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誦:教授“立”校_教授關懷社會

教授關懷社會

李繼侗考察荒地

李繼侗先生是聯大裏兼職最多的教授。考察荒地以便讓撤退下來的難民們去耕種,這也許是西南聯大受政府委托而為。吳征鎰說:

當時我的老師李繼侗先生到了昆明以後,頭一兩年帶著我們,後來讓我們自己去,到昆明附近,大理、賓川、雞足山,一直到滇西南,就是現在的滇緬公路這些地方去考察荒地,預備難民到那裏去開荒、移居等等。

以後他又熱心於這個校務。他管的事情很多:包括大一的學生一度跑到敘永去辦農校,那麽都是李繼侗老師去奔走的。

當年的校園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報效國家的實際行為,可見之一斑。

人口普查與大理演講

潘光旦的兩個女兒都從事社會學研究。當年潘光旦一家曾經住過昆明城郊的大河埂。長女潘乃鼓後來為費孝通當過秘書。她曾來昆明,舊地重遊。她說: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三家在這,叫西南聯大。清華還有一個單獨的研究所,後來是我爸爸接任的主任。那個時候,社會部在人口普查,做人口登記,農業的普查,他們做了很多工作。有幾個工作站,在昆陽、晉寧縣等四個地方。

周文德,他那個時候是清華的助教,被選拔到國外深造。他出國以後,就用人口普查的資料,作了一篇論文,後來改寫出了一本書,在國外比較有影響。1998年他找人翻譯了,把稿子都給我們了,他把全部的資料,都送給我們所。

當時普查時就是帶著社會學問題去思考的。

我父親那個時候成果比較多,在第42期《社會學研究》,有一篇文章,他談社會學和社會發展的情況。後來收錄進書裏就改成了《中國社會學》。裏麵觀點就是:覺得中國社會學聯係實際很不夠。

當時社會學從西方過來以後,沒有真正把中國的實際聯係起來。而他認為中國最重要的實際問題是人事問題。他說,中國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這個。從

這點出發,就談他對中國社會學的看法。他說,西方的社會本身就是一種逃避,而我們的好處就是現實。現在就是用一些西方的理論,然後用我們的材料套住了,並沒有結合實際。這是他自己的看法。

潘光旦的這些觀點,其實在當今的學界裏也很普遍,就是外國的理念套在中國的例子上麵,就等於完成了課題研究。

所以他很重視把西方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結合了,另外也注重了曆史和現實。很多人對他的評價,對他那時候的著作非常關注,就覺得這點特別好。在抗戰時期,他的很多著作是和抗戰有關係的。

關注現實,尤其關注抗戰,學者的觀點就不止是學院和書齋的研究,而是推向社會去普及和啟蒙。雲南地方時常請聯大的學者們去演講。大理演講,是比較重要的一次。

他們都去了,每人有一個題目。每個人都結合自己的專業去演講。之後他們又去旅遊,他們每個人都寫了遊記。那一次演講裏,還做了一些小的座談會,他們所建議的意見裏,有一個是中國的人口問題,有一個是中西文化。

當時的社會學在這點上非常好。他們配合了抗戰的需要,而且也是老百姓關注的問題。這些小文章登在當時的報刊上。

我見過這樣一本小冊子,是聯大學者和其他著名學者在昆明的演講,上麵有潘光旦講“優生學”,還有梁思成講中國古代建築。這本小冊子是雲南省主席龍雲主持刊印的。戰時的學者們,與地方相結合,不忘啟蒙使命,提高民眾素質。

那時候費老也好,我爸爸也好,他們強調的就是中國社會學要聯係實際,從實際出發,配合當時的抗戰,所以做得很是有聲有色。

國外社會學的著作,潘光旦當時翻譯出來影響很大,可以說影響了一代當時的學者。

他的著作,首先是翻譯的語言非常好,其次就是他把很多中國的實例作為注釋。《性心理學》也好,和後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起源》也好,他做的譯注,本身的篇幅就跟原文都

一樣多。這個特別有價值,甚至有的時候都可以出了單獨的文章,對年輕人特別有幫助。因為現在誰也不可能去翻這麽多書。中外的都有,譯注和原文一樣多。這個要下很多的工夫。

我們住在鄉下的時候,我爸爸是對家裏的事情是一概不管。他在家裏要麽就是寫東西,要麽就是去上課,有時候也對我們說點從前的故事,或者是唱首歌。

一個一條腿的學者,在戰時的雲南卻做了那麽多的事情:調查、講演、翻譯、著述,而且每件事情都做得讓後人難以企及,此外還要管理校務。

張奚若逸事

趙寶煦先生講校園掌故有風采,外圓內方,體現了一種學養:

我跟你說張奚若的事。教育部長到昆明市,名教授都被請出來。教育部長就說:現在抗戰時期,所以大家要思想統一、意誌統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所以老師們、教授們在課堂上講話,一定要考慮這個。實際就是統一思想。

張奚若開始不說話,名氣又大。這時候他說,部長先生,我有一個建議。部長一看,就說,張先生,您有什麽建議?他說:我建議,全國就在重慶安一個廣播電台,請一位最可靠的教授就在這個地方講課,全國收聽。我認為這個,思想最統一、意誌最統一。

不幸的是,全國隻裝一個廣播電台,隻讓一個人講話的事情,終於還是在中國出現了。可是再沒有出現像張奚若先生這樣“難對付”的人了。

那個國民參政會,有四個人是蔣介石最怕的,其中兩個,一個就是張奚若,一個就是錢端升。還有一個也是北大經濟係的,死了,叫做周炳琳,這是國民黨員。

但國民黨,他並不都同流合汙。另外還有一個呢,後來給劃了右派了,也是很厲害的。這四個人,因為他是參政員,很難對付。他不像別人,你拍拍桌子就不說話了。

西南聯大的崇高聲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些“鐵肩擔道義”的教授們造成的。他們是以支撐中國社會的正義與公平為己任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