說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於說你像我們偉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樣！”
這回拉貝臉紅了，很不好意思地說：“我跟孔聖人差九萬九千裏遠！我要永遠向他學習，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22日這一天，拉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戰機轟炸南京的威力和給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傷害。這一天，日軍戰機從上午10點30分開始，一直轟炸到下午2點30分左右，拉貝感覺那幾個小時裏，地動天搖，二十八個人待在狹窄的防空洞裏，除了他和來此做客的一名叫克萊因施羅特的外國人外，所有其他的中國人在防空洞內一聲不哼，嚇得甚至連氣都不敢出。
不日，拉貝到鼓樓醫院看一位病人，見到了著名美國醫生羅伯特·威爾遜先生，倆人講起日軍轟炸南京的事，憤憤不平。威爾遜說，你拉貝先生前些日子不在南京而有所不知，日本人做事非常不講道德，用飛機炸死炸傷了無數無辜中國平民。拉貝說，我要向全世界控訴日本人的罪行，威爾遜先生你是醫生，最有發言權，希望你能提供些證據給我。威爾遜說，我天天在醫院救助被日軍飛機炸傷的人，我在日記裏把每天的事都記著，如果你認為有用，我可以複製部分內容給先生。
“太好了！我求之不得！”拉貝高興地擁抱威爾遜。到底後來拉貝看到了威爾遜的多少日記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在1992年南京鼓樓醫院建院一百周年時，有一位名叫加登英成的日本人向醫院贈送了一本完整的威爾遜在南京工作時的厚厚的《威爾遜日記》複印件和錄像帶，而現在這份最早存於美國耶魯大學檔案館的《威爾遜日記》複印件，則在中國第二檔案館保存著。
羅伯特·威爾遜先生當年冒著生命危險，從一個醫生的角度，詳盡記錄了日軍從8月13日至南京陷落之後期間幾個月裏，他所經曆的有關大轟炸之下，他和他的同事們如何避免轟炸及給傷病員治療的經曆，在此原汁原味地摘選部分相關內容供我們一窺日軍製造的一件件殘暴事實——
8月15日：
我希望上星期的信有點檔次，但人們會有理由懷疑它。我從這封信開始用日記體書信的形式，時不時地增加一點東西，直到我們會經曆的那一時刻。
今天我們真的嚇了一跳，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經曆了第一次空襲。它或許不會是最後一次。我正從Socony Hill往下走去看兩位病人，碰巧有機會聽到了來自上海的英語廣播，詳細介紹了發生在那兒的戰鬥，我稍後詳述。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注意到人們在他們的房前聚集成一塊，向北邊的天空張望。那些不靠近房子的都跑著尋找隱蔽處。我開的福特車噪音太大了，我沒有聽到警報聲，但顯然它已經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響了幾分鍾了。
回到家時，用人們中間有些**，馬喬裏為我回來而感到欣喜，但她一點也沒有驚慌。警報器響了，不一會兒我們聽到北邊有射擊聲，然後就是飛機的噪聲。它們幾乎是直奔我們房頂而來，飛得很低是因為樓頂很矮，我們周圍都被打中了。大約三百之外的司法部裏機槍伸出了窗外。軍政部長何應欽就住在幾百碼之外，從聲音判斷，我估計他的住地配備了防空武器。
我們不太肯定是否聽到了炸彈的爆炸聲。至少沒有一個落在我們附近。警報器警告了我們，而且當我們聽到飛機馬達的時候，我們走向了地下室，在那兒我們是安全的，除非炸彈直接落在我們的房子上。下午，警報重複了好幾次，有一次兩架飛機幾乎直直地從我們頭頂飛過。然而到這個時候，中國飛機早已上天，日本人被趕走了。謠言說，有二到四架飛機被擊落。
過了一會兒，傳來消息說，日軍轟炸了中央醫院附近的商用機場。沒提到軍用機場。有一個受傷的人被送進了金大醫院，他被飛機上的機槍擊中了。他當時靠近清涼山的水庫。中央醫院也打來電話說，他們也收救了幾個來自機場的傷員，正嘀咕著看我們是否有病房能容下他們。
我們醫院是按照緊急事態組織管理的。兩天以來，我一直忙於解決住院病人的問題，那些不能走的就在底層給一張床，而能走的就放在靠上的樓層，希望他們聽到警報時，能自己走下來。我隨後打了電話，看看我能為醫院做什麽事，但係統運轉得很好，無需我離開馬喬裏和伊麗莎白。陳醫生的家在外地，西奧多·徐醫生是單身漢，這樣他們就可以直接負責而無需心掛兩頭。我們討論了搬進醫院的話題，但目前我們仍計劃待在這裏。它的長處在於我們頭頂上有三層水泥板，即使受到直接的攻擊，除了毒氣，我們也相對安全。
剛才通過電話，傳來另一個消息，在空襲中看到了八架日本飛機，至少有五架被高射炮擊落。按照這個比例，我們不應如此恐懼，但聽上去有點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了。
可能你們從上海方麵得到的消息要比我們得到的更精確。我們得到的是來自中國報紙的一麵之詞，總是過分樂觀，時常也夾雜著來自上海廣播電台的內容。我希望能有一台收音機。上星期我寫了發生在虹橋機場的事件。最終的結果是整個日本海軍第三艦隊魚貫進入吳淞口。四十名戰鬥人員，加上他們在上海采取的高壓手段，是略微過分了些，中國人決定打開門戶。昨天一整天中國飛機都在轟炸日本軍艦。幾艘老舊的內河蒸汽船被沉入江底以阻斷日艦的退路。在第一輪轟炸中，日本飛機的相當一部分航空油儲備被化為灰燼，許多彈藥也被摧毀了。日本人在外灘的公共租界架設了高射炮。中國當局嚴正警告說，除非馬上撤走它們，否則中國飛機就要轟炸。
今天稍晚時候有報道說，也許是另一個野路子的謠言，日本人已經被趕出上海了。明天又將是新的一天，我們要看看有什麽等待著我們。
8月16日：
富蘭克林的生日。許多人高興地回來了。我上次的講話就好像是剛說的似的。明天又將是新的一天，隻不過它是昨天。6:15我們就被警報弄醒了，我們穿著睡袍就跳起來了。警報係統現在已經全麵啟動了，因此第一個信號就意味著已經看見飛機了。下一個用一係列哀號聲表示的信號，意思是飛機已經接近了，該進入掩蔽所了。第二個信號出現後，任何人都不允許在街上走動，這兒看上去就像一座久已荒廢的城池。隻要空襲在進行，下麵就是絕對的安靜，除非一架日本飛機正在頭頂，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從任何人似乎都沒看見的地方傳來機槍和防空火力的射擊聲。第三個信號是一個拖長的音，代表空襲已經結束，街道上就奇跡般出現了滿滿的人。
這種程序昨天重複了五次。早上我是在第一和第二次空襲之間的當口去醫院的。日本飛機第一次空襲時沒有到達城市。第二次警報響時，我們剛剛做一個相當小的手術，注射了脊髓麻醉劑。我們將病人和輜重轉移到X光室，那兒有兩層水泥板在我們頭頂上。日本飛機衝破防線，投下了一些炸彈，有一個落得不是太遠（離我們的房子大約三百碼），把馬喬裏第一次弄得有點緊張。我們做完手術後，準備結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正當打完電話發現一切都好的時候，第三次空襲開始了，我們又忐忑不安地躲了兩個半小時，直到解除警報聲響起。這下把時間都弄到兩點後了，我終於能夠回家了。這一次沒投下炸彈，我們逐漸了解了更多事實的真相，即我們的飛機在日本飛機還沒到達城市時就和它們遭遇了，與它們戰成一團。我們還沒吃完晚飯，第四次空襲又來了。似乎每一次防禦都組織得很好。在第一次空襲警報響過後，透過樓上的窗戶，我們可以看見中國飛機三三兩兩地從通濟門外東南方向的機場起飛，通常是往北飛，有時非常近地從我們頭頂掠過。然後，在一段不確定的時間之後，它們又以近乎相似的隊形飛回來，盤旋一會兒，再停在機坪上。
就在這次襲擊期間，馬克斯先生打來電話說，美國大使館已經勸告所有的婦女兒童前往牯嶺或漢口，他們已經預定了“吳淞”號上的二十五個艙位（不是臥鋪），這是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的船，將於午夜起航。我們和柏睿德一家溝通了一下，又給豪爾·帕克斯頓打了電話，他是使館二秘，負責將僑民撤退出去。馬喬裏不是非常想走，因為我們看上去相對比較安全，但使館的請求多少有點命令的意思，所以我們就開始打包了。柏睿德一家也決定走。我們計劃在8:00左右到大使館集合。於是乎我們就把時間分成一會兒打包，一會兒聽防範日機的警報，一會兒看中國飛機盤旋，到了5:30，又拉警報了，一直弄到了大概8:10。我剛給豪爾打完電話請求指示，得到的答複是等最後一次警報一響，就馬上去大使館，當它真響的時候，我們趕緊前往大使館。
由於無數次地鑽地下室，伊麗莎白有點缺覺，但在汽車行駛中，她睡得很安靜。“吳淞”號大副朝她看了幾眼，就把我們領進他自己的臥艙了。其他人都圍著船長和船員的艙房在甲板上睡覺。剩下能站的地方都隻擠滿了中國人。馬喬裏和伊麗莎白的生活必需品都放在了一個Corey（不知其意）和一個衣箱裏，現在有特裏默一家在牯嶺，又有一些老牌的中國通在船上，包括馬喬裏去年秋天曾在燕京見過的魯爾先生，我感覺她會受到很好的照顧。她毫不氣餒，就像特洛伊人一樣有毅力，我希望下一個詞就會說她在牯嶺一切平安。我最後說的問題之一是要落實好8月21日到公墓的旅行。
我們的保姆獲準帶著她的小兒子一起走，她出去時，高興極了。給我留下了一個替代的廚師和一個替代的苦力，他們都是南京人，可能是城裏最冷靜、最泰然自若而又最無憂無慮的人。我們回來時靠使館的通行證幫了忙。柏睿德前天突患嚴重的腸疾，我已經對他進行了治療。他終於有了決定性的好轉，能夠幫著安排他的家人離開。我開著他的車，我們的duffle車在他和使館車的中間。丹尼爾把我們送他的野營吊床留在了船上，讓大副睡在上麵。我在午夜過後不久就回到了死寂的家中，睡了幾小時覺。
我們下船時，聽說了不少新鮮事。有一離開的家庭是蘭開斯特母親和女兒。我以前可能提到過她們。他（蘭開斯特）受雇於中國政府，工作地點位於通濟門外的大校軍用機場。他所提供的周五和周六空戰的數字應當是可信的，也幾乎大得難以想象。（我指的是周六和周日）看起來，這兒的中國人配備了最新型的美國戰鬥機，有大口徑的機槍，能對擊中的任何東西造成大的損害。參加這些空襲的日本飛機都是德國容克型，配備了較小的機槍。中國飛行員這兩天實際擊落二十六架日本轟炸機，而自己的損失僅僅隻有三架。在第二次空襲中，有些日本飛機突破了防線，在飛機場丟下了一顆炸彈，摧毀了三架，一共是六架。實際上，在整個南京和附近地區，沒有造成其他的損失。在日本飛行員身上和他們的飛機裏，發現了地圖，上麵標有大約四十個轟炸目標。上麵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給人的印象是中國人是準備有所作為的。蘭開斯特說的數字是毫無疑問的，中國人不公開它們是怕老百姓變得過於自負而放鬆了警惕。日本人是不會輕易放棄的，這些空襲隻不過是表明他們今後想怎麽做，不管怎樣他們也要把丟掉的麵子找回來……
8月17日：
今天隻有兩次空襲打擾了我們的平靜。第二次的時候又讓我在手術室趕上：這回是給一個三十歲的年輕婦女做結腸開口術，她的直腸癌幾乎要閉合其腸道末端，已不能手術。我多希望幾個月前能看到她！癌腫已經侵入她的子宮、一個輸卵管並附著在骶骨上。手術將緩解非常痛苦的梗阻，但不能隨後就將瘤體除去。我們沒有費多大事就離開了手術室，大約十五分鍾後，第二次的信號來了，隻有這次不是代表危險的尖嘯，一聲長長的勝利信號說明敵機壓根就沒有迫近城市。
剛吃過午飯，警報又響了，我們每天中午開始執行吃中餐的新製度。我和廚師、苦力看著飛機一架接一架地從西南方起飛往北邊飛去。代表危險的信號響起時，我們沒看見任何日本飛機，大約3點差十五分時，最後的號音響起，宣告它們又一次被擊退了。我們的飛機繼續盤旋了大約半小時。回到醫院時，我發現門診業已停止了。但似乎有許多事要做。我的病室裏收進了一名飛行員。他隻有一點擦傷，包括眼瞼上的一個傷口需要縫合。我們向他保證不出幾天他就會非常健康，很快又能重上藍天。他是戰鬥機飛行員。
現在是晚11:00了，我們的飛機到現在還沒飛回來。在過去的四次空襲中，沒一架日本飛機曾到達城市上空，如果他們的死亡率仍是周六周日那麽高的話，他們轟炸南京的企圖就支撐不下去了。中國人的臉色已經從周日的相當憂鬱變得滿是希望，而且恢複了信心。
上海的消息不是那麽鼓舞人心，但即便如此中國人也取得一定的進展。他們轟炸機的使用產生了強烈的效果。相當一部分，大約二十架左右被擊落了，但確實將日本強大的艦艇編隊逐出了吳淞河道。一艘船，一艘戰艦的確被擊沉了，他們的旗艦也嚴重受損，不得不拖走。另一艘艦艇也退出戰鬥序列。隨著他們主要的援助力量被擊退，日本人在地麵的進攻也受阻，今天他們的司令部被中國軍隊占領。他們在長江口外數英裏處有一艘巨大的航母。四麵都有戰艦護衛，幾乎不可能從空中接近它。昨天，由一名姓丁的估計是中國空軍王牌飛行員帶隊，率二十六架轟炸機組成的中隊，試圖對其發起攻擊。
昨晚陳醫生被叫去見蔣夫人，因為她手指上有一感染。他不得不在軍官會議期間給她治療。這些軍官臉上也洋溢著同樣的變化。委員長情緒高昂，內心的鎮定開始取代以往幾周的煎熬，殘酷的困境襲擾著他，是要一個失去尊嚴、失去主權國家地位的和平，還是要一場戰爭，在他看來中國尚未做好足夠的準備，而且他有可能將其苦心經營經年之久的一切毀於一旦。與日本相比，中國更適於一場持久的戰爭，除非他的空軍都打完了。那時，日本人就會有計劃地對中國境內每一重要目標展開大規模轟炸。今天他們第一次使用了毒氣彈，結果尚未得知。它的地點在海寧，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兒。從目前情況看，似乎不能太指望日本空軍會第一個屈服，如果那樣的話，會加速停戰的腳步，因為中國人沒有更多的念頭，隻想按照目前發展的勢頭繼續發展。
但回到陳醫生在委員長那兒聽到的丁上校的故事。看起來他，丁，得到的命令是此次打航母的行動，不成功便成仁。他率領著二十六架轟炸機，從南京起飛，避開了上海，直奔海上，不一會兒他們就看到了圍在航母周邊的日本軍艦。航母周邊組成了極佳的防空火力，構築了穩固的防護，使得想要靠近航母都是不可能的。丁隨即下令他的人馬返回南京，而非犧牲他們所有的飛機（以及生命），他自己則留在那裏盤旋、找機會。他們返航時在揚州遇上日本飛機，打下了兩架。他們在那兒降落，然後打電話請示，但沒得到肯定的指示要他們回到指揮官那兒去。他們發現他仍在火炮範圍以外盤旋。但防空火力太強，他們根本無法滲透，隻好返航。在靖江，丁上校本人又擊落兩架日機，隨後二十六架飛機全部安然回到南京。考慮到他們擊落了四架日機，軍方原諒了他們沒有攻擊航母的錯誤，但直覺告訴我，我們今後還會聽到更多有關這艘航母的消息。
今天還報道了一個真正的英雄偉業。一個年輕的飛機射擊手在和日機激烈交戰中，打下了兩架。突然他的飛機似乎運行異常，讓他驚愕的是他看見自己的飛行員被擊中了。他爬出自己的座艙，來到飛行員的座艙，他發現飛行員已經死了。因為沒有兩個人的空間，所以他把死人綁在自己脖頸後，將飛機平安飛回南京。
昨天晚上，馬克斯一家收聽了一日本廣播電台用英語播報的新聞。日本人似乎將請求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來逼迫中國人停止與其爭鬥。
在北方，中國人正在包圍天津。日本人極力想奪取南口。迄今為止，他們未能得手，而且損失了五千名士兵和四十多輛坦克。我不知道中國人在那兒損失了多少，但由於他們的裝備比之對手而言要差許多，那麽幾率就是損失慘重。然而，因為處於防守的位置，他們的損失也可能不是太大。
海因茲小姐再也不當和平主義者了，而是和我們一樣全身心地投入到為中國人服務之中了。上帝的意誌必須完成，但我們不得不希望和祈禱我們能把所看到的一切進步不讓一個強權來毀滅，對我們而言它至少也應當是本人的再生。
8月20日：
周三的緩解並沒有持續多久。我還沒有寫完，警報就又一次拉響了，我們沉默了兩個小時，隻聽見無數的飛機俯衝聲。月亮很好，但我們實際上看不到飛機，有人告訴我，他們在空中可以不費力地看見對方。顯然，日本人沒有到達城市上空，因為沒丟下炸彈。在最後的警報響起表示空襲結束之前（空襲從午夜持續到淩晨2點），我已經在床上睡著了，正如前麵所說，我已經把床搬到了起居室，這樣躲進地下室會方便些。
昨天早上一切都很平靜，我們度過了相對正常的一天，查房、手術、幹其他瑣事。我比平時早些回家吃午飯，大約在12:15正吃的時候，警報又響了。這次日本飛機冷不防地潛入了城市。當它們大批進來的時候，我們已早有防範，但這次警報剛響，一架小飛機就開始俯衝了。一共隻有兩架飛機，它們丟下了不少燃燒彈，其中一枚落在我們房子的南麵一英裏，引著的火燒了大約十五分鍾。它不久就被撲滅了。
直到差一刻3點，我們才解除警報，我趕往醫院，發現門診有不少病人。一個年輕的飛行員有點輕度失調。他的神情非常之憂鬱。昨天的樂觀情緒業已開始沉浸在沮喪加劇、災難將臨的氣氛中。他說，盡管圍繞著南京，中國人在得分上相對要優於日本人，但在上海地區情況不是這樣。日本在那兒的高射炮對中國飛機造成了大災難，許多最好的飛機已經被擊落了。上海市送給蔣總司令做生日禮物的十架飛機都被摧毀了。
柏睿德在下午晚些時候在下關的一家商社裏做了兩次探訪，氣氛很緊張，有一種“今晚是大限”的感覺。然後他去了蘇聯使館做拜訪，那兒也籠罩著同樣的氛圍。他們都被嚇壞了，感到在夜晚結束之前，我們就會聽到敵機將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前來攻擊，而我們對過去的方式早已習以為常了。
