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誦：教授“立”校_教授指導社團

教授指導社團

聞一多指導新詩社

文藝社、新詩社、劇藝社，還有一個陽光美術社，這幾個進步社團在聯大是最出名的。一開始，趙寶煦他們成立新詩社，幾個同學都寫文寫詩，當時就說，到聞先生家去。趙寶煦說：

那個時候的教授，靠工資是吃不飽的。所以很多人就在教中學。大學教授也教中學，我們學生也教中學。

聞一多就在雲南大學附中，在龍頭村。我們有十幾個人都去了。那時候光未然、現在叫張光年了，還有趙渢，後來都是非常有名氣的人，當時就在這裏教中學。

上午10點多鍾去，就在聞一多家，他的住宅很窄，有一個四方桌子。大家弄點菜，吃完了飯，有人提議就搞了一個詩歌朗誦會。那一次我朗誦一個女同學的詩《黃河》。這次就是“新詩社”的成立。

學生與教員一起兼職、教中學，聚集在一起吃飯，成立新詩社。師生相濡以沫的情感，共度艱辛的樂趣，這是一種骨子裏的文化、骨子裏的風雅。而今之文人文壇，凡談文必要喝酒吃飯，花錢排場，甚至送紅包。“文窮而後工”。恐怕要倡導一點窮風氣，才能見出文化的真精神。

聞一多是新詩社的導師，趙寶煦說：“我印象裏最深的，就是他說你不是首先要做詩，首先是要做人。你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詩。另外，他說民主不是我們這些人做主。像我們這些文化人，你不讓我在中國說，我上美國說去。他說，是老百姓的民主。所以這些話都是很直率的。”聞一多先生這幾句話很精辟，點到了“民主”的本質。

美術社畫挑夫

活躍的趙寶煦後來又發起組織美術社。他說：

我們那個時候有六個社團。每個社團必須有一個教授做導師。新詩社、文藝社、劇藝社，還有“高聲唱”合唱團。

陽光美術社是我弄的。它幹了兩件事，一個就是學習；一個是到了星期天，就組織大家畫，寫生，或者是素描。素描當然要找到人體，找不到人體，我們怎麽辦呢？那個時候，街上都是挑夫。就是搬運東西的，身強力壯，拿著一個扁

擔，拿著一根繩子站著。你要搬東西就給叫，一個小時多少錢。他們這些人當然都是身體比較好。肌肉比較發達。我們就請他們來。

這些賣勞動力的漢子，現在還有。當學子們在畫他們的時候，民間疾苦也曆曆在目了。因為戰爭，因為流亡，因為來到民間。學人們風氣大改，從“唯美”而變得以接近民風為追求了。

趙寶煦說：“新詩社導師是聞一多，後來陽光美術社導師也是聞一多。因為聞一多是詩人、古典文學家。他到美國四年，先兩年學繪畫，後兩年學舞台設計——舞美。”聞一多從書齋轉向群眾的啟蒙運動。學生的社團請他掛名。而詩與畫的社團，則是聞一多自己也很感興趣的。

趙寶煦說，聞一多當年在美術上也有偏見：

後來我去找他，我說我們要成立陽光美術社，他原來在美國學了四年美術，他很高興就答應了。但是他當時對於中國畫是反感的。他有一些理論實際上是不對的。他認為中國畫是唯心主義。他說，你看中國畫，你這個山上有一小橋，前後一樣寬，他說你西洋畫裏麵有透視，而中國畫沒透視。所以我們就不搞中國畫。

西南聯大注重人的獨立意識和反思精神。所以，多年以後，聽聯大人回憶，依然是充滿了思考精神的，並不一味地溢美。在聯大沒有所謂偶像，沒有絕對的權威。

聞一多，我們現在回想起來，有很多也是很左的。就是有點過左，那時候有的教授也是這樣。

吳宓組建“石社”

一年冬天，我在北大勺園，蒙吳學昭女士親自送來有關吳宓先生的一些舊時剪報和文章摘抄。吳宓先生的文集、詩集在正式出版後，學昭女士都會寄到昆明贈我。而這一次的剪報和抄文太珍貴了。剪報是一個當年聯大學生吳仲賢寫的《憶吳宓師二三事》，發表在香港，而文抄則是吳的一些評紅文字。從中知道，吳宓在昆明時，曾經成立過“石社”。這表現了他的風雅興頭，那時候人們還是很有情趣的。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故謂“石社”。這個石社也不是研究團體，要求並不高。吳宓的要求就是社

員要將自己比進去，比為《紅樓夢》中的某個人物。他要求入社的男女各寫一篇文章，必須把自己比喻為《石頭記》中的一個人物。實際上這就是考試了，考一考人們對《紅樓夢》了解與癡迷的程度。

吳宓在講《紅樓夢》的時候，說到《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在於其中包括了當時社會中各種典型人物，而這些典型人物也存在於現實社會之中；他說他自己杜鵑啼血，忠於理想就像紫鵑，而林語堂稱自己遠嫁他鄉，則像探春，他問：“你像什麽人？”我心中有數，不敢回答。重要的是，這些多是由自己而不是由別人確定的。（吳仲賢《憶吳宓師二三事》）

吳學昭女士親手抄了吳宓的一篇文章《論紫鵑》，送給我。吳宓是將紫鵑作為一名侍女對其主人林黛玉的表現，提升到一個人的性格、追求、理想和歸宿這樣的軌跡。在紫鵑的心中，林黛玉就是愛與美的象征。

吳宓的這篇文章感情備至，與紫鵑達到了神魂相通的地步。他以為，書中紫鵑的性格並不隻是衣冠飲食之周全，而更在於她對黛玉的理解，在於她也投入了黛玉對人生理想的追求之中。例如她編謊話試寶玉，致使寶玉瘋癲。這個很有道理。

吳宓在文章中將自己比為紫鵑。按一般人的道理，吳宓是男，紫鵑是女；吳是教授，鵑為侍女；是時吳已經人到中年，而鵑為妙齡；吳留學縱橫，鵑則終身困守賈府為奴。如何能類比呢？隻有從內在邏輯和性格哲學來進入，吳宓才可能與紫鵑作同類比擬。

當時報名參加“石社”的人，女社員皆自比為“迎春”，男社員卻皆以“薛蟠”自居。他們自謙如此，激怒了吳宓，幹脆散夥。戰時大學生們的個性，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可能是他們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有一種調侃。

薛蟠酒色財氣，粗俗露骨，但也有天真直率的一麵。迎春在賈府和嫁後都始終有種“被棄”的感覺，並不是美的中心。女孩子多情，青春期皆有失意之感。這也是普遍心理，自比迎春也可以理解，失意而不怨的寬厚，隻是結局太慘。如果不自量力，自比為黛玉、寶釵，豈不是更加惡心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