當我正在吃晚飯時，警報響了。除了降低了我的一點食欲，它沒有任何影響。吃完飯，我和苦力、廚師走出去，上了門廊，去看中國飛機，它們從機場起飛，向西北方向飛去。大約半小時以後，它們回來了，開始降落。時近黃昏，我們洗了淋浴，雲彩相當低，有一些條狀的藍天夾雜其間。突然聽到了東北方向傳來一陣低沉而不祥的嗡嗡聲。從我的門廊上，我可以分辨出轟炸機的第一組，一組有三架。然後是另三架，又來第三組三架。它們直奔我們而來，然後開始轉向南方。當它們到達離此半英裏遠的地方時，傳來了高射炮精彩的射擊聲。從何應欽公館和法務部，射出了如雨的追逐彈和小爆破彈。追逐彈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子彈飛出的方向，能辨出目標是否準確。顯然是不準的，因為飛機不停地來。正當我分辨出第三組的飛機時，兩次巨大的爆炸震撼了大地，沒等到數第四組的三架飛機，我發現爆炸就發生在我的身後，我趕緊躲進了地下室。當馬達聲減弱後，我又跑出來，發現在離房子半英裏遠的北邊和東邊有兩堆火正在燃燒。正東的火堆是一個帶彈藥的軍營，一直炸了約十五分鍾。
又過了一個小時警報才最終解除，我趕往醫院，估摸著會滿是傷員。一個人也沒來，我和柏睿德、馬克斯先生一起到了後者的房子，準備聽收音機了解當天的新聞。那兒沒電，因為收音機正常工作要接通電源，我們隻能借著蠟燭圍坐在一起。但這樣的喘息沒多久，很快警報又拉響了。我們吹滅蠟燭，準備往地下室去，他的地下室有一個水泥頂，我們坐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階上等著預告飛機接近的警報聲。我們白等了大約四十五分鍾，警報又解除了。還是沒電，因此我們沒有外麵的消息。馬克斯先生勸我在那兒睡覺，我不太願意，我們三人做伴感覺好多了。
今天早上，我們發現大約十二人被殺，不少人受傷。這是我的手術日，我也就第一次真正開始戰爭下的外科手術了。一個腳截肢、一個手指截肢，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創傷修複。一個約十八九歲的小姑娘看到炸彈落下，背對著爆炸蹲下。她的臀部差不多炸飛了。我們清洗了傷口，等到引發的感染清除後，可以給她做植皮術。一個腿部骨折的男人因內傷而在晚間死去了。
就在給腳截肢的時候，警報器又響了，但我們繼續手術，半小時後，警報解除，敵人的飛機未能抵達城市。現在各種報道和流言滿天飛。中國報紙說，四架飛機被擊落。好幾個地方傳出的謠言稱，我們的飛機有意避戰，是給高射炮一個機會，看看它們究竟能做什麽。如果真是如此的話，我希望他們不要再給它們下一次機會……
8月21日：
我是借著滿月的光亮在寫這篇東西的，因為我們正經曆著今天的第三次空襲。昨天晚上我寫好連載文章後，就去找馬克斯先生，在他那兒，我們未受幹擾地聽了當天的新聞。立場公正的《上海郵報》（Shanghai Post）第一次承認中國軍隊在上海的各條戰線均取得了進展。中國軍隊已經在日軍中央打進了一個楔子，將很大一部分日軍孤立起來了。他們用轟炸的方式摧毀了黃浦江邊所有的碼頭，這就使日本人登陸增援變得非常困難。約有四萬五千名士兵從日本抵達上海，也就是三個師團，但他們還沒能上岸。
今天，一枚日本炸彈落到美國“奧古斯塔”船上，炸死一名美國水手，炸傷十八人。它肯定是從高射炮裏打出來的。日本人早已占領了離岸的幾個島作為空軍基地，特別是有一個就在長江口和杭州港之間。
我們約在11:30上床睡覺，我的床就是在樓上書房地板上鋪張床墊。這是一個美麗的月光之夜，溫度也降到華氏七十多度，因此我們這一夜很舒服，直到淩晨4:20。（啊！是解除警報聲，現在有電了，所以我能看見我寫的了）這時警報響了，我們穿好衣裳，在此後的兩小時裏目睹了壯麗的日出，隨後信號告訴我們空襲結束了。我們後來聽說，在約五十英裏以外的揚州上空發生了激烈的空戰，雙方各被擊落三架飛機。參戰的總數不得而知。但有幾架日本飛機到達了下關，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攻擊，飛回去了。
回家吃早飯，一切看上去是那麽寧靜。王在8:00匆匆趕來，我們花了一小時主要看中文報紙，我現在開始能懂得大意了；我們剛開始，第二次警報就響了。我們觀察了一會兒，看看有無**，然後我們就坐下來研究。就在9:00，好像是給我們發結束研究的信號，解除警報的號聲響了起來，恢複了寧靜。送來了一名病人，他是前天晚上在轟炸中受傷的。他的體側被擊中，隻有一些小的皮外傷，但很快情況就不妙了，更大的問題是他的腹部開始膨脹，我們判斷他的某些內髒，可能是空腸被炸斷了。隻要我們能找到什麽人為他簽字，他馬上就可接受手術。這是個不利因素，我們現在在家的超過二十一歲的人沒人能為他簽字。一個月前我們是不會那樣做的，要是打官司，醫院就要關門……
最後一次的警報又打擾了我的晚餐，我吃得早是因為如果拉警報，我仍可以在光亮底下吃。空襲持續。
8月22日：
從6點一刻到8點差一刻，很明顯日本飛機沒能抵達城市。看到醫院很平靜，我就去了馬克斯先生的家，我們收聽當天的新聞廣播。這天還是多多少少有些遠距離的轟擊，夾雜著空中的轟炸，但少有進展。中國人宣稱的楔子得到了證實，顯而易見，他們已經占領了路邊碼頭，將日本人壓縮在碼頭和公共租界之間的區域裏，使之狼狽不堪。
中國話說“狼狽”是“lang bei”，來源於兩種動物的名字，一種長著短短的前腿、長長的後腿，另一種則是長長的前腿、短短的後腿。這種說法還有一個意思是“陰謀”。精妙的聯係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我們能安靜地睡覺了，好歹他們還保留著安息日的傳統，沒發生空襲，現在是下午5:00。外國教堂的祈禱被停止了，我們就待在自己的家裏進行祈禱。醫院也很平靜。
又有四個日本飛行員被俘獲了，加上中央醫院的三個病號，城裏一共有七個。其中一個中國話說得不錯，他的故事很有趣。如你所知，日本人有一種對截肢的恐懼。隻要他們身上的一些部位沒被割掉，他們對死亡就很少有畏懼。即使少隻耳朵或一個手指頭也包含在這種恐懼裏，據我所知，這是建立在靈魂轉世的神道信仰上的。可能佛是有責任的。似乎如果他們身體的任何部分被切掉的話，他們就不能通過地球上的另一個人再生了。這些飛行員說，在日本，人們堅信所有在華的日本居民都被有計劃地屠戮和斷肢了。當他們被擊落後，他們認為也會如此下場。說此故事的人和他的同伴被一些中國農民抓住後，又給吃、又給睡，直到他們被移交給當局後，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他們無比驚訝。如果他們的境遇在家信中提及的話，我們確信，軍事審查當局會將這些刪得幹幹淨淨。電台報道昨晚五十艘日本運輸船在天津下錨，運來了士兵、軍火和給養。五十艘運輸船能運載相當規模的軍隊。另外，相同規模的、連續的兵員運輸也從滿洲經山海關滾滾而來。電台還說，盡管他們費勁地抓了整整一個星期，他們也沒能拿下南口要塞。相反，中國人似乎在長城北邊取得了進展，打進了熱河省，既構成了切斷日軍後路的威脅又拉長了戰線，而這是有利於中國的。
再過一周我們就會知道風向如何了。迄今為止，除了日本人最初進軍河北占領了北平和天津，他們在各個方麵都落下風。中國人到這時還沒有確定除了保衛自己，究竟他們想達到什麽目的。他們現在的思路是能撐多久就打多久，我們都希望他們能比日本人堅持得久些。當然，製空權是非常受關注的事情。有沒有足夠的飛機和飛行員去繼續戰鬥是個大問題：迄今他們表現優異。在南京這兒的戰鬥機是美國的柯蒂斯飛鷹型，速度達每小時三百英裏，有強大的機槍火力。昨天有一次拉警報時，我數了一下，我們一次就上去了十架飛機，其他我看不見但聽到的聲音表明有更多的飛機在盤旋。
有幾個人因當奸細而被抓起來了。其中一個是離我們很近的最大商店的業主，他剛開了一家現代家具店，看上去不像第五大道的至少也跟百老匯的相似，前天最嚴重的空襲中，當日本轟炸機飛近時，他在他的新店屋頂上發綠色和紅色信號，結果被抓住了，另一個在太平路上的富商也被抓了。這兒的許多人認為，日本人對內地城市的轟炸與日本人所設想的效果正相反。中國人非但沒有陷入混亂的境地，而是認識到上海和北方的戰事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整個國家都卷進去了，因此這個國家變得比以往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了。
這座城市現在已是人煙稀少了，除了那些非常窮的、無處可去的，還有就是有官方身份的人。有意思的是，1932年，麻煩的苗頭剛冒出來，國民政府就遷到了洛陽，而這次形勢要比1932年險惡多了，卻毫無遷出南京的跡象。我的廚師在街上很難找到東西買，他實際買的東西要花十分昂貴的價錢。他準備早上在早飯前出去買東西，要是他遇上了空襲，我就要自己弄飯吃……
8月25日：
昨晚的空襲來得較早，從7:55開始到8:50結束。最惱人的是，上海的廣播從10:10調整到了8:10，因此我們全都錯過了，隻好借助於謠言和中國的報紙。它是比較嚴重的一次空襲，但今天我們沒發現有什麽特別的破壞。幾晚之前，中國飛機沒有升空應戰，而是想給高射炮一個機會。但昨晚他們上天了，還打下了兩架日機，一架冒著火降落在城外，另一架就我們所知仍隻是一聲爆炸。
報道顯示，日軍已經在戰艦的掩護下成功登陸吳淞。很難說它是否會改變當前的局勢。我們焦急地等待著進一步的報道。中國人在上海的勝利或失敗將對未來事態影響巨大。如果日本人在那兒得手，他們就可能在北方也這麽做，那麽中國就要吞下這顆苦藥。中國人在上海的勝利將給他們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我確信會給他們以足夠的激勵，從而獲得完全的勝利並將日本人徹底趕出中國。
今天下午下了陣雨，隨後出現了美麗的雙彩虹。幾架中國飛機在天空翱翔仿佛在和彩虹嬉戲。一周以來，大道格拉斯運輸機突然第一次出現，預示著商業飛行仍少許在進行。
今天我也騰出時間來整理了個大包，裏麵裝滿了馬喬裏的東西，希望不久有人去的時候捎上。還沒等他們有機會下來，那兒的天氣可能就會轉涼。今天我的中文老師來，一天的工夫我們好好地上了中文課。我有沒有提起過我現在的老師大王？他以前是語言學校的功勳教師。和他在一起學習肯定是高興的，我的中文一定會突飛猛進。
8月26日：
日本人看來是存心不讓我們聽每天的新聞廣播。根據時間表，新聞要在8:10播，到了8:05，警報器宣布了飛機的到來。我們根本沒看見飛機的影子，也沒聽到炸彈聲。在第一聲警報後，我們的戰鬥機馬上就衝上藍天。它們正在低空盤旋，這時第二個信號來了，警告日機接近了。每隔幾分鍾，一架飛機就會飛得離我們很近，我們隻好鑽進地下室，等噪聲遠去了，我們又跑出來，欣賞著月光，月亮剛從紫金山頂冒出來，過了滿月沒幾天。天又變熱了，白天要華氏九十多度，晚上要華氏八十五度。地下室是全封閉的，非常悶熱，我們都願意在襲擊之間跑出來換氣。我們覺得能區分中國戰鬥機和日本轟炸機了，但是當任何一架飛機正在你頭頂時，這絕不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感覺，我們還是暫時躲進地下室吧……
今天早上，黃上校訪問了醫院，探望了幾名飛行員，我和他簡短地談了話。他去年12月駕機送蔣介石夫人去西安，當時蔣介石被扣押了。黃上校身材高大魁梧，有六英尺四英寸高、二百磅重。他確認了登陸吳淞的報道，但表示最多在四千人左右，而不是日本人宣稱的五千人。日軍進行某種大規模的作戰不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能突破中國軍隊的防線。必須麵對這樣的不測事件，但我們衷心希望這樣的事不會發生。黃是勵誌會的頭兒，它是基督教青年會中為軍官專設的組織。
今天海格曼醫生從牯嶺到了這兒。他見到馬喬裏了，說她看上去不錯。他計劃往下遊走，去南通看他醫院的廢墟，但我們會把他留在這裏和我們待幾天。迪克和麥克倫先生各睡單人床在一間房裏，馬克斯先生在另一間臥室，我在兩間房子中間的書房地板上鋪了雙人床墊。海格曼可以與我共享地板上的雙人床墊。如果夜裏空襲來的話，一幫人在一起，肯定會更意氣相投……
8月27日：
昨天晚上在我寫信時，我統計了一下日記報道的空襲數量。到統計時為止，共有十九次。我們的第二十次昨晚來了。我們聽完發生在今天的、相當令人沮喪的新聞報道後，於11:00休息。看來我們必須承認日軍已占領了吳淞地區。
最有影響的事件是昨天下午向英國大使開火的事。他開著一輛飄著英國國旗的轎車。這車離上海還有一段距離，這時四架日本飛機出現在了上空，開始攻擊該汽車以及同行的另一輛車。在炸彈落空後，它們開始俯衝用機槍向汽車射擊。僅有的傷員是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他被一發機槍子彈擊中受了重傷。他究竟有沒有恢複，在收到我寫的這個日記前，你自己就會在報紙上看到。
我們剛剛好不容易睡熟，12:00時又被警報聲粗暴地吵醒了。這一次我們直到淩晨4:00才回到床上，與此同時，也經曆了迄今最嚴重的轟炸。城裏有三塊不同的地方燃起了大火，都不太靠近我們。有十二架飛機參加了空襲，兩架被打下來了。有一把火將兩塊宅地上的空房子燒掉了，另一把火在太平路上的一個大商店，第三把火則在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方。空襲沒達到任何目的，隻是剝奪了相當疲勞的民眾一些急需的睡眠而已。幾個苦力被炸死在破屋子裏，當時一顆炸彈正落在了屋子外麵。
我今天下午在診所裏得到了一個空襲紀念品，是從一位老婦人臀部中取出的。那是一塊鋸齒狀的半徑約兩英寸的彈片，打進她的臀部皮下有六英寸，就留在那兒了，幸好處理起來還算簡單，隻需要在金屬周圍給她上一點奴佛卡因，把它取出來就行了。它看上去是炸彈的一部分：她到醫院來回都是走著的。
經過昨晚非常有限的休息，我今天早上就碰上了一個相當有難度的手術，一個男子自早上之前開始就有疝絞痛了。約有八英寸的腸子已有壞疽狀了，但還沒穿孔，因此在修補了疝氣後，我不得不再切開一個口子把壞死的腸子切除，然後完成吻合術。最後一步要在吻合處的上方幾英寸放置一個引流管。幸運的是手術期間沒有發生空襲。事實上，你也可能注意到了，白天的時候沒有空襲，這已有一陣子了。
8月31日：
又要記上兩次空襲。第一次是剛寫完昨天日記之後不一會兒。天色已近黃昏，第一聲警報一響，我就急急忙忙地吃晚飯，好借用這日光。胡斯曼沒能趕回來，隻好等了一個多小時，直到警報解除的信號出現，他才餓著肚子回家。日本飛機沒有到達城市，但十五到二十架中國的戰鬥機讓空中響成一片。
第二次空襲警報短短的，從1:45到2:30，日本人又沒能到達城市。它隻是讓門診比以往晚開一會兒。美孚Socony地方分部的經理米德先生，每天都來治療脖子上的疔和許多散發的癤子。他受了不少罪，但現在正快速恢複中。自體菌苗看來發揮了作用。
我提到米德先生的原因是他的家人乘坐的“胡佛”號昨天被中國飛機炸了。他沒顯得激動是因為今天早上他才聽說這件事，他也得知旅客沒人受傷。飛機是奉命起飛轟炸一艘日本運輸船的。
9月2日：
該船預計在吳淞靠岸。“胡佛”號離燈塔約二十英裏，距吳淞七十英裏，此時四架中國飛機轟鳴而來，其中一架打開彈倉，丟下一串炮彈。七個船員受傷，三個旅客震昏了過去。船舷上有無數的彈洞，但都不靠近水麵，還不是太嚴重。昨天一個船員死了，但其他的都脫離了危險。中國外交部很快就發出道歉信，並表示承擔一切損失。調子完全和日本人轟炸許閣森爵士的反應不同。我們都感覺到這是一起最不幸的事故，中國人對此都心碎了。
昨天是我半休日，大王準點在2:50到達，他和我就著當地報紙細心研究了兩個小時的形勢。正在上課時，華德太太突然來了。她剛從上海到南京，正要從我們三樓整理一些愛默吉的東西，隨她一起往長江上遊去。
大約5:00，美國“土土依拉”號上的醫生和其助手到了，我和他們一起到炮艇上吃晚餐、看電影。“關島”號的醫生也在城裏，他也過來吃晚餐。他認識我的許多醫學院同學和朋友，我們的訪問很愉快。“土土依拉”號上的斯萬森醫生有個病人在我醫院裏，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能做出診斷。猛一看可能是瘧疾，但九次化驗也沒能發現瘧原蟲，通常治療瘧疾的方法也全不奏效，我們暫時頗感為難。
我們在艇上又看了電影，約10:30我上了岸，發現碼頭空無一人。出租車都沒了，出租車經理人說弄不來。公交車在9:00左右就停了。一個落單的人力車夫在附近，提出願送我走。我們討價還價了一會兒，最終決定五十分，他開始要價八十分。他是個很友好的小夥子，我們還沒到交通部，我就知道了他的過去、他目前和將來的想法以及對生活的態度等私人事務的詳情。整個行程花了一小時。一路上，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情總是不斷地出現。路過的人力車夫總是互相問到哪兒去，付了多少錢。事實是每個經過的車夫都會得到我的車夫的回答，然後就大笑起來，說他們走的路隻有一半遠卻收兩倍的錢。這沒讓我不自在，因為我知道由於交通停運，他們會向旅客敲竹杠，但我的車夫已經有點受不住了。最後我給他加了足夠的錢讓他笑著離開了，恐怕這天他要跟不少人講這件事。
心懷僥幸，我們記錄下難得的例外，已有兩天我們沒收到報警信號了。我們的估計是日本人正集中其所有的力量在吳淞登陸，準備發動總攻，因此他們認為任何偏離此目標的事情都是不值當的。種種跡象表明今後幾天將有大的戰鬥，它會造就或打破目前的態勢。
9月27日：
又有三次警報，總數達四十三次了。做完禮拜，查過房後，警報響了，我第一次去了大使館。以後我應該常來。大使館在一座小山丘上，從地下室的頂端，能清晰地看到數英裏遠的地方。當飛機還有數英裏遠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看到它們，並看到它們靠近。今天早上，它們沒有進入市區，但一架接一架地向浦口火車站俯衝，將炸彈傾瀉下去。那些有雙筒望遠鏡的可以看到炸彈在落，而我們隻能看見它們爆炸。九架飛機俯衝。隨後的戰報說沒有直接命中，損失很小。一到兩人死亡，數人受傷。
下一次空襲幾乎接踵而至，他們的目標應該是下遊的永利化工廠，這是隻憑聲音判斷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在視野中。第三次空襲來時，我正在家中準備吃飯。但他們沒能進市區，因此人們都說今天很不錯。
中央醫院暫時放棄了駐地，就在城外的孤兒院裏組成一個軍事醫院。他們準備照看從上海前線下來的二千名傷員。他們兩天前轉移到我們醫院的病人將從明天早上開始正式由我們接管，這將大大增加我們的責任。多出的病員現在安置在老的大學宿舍，那裏過去幾年曾是梅格先生的學校。今天下午我們巡查了各式各樣的病人，發現許多開放性骨折的病人需要很好地護理。今天早上在我的病區，我看到了第一個“達姆彈”創傷。病員是個從上海前線過來的軍官；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地接收他們了。子彈打進了他的胳膊一側時洞口非常小，擊碎了骨頭，穿出去時留下了兩英寸大的豁口。他的胳膊還能用的機會很小。我病區另一個病員是在下關打高射炮的，他成功地打下了一架飛機，讓它成為一片火海。他的炮管變得太熱了，發生了爆炸，炸掉了他三根手指。還傷了一隻眼睛，可能會失去它。他還有數不清的小創傷。
今天早上，我在大使館和一些報社記者談了話。他們談到了周六兩個新聞電影攝影師的遭遇。當時這兩人靠近下關的發電廠，敵機俯衝時，他們捕捉到了燃燒著的飛機摔下去的整個鏡頭。憑著特殊的直覺，他們迅速趕往中央醫院，上到中央醫院的頂層真實記錄下那兩次大爆炸。沈醫生想他們肯定被炸死了，飛機一走，就衝了上去，發現他們還在搖動著攝影機呢。似乎還不過癮，蔣夫人也出現在現場，並允許他們拍她看望醫院裏的傷員，讓他們將所拍攝的片子徑直帶走。他們被告知，必須在這兒親自洗印出來，在拿出去之前要經過審查。他們馬上就帶著片子趕回上海，可能你在收到我這封信之前，就會看到這些片子。蠟燭又有點短缺了。廚師明天打算去為我弄盞煤油燈。他今天下午從蕪湖回來了，為他家人救了急。今晚我和格蕾絲·鮑爾及她一大家子中國人一起吃了晚飯。
9月28日：
下午還是有電的，等我晚飯時分剛吃完甜點，電就沒了，我現在又點上了蠟燭。可能明天會一直有電。
今天的節目是敵機在中午出現，盤旋了大約兩個小時，零零落落地丟了一些炸彈，又飛走了。雲層在中間高度，因此它們從雲上飛到這兒，一架又一架地俯衝下來，進入人們的視野。也看到了迅疾投入戰鬥的高射炮，飛機又迅速地爬到雲層上去了，我們四架戰鬥機在第一聲警報響起時就起飛了，但和後麵過來的十二架到十五架日本飛機保持著距離。
今天我在醫院裏非常地忙。相當一部分從中央醫院轉來的病人需要盡快地進行某種外科方麵的治療。我處理了三個手臂嚴重開放骨折的病人和一個腿部普通骨折的病人。在我就要結束最後一例手術時，警報響了。我回到家，在空襲中吃著晚飯，同時豎著耳朵聽飛機是否靠近，時刻警惕著它們飛到頭頂上或是太近，以便及時躲到庇護所裏。
今天下午會診後，來了個闌尾炎病人，我們高興地看到闌尾未穿孔（中央醫院轉來兩個未手術的闌尾穿孔病人）。這個病案中闌尾已因膿液而繃緊，到明天早上毫無疑問會穿孔……
今天又是三封信：一封是來自香港的航空信，談了……緊張的廣東神奇之旅；一封是漢口的布朗寫的……；第三封是彼特羅娃給馬喬裏的信，我不會轉給她，因為在她收到此信前很久她就能見到她了。“傑克遜總統”號萬歲！我希望這艘船能讓馬喬裏有機會休息一下，也讓孩子能回到正常狀態中。
我正在讀阿裏克西斯·卡瑞爾的《未知的人類》，他在書裏宣稱，人類的科學成就已經遠超其道義和精神的進化，現在發生的事情正是絕好的注解，我已看到一半了。
9月29日：
今天多數時間在下雨，這也可能是沒有空襲的原因吧。但我還要把遭遇到的第四十四次空襲的後果記下來。我們的一位飛行員在安徽省上空與敵機戰鬥時被兩發機槍子彈擊中腹部。他成功地將飛機降落，隨後就昏迷了。他們花了十一個小時才把他送到我們醫院。我淩晨2點見到他，已經因失血而休克了，非常虛弱。一發子彈打中其右腹，穿過他的腸子，另一發子彈擊中其左腹，我還沒找到它的位置。它可能還在他身體裏。小腸在兩個地方被完全切斷約二到三英尺，另外那地方有一個圓洞（一個圓環）從他的腹部傷口裏突出來。
將其兩個完全隔斷的腸子之間那部分切去是很容易的，隻需做一次吻合術。洞也由縫線縫合起來了，現在我們必須等待，看仁慈的上帝能否讓他恢複過來。我會告訴你他的進展情況的。在我今天早上換藥時，昨天做闌尾切除術的人在讀報紙，所以我想不必為他操心。
今天來了更多的美國郵件，其中有最受歡迎的《讀者文摘》和《時代》雜誌。另外還有家信，附上了朱琳的和富蘭克林的信。家信中提到，看到報紙上說馬喬裏和伊麗莎白去了牯嶺。有三封信是馬喬裏的朋友寫給她的，我不會轉給她，因為在她收到信之前很久她就能見到她們了。爸爸媽媽和我們的新侄子海倫、帕特和約翰的快照非常好。自我上次見到帕特，她肯定又長高了。
昨天又傳來了日軍的一個暴行。你此時一定已經看到報道了。中國一個捕魚船隊被完全摧毀了，三百個男女老幼僅剩下十個幸存者。這些人是在香港附近被S.S.Scharnhorst營救的，他們敘說了悲慘的遭遇。按照日本人一再強調的話來說，他們不可能殺非戰鬥人員，那麽他們一定是把捕魚船隊當成中國海軍了。
中國人在北方將防線撤至準備完善的保定府以南，慢慢地在爭奪他們放棄的地盤。在上海，盡管日本人盡心竭力地戰鬥了六個多星期，他們實際上毫無進展。在中國軍隊撤出日艦炮火射程之後，除了一些小地方的你爭我奪，戰線就呈現膠著狀態。日軍在那兒的毫無作為無疑使他們愈加喪心病狂地對內地狂轟濫炸，顯然是在出惡氣。
城裏大部分地區恢複了電力，包括醫院，但還沒通到我這兒，除了昨天短時間通了一下。但這個小煤油燈不錯，比蠟燭強多了，這讓我回想起早年在南京的歲月，那時我們還沒有電。
……
拉貝看著威爾遜的日記，越發對日軍野蠻轟炸南京的行徑生氣。“憋氣！無論如何，誰發起了戰爭，誰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養的他也開始罵罵咧咧起來。拉貝是個經曆過一戰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彈數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襲警報消除後，拉貝決意要去城裏看看到底轟炸的情況如何——他當然更多的是關心德國在這兒的財產損失情況。
坐在小車上的拉貝，看到了城內一團團火焰，於是他就開車往那個方向而去。
國民黨中央黨部起火了。
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台”行政大樓和播音室那棟樓起火了……
顯然日本飛機有備而來，針對的都是國民政府的要害部門投下炸彈。但令拉貝充滿擔憂的是，日軍的炸彈並不長眼，其中有一顆炸彈就扔在距施羅德博士（一位德國人）家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拉貝走過去看了看彈坑，約六米寬、三四米深。“上帝，要是施羅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漢口去，能保證不擦破皮、震壞腦袋嗎？”望著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朋友家慘狀，拉貝想：使館要求僑民們早日離開南京並非沒有道理。
離開施羅德家，走到繁華的中山路大街，拉貝看到距德國駐華大使館不遠也有好幾個彈坑。這裏的情況似乎還好，沒有人員傷亡。但在通向交通學校的那個街道拐彎處的情況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圍在那裏，嚷著哭著的都有。拉貝過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廢墟，旁邊有個巨大的彈坑，許多人在坑內的廢墟裏刨挖，說是有人壓在裏麵。
“上帝喲！”拉貝看到有好幾口棺材放在坑旁，顯然有人被炸死了。
女人們在哭泣，一邊在咒罵“小日本鬼子”。
“中央黨部那邊一個炸彈下來，就炸死了八個市民……好慘哪，有個腦袋都不知飛哪兒去了。”拉貝不太會說中文，但能聽懂一些基本的中文。
22日的轟炸，令拉貝親眼看到了戰爭的殘酷，同時也對南京市民多了一份同情心。他覺得自己也是南京市民之一，日本人不該對無辜的市民和城市亂轟炸。
“我們不走！留在南京，看日本他們敢拿我們怎樣！”日本人轟炸南京，除了威懾中國國民政府外，還有一份威懾是做給同情和支持中國抗日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看的。它的這一轟炸，不僅沒有達到目的，相反讓英國和美國使館還有法國使館非常生氣，這些國家的大使一致商議：不走了，就留在南京。令拉貝有些興奮的是他的德國大使也決定暫時留在南京。
“很好，除了謝爾先生走了後我們沒有了麵包吃外，我並沒有因此被日本人的炸彈嚇倒。”拉貝對自己的朋友講，這一天令他高興的還有他從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那兒帶回了一張價值一千五百英鎊的訂單。這個時候還能拿到這樣的訂單，西門子公司洋行上海總部對拉貝的工作表示極大的讚賞，並且在信上表達了對他在南京的安全的擔憂。
“根據該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認為對我個人安全有利的步驟，也包括離開南京。多謝了！信使我感到高興。但是，假如我留在這裏，此刻怎麽辦理戰爭保險呢？”拉貝在這一天的日記裏道出了自己內心的一份憂慮。
保險意識在西方人的眼裏要比我們中國早了七八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日本的這次大轟炸，把整個西方世界激怒了。拉貝通過上海朋友的信件和電報，在第二天知曉了當時西方各國政府和世界媒體對日本無視平民和國際法，造成平民和外國在中國的使館和財產的嚴重損失——
合眾社22日電：
因為日軍的轟炸和中國軍隊高射炮的彈雨，包括七名女性在內的二十名美國人被暴露在危險之中。
盡管美英兩國對轟炸平民及私有財產提出抗議，並且法國、德國稍後也進行了交涉，市內人口最集中的地區還是受到了轟炸。其中包括美、意、德、荷的各大使館或公使館，以及事實上全部是美國等外國人居住的新住宅區。
首都的三十多個地區中，平均每處落下了三枚炸彈。中國的兩大重要鐵路——津浦線和京滬線的車也未能幸免。不遠處的長江上停泊著美、英、法、意各國軍艦。
美國政府對日本在南京城的大轟炸給予了最嚴厲的抗議，這已經是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的第二次正式的強烈抗議。而且在22日日軍轟炸南京後，美國國務院不僅立即代表政府向日本提出嚴正抗議，且馬上派駐東京大使到日本外務省提交了美國政府的抗議書。23日的《紐約鏡報》報道如下：
國務卿赫爾抗議：轟炸南京是威脅
9月22日，發自華盛頓（國際通訊社INS）：今天，美利堅合眾國第二次向日本送達了強硬的抗議通告，對日軍向中國首都軟弱無力的居民連續進行“不恰當的”空襲提出警告。
這次警告是針對日軍昨天晚上對南京進行殘酷、毀滅性的轟炸，作為迅速反應而提出的。
……
美利堅合眾國讓日本強烈記住以下幾點：一，美國對給本國國民以及所有非戰鬥人員的生命帶來危險，以及對本國國民發出勸告撤離南京表示“反對”。二，轟炸普通居民地區“是不當的，是違背法律和人道主義原則的”。三，當該市受到全麵轟炸時，日本所謂保證不會損害各國國民的生命財產是虛心假意的蒙蔽。四，因日本在南京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發生的不管什麽樣的美國人員的傷亡及至財產的損失都應當由日方承擔責任。
通告以後日本不要再進行轟炸。在表明“強烈反對”以後，美國政府表明道：“衷心希望日本停止對南京及其周圍地區的轟炸。”
作為外交慣例，以書麵形式正式提出抗議通告要求日方予以正式的回答。
赫爾國務卿還公開發表了美國政府通告正文。其中一部分內容如下：
本政府一直保持這種見解：不論在什麽情況下，對從事和平活動的廣大地區進行全麵的轟炸是非法的，是違背法律和人道的。
盡管一再保證“在實施預定攻擊期間，要密切嚴加注意友好國家的國民生命及其財產”，但是本政府如果根據經驗所示則不得不說：在進行空襲時，無論在任何時候，而且在任何地點，不管責任當局如何注意，在保證這些作戰地區內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方麵都沒有奏效。
鑒於南京是中國政府的所在地，在該地美國大使等在美國政府機關執行重要公務這一事實，美國政府會強烈反對作為結果出現一種像強行選擇要麽放棄美國使館等工作的本政府機關及其設施，要麽置身於極大的危險當中那樣的情況。
因此美國政府對於因日軍在南京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產生的損害，為了政府自身以及美國國民，應該保留所有的權利，並應該衷心希望日本不要再對南京及其周圍地區進行轟炸。
外交辭令很有講究，美國政府對日軍無視他們在南京的利益和人民安全確實非常憤怒。拉貝則通過西方的媒體也了解了更多關於日軍大轟炸更真實的情況。比如《紐約郵報》對9月22日的大轟炸這樣記述：
盡管英美兩國提出抗議，上海的日本當局仍然宣稱，日本從未放棄摧毀中國抗日中心南京的意圖。在發表這一聲明期間，空襲依然持續。
……
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南京市民們頓時像發瘋一樣衝向已準備好的防空洞以及其他掩體，有的人則到小山上躲避。恐懼中的人們拚命地從人口密集地區向四處逃散，街道上呈現著極度混亂的景象。
日軍飛機尚未出現，十三名中國年輕飛行員就駕著美製殲擊機，伴著隆隆的引擎聲飛上天空，朝著西北方向飛去，以迎擊敵機。
然而沒想到的是，三十至四十架日機突然出現在西南方向一萬英尺的空中。日機隨即俯衝下來，向政府中樞所在地城南地區投下了雨點般的炸彈。
設置在古城牆邊丘陵上的中國軍隊高射炮立即開火，炮彈在空中形成了名副其實的鋼鐵颶風。
中國殲擊機猛烈衝入日軍飛機群。不久，四架冒著火焰墜毀下來。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支數量相當的日軍飛機編隊從西北方向集合衝下來，集中轟炸了有名的南京鼓樓地區的住宅區……
記者筆下的大轟炸呈現激烈狀態，似乎也很驚心動魄。西方報紙的記者還觀察到了另一種現象並提出批評。如《紐約每日新聞》9月22日標題為《美國人被憤怒的南京市民侮辱》。
9月22日，星期天，經上海發自南京（美聯社）：今天，仍有少數美國人留在空襲威脅下的首都，當他們向大使館撤退時，正在不安地等待著日軍飛機來臨的、憤怒的南京市民對他們進行了多次侮辱……
其實，這一天大轟炸後，美國駐中國使館的大使等人已經逃到了停泊在長江上的“呂宋”號炮艦上。
然而拉貝則對這樣的國際態度和事實真相有自己的看法。他在9月24日的日記中這樣說：
“今天下了雨，雲層很低。因此我們都高興地走了出來！”他指的是下雨天，敵機不會來南京轟炸，他們從防空洞裏走到了地麵上，吸到了新鮮空氣。“所有報紙上都刊登了全體歐洲國家及美國對違反國際法空襲南京平民的抗議。日本人對此平靜地答複說，他們隻是一如既往地轟炸了建築物或是軍事目標，絕對沒有傷害南京市民或者是歐洲友好國家僑民的意圖。其實根本不是這麽一回事！至今絕大部分的炸彈並未命中軍事目標，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頭上，而且調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貧窮的人受害最嚴重。擠滿難民的火車和倉庫，受到了最猛烈的轟炸……”
“日本人不講信譽！他們濫殺無辜！可恥！”當晚，拉貝在應邀出席德國大使館的座談會上憤怒地控訴了日本人的罪行。但對大使勸他早日離開南京表示了保留意見。
“你應該走，所有留在這裏的人都不安全。”大使特勞特曼博士非常耐心地勸拉貝，並且告訴拉貝：德國政府已經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國輪船“庫特沃”號。
“每天一千墨西哥比索，價格尚可。將搭載所有準備離開南京的人逆江而上，到漢口。很安全的。”大使悄悄在拉貝的耳邊說道。
拉貝還是搖搖頭。
“你太愛中國了，拉貝先生！”特勞特曼博士唉了一聲，又道，“那麽至少你還有些物品需要送回國吧？”
“這個我需要。我和公司還有不少物品得離開南京，不能留給日本人當作轟炸的目標。”拉貝說。
“商人！真正的德國商人！”特勞特曼博士幾分敬佩幾分嘲諷地對拉貝說。
拉貝笑道：“我就是一個真正的漢堡商人。”
日本人對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嚴正抗議並沒有放在心上，他們照舊轟炸，且越來越厲害。
9月25日，從早上9點開始，連續四個時段拉起了防空警報，拉貝和同事們幾乎一天沒有出洞，這讓他很難受和生氣。下午4點多後，他拉上韓湘琳往下關方向走，想到江邊看看大使館給他們德國準備的上船路線和船舶。路上，警報又響起，這讓拉貝無法忍受，且嚇得不輕。
下關電廠是拉貝一路上看到的日軍飛機重點轟炸目標之一，八顆炸彈落在那兒，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被炸死在電廠門口，顯然這對母子想躲避轟炸，但還沒有來得及跑進防空洞就被日本人炸死了。
“野蠻！最無恥的野蠻行徑！”拉貝看著現場的慘狀，悲憤無比。
在電廠，拉貝看到幾枚炸彈擊穿了房頂和配電設備上方的混凝土板。炸彈顯然是正好在配電房裏爆炸的，因此所有配電設備被炸得粉碎。廠裏的辦公室也完全變成了廢墟，隻剩下兩根鋼筋水泥柱也像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彎著腰。西門子公司的職員可都是優秀的工程師，對設備異常敏感。拉貝發現，這些電廠現在基本上徹底被毀，整個機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積厚大約有幾厘米高，肯定爆炸當時的衝擊波十分厲害。
下關電廠是南京主要供電電源，蔣介石對此次日軍轟炸電廠給予了高度關注。拉貝作為西門子對該廠的電機供應商，其責任是如何恢複它的發電功能。
“沒有電的城市等於進入中世紀的城郭。”拉貝在回來的路上一邊歎息一邊如此對韓湘琳說。
“哎，電燈亮了呀！”韓突然興奮地指指城區的街頭。
居然有電燈亮起來了！拉貝也覺得奇怪。一打聽，原來是浦口鐵路照明電廠拉過來的電呀！
“老蔣看來有所備戰的。”拉貝覺得中國政府對防日轟炸是蠻下功夫的。畢竟，南京是中國的首都。
“快快，拉貝先生快起床！”半夜，拉貝突然被韓等人叫醒。混亂和倉促之中的他，戴上眼鏡後，才聽清楚了外麵是警報聲。
“現在是淩晨2點31分哪！這日本人也太壞了吧！”拉貝看著表，極端生氣道。
“別係領帶了先生！”中國雇員扶起拉貝就往屋外走。
拉貝這下半夜是穿著睡衣和睡褲進的防空洞，如此穿著不正規，令這位德國紳士很不爽。
第二天，下雨了，下得還不小。
“烏拉！今天是和平的日子！”同事阿霍爾特高興地過來對拉貝說，“今天我們好好睡一覺吧！”
“對，和平日子為何不享受一下？”拉貝極表同意。“和平日子”——下雨天，南京市民和拉貝他們這些待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都太熱愛下雨天了。因為這樣的天氣小日本的飛機是不會來騷擾的。
“我補睡了一覺。美美的，多麽高興！”拉貝在日記中歡呼。
陽光燦爛的日子感到恐懼而得不到舒暢心情，下雨的天氣反而歡呼“萬歲”，這是侵略者日軍給中國人民和像拉貝這樣的在華外國人士帶來的畸形心態。
鑽出地洞的拉貝，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然而對德國人和西門子公司利益懷著關切的他，再一次跑到中山路時，又一次震驚了：在德國人開的黑姆佩爾飯店的不遠處，與天生藥房和遠洋辦事處的對麵，一片中國民房被日軍的炸彈夷為平地，房子前麵的一個防空洞沒有能保住裏麵的平民們的生命，三十多個男女市民被炸成一團團碎爛的肉團，慘不忍睹。
“卑鄙！無恥！屠殺！侵略！”拉貝把能罵出口的憤怒全都倒了出來。他實在不忍看到日本人如此行徑。
麵對日本人的無恥行徑，拉貝對中國的熱愛與對日本人的蔑視程度似乎都在上升，尤其是對中國和中國雇員的敬佩之心。這一天晚上，西門子洋行上海總部的中國工程師周先生的到來和所說的一番話，令拉貝好一陣感動。周是應國民政府交通部的請示，冒著兩邊的戰火，用了二十六小時的行程才抵達南京的，而平時從上海到南京的火車路程時間也就三四個小時，可見戰火下的兩地之間仿佛隔著千山萬水。
周先生代表的是西門子公司的委派，拉貝作為西門子南京方麵的負責人，自然要接待好上海派來的同事。
“周，南京的炸彈每天都有可能在我們頭頂上麵爆炸，你來此，你家人不擔心呀？”拉貝問。
周笑笑，說：“我對我妻子說了，萬一我遇到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門子洋行，絕不可對西門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的老家去，和孩子們一起在那裏依靠我們自己的薄田為生。我這次出差不僅僅是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為了我的祖國的利益。”
拉貝聽完周的話，感動得快要流眼淚。“好樣的，周！”他為此熱烈地擁抱了周工程師。西門子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意越做越大，除了西門子公司有一大批像拉貝這樣的優秀職員外，中國雇員對公司的支持和獻身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拉貝對周這樣的愛國主義者的真誠與無私精神，表示了極大的敬佩之情。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越來越少。德國使館租借的船，已經在10月3日感恩節這天載著首批離京的人士起航。為了表示慶祝，大使在船上為所有可能出席的在南京的德籍同胞搞了一個船上“感恩節”慶祝活動。拉貝自然也去了，他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請完成任務後回漢口的周工程師帶走他記下的十六本日記。
“你把這些東西交給德倫克哈恩先生，請他幫助我保管它。”拉貝指著四個箱子，吩咐周。
“庫特沃”號上的感恩節雖然冒著日機轟炸的危險，但依然開得很浪漫。德國駐華大使特勞特曼博士在慶祝會上發表了講話，對所有準備離開南京的德籍女士和留在南京的德籍男士們表示了敬意。最後大家一起喝著咖啡，唱著《國旗之歌》，三呼“德意誌”和“元首”萬歲。
“怎麽聽《國旗之歌》就像聽貝多芬的《葬禮進行曲》似的。”拉貝和幾個朋友竊竊私語道。可不，因為他們身後的南京城裏又在響著一陣陣日軍轟炸引發的爆炸響聲……
接下去的日子，除了指望下雨天外，就是待在防空洞裏無聊地默對著自己的同事和雇員。這不是勤奮工作的拉貝，他內心時常出現某種焦慮，但有何辦法呢？拉貝在這個時候學會了另一個本領：除了寫日記外，他在試著給一個朋友主辦的德文版《遠東新聞報》寫留守南京的特寫，並且因為感恩節那天他寫的一篇《發自船上的報道》後，引起了德國國內讀者的廣泛關注而獲得好評後，被朋友扯進了該報的“兼職”圈子——《遠東新聞報》聘他當“名譽職工”。拉貝是個謙虛的人，換了別人也許很是高興，他卻有些鬱悶地回信給這位朋友——胡爾德曼先生，因為這位胡爾德曼先生由於拉貝上一次寫的報道而把拉貝抬舉成德國人的驕傲之類的“英雄”了。
拉貝有些受不了。他如此回信，並進而在信中說明了他為什麽留在南京的時下心態：
尊敬的胡爾德曼先生：
感謝您10月6日的親切來信。任命我為貴報“名譽職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沒有頭銜的名片上在名字後麵有了“《遠東新聞報》（名譽）職工”這幾個字一定會十分好看，何況我的英國朋友們十分重視字母多的名片，他們一定會羨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爾德曼先生，我擔心，您這是自找麻煩。您一點也不了解我！並且，我擔心您也有點低估了您的讀者。他們自稱對此“極端認真”，而我對此卻毫不介意。我正是有這個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當的時候，以我的所謂幽默讓我周圍可愛的人高興一下。我想在此以我們家人之間的通信方式為例，我的男孩子，二十歲，目前正在德國參加青年義務勞動，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親愛的父親！要是你能聽到這裏收音機裏對中國都說些什麽（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好了。報紙的報道還要糟糕，我根本不願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體肯定非常好，我決不懷疑！向你致以親切的問候……”我不會去說什麽現在的局勢不嚴峻，目前的局勢的確非常嚴峻，如果有人不承認這一點，那麽他的頭腦肯定是太簡單了。局勢不僅嚴峻，而且會變得更加嚴峻。那麽怎樣才能對付目前這種嚴峻的局勢呢？我認為，應當拿出自己的最後一份幽默，對著自己的命運說上一句：“對不起，我就留在這裏不走了！”天如果整個塌下來，那麽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會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彈掉下來，而且正巧掉在一隻烏鴉的頭上，那麽死的則隻有烏鴉一個，它再也不會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個時候，我想，揚子江還是會一如既往地盡情流淌。現在我每日的晨禱和晚禱的祈禱詞是這樣的：“親愛的上帝，請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現在你們一定想知道我們到這裏來是幹什麽的，目前我們的生活怎麽樣以及我們是怎樣甘於忍受這些轟炸的。
是這樣的，我個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後，從水路繞道回到這裏的，因為我：
一、作為一個德國商行的代表，要在這裏代表它的利益。
二、我在這裏還有許多放心不下的破舊東西。（盡管有個柏林女士懇切地勸告我：別胡鬧！你不該為那些不值五十芬尼的破東西操心！）
三、那好吧，我們問心無愧地承認，我想永遠做一個負責的人，不忍心在這樣的時刻對洋行的職工、傭人及其家屬棄之不顧，而是想要全力幫助他們——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對第一點還必須指出，我們十分尊敬的中國客戶還想不斷向我們訂貨、簽訂合同，但必須按照下述條件：
支付條件：（一）簽訂合同時預付百分之五。
（二）我們取得戰爭勝利後四周再支付百分之九十五。
供貨時間：兩個月以內運抵南京，送貨上門。
保戰爭險：沒有必要。但如果你們願意投保，我們同意！
這當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說服客戶！
對第二點還必須說明，那位柏林女士說的是對的。
對第三點來說，首先還要有一個十分安全的防空洞，顯然我們並沒有。我在這裏所見過的防空洞，沒有一個是很安全的，但它們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這就足夠了！
……
可愛的拉貝坦誠地告訴了他祖國的讀者和屬於他的親人，比如自己的兒子。
現在我們都知道拉貝是因為建立“國際安全區”而拯救了數萬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實在日軍進城之前，拉貝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曾被南京人稱之為“拉貝防空洞”的貢獻。
從1937年8月開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並引發“淞滬大戰”的三個月裏，日軍飛機不斷開始襲擊南京等地，大轟炸讓無數無辜的生命逝於炮火之下，而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殺之罪。“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殺害中國三十萬人”，實際上並沒有包含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之前的這幾個月的大轟炸中死亡的中國平民的人數。而防空洞幾乎就是平民們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設施。但許多民間防禦設施的地洞由於百姓不懂如何來築建，有不少人就在這樣的轟炸帶來的震蕩之中，遭遇了被倒塌的地洞壓死的悲慘命運。拉貝發現了這個情況，他是德國工程師出身的專業人士，有德國人做事嚴謹認真的特點和技術能力超群的本領，他將自己修建堅固耐用的防空洞經驗在民間廣泛推廣。“拉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國同事和駐京外籍使館人員與傳教士中流傳開，後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軍隊及政府部門的小型防空洞建設所采用。這讓許多人免於因防空洞的不堅固而喪命或受傷。這個功勞，應當給拉貝記上。
拉貝是這樣把自己的這一經驗通過信的形式告訴了朋友，而朋友又通過報紙給傳播了出去——
人們是怎樣建築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許多錢，就委托一位中國的防空洞建築師承辦一切（自然，首先是因為他本人一竅不通方可選擇這一方案），付給他——建築師五百元至三千元。這樣建築師便可分別按照付款的多少，運來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鐵軌、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麽的大堆大堆東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辦這事的，就是說，我雇用了十名苦力，吩咐他們挖一個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雙腳浸水為止，坑深一點五米時就出現了水。於是，我們在坑底鋪一些牆磚和圓木頭，然後再鋪上地板。地板上必須留一個洞，以便我們能夠取到地下水。你們一定聽說過怎樣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簡單極了！隻要每天放一隻桶或是空的食品罐頭下去。我們還在牆邊豎了幾根柱子，支撐住上麵的橫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麵，然後覆蓋泥土，要許多許多泥土和沙，堆成一個約一點五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麵，我們稱這花盆是偽裝，日本飛機就不會識別出下麵藏著什麽。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覺的是我們把這個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築在一棵樹的底下，樹根這時可能就長在它的上麵。我們給四周的牆壁蒙上幹淨的草墊子，開了兩個門，一個門供人們進出，一個門專供運送貨物。後來還在這兩個門外壘了沙袋路障，保護不受炸彈爆炸產生的氣浪破壞。
人們都跑到我這個防空洞裏來占位子！為什麽？我不知道！它有這樣的名聲：特別牢固。
我在建築這個“英雄地下室”時，估計最多可坐十二個人。但在建築好以後發現我大大地估計錯了。我們共有三十個人，坐在那裏就像罐頭裏的沙丁魚一般。所有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呢？十分簡單！我的每個勤雜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親、母親、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沒有孩子，就收養一個！（順便說一下，多麽興旺的業務！）此外，我還得接納一個鄰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個鞋匠，戰前我曾對他發過火，因為他把百分之二十的扣頭計算在製鞋價格之中。後來突然發現他是我用人的一個親戚，我能怎麽辦呢？我讓他們都進來了。我不能讓自己丟臉呀！我在這個地下室裏給自己放了一張辦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當然地也得進入這個防空洞，至少在轟炸離得很近而且很厲害的時候是如此。並且，我坐在裏麵時，孩子們和女人們會由於看見我也可憐巴巴地坐在裏麵而感到放心。這時我發覺，我在北戴河下決心盡快地趕回來是對的。
假如現在我這麽寫，說我一點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謊。在防空洞開始劇烈震動時，也有一種感覺悄悄爬上我的心頭，類似“哎呀，我們要再見了！”在我的防空洞裏有一隻家用藥箱、手提燈、鏟子、十字鎬和榫鑿，但是，坦率地說，當我想到，我們大家有可能都會被埋在這個老鼠洞裏時，那些東西並沒有給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說真的，是害怕了。可是，為了消除害怕，說幾句快活的話，或編造一個笑話，大家跟著笑一笑，炸彈的威力就大大減小了！老實說，隻要炸彈沒有剛好落到自己的頭上，人們逐漸地也習慣了狂轟濫炸。每次轟炸的間隔時，孩子們都迅速地跑出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無法想象得出，這時會發生什麽事。
夜間轟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報信號響過幾分鍾後，電廠拉斷了電。領帶可以不要，但在這幾分鍾內我至少必須穿好褲子和皮靴。然後，當我把所有要保護的夥伴安全地藏進地下室後，才可以悄悄地在暗處坐下。繼而我經常會摸索著回到我的起居室裏去，悄悄地找一張最舒適的椅子，轉眼間便睡著了。這是我在孩提時代練就的功夫，那時，隻要下雷陣雨，我就常常這麽做。
可是（我們的室內生活寫得太多了）隻要危險一過去，防空洞裏的客人們和我之間的家庭式關係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須是這樣。除去工資以外，必須有一個區別，不至於會失去紀律。
現在再寫一點有關這個城市和警報信號的情況：
誰要是在戰前即兩個月前，熟悉這個重新繁榮起來的南京城；誰要是在當時，特別是中午時分，觀察過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況，如果他聽說過大約一百萬至一百二十萬居民中至少已有八十萬人離開了這個城市，那他對現在城裏到處是死一般的寂靜和幾乎空蕩蕩的街道和廣場就不再會感到驚訝了。所有紅色的磚瓦屋頂都刷成了黑色，就連整個紅磚瓦的住宅區也都刷成了黑顏色。每隔五十米至一百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隻是上麵堆些土的洞，剛好夠一個人爬進去。
所有的電影院、大部分旅館、絕大部分商店和藥房都已關閉。有些小手工業者還在半開著的大門和百葉窗後麵悄無聲息地幹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間，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麵積大約有六所至十二所房子那麽大，這是轟炸造成的破壞。但是事情過後呢，人死了（雖然不是很多，但也夠多了），現場清理幹淨了，於是便幾乎不再有人注意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記了。
同樣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車還在行駛，在中央各部等單位下班時車裏擠得滿滿的，因為政府官員都照樣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無可指摘的。軍人、警察和平民糾察隊謙和而正確地履行著他們的義務。在兩枚炸彈炸開了中山路主幹道的碎石路麵半個小時後，那些坑洞就已填補，路麵也修複好了。修路時交通一點也沒有中斷。
沒有一個外國人（這裏的外國人已經不多，德國人約有十二名婦女和六十名男子）受到過幹擾。相反，人們都懷著驚訝的好感注視著我們這些還堅持留在這裏的外國人！
警報突然會響起。以前我們用作報時信號的電器汽笛響起了拉長的“嗚——”聲，這是第一次信號：警告信號。就是說敵機已經起飛，正在飛往南京途中的某個地方。所有的人都趕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較遠的人就坐人力車趕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車裏的人突然發覺，他們的老式小汽車在和平時期時速還跑不到十裏，現在卻一下子達到十六七裏的速度。當我喜形於色地祝賀我的司機取得這個出色的成績時，他露出一種調皮而尷尬的臉色。看來是我擊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點。
回到家以後，我就派人在大門兩邊守著，以檢查擁進來的人們。郵局和電報局的公務員受到每個人的歡迎，隨時都得安置他們。除此之外，凡是與我的家庭沒有關係的人，都拒絕入內：“真對不起，沒有地方。請您別見怪，我們沒有多餘的位子了。”
抱著嬰兒的婦女們受到優先照顧，允許她們坐在防空洞的中間，然後才輪到帶著較大孩子的婦女，最後是男人。這是我始終頑固堅持的順序，它使男人們感到無比驚奇。
幾個大膽的男人——管家、用人、司機（他穿著西式服裝，必須有相應的舉止）以及其他人，還有本人隻能暫時留在外麵。
第二次信號！一再重複的一長三短的“嗚”聲，表示敵人正在南京上空。現在全城空蕩蕩的，一片死寂，無絲毫動靜。街道上不時有步行或開著車的哨兵在巡邏，也有城市民眾應急隊隊員。
我們數著敵機的架數，同時為正在追趕它們的中國殲擊機感到高興。在高射炮（防空火炮）開始射擊時，肯定有紛紛落下的炮彈碎片，我們便慢慢走進防空洞的入口。轟炸機向下俯衝時，發出巨大的呼嘯聲，緊接著是一百公斤至五百公斤炸彈猛烈的爆炸聲。當炸彈接連不斷地落在不遠處時，大家都張大著嘴，一聲不吭地坐在防空洞裏。我們給孩子們和婦女們在耳朵裏塞了棉花團。隻要稍一平靜，就有“英雄”一個接一個地從地下室裏走到外麵去，想看看周圍的情況。每當有一架敵人的轟炸機被高射炮擊中後燃燒著搖搖擺擺地栽下來時，中國人就高興得熱烈鼓掌。隻有這個滑稽的、讓人捉摸不透的“主人”的表現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議，他一聲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說：“別吵，死了三個人！”鞋匠嘀咕道：“怎麽啦，他們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雲層後麵，撤退的日機和追擊的中國飛機還隆隆地響了好長時間。然後響起了緩和的“嗚——”聲，警報解除了，危險過去了！大家平靜地卻是大聲地談論著重去幹活。
這段時間確實很有意思！沒有誰埋怨無聊。現在已是晚上10時了，警方的戒嚴時間開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國學校已不再存在（它已關閉），解聘了教學人員，退掉了校舍。孩子們均已乘飛機離去，去了安全的地方。這是過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擔心，我們一定會再辦起來的。
老鴰
“老鴰”是德國駐南京領事科德爾先生給拉貝起的諢號，意思是“老拉貝”。
“謝天謝地，我們仍然健康。”
“感謝上帝，我們仍然活著。”
在上海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打得越來越激烈的那些日子裏，這是南京城裏的拉貝和市民們每天都在重複著的同樣的兩句話。
然而，畢竟南京已經不再安全，尤其是敵機的轟炸，人們的心情已經被徹底地攪亂了。比如10月19日這一天，拉貝甚至非常憤怒了——
開始是淩晨不到2點鍾，警報就響起。睡眠中的拉貝剛剛穿上第二隻靴子，炸彈就已經落了下來，整個房子都在抖動。
“裏貝，你怎麽還在睡呀？”拉貝見自己的夥伴躺在那裏一動不動。
“嗚嗚——”第二次警報再度響起。
“喂，裏貝！第二次警報了！”一般情況下，當第二次警報響起，意味著更大的轟炸即至。拉貝見裏貝還沒有動彈，有些生氣和著急了。
“是是是，我聽到了！聽到了！”裏貝這回才開始起身，動作依然漫不經心似的。
這一夜，拉貝看到他們西門子舒克爾特廠生產的探照燈大顯神威。
走進防空洞，拉貝看著擠得滿滿當當的洞內就來氣了：有個遠洋公司的胖家夥，一人占幾個人的位子，把身邊的婦女和小孩子擠在一邊。
“我希望你調整一下。這裏的位子本來就不多，你不能一個人占了女士和孩子的三個位子……”拉貝走過去，衝那胖子便說，結果話還沒說完，不小心腳底一滑，掉進了洞內的地下水溝，臀部一片濕透。
見鬼！早晨，拉貝從洞內出來，第一件事就寫了一份“公告”式的通知，並用德、中、英文寫道：
致我的客人們和本洋行成員的通知
凡經常使用我的耐轟炸的防空洞者，必須遵守下述規定：應該讓孩子和婦女們（無論是誰）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間的位子。男子們隻可使用兩邊的座位或站位。
有違本規定者，今後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約翰·拉貝
“通知”貼在防空洞入口處，非常醒目。
“這個老鴰，他做事真夠認真啊！”周圍鄰居們看了拉貝的“通知”都笑了，說拉貝就是個“好人”，唯獨那胖子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
日本人夠折騰人的。淩晨4點來鍾，警報剛剛解除，還不到半小時，警報再起。拉貝疲倦地穿上衣服，往洞裏剛站上不到幾分鍾，警報又解除。原來，是一次虛傳敵情：天上飛著的是蔣介石自己軍隊的巡邏殲擊機。
“亂套了！”人們的嘴裏都在埋怨。但又能怪誰呢？拉貝安慰大家說：“非常時期，非常狀態也算正常。”
話雖這麽說，拉貝他自己心裏也很悶氣，因為剛躺下，外麵突然傳來高射炮聲——地麵的部隊朝天激烈開炮開槍。“徹底亂套了！”拉貝心想，千萬別自己的炮打著了自己的飛機喲！
反正炮彈落不到自己的頭上，睡吧！拉貝將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拉，蒙頭照睡。可似乎又睡不著——大早晨的，怎麽辦？起來洗個澡吧。
拉貝走進了浴室。
8點55分，警報又響起。“這麽下去，今天就別想再幹什麽工作了！日本人真是太沒有教養了，連起碼的信譽都不講！”裏貝站在門口對著天空直罵。
9點55分時，警報又解除，敵機沒有在天空出現，據說日本人的飛機飛過南京，到了北邊什麽地方去了。
真正的活見鬼！
中午12點15分，警報再次響起。“別管它，估計又是放空炮！”許多人對此漫不經心了，連一向認真的拉貝也沒了多少警惕性，慢吞吞地不想管警報不警報了。反正第二次警報響後還來得及進洞裏。
“轟隆——”突然，一聲巨響就落在拉貝他們的附近。“快快！快進洞！”這回是真轟炸了！
拉貝等驚慌失措地鑽進防空洞，便聽天空間激烈的對抗炮擊聲。有膽大的人從洞口探出頭往上麵看——陽光下，數架飛機也搞不清是敵機還是蔣介石的空軍部隊，反正天上打成一團，地麵的炮火更是如萬鈞雷霆般射向空中……
日軍飛機在這一天襲擊了南京城北和城南，甚至連與拉貝他們有密切業務和生意聯係的電廠也慘遭轟炸。而受破壞最嚴重的是浦口鐵路局及附近的煤場，被炸得不輕，有九個人死亡，十餘人受傷。
第二天，這樣的轟炸在繼續，死傷的人數也一直在上升。然而南京人似乎對這樣的情況變得很習慣了，隻要小日本鬼子的飛機不是過度的轟炸，空襲便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一樣。
拉貝他們可以看到一些從上海轉郵過來的他自己國家和英、美等國的外文報刊，這些報刊都不時有文章說：南京人對日本人的飛機空襲當成了習慣，“這太誇張了！讓他們來試試看！”拉貝有些生氣這樣的報道不負責，不過當裏貝問他難道你不是習慣了進洞出洞時，拉貝又苦笑著點點頭。
可不是，你不習慣又能怎麽樣呢？拉貝心想。
10月24日，星期天。拉貝認為他的中國夥伴韓湘琳做其他事、說其他話都很到位，唯獨說日本人不會星期天“下蛋”——轟炸，是“胡扯”。這不，今天這個一碧如洗的星期天裏，炸彈從天而降，城北、城南雨點般落下，比任何時間裏“下蛋”還要多。
“今天日本人是為了紀念他們下蛋七百枚才這麽幹的！”韓向拉貝解釋。
“七百枚了？！”拉貝跟著韓趁中午時間空襲剛過的空隙，跑到一家中國人開的“德國肉店”，在那裏他發現了九瓶“愛福牌”啤酒。“統統要。”拉貝像見了珍寶一般，全部買了下來。晚上與前來看望他的一名德國朋友痛飲了一通。
大轟炸的第二天10月25日，拉貝十分高興，因為這一天是他和愛妻的結婚二十八年紀念日，遠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韓先生送來四盆菊花，並且拉貝還收到了愛寫詩的妻子的兩首詩，這讓他興奮不已。
妻子的詩這樣寫道：
朦朧的預測已經變得明晰
命運從不是偶然幸運的產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在軌跡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運籌
才能決定是合是分
是啊，一個智者的命運也決定不了與家人和妻子的合與分，這就是戰爭下的世界。拉貝對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時也因自己身處戰爭的旋渦中心頗有些傷感和擔憂。
南京電廠是拉貝他們西門子公司在華的一個重要生意項目，裏貝就是負責這一塊工作。由於日軍的飛機不斷轟炸，電廠的維修成了頭等大事。作為西門子洋行的南京辦事處負責人，拉貝有高度的責任負起電廠的正常運轉。讓他欣慰的是，幾台渦旋輪機運轉一直正常，而且連那台老式的博爾齊鍋爐也還在正常工作著。“這是六年前的貨，你們看清楚了吧：我們德國的貨比美國鍋爐強吧！”拉貝經常對那些總認為什麽東西都是美國貨好的中國人很不理解，他用事實告訴他們真正過硬的貨是他們德國人造的。
結婚紀念日的第二天，拉貝拉著已經出色完成公司交代的維修任務的裏貝一起到電廠，原本裏貝是要走的，但上海西門子洋行駐華總部發來一份被拉貝認為是“最好的電報”說：裏貝暫時可以繼續留下來工作，不急走。“夥計，你得留下來陪著我天天吃日本人下的蛋啊！”他與裏貝已經很有感情了。
到電廠的路上，拉貝他們聽說了一個準確的消息：日本人已經占領了太倉。這就證明，中國首都南京的外圍防線又被撕破了一道。好在還有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日本人在上海已經戰死了一萬人。
看來蔣介石的軍隊在上海幹得不算太爛！
但從友人那裏獲得的南京情況又讓拉貝情緒低沉：日本飛機在過去的六十多次空襲中，已經造成二百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還有大量難民紛紛逃亡……
“聽說了沒有，蔣夫人昨天在去上海的路上，汽車駛進了一條溝裏，她被扔出車子好幾米，肋骨斷了好幾根！”這個消息讓拉貝感覺對中國而言，是不是意味著凶多吉少的兆頭？
“看，拉貝先生，你公司總部又寄來一大包聖誕禮物！”韓先生從車子上抱回一大包郵件，交到拉貝手裏。
“太美了！”拉貝一看，是辛施兄弟公司從漢堡寄給他的一百份1938年的德國新日曆，這裏日曆可以用作日曆，又能記事，所以很受拉貝他們歡迎，也是拉貝他們作為禮物送給相關客戶的。這樣的“記事日曆”在七八十年後的中國仍然被公眾作為新年禮物相互贈送。
看著一張張精美的漢堡冬季風景明信片畫景，拉貝的那顆鐵麵無情之心也變軟了。
聖誕節又快要到來了，怎麽在中國就沒有一點兒感覺呀！如果在自己的故鄉，現在這10月份就該忙碌聖誕節的事了，然而在南京——戰火下的南京，他這個漢堡人也幾乎都把這事給忘了——拉貝想到此處，不由熱淚盈眶……“喂喂，別哭呀拉貝先生，過去你可不是這個樣的！”
拉貝自己勉勵自己。這一夜，他坐在防空洞裏，想起自己的家鄉漢堡，又想起自己的妻子與兒女，不由感慨萬千——
我一再有把握地說：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為轟炸機的炸彈
大都是從上麵落下的，
高空也會掉下碎片的，
擊中誰，痛得要命，
如果劈啦爆炸，不及時走開，
你肯定會說：啊——我想，
還有足夠時間躲開，
我隻想看一下……
別說廢話了——快些吧，
走進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德國人愛寫作，也愛寫詩。這是拉貝的詩。不過比起其妻子的詩，似乎缺了點我們中國人所講的韻味，不是嗎？這個冷麵紅心的“納粹”！其實他內心還是炎熱的，隻是他的表層鋼鐵一般。
進洞，出洞。天天無數次的折騰，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工作、催賬、收款，以及幫助中國人恢複設備等等，拉貝終於病倒了……病得還不輕。
醫生給他開了許多藥，價格是平時的三倍多！精細的拉貝注意到這一點。他想讓妻子寄些藥來，可又不敢動筆發電報給她。如果那樣的話，妻子一定會毫不理會日本人的飛機和炸彈跑到南京來的。“那樣又太傻了！”拉貝內心深深地責備自己。可是人家特勞特曼大使的夫人就留在了南京，她能做到，我的妻子為什麽就不能？
不行不行，我有這個念頭就是犯罪，是對妻子的犯罪念頭。
拉貝拿起阿司匹林，猛地往嘴裏塞，然後喝下滿滿一杯水。他在日記上寫道：“如果一個漢堡人和一個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會產生意見分歧。這肯定是出於古代他們好爭論的原因，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自稱有最偉大的‘快舌’，即最偉大的辯才。我當然站在漢堡人一邊。漢堡人說話也許會誇張，他們的話也許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純粹是‘吹牛皮’，這就更差勁了！例如柏林人說：‘傻瓜就是傻瓜，是無藥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頂用！’這不對！阿司匹林對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
拉貝感謝阿司匹林——他的病明顯好轉了。日記還沒有寫完，防空警報又響起，拉貝被韓湘琳等人從床上拉起，飛快躲進防空洞。
“先生，我聽上麵說，要讓市民們準備三天的飯……”韓對拉貝說。
“為什麽？”拉貝不解。
“這不，你病的幾天日本人的飛機沒有來過……”
“這是下雨的緣故吧！可不是日本人對我的照顧。”拉貝說。
“是的。但你知道，下雨過後，日本人一定會大規模地轟炸南京，而且肯定要比平時轟炸得還要猛烈和時間長。”韓說。
準備三天飯，就是說要在暗無天日的洞裏待三天？！拉貝搖搖頭，又非常無奈地長歎起來。他翻開日記本，繼續寫道：“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就是地球上的一座地獲，我們在中國正經曆著這場災難，若與歐洲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相比，也許它意味著隻是一場兒戲。但願善良的上帝保佑我們免受此難！”
炮彈仍然在洞外發出一聲聲巨響。拉貝和南京人並沒有受到上帝的保佑，日本人強加於他們頭上的戰爭之苦，正在不斷加劇，更深的苦難還在後麵……
雨後的南京，人們感覺頭頂上的炸彈像過節放鞭炮一樣，“劈裏啪啦”亂響。令拉貝感覺奇怪的是，中方應對日機的防空戰鬥機不知什麽時候竟然銷聲匿跡了。這是怎麽回事？
“老蔣在上海已經打得沒力氣了！南京看來也快保不住了！”還是韓湘琳等中國人了解情況快。
如此看來，剩下的時間隻能是聽天由命了！拉貝參加過一戰和非洲的戰事，明白自己所處的南京著實命運不佳。這種日益多變的形勢，可以從種種跡象表明：他身邊的中國幫工——那些辦公室的勤雜工和用人紛紛被征召去當兵了，而且年齡都在三十歲出頭至三十五歲之間，他們可能隻是早上受訓幾個小時，中午就被拉往前線與日本人打仗去了，其命運大多也是凶多吉少。
“蔣先生真是扛不住了！”拉貝和留在城裏的幾個德國夥伴私下裏議論著，剩下的問題隻有一個：他們這些“老外”到底今後在南京還能幹什麽事？這是拉貝等人最關注的。
雨，仍然下個不停。對拉貝來說，他最討厭下雨，因為一下雨他的防空洞裏麵就會滲進許多水，這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是絕對反感的事，尤其是像西門子這樣大公司的職員來說，凡是與“工程”和“機械”相關的事擺出來的話，有些瑕疵是不行的，無論你有什麽理由。但在南京，下雨對多數人來說是好事——日本飛機就不會再出現在頭頂上了。
11月12日這一天日本飛機還真沒有來，南京市民們與拉貝都認為是下雨的原因，其實這一天日本人就沒有打算到南京來，因為他們此時此刻正在上海慶祝“偉大勝利”呢——他們在鐵蹄和刺刀的共同力量下，已經把國民政府在上海市的旗子扔進了黃浦江裏，換上了他們的太陽旗……
“升旗！今天你要升中國國旗！”辦公室留下來的一名姓蔡的勤雜工一早過來向拉貝傳達上麵的指令。
“為什麽？我是德國人，我不可能把德國的旗降下來，換上你們中國的青天白日旗的！”拉貝斷然拒絕。
“這、這……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政府的意思嘛！”蔡很委屈地說。
“我不管是誰的命令，在我的這塊地盤上，誰也別想降下我們德國旗。”拉貝氣呼呼地嘀咕道，“這是我們公司一貫的立場！也是我們公司與貴國貿易的條約內容之一。誰都不能隨便破壞！”
又一位姓張的過來了，他拉住拉貝說：“不是的，是蔡搞錯了。今天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日，政府要求我們下半旗以示哀悼紀念。”
“我到底聽你們哪一個？”拉貝似乎真生氣了。
“是他錯了。聽我的沒錯。”姓張的堆著笑臉，對拉貝道。
拉貝總算明白其意，於是道：“那就把德國旗和你們的國旗一起升上去，再降半旗。”
拉貝親自看著兩位中國勤雜工把旗幟升上後才搖搖頭，進了屋。心說：“這些中國人，辦什麽事都不能說個明白。”
上海失守，受難的不止中國人，拉貝他們也慘遭損失和傷害。從上海運輸公司那裏他得知：前日離開南京的裏貝在路途上遭到日本飛機的襲擊，人沒有死，身邊的幾個能上能下箱全被炸爛了。“你們給我記個單子，等戰爭結束後，我一定要讓日本人加倍賠償！”拉貝這回真是氣得眼鏡幾次從鼻梁上掉下。他托裏貝隨身帶的東西喪失殆盡，能不叫他心疼？
南京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中國政府部門的人都像暴雨前的螞蟻，人人都在忙著打包搬家——南京國民政府要害部門基本要搬空了，剩下的政府部門和各種機構也都你爭我奪地在動用各種可能的運輸工具為自己忙碌。有錢的市民則在千方百計投奔親友或往香港、漢口甚至更遠的地方搬遷。留下的窮人們，越來越沒有指望，他們的臉部表情都是呆木的。
拉貝他們這樣的外國人，已經是少數了。每個國家都有大使館在協調各自的僑民撤離，下關口的長江上停留著十幾艘洋船，隨時在準備著出發。拉貝他們的德國人也僅剩一艘“庫特沃”號船，是大使館作為最後運送德國僑民撤離南京的唯一機會了。“庫特沃”隻有五十個臥鋪，於是能夠擠上“庫特沃”的也要算運氣了。
“無論如何，請拉貝先生幫忙了，我和妻子想搭你們的船到漢口，求求您了。請您跟船老板說說，加倍錢我們也願意。”一位姓王的工程師來找拉貝，他是軍事通訊學校的工程師，與西門子有業務往來，也算是拉貝的生意夥伴。
“你等等，我去請示一下大使先生。”拉貝是熱心人，能幫助別人的事他一定想盡辦法去做。可這回他是垂頭喪氣回來的。
“大使堅決拒絕，說這隻能給德國人留位子……”拉貝似乎很沒有麵子地向王先生報告，“不
過，大使還算給了我一點麵子：你的妻子是奧地利人，大使答應她可以上船，但王先生你不行。”拉貝補充說。
王先生征求妻子的意見：“行嗎？”
“不行！你不在我身邊，我無法活下去！”洋妻子像搖撥浪鼓似的晃著頭，眼淚都快要溢出眼眶了。
拉貝隻得雙手一攤：“這就沒辦法了！”
看著朋友傷心離開的樣子，拉貝緊握拳頭，咬著牙根，道：這些賬都該算在日本人頭上！
11月17日，還是雨天。南京人比較喜歡，用拉貝的話說，“我們現在真的不需要炸彈了，這裏已經亂成一片。”
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南京大街上熙熙攘攘亂七八糟，汽車、馬車、三輪車……凡是能滾動的東西都用上了。甚至還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大卡車和坦克車在街頭行駛，它們都在做一件事：裝運東西，撤離南京城。在這個撤離和裝運隊伍裏，拉貝是其中的一個——他本人已經做好準備為自己的公司留在南京到最後時刻，但他的同事和朋友都要走了，還有拉貝自己家的許多物品也需要搬運到另外的安全地方，故此刻他也成了忙碌人群中的一員。拉貝想不到的還有一件事，就是諸多朋友聽說他要留在南京，所以紛紛找他，請求他幫助看守和關照他們的房子及搬不走的物品。
“我的這台收音機很貴的，但它太重了，搬不走了。拉貝先生請你無論如何想法保管好它。”說這話的是大使特勞特曼博士的夫人。這夫人客氣、親切，且細聲細語，一次一次地請求拉貝原諒她的“打擾”。
“應該的，應該的。”拉貝笑臉迎送這位大使夫人之後，回頭直罵自己是“充大頭”，像死要麵子活受罪的中國人一樣。
下關碼頭上的亂象已經到了極致。拉貝感覺自己似乎又像回到了當年在非洲的苦難歲月裏。他自己的六個箱子放在朋友的一個包廂內，一看，還成。結果他剛想閉艙，就遇到了熟人西格爾先生。此兄運一大卡車的皮箱要上船，又找不到地方。“拉貝，你這神仙，快幫我想想辦法吧！”
拉貝攤攤手，意思你看這個亂象，我能有什麽辦法？
“不行，你得幫忙。這些箱子其中一半是你老朋友裏爾茨先生的，你得幫助他。”西格爾說。
一聽是老朋友裏爾茨的東西，拉貝眉頭一皺，一揮手：“跟我來吧！”
倆人把五個裏爾茨的皮箱塞進了拉貝買下的艙位裏。
“閃開！閃開！”突然岸上一陣嚷嚷。拉貝探頭一看，有人扛著一個長長的卷筒式的東西，蠻橫地從岸頭衝向船的甲板，站在兩邊的行李和搬運工躲避不及，有人落水，有人開罵，一片混亂。
這不是欺負人嘛！拉貝豈容此等行為。他衝過去責問那人：“你不能這麽幹！上船得有秩序！”
不想那人衝著拉貝，嗓門更高了：“閃開！這兒你說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國大使閣下的地毯！他必須第一個上船！”
“大使也不行！”拉貝一聽就急了，一邊大聲製止，一邊用手封住那人的嘴。
“你——”扛地毯的人一下被拉貝嚇住了，漲紅了臉，半天說不出話。
“你可以先走，但不能抬著大使來壓人！明白嗎？”拉貝悄聲在那人的耳邊說道。
那人點點頭，終於明白了。
雨，還在下個不停。碼頭上、甲板上雨水夾著泥水，濺透和濕透了所有人的衣服與鞋子。拉貝跟著大家一樣狼狽，但最讓他說不出的憤怒是：在船上又一次遇到了工程師王先生夫婦。
是王的奧地利夫人先發現了拉貝。她說：“拉貝先生，他受不了在行李艙的那個罪，沒吃沒喝的，他想換火車到漢口……”
拉貝一邊甩著臉上的雨水，一邊瞪著眼睛問王夫人：“既然如此，那就上岸吧！改乘火車可能還來得及！”
王夫人又哭了：“可我不想換乘火車，‘庫特沃號’是你們德國的船，日本人不會轟炸你們的船，乘火車太危險了！我不願意。”
“你們……”拉貝實在想發火了，可覺得像他這樣的紳士是不該對一個女士發火的，於是隻得放輕聲音再問，“那你們到底怎麽辦呢？”
“我們也不知道啊！嗚嗚……”女人哭了。
拉貝的心軟了，伸開雙臂，將這個奧地利女人擁抱了一下，說：“我建議你們還是跟著這船走吧！”
“那好吧，聽你拉貝先生的！”女人不哭了，回到行李艙裏去找她的男人，“有事我還找你啊，拉貝先生！”
拉貝望著她的背影，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拉貝啊，你活該，這都是所謂的那樂於助人的好心腸造成的！”當天的日記裏，他寫下這句話。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日軍進攻南京的日子已即日可待，蔣介石對守衛首都的決心也在發生動搖，南京到底還能堅持多少時間，日軍進攻南京後會是什麽樣的情況，種種問題擺在中國人和留守在南京的諸多外國人的麵前。隨著中國政府機構的撤離，外國各使館一方麵隨蔣介石的政府機構內撤力保配合，紛紛搬遷至漢口，另一方麵又力圖爭取獲取日方的態度，觀望在日軍占領南京後他們在南京的資產和權利能否獲得保證。由於美、英等主要國家已經在政治立場上同日本國處於決裂狀態，所以多數國家的使館認為自己國家在南京的財產和權利恐難保障，故撤離南京已是不用解釋的了。隻是南京乃中國曆史名城，且又是一國之都，自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早已對這座城市有很深的滲透，尤其是各國的教會組織，布道人士和神職人員在此的活動時間遠比各國駐華使館的根基深厚得多，教會所辦的學校、醫院、神職場所等遍及城市和鄉村。另外，隨著西洋現代科技文明在中國的不斷傳播和引入，像拉貝所在的西門子等外國公司也在南京有許多分設機構和代理業務，所有上述機構和人員，歸結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定的外國勢力和人員，他們的立場和出發點也各不相同，在走與不走的問題上態度也不一致。即使留下來的機構和人員，其目的也很各異。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所有神職人員的出發點相對而言，多數是為了不想自己苦心經營的“中國事業”輕易被日軍破壞，期待以自己的慈善之心普度苦難的民眾。另一部分是有職業使命的醫生和在華傳授知識的教授們，再者便是拉貝這樣的生意人。
“既然留下來，我們就應該團結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爭取我們應有的尊嚴與權利。”其他的洋傳教士、教授和生意人都這樣認為。
“走的是明智者，留下的是英雄漢。”畢竟，戰爭是無情的，日本人的凶蠻與罪惡已經擺在這裏。如何維護在炮火下的安全和為中國平民做一份有益的事，這讓準備留下來的外籍人士們以及他們的大使館在思考。
應該說，最早提出仿效雅坎諾神父在上海設立“中立區”的，是幾位留在南京的美國人。上海淞滬戰役之中，上海“中立區”不僅為保護在滬外國人利益作出了卓著貢獻，而且也為保護數以萬計的上海平民立下汗馬功勞。因此，也讓迫在眉睫的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動了此念。關於整個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的提議過程，拉貝先生的日記裏沒有記載，但筆者從浩如煙海的“南京大屠殺”史料中找到了一份當年美國國務院檔案翻譯材料，這份珍貴的史料詳細記述了提議過程的始末——
關於暫定在南京設立安全區的提案
1937年11月17日
下午5時30分左右，W.P.米爾斯（Mills）先生、M.S.貝德士（Bates）博士、劉易斯·斯邁思（Lewis Smythe）博士（後兩位是金陵大學的教授）在約定好之後，來到了帕克（Peck）的住宅。
談話首先由米爾斯先生和其他人對帕克作了如下說明。
（1）在南京附近和市內進行戰鬥時，為了一般市民能避難進行討論，暫定提案設立安全區，或稱為難民區、非戰鬥區域。（2）關於場所，研究了幾個地方，但決定城內西部地區較合適。（3）當向大使館羅勃茲上校（他處作上尉）征求意見時，他說，中國的軍事當局會同意不把西部地區用做軍事目的（因為實質上不會削弱他們的戰略部署）。為什麽呢？他說，假如在南京附近進行戰鬥，就要考慮戰鬥是在城市的東部或南部。（4）關於這項計劃，杭立武博士對王世傑教育部長作了說明。王部長不僅表示讚同，而且還主動向軍事訓練總監唐生智將軍（現在為首都衛戍軍司令）提出商量。唐將軍沒有陳述他的意見，但是他同意同蔣介石商量一下這個計劃（蔣介石當時不在南京）。
接著，到訪者們詢問道：如果計劃具體化了，大使館會主動將它通知給日本當局嗎？對此，帕克先生說，關於這件事今天已經有了結論。那就是回答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明妮·魏特琳（ Minnie Vautrin）女士的信所說的內容，自己也會約定樂於接受這份功勞，將這一情報傳達給日本。
接下來帕克先生指出如下內容：
如果有人知道了設定非戰鬥區域的計劃是美國人想出來的話（也許會是這樣的），其結果，兩國任何一方破壞了協定的話，那麽預定發起這項計劃的人無疑就會受到大家的憎惡。因此，他主張提倡、推進這項計劃的人為了避免自己受到失敗的責難，采用一個沒有誤解的方法，應該由中國軍當局自己主動地嚐試加入到這項計劃中來。
帕克先生進一步說，美國大使館當然在向日本當局傳達非戰鬥區域計劃是基於中方所接受的一點。
到訪者從內心裏對這些見解表示讚同。
米爾斯先生提議說，正如帕克先生所說，如果大使在那天晚上預計見到孫科博士的話，試著向他探詢一下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好主意。到訪者當中，不知哪一位決定明天再拜會帕克先生，商談一下有關安全區的問題，談話就此結束。
那天晚上，大使和帕克先生與孫科博士一起共進了晚餐，張群將軍和南京市長馬超俊也一起就座。談話中，大使說道：說明一下上述計劃的概要，話題是出自沒有公務的平民，目前它還處於議論階段，被問到了此事，就回答說如果計劃具體化了，就樂於斡旋向日本當局傳達等等。
市長好像對安全區的提案還沒有聽說過，就此他本人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是，在整個晚餐中，他好像一直在思考那個提案，像是發現了其可能性。當問及他時，他說自己打算留在南京。說起來，推測像是否定。
應約翰遜大使的要求，帕克先生把那天中午同米爾斯、貝德士、斯邁思交談的內容主旨向在座的中國人說明了一下。
一同進晚餐的張群將軍是現國民政府處於非常時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建議道：對於安全區的計劃，討論這個問題還為時太早。但是，他的發言預示著一種黯然的假說，即日軍一定會來到南京附近。我想他的發言隻不過是想緩解一下當時嚴肅的氣氛。（參見《南京大屠殺史料》第12卷第84-86頁）
從中可以看出，這個提議首先是由幾個美國籍教授有了想法，再征得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意見後，口頭已經向中國政府的高層相關領導通過氣並獲得讚賞後才提到議事日程的。
應該是11月18日，即斯邁思、貝德士等同張群這些國民政府實力派官員有了溝通後的第二天，他們又聚在一起討論一些實質性問題了，比如請誰來當頭兒。
這是讓美國人感到有些頭疼的事。按理他們肯定不會放棄這個國際委員會的主導權或者說領導權的，但嚴酷的現實擺在麵前：現在與日本人打交道，美、英等國家已經沒有什麽約束力了，唯一讓日本有可能會考慮“友好關係”的，隻有德國人了。
“假如我們要在南京建立‘中立區’，就得選一位能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人當我們的頭兒，否則我們這些人將無所作為，弄不好還會被日本兵‘格殺勿論’呢！”這了籌備這件事，在金陵大學任教的貝德士博士想到了這一層。
“西門子的拉貝先生應該是個合適的人選！”斯邁思想到了他曾經接觸過的這位德國人。
“這事非他莫屬。而且關鍵他還是納粹黨員，日本人應該對他另眼看待。”
“我們接觸過拉貝，這是個辦事認真、細致，且不乏熱心，又有商人機智的漢堡人。相信他能幹好。”
幾位美國教授和傳教士為共同選中拉貝而欣慰。“日本人已經衝過中國軍人設立的南京外圍防線，設立中立區的事不可遲疑了。今晚我們就把拉貝找來商議吧……”斯邁思教授建議，“就到我家吧。這位漢堡商人來過我家，他會喜歡的。”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晚飯時間。斯邁思教授家頗為熱鬧，鼓樓醫院和金陵大學任職的數位美籍醫生與教授差不離都到場了。拉貝應邀前來。
當貝德士教授代表美籍人士向拉貝介紹了他們事先商議的準備在日本軍隊占領南京之前成立一個國際安全委員會，同時著手建立類似上海雅坎諾神父在租界設立的“中立區”，及其任務和所要做的事後，隆重邀請拉貝出任該國際委員會主席。
拉貝激動地聽取美國朋友們的介紹後，驚訝地問：“為什麽主席是我呢？你們可都是傑出的人物呀！”
“我們認為，目前隻有先生你是最合適的人選。除了你本人的能力和有一顆善良的心外，你的德國國籍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身份，是我們所有人都不能相提並論的。”馬吉牧師說，“當然，這是個光榮而艱巨的職務，拉貝先生你本人是否有此誌願？”
“對，這是我們這些人一致的看法。”貝德士等一齊向拉貝投來讚賞的目光。
拉貝認真地看了一遍到場的每一位“山姆大叔”的目光，他確認了這些目光是真誠和友好的，便十分慎重道：“大家認為我的德國國籍和納粹黨的黨員身份在日本人麵前十分有用的話，那我就接受你們的建議。”
“OK！感謝上帝！感謝拉貝先生！”
“我代表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國人和其他國際朋友向拉貝主席致敬！”
“向拉貝主席致敬！”
這一個晚上，拉貝也是第一次有機會認識了諸多美國朋友，包括馬吉牧師等，他們現在可都是他的“部下”了——國際委員會成員。
“好，太好了！祝賀拉貝先生！”回到洋行辦公地，拉貝將這件事向韓湘琳一說，韓立即表示，“我代表南京市人民感謝你！擁護你——尊敬的拉貝主席！”
“我無法想象日本人占領下的南京將是個什麽樣子。更不知道我個人是否有能力承擔如此重要的責任。韓，你是中國人，你一定要幫助我完成這個使命，這也關係到我個人的榮譽，也關係我作為納粹黨員和德國人的榮譽。”拉貝則用期待的目光盯著他十分信任的韓湘琳。
“放心拉貝先生，隻要你一句話，我一定為你赴湯蹈火！”韓在此之前就曾對拉貝說過，隻要拉貝留在南京，他就跟著留在南京，死而無悔。這回又聽韓如此表決心，拉貝非常激動，給了韓一個結實的擁抱。
“韓決定與我同甘共苦。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拉貝在當日的日記裏如此讚賞他的中國同事。
現在，拉貝雄心勃勃，決意大幹一場。上海那邊不斷傳來消極消息，他不得不持有這樣一份雄心。“否則將毀掉德國人的一切榮譽”，拉貝內心有股強烈的使命感。當他把這事報告給了德國駐華大使特勞特曼博士後，得到了對方的同意。大使同時還告訴拉貝，使館方麵暫時也要留下三個人：希爾特爾、羅森博士、沙爾芬貝格。
“羅森這個人並不想留在南京，這樣的人怎麽可能做好事呢？”拉貝對羅森這人很不喜歡，覺得這人貪生怕死。他希望大使能撤掉對羅森的命令，但沒有獲得批準。
韓湘琳便勸他說：“你得跟大使館的人搞好關係，他們是些什麽人？說不準在背後還會告你狀呢！”韓湘琳提醒他。
“我才不怕背地告狀的卑鄙小人呢！我們所有留在南京的人都是英雄，都是要去麵對日本人刺刀的英雄，他羅森如此膽怯的人，怎麽可以跟我們戰鬥在一條戰壕呢？我弄不明白大使先生是怎麽考慮的。”耿直的拉貝依然憤憤不平，說他還要找大使的夫人，爭取遊說成功，“留下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應當像我們漢堡的商人一樣，用你們中國話說：一個蘿卜頂一個坑！”他說。
11月22日上午，大使館打來電話，要拉貝去使館開會。打電話的恰恰是羅森博士。“我必須有個汽車特別通行證，否則許多事都難辦！”拉貝向對方提出，似乎帶著某些情緒，但當時的情況確是如此：鑒於南京城內的情況，蔣介石政府已經在前幾天宣布全城晚上戒嚴。作為德國方麵的代表和未來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拉貝這樣認為也不是沒有道理，可是使館的羅森博士並沒有這樣認為，他覺得拉貝這人還沒有上任“主席”，便開始“牛”起來了。
“這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事，就像我們西門子的任何一台機器上的螺絲釘一樣，少一個都不行，沒擰緊也不行。作為德國利益的代表和國際委員會主席，我必須有一張汽車特別通行證！”在使館與羅森見麵後，拉貝依然不依不饒地提出上麵的請求。
“那好吧，我同中國政府商量商量。”羅森直搖頭。
“小子！你怕死，但去向中國人要個特別通行證還不至於讓你生命有什麽危險的。”拉貝心頭有些樂。
當日下午5時，國際委員會正式成立，並作出了在南京設立平民中立區的決議。拉貝榮幸地當選“主席”。
“感謝大家的信任，我一定盡全力領導好這個組織，並願同各位協作好。”拉貝的履職演說詞並不多，這讓聽慣了德國人華麗詞匯的在場的各位人士多少有些失望。“非常時期，非常語言，重在行動嘛！”拉貝忙向大家這樣解釋，於是大家又都笑了。
辦事向來一板一眼的拉貝領導下的國際委員會，立即就根據自己確定的任務，擬了一份代表全體成員給日本當局的聲明。這份聲明需要通過美國大使館的電台發給在上海的美國總領事，再由上海的美國總領事轉交日本駐華大使。
“我們的這份聲明，在日本大使收到後，他們不能隨意發表，這涉及外交問題，而且我們這個組織目前還沒有得到中方和日方的批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有可能我們想做的事一下陷入被動。因為一方麵外交上會有些不順暢，另一方麵中方和日方反對我們這樣做的話，所謂的中立區有可能反倒成了日本軍隊的幫凶。”主席拉貝已經開始轉動起他那縝密的腦子了。
“這個意見非常重要。”到會的全體委員一致同意。
國際委員會的第一份文件出籠，一式兩份，分別是中文和英文版本，目標是中方政府和日方政府。聲明的大致內容如下：
考慮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發敵對行動這一情況，由丹麥、德國、英國和美國公民組成的國際委員會特此建議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為逃難的平民建立一個安全區。
國際委員會有責任取得中國政府的特別保證：撤除擬建的安全區內所有軍事設施和包括軍事交通指揮機構在內的軍事機構；安全區內不準駐紮武裝人員，攜帶手槍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與軍事團體進入安全區，無論這些軍事團體具有什麽性質，無論其軍官軍銜為何種級別。國際委員會將努力使上述保證得到尊重和令人滿意的執行。
以下具體標明的地區，國際委員會認為適合用來保護逃難的平民。這個區域位於城區的西部，迄今為止，日本空軍在空襲時始終注意使其免遭破壞。
所建議的安全區界定如下：
東麵：以中山路為界，從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麵：從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劃線（即新住宅區的西邊界），至西康路；
西麵：從上麵提到的北界線向南至漢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區的西南角），再往東南劃直線，直至上海路與漢中路交叉路口；
南麵：從漢中路與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點止。
國際委員會將負責用白色旗幟或其他有待確定的標誌清楚地標出這些邊界，並將其公布於眾。委員會建議從收到雙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視安全區為正式建立。
國際委員會特別希望日本政府從人道主義出發，保證安全區的民用性質得到尊重。委員會認為，為平民采取這種人道主義的預防措施，將會給雙方負有責任的政府帶來榮譽。委員會懇請日本政府迅即回複，以便能夠盡快結束與中國政府進行的必要談判，為保護難民做必要的準備。
國際委員會滿懷信心地希望此建議能夠得到友善考慮。
十五位國際委員會成員按當時的順序分別在聲明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們是：J.M.漢森、G.舒爾徹一潘丁、P.H.芒羅·福勒、約翰·馬吉、P.R.希爾茲、艾弗·麥凱、約翰.H.D.拉貝、J.F.皮克林、M.S.貝茨、愛德華·施佩林、W.P.米爾斯、C.S.特裏默、D.J.利恩、查爾斯.H.裏格斯、劉易斯.S.C.斯邁思。其中拉貝、馬吉、貝茨、施佩林、米爾斯、特裏默、裏格斯、斯邁思等八人，在日軍占領南京後留了下來。這些人身份都很特殊，有大學教授，有醫生，也有神職人員，還有拉貝式的商人，他們所在國的大使館其實並不支持他們留在南京，然而這些“富有良心和正義感且不怕死的”人——他們自己也這樣認為，斷然決定留在日本軍隊即將到來的南京城內。這是需要超越一般人的勇氣和良心的，拉貝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做？這個問題在日本人占領南京前和占領南京後的漫長歲月裏，幾乎無數次地被人問及。到底為什麽？“國際安全區”提議者之一、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作過忠實的“自白”。
貝德士先生認為，這是“殘酷的戰爭所迫”。他說：“過去一年半所發生的事情，使一個善於思考的人很難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殘酷與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沒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價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穌顯示的景象，從未變得黯淡。在極端危險中手無寸鐵地為人們的生命戰鬥，當你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毀滅而仍捍衛真理與人道——這是一種精神的激勵與震撼。如果我們解除作為時間的奴隸狀態，這樣的生命可能是永恒的。這是一種新的自由感覺，在（上帝）給予的光明的指引下勇往直前贏得可能到來的一切。即使生命現在結束，它依然具有價值，仿佛是為他人的養育與機會所進行的投資，其價值之貴重永遠不會消失。迄今為止，一個公開的緊急戰鬥的進程，一個化解狹隘宗派意識的企望，已經贏得了持續。但是，一個意欲報複的憲兵，一個心胸狹窄的密報材料的讀者，就能粗暴地毀掉一個人的終身事業。
“‘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但是，我們前麵的和平能成為慈悲的和平嗎？每個性靈的觀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於嚴峻形勢之下，接受考驗，但我知道它不會錯位與扭曲。‘不要被邪惡征服。’這是直入心扉的召喚。‘以善勝惡’，需要比大多數人所能見到的更強有力的‘善’，但這無疑是工作的正確途徑……
“有大量的愛，即使在毫無希望的粗暴與令人沮喪的地方也可發現。”
說得多好！有愛的地方，即使在毫無希望的粗暴與令人沮喪的地方，那些善良和弱小的人們仍然可以發現自己力量的偉大之處。這樣的人雖然在世界上並不是多數，但他們的能量卻是不可低估的。拉貝他們便是。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這天是11月23日早上，拉貝一起床就收到了妻子托特勞特曼大使夫人轉送來的兩份特殊禮物：一是妻子祝賀他五十五歲生日的電報，二是一條很漂亮的圍巾。
“謝謝親愛的！”拉貝光著身子，浸在浴缸裏，雙手捧著妻子發來的電報和那條圍巾，浴缸旁邊的台式唱片機裏正播放著《祝君長命百歲》的中文歌曲。
拉貝閉上眼，整個身子泡在溫水中享受著——“清潔高於友誼”，他腦子裏閃出這句話，連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為今天一早不到5點鍾，德國騎兵上尉洛倫茨先生給他打電話，這位在中國軍隊當顧問的年輕人說剛從前線到了南京，希望拉貝幫助他上“庫特沃”號。“可是我們的船已經在昨天晚上就走了呀！”拉貝覺得非常對不起這位德國同胞。上尉的電話剛放下，胡爾德曼先生（《遠東新聞報》編輯）又來按門鈴……這一早晨讓拉貝煩得不知所措。幹脆，關上門，往浴缸裏一躺，過自己的生日！
讓拉貝哭笑不得的是：原本他準備讓用人做個生日蛋糕，好與自己身邊的中國朋友和德國同事一起慶賀一下，哪知廚師病了，勤雜工蔡先生說他不會用“蠟燭做蛋糕”。
“這人，他全弄反了，蠟燭怎能做蛋糕？”拉貝越想越發笑，最後竟然在浴缸裏自個兒哈哈大笑起來。
韓湘琳過來了，聽到拉貝難得的笑聲，輕輕推開浴室，打趣地說：“先生今天的心情不錯嗬！”
“當然，今天是我的生日！”拉貝這才止住笑聲。
“是嗎？應當慶賀呀！一會兒我讓用人給您做碗長壽麵！”韓湘琳興奮道。
“叮鈴……”電話聲又響起。
“斯邁思打來的。說一定請你接。”韓報告說。
“喂——什麽？他們、他們美國人做事為什麽就……那好吧，我們發個電報去致歉一下，這個致歉必須辦。”從拉貝的臉上可以看出，剛才的這個電話讓早上的整個生日快樂氣氛全都泡湯了。
“怎麽回事？”韓問。
“斯邁思說，路透社在發電報時無意中把我們關於建立安全區的秘密給泄露出去了。才剛剛起了頭，就弄成這樣。日本人現在如此囂張，如果我們不在私下裏先通報他們，先向全世界公告我們要在未來他們的統治區內設什麽安全區，他日本人還不認為我們是無視他們的威嚴和存在嗎？所以必須有個補救措施……”拉貝一邊穿衣服，一邊扒拉著桌上的紙，準備起草“致歉信”。
“拉貝先生，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個人已經無法給你準備什麽禮物了。但我的一個朋友知道你要為我們的市民辦安全區，他要送你兩輛卡車，上麵還有一百桶汽油和二百袋麵粉……”韓湘琳向拉貝報告道。
“我的天哪！你這是給我最好的生日禮物！韓，太謝謝你了！”拉貝張開雙臂，激動地擁抱住韓，說，“你是最好的中國朋友，我為有你這樣的朋友驕傲！”拉貝想起韓湘琳一家老少跟著他留在南京，今天又帶來這麽個“生日大禮”，禁不住熱淚盈眶。
“很少有什麽事可以打動我的，但韓，你所做的事常常令我感動。謝謝，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全家。”拉貝說。
“要謝的是你！真的，拉貝先生，現在你要為我們辦安全區的事已經讓許多人知道了，如果一旦消息公布出去，我想全南京市人民都會感謝你的！真的。”韓湘琳也激動了起來。
“好，我們一起為大家做好事吧！”拉貝放開韓，又立即擺開一副主席的架勢，“什麽時候能把這兩輛車子開到這兒來？我必須讓這麽寶貴的‘禮物’停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這事交給我辦就是了！放心吧，先生！”韓說。
拉貝依然抑製不住激動的情緒，雙掌摩擦在一起，在屋裏踱著步子，嘴裏嘀咕著：“不敢想的好事！不敢想啊！我這個主席看來有些權力了是不是？哈哈哈！”
這一天的事夠忙的。
下午5點，也就是晚飯前，中國政府外交元老、當時南京政府實力派人物張群將軍在其官邸裏有個茶話會，此會顯然是中國官方意向召開的。參加的人員有前幾天走馬上任的南京市國民政府守備總司令唐生智、南京市警察廳廳長王固磐和南京市長馬超俊及各界著名人士。除此之外主要是留在南京城的五十多位美、英、德等外籍人士。唐生智等都在會上致辭，拉貝他們自然最關心中國政府對時局的判斷和打算，另一個就是一旦日本攻占南京的一些中國方麵的考慮——這包括了以他們設立“國際安全區”的看法。
“蔣總裁對抗日的決心大家想必已經從上海的戰役中看到，關於保衛南京的問題，我們在12日已經發表過一個聲明，蔣總裁和我們全體負責守衛南京城的將士們，對抵抗日本的決心是堅決的、堅定的，而且要與侵略者誓死一戰。”唐生智進而說，“今天請大家來，一就是想告訴諸位：我們的抗日決心和意誌是不會動搖的；二是想借這種茶話會的形式，建立我們之間的及時溝通情況的機製。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我建議在張部長這個地方，每天晚上能夠讓諸位在此交流交流，相互溝通……”
拉貝和出席茶話會的美英德等國的外籍人士覺得這個建議非常好，總算他們可以在“非常時期”能與中國領導人、南京市政府方麵保持暢通的接觸，類似“圓桌會議”的活動。拉貝對中國政府官員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北京就采用過這樣類似的形式。
“很好！我們非常讚成。唐將軍想得很周到。”拉貝等鼓掌回應。
回到自己的住處，已經很晚了，但當拉貝看到客廳裏放著四棵非常漂亮的聖誕樹時，開心地笑了：一定又是妻子托韓湘琳給他的。
多拉，我愛你，深深的！拉貝拿起床頭櫃上的妻子照片，吻了又吻。
好事壞事在這一年的秋天裏，拉貝可謂統統飽受了。第二天醒來，拉貝便得知了因為路透社的一個不經意的錯誤，他們“民間”商議的在南京建立“安全區”的消息，被外界誤讀為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主張要搞的東西，日本政府當即提出抗議。東京方麵認為，美國駐華大使館已經離開南京搬往漢口，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提出在南京要建立“安全區”（中立區）？
敏感時期的美國人並不想與日本交惡，所以趕緊讓留在南京的使館人員與德國使館人員、那個拉貝非常不欣賞的羅森出麵寫個電文說明，好讓美國政府撇開與此事的關係。羅森接受任務後趕緊通過自己國家駐上海的總領事館把寫好的電文通過美國海軍電台，轉給美國國務院，再由美國人去日本方麵說明此事過程。電文這樣寫：
由德國西門子的代表拉貝領導，其成員為英國、美國、丹麥和德國人的本市國際私人委員會，基於某些城區在以往的空襲中屢遭破壞這一事實，請求中國人和日本人針對南京可能直接卷入軍事行動這一情況，建立一個平民保護區。美國大使將此項建議通過總領事館轉交給了上海日本大使館和東京。新的保護區在特別情況下隻向非戰鬥人員提供安全庇護。與此同時，當然仍舊希望以往受保護的城區今後也完好無損。
鑒於主席職務由德國人擔任，懇請對這一人道主義的建議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樣熱情的支持。
外交仗怎麽打，這不是拉貝的事。他關心的是他所承擔的責任。比如現在他這個“主席”到底能幹些什麽，以及將來一旦日本人占領後，他與同事們有沒有這個能力來保護那些飽受戰爭之苦的平民和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及他們的財產。眼下他最苦惱的事是：日本人聲稱“不再炸南京”的承諾根本沒兌現，而拉貝院裏的防空洞則又被雨水灌滿了——“這是絕不允許的”，德國人辦事的認真勁，不得不讓拉貝手下的人“全部出動”，拿盆、拿勺的，全都到洞裏去舀幹……最令拉貝不可接受的是，韓先生說好的那兩輛卡車由於一名司機害怕日本飛機轟炸逃跑而丟失了，另一輛裝滿汽油和麵粉的汽車則又被駐軍88師扣住了。
“不行！物品必須運回來！汽車也要開回來，你看看現在從前線運回來的傷員，成百成千的，他們都是在死亡線上掙紮，救他們的命也是我們的責任！”拉貝要求韓湘琳盡一切力量把被扣汽車開回來。
在一位叫杭立武的中國博士幫忙下，拉貝這緊追不舍的事後來實現了。
“你在車頭上掛上德國旗，這樣可以免被中國軍方征用。”拉貝的辦法多，但混亂的南京城每天也不斷在增長麻煩。有時麻煩比辦法還要多。因為南京市馬超俊市長已經宣布了命令：市民盡量撤離市區。
後麵的一句話馬市長沒說出：日本軍隊快要打到南京城了！
百姓並不知道：此刻的日本軍隊一路凱歌，直逼南京城外。
“拉貝先生，今晚我邀請您來張群先生的官邸一聚啊！”是馬市長來電。
“OK，我一定去。”拉貝回答。
從馬市長那裏獲悉：蔣介石已經基本答應拉貝他們設立“安全區”的建議，但日本方麵沒有任何音訊。這讓拉貝非常著急。回到住處，他輾轉難眠，心想：作為國際委員會主席，尤其是作為一名德國納粹黨黨員，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崇高使命”，將是非常不幸，也很沒有麵子。怎麽辦？日本人現在又臭又硬，好像這世界上誰說話都可以不聽，獨斷專行，霸氣十足。
拉貝靈機一動：對，請我們的元首出麵！日本人總該給麵子了吧！拉貝忍不住從床上坐起，揮筆寫就一篇電文，讓德國駐上海納粹黨中國分部負責人拉曼先生通過上海總領事轉交柏林的希特勒——
致元首：
國社黨南京地區小組組長、本市國際委員會主席請求元首閣下勸說日本政府同意為平民建立一個中立區，否則即將爆發的南京爭奪戰會危及二十多萬人的生命。
謹致德意誌的問候
拉貝
西門子駐南京代表
元首能不能理會此事？拉貝堅信會的。但寫完此電文後，拉貝擔心的則是另外一件事：千萬別因為發往柏林的電報費太高而上海的那位總領事不給他發這封“涉及幾十萬人生命”的“最最重要”的電報，想到這兒，做事一板一眼的拉貝還特意給德國駐上海總領事克裏伯爾先生發了一封專電：
致總領事克裏伯爾：
懇請您支持我今天請示元首勸說日本政府同意為平民建立一個中立區，否則即將在南京爆發的戰鬥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殺。
如有必要，我將支付電報費。請西門子洋行（中國上海）從我賬上預支。
拉貝
一個做事細致、內心又極其崇高的人才會這麽想、這麽做。他是在為中國南京市民做事，卻能無私地貢獻自己的一切。中國人民為什麽感謝拉貝也在於此。
晚上依然應南京市長之邀在北平路69號英國文化協會開碰頭茶話會，沒有新鮮事，這一天主要為英國上將霍爾特舉行告別會，不過對拉貝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借機把發給元首和上海總領事的電報交給了美國大使館的艾奇遜先生代為發出。
這一天回來從收音機裏聽的消息令拉貝更加著急：守衛南京的要塞——江陰要塞已近失守。
“如果情況屬實，那麽南京痛苦的日子就真的要來了！”拉貝對韓湘琳說。倆人默然對視許久。
“願上帝保佑南京，保佑我們吧！”拉貝在胸前畫了個“十”字。
第二天——11月26日，是個陽光高照的日子。一早就有位中國人闖進拉貝的院子，請求見拉貝。
“有何貴幹？”拉貝略懂一般的交往禮語。
那人便說：“我的親戚經營首都飯店，讓我來跟先生商量，能不能在我們的飯店上麵升一麵德國國旗？”
“幹嗎用？”拉貝警惕道。
“嘻嘻，現在全南京人都害怕日本人的炸彈往自己的頭頂上扔，也都知道他們唯一不向你們德國人的頭頂和房子上扔，所以……”那人笑嘻嘻地解釋。
拉貝一聽，臉和脖子一下全都漲紅了：“這不行！絕對不行！”
“為啥？”那人傻了，似乎弄不明白這位別人都稱其為“好人”的洋人為何如此怒氣衝衝，即使不幫忙也犯不著發這麽大的脾氣嘛！
“這是原則！”拉貝氣呼呼地說。
“原則？這還有原則？不就是借用一下你們的國旗嘛！”那個人一臉不解地走了。
“絕對的原則！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在我拉貝身上出現。”拉貝覺得人格和國格上受到不小的汙辱。
但拉貝又很快對這件事消氣了，因為這個時候的南京幾乎天天在傳播各式各樣的謠言和離奇的傳聞，一會兒說蔣介石帶著夫人宋美齡逃離南京了，一會兒又說日本的特務已經潛伏中國守軍幾個關鍵營地了，一會兒說德國的希特勒幫助中國同日本和解……總之，什麽好事壞事都在傳，唯一就是很少有一件事是真的。
唯一真的是：日本的飛機仍然天天在轟炸，而且已經把炸彈投向城區的居民區與建築物，還有就是日本人的炮火似乎離南京越來越近了。
“先生，你們大使館轉來上海的一封電報。”韓湘琳告訴拉貝，“是不是你們的元首有回應了？”
拉貝兩眼盯著電文，十分沮喪地搖頭道：“元首沒有來電，倒是公司催我盡快離開南京……”
“啊？西門子讓你離開南京？這、這……先生你要走啊？”韓湘琳一下著急起來。
拉貝看看他，說：“我不會走的，請放心。”
韓仿佛心頭落下千斤重石，但又擔心起來：“先生如何向你的公司交代？”
“我有辦法。”說完，拉貝坐到辦公桌上，提筆寫了一份電文：
轉上海西門子洋行：
來電敬悉，謹表謝忱，我已決定留在南京主持國際委員會工作，以建立中立區保護二十多萬市民。
拉貝
這份電報，文字隻有一句，但內容卻重如泰山，語氣也十分堅決。身在異國他鄉，可以承擔保護二十多萬人生命的這樣一個國際責任呢？拉貝坦誠而堅定，一絲不苟，認準的事，別人無法動搖他，這是內在的人格所決定。隨著日本軍隊越發接近南京，他認為自己的這個選擇和責任是正確而不可推辭的。
晚上依然是“碰頭會”——茶話會。中方的南京市警察廳廳長王固磐通報情況，內容依舊，拉貝的感覺是中方有些“報喜不報憂”的味道。不過，這一夜讓拉貝收獲最大的是他一向不看好的羅森先生為他做了件大事：羅森是德國駐華外交官，前文講到拉貝不欣賞此人是因為他覺得羅森曾明確表示不願留在南京，這讓拉貝一下有了“此人不夠勇敢”的印象，拉貝認為這樣的人很丟德國人的臉麵。但今晚羅森在再一次代表使館方麵勸說拉貝離開南京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應時，拉貝反向他提出能否把張群將軍的別墅留作他拉貝用——“當然我並非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為國際委員會主席，假如我有那棟房子，我的工作就很不一樣了，最主要的是張部長家的防空洞比我那個不知要強多少倍！”
“你當真有此念？”羅森聽後，認真地問拉貝。
“有。非常的有！”拉貝說。
“那我努力爭取。”羅森答應試試。
第二天，羅森把拉貝做夢都想完成的事“搞定了”！
“太謝謝羅森博士！你讓我重新認識了一個心地善良、寬闊的好人！”拉貝不曾想到他曾經討厭的人，竟然做了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張群的房子本來是給羅森用的，現在羅森主動讓出留給拉貝。漢堡商人能不激動嗎？令拉貝更加感動的是，羅森還悄悄塞給他一張英國領事普裏多·布龍的“介紹信”，憑這張“介紹信”，拉貝隨時可以登上英國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而此船是僅有幾艘停靠在下關長江上的外國救急船，它可以逆流上行到漢口。
拉貝沒有看錯人，羅森不但人好，而且其家境令人羨慕。拉貝一下與羅森走得很近，這也讓他第一次知道了羅森的一些底細：羅森的祖父與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是朋友，羅森身邊還留著貝多芬給他祖父的信。一百多年以來，羅森家族一直在外交戰線工作，其父親當過政府部長，然而羅森則比較不幸，他一直隻能當駐外大使的秘書，原因是羅森遇到了希特勒時代——猶太人不受德國政府歡迎，甚至嚴重排斥，而身為猶太人的外祖母，把羅森的前途給毀了。
拉貝知道上述情況後，對羅森曾經有過的一些消極情緒有了“完全的理解”。
這一天是11月27日。晚上的茶話會上又一次出現了唐生智這位大人物。身為南京守軍的最高司令長官，他看上去似乎還很威武，並且當場作了“坦誠而重要的講話”，內容大致有以下幾點：
決意要保衛南京，直到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南京不久很可能將變成戰場；
外國人因此處境危險，建議他們離開南京。他將竭盡全力保障留守人員的人身安全和外國人的財產安全。
估計再過幾天，他的守城部隊會關閉所有城門。如果有必要，他還將設法使外國人出城（或從城門或從城牆上翻越），但是城外也可能有危險。
南京城將由訓練有素的部隊保衛。已經采取特別措施以解決城內和城市周邊五十公裏以內的違法軍事組織。
之後，唐將軍補充了重要一點：南京周圍部署的軍隊來自許多省份，這樣他就很難防止城內出現騷亂。
在後來的私下交談中，唐生智說如果日本人成功地攻陷蕪湖，那麽部署在南京地區的中國軍隊將會被圍困；最後中國軍隊隻有突圍一條路。
作為南京城的最高司令長官，唐生智能這樣坦率講“實情”，在拉貝等外籍人士看來，實屬不易了。盡管大家對唐決意“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有些懷疑，但南京城到底還能堅持多長時間，從唐的口氣裏也似乎拿不準。因為一方麵唐誓死保衛南京城的決心好像很堅定，另一方麵私下談話裏又明顯地流露出情緒低沉的哀兵味道。其實拉貝他們心裏清楚，他唐生智的底氣到底還剩多少，也絕對不是他身為十五六萬守城軍司令長官說了算的。
南京城的命運，現在是日本人說了算——盡管日本人離紫金山還有一二百裏路。可一二百裏對裝備精良、鐵蹄橫行的日軍來說，也就三五天的時間。這才是拉貝最關心的實際問題。
國際委員會又一次會議在斯邁思博士家召開。圍繞著“日本方麵對國際委員會提出的建立中立區毫無回應”的情況，如何在眼下日趨緊迫的形勢下開展工作等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
主席拉貝認為，如果沒有日方的答應，國際委員會即使建立了“中立區”，也等於我們是把一群溫存和散放的綿羊圈在一起，反倒幫助趕來的野狼更方便地吃掉這些可憐的羊兒，這樣我們這些所謂的“好人”，卻給南京人民釀成了巨罪！
“拉貝主席的這種認為並非沒有可能，現在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瘋了的野狼，一旦他們進城後，認為我們這個中立區根本不符合他們的想法，或者借著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等等理由從而徹底否定它的合法性，那麽我們收留的人越多，可能犯下的罪行也就越大。這一結果不可認為是不存在的。”米爾斯牧師建議，“應當嚐試一下，向中國領導人提出，能否考慮和平讓出南京城，這樣不至於日本人硬攻之下再進城找到大屠殺的借口。從現在中日兩國的軍隊及大趨勢看，軍事固守南京，其實是很荒唐的！”
剛剛當選國際委員會中方總幹事的杭立武完全不同意這個提議，他說：“我們同日本人打到這個份上了，再讓老蔣空手交出首都南京來，我想即使蔣介石有此心，全中國人民也絕對不答應的。”
“你的意思我們隻能等日本人答複？”同樣是新當選總幹事的菲奇先生問杭立武。
杭點點頭說：“我看不出還有其他辦法。隻有耐心等日本人的肯定答複，否則就可能像主席所說的那樣，用我們中國人說的一句話叫做‘吃力不討好’。”
“不可思議！我們冒著如此大的生命危險，竟然還可能落個不好的名聲！怎麽辦呢？”有人急躁起來。
會場有些亂，每個人都顯得情緒有些失控。唯有主人斯邁思坐在一旁沉默不語。
“博士，你的意見呢？”拉貝知道斯邁思是有名的“智多星”，便過來問他。
斯邁思站起來，從與拉貝一起來的施佩林手中要過雪茄，連抽了幾口，說：“大家的意見都有道理。不過我想，我們這些人動議建立中立區，首先是，本來就沒有人授權給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奉行上帝旨意、以自己做人的信仰去誌願為苦難的中國人民、南京市民們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才有了這樣的動議，其本身沒有錯。如果有錯，也可以理解為是上帝的旨意賦予我們這些心懷仁慈的人的使命所致，也就是說，錯不在我們。其二，從事情本身來看，日本人肯定是不爽的，因為我們這樣做顯然不符合他們意願，作為一個征服者在戰勝另一個對手時原本可以采取一切自由自在的行徑——比如犯罪和屠殺。日本人一定這樣認為，一旦占領南京後，他們就理當享有這種權利。而我們建立了中立區，從某種意義講，明顯是限製了他們的這種權利。所以說，日本人對我們的反感是肯定和必然的。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我們把對他們的這種限製提前公告了出來，並且還要讓他們親口答應。設想一下，他們會有答複給我們嗎？不可能。我想這個結果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所以，我倒以為，事情並沒有我們最早想象的那麽好，但也絕對不是那麽壞。我的意見是，任其自然，我們照幹我們的事！”
“同意！完全同意斯邁思博士的意見！”拉貝顯得很激動的樣子，雙手舉得高高的，“我們做我們的事，結果如何，上帝會保佑我們！”
“上帝保佑！”討論的主題雖然是個未知數，但國際委員會的每一個成員尤其是主席拉貝對自己領導的這個組織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認為像斯邁思博士等這些高智商和大胸懷的基督徒，再加上像他這樣富有強烈使命感且幹事精細的德國商人，“中立區”必定會造福於南京人民，至少可以讓大難臨頭的廣大平民有了一絲絕望中的暖意。
回到自己的住處——廣州路小粉橋1號，拉貝讓施佩林把騰出來給自己用的寧海路5號——宮廷式建築的張群將軍的住宅大門口掛著一麵大大的德國旗。“這麽個好地方，至少可以多安置些難民，我們得保護好，千萬別讓日本人的炸彈給毀了！”拉貝認為現在所能做的就是像斯邁思博士說的“任其自然，幹該幹的事情”。如果現在不做好最壞的準備，盡最大可能地提前把建立“平民中立區”的事情準備好，過幾天後會極其糟糕。
“廳長大人，你是否留在南京？”拉貝今天曾悄悄問過警察廳廳長王固磐。王說：能留多少時間就留多少時間。
拉貝一聽嘴噘了起來，心想：你這話意思就是想溜唄！
“現在留在南京的到底還有多少人？”拉貝其實最關心的是這個。
王固磐說：都說有二三十萬，其實現在誰也弄不明白。“現在撤離的已經不少，自己投親奔友的也相當多，但日本人一路從上海打過來的這些地方的難民又不斷擁進南京城裏來。百姓以為首都南京可以避難。天知道這裏幾天後就是大地獄！”
“幾天後這裏就是大地獄！”這話從警察廳廳長嘴裏說出來，讓拉貝內心震動巨大。
上帝啊，到時我們這些人在一群嗜血的虎狼之口下到底能有何作為呢？如此巨大而痛苦的心理壓力一天比一天嚴重地堆塞在拉貝的胸口。
南京城裏到底現在還有多少人？看來是個謎。那麽，我們這個“中立安全區”，到底需要準備多大的地盤？假設是二十萬人，一天要用去多少食糧？如果是三十萬、五十萬人呢？
上帝，我簡直是在做個糊塗的“主席”啊！拉貝一想到這事，腦袋都快要發漲了。
日本大屠殺之前南京城裏到底有多少人，這一問題一直影響著中日兩國幾十年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是不是三十萬人，這個數字的準確性與可信性一直無法確定。老實說，我目前所能查到和看到的史料上，對這一問題也有不小出入。不過中國有個官方的材料值得重視。這個材料認為：
關於南京市人口，據民國時期南京市政府的檔案資料記載，1937年6月，南京城區與鄉區人口總數為一百零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人。南京淪陷前夕人口變動較大，一部分隨國民政府遷移，一部分有錢的人逃離南京。據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的公函稱：“查本市現有人口約五十餘萬。”這一數字，從日本有關資料可以得到佐證：1937年10月27日，駐滬岡本總領事以機密第2144號函致廣田外務大臣稱：“南京市內公務員和軍人眷屬均已避難，人口劇減，據警察廳調查，現有人口五十三萬餘，都是各機關公務員、財產無法轉移和當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堅持到底的人。”該公函是日駐滬總領事派諜報人員赴南京所作的調查結果。南京淪陷後，即1938年3月至4月，國際委員會成員斯邁思博士曾進行調查，結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過一百萬，到8、9月，人口急劇減少，11月初，又上升到五十萬。”從以上幾個方麵的資料可說明，南京淪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應是五十餘萬。加上未能撤離南京的中國守軍和從上海、蘇州等江南地區流向南京的外地難民，則總人口數應為六十餘萬。（見《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和《拉貝日記》第11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像美國人斯邁思博士這樣受過嚴格高等教育和教會熏陶的基督徒，且又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同時又長期在中國工作，而且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極其細致而嚴謹，我相信他們當年通過艱苦細致的調查工作而得出的結論是準確的、可信的。僅從這一點，我以為，上述關於南京城在日本大屠殺時留下的總人數為六十來萬的記載，應該符合實際。
“先生，看到您這些天的臉色不太好，估計可能血糖又高了。必須注意按時注射胰島素。”韓湘琳對拉貝的身體特別關心，而拉貝則關心韓一家的安全。“你趕緊把全家搬到我這裏來，再過幾天恐怕來不及了。幾天後，整個南京城都是不安全的，隻有這兒可能稍稍保險些。”拉貝對韓嚴肅地說明嚴重性。
“謝謝先生。我一定安排好。”韓說著，眼眶都有些紅了，“如果不是因為先生在，我不知道一家人到底會有啥命運。”
“我們生死共存。”拉貝拍拍韓肩膀，安慰他。
其實他們現在是相互安慰。用人過來告訴拉貝：他所需要的注射胰島素器械，已經全部煮好了，可以用一個月。
“你要準備這麽多啊？！”韓一見那麽多注射胰島素的器械，驚訝地問拉貝。
拉貝說：“這也是戰備物資。你想想，未來的一個月裏，我這個主席不知忙成什麽樣，不準備好它，一旦出現身體問題，安全區幾十萬南京市民怎麽辦呢？”
韓湘琳動情地說：“中國要是有先生這樣的官員，日本人也不至於打到我們首都來。唉！”
“轟隆——”這時，外麵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
拉貝很快從外交渠道那裏得知：有三十輛中國卡車在出城不久，不知什麽原因遭受襲擊而爆炸，運輸車的四十餘人全部死亡。
悲也。這樣的事在南京城內城外，此刻已經不是什麽大驚小怪的事了，因為全城都處於越來越混亂的逃亡狀態。
拉貝迎來1937年11月的最後一天。這一天，拉貝任主席的國際委員會正式對外宣告成立。美國、英國和中國的新聞媒體上，已經公布了這一消息。當日日記裏，拉貝記下了這一天獲得的一壞一好的消息：
傳說警察廳長王固磐已辭職，有的則說他被捕了。因為王自己不是軍人，害怕不能承擔當前的責任。
另一則消息是好的：斯邁思博士告訴拉貝，城裏有六萬袋米，下關那邊有三萬四千袋。
“天冷了，難民們恐怕還需要避寒的草席子等物品。”拉貝覺得這些事完全不應該是他考慮的，應該是那個南京馬市長考慮的。
“他是市長，我隻是個洋人、商人！”拉貝在韓湘琳等中國人麵前半發牢騷地說。
“我看你馬上要當市長了。”韓開玩笑說。
“我？當你們的市長？國際玩笑！”拉貝也自嘲地笑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