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遷
一位哲人說：“人生就是選擇。”
在“國難”麵前，很多人的選擇，最終構成了一個民族的選擇。
1937年夏天，“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對中國發動了大舉進攻。
然而，在當時一些有識之士的眼中，這反而是“好事”。聞一多在信中對妻子就說過這樣的意思：
“七七”事變意味著中國的全麵抗戰必須爆發了，那種苟延的恥辱局麵從此結束。是生還是死？已經不容再回避。
入侵者自北而入，隨著北平古都的淪陷，機關、學校、各類事業與團體開始撤離，形成滾滾巨流。在中國大地上，你可以稱為“逃難”。然而，這些人不僅僅是在逃，他們帶走了大量的設施、書籍以及一切為民族複興所必需的物資與人才。他們是懷著在另一條戰線上獻身的鬥爭意誌離去的。
人們暫時地讓出了自己的家園國土，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這個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國家還在。人民在，信念在。
這就是“南遷”。
在這滾滾的巨流中，北大、清華、南開是一群特殊的團體。
這三校，本來就是中國教育文化的領軍團隊。他們直接受到最高層的關照與指揮。三位校長與總統蔣介石及高層人物都關係密切。三位校長之間有著親密的學緣關係，感情、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這三所最高學府都正在進入它們的黃金時段，不僅有著卓越的領導人，體製已臻完整，校風各自鮮明。其勃勃生機，可謂後世無及。
在西南聯大校歌裏，將三校南遷的過程列為：“辭宮闕”、“駐衡湘”、“在山城”。
這樣劃分是有其曆史內涵的。這是一個地理轉移的過程，一個空間與時間的路線；而在這窘迫的過程中，完成了這群學人在觀念、精神和相互關係上的磨合認同；完成了他們在國難麵前的精神轉變與文化抵抗的準備，從而為下麵的八年堅守，打下了一個充分堅實的基礎。
國難逼迫中國高層知識界走出象牙塔，踏上重歸民間的文化之旅。當史家陳寅恪懷著喪父失家的哀痛，隨學校來到滇南重鎮蒙自時，他寫下了“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可待來生”這樣悲觀的詩句。這裏麵既有國力戰況現實懸殊的原因，也有作為一個近代世家所承受的曆史悲涼感，和陳先生在撤離時喪失典籍、眼疾危重的沉痛悲憤。
而南遷，終於沒有變成“南渡”。
陳寅恪過悲的預感並沒有成為現實。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戰難，最後以國際性的大勝利為結局。後人於是把光複後的返鄉，按陳先生的詩句稱為“北歸”。
抗日戰爭，一麵是遍及北中國的南遷，一麵是中國正在走進時代大潮流，通過對自身的調整和對古老資源的整合，終於與世界上最強大最優秀的國家並肩為反抗法西斯而戰鬥，直到最後勝利。中國，因為將士與人民的英勇戰鬥，而列名於《波茨坦宣言》中四大強國之一。
這是中華民族在現代遭受武力滅絕的一次記憶。
“南遷”值得回憶：國難恥而不辱，學風曆難不衰。這些都是當代無可企及的。
南渡的噩夢沒有重演，但曆史的陰影卻沒有因為抗戰的巨大勝利而離開中華民族的天空。短暫的喜悅後，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內戰和新的劫難。中國大學、中國知識分子在後來的年代裏又幾經流離、勞役和家破人亡之難，但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如“南遷”這樣壯觀、豪邁、英勇的大潮，這樣對民族創造出重大功績與道德楷模意義的大潮。
散漫北大
在進入“南遷”的曆史之前，先來說說“七七事變”前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狀態。因為此後的聯合大學，其風氣、構架、精神與物質的基礎，都源自這三校的戰前狀況。
三校各自有著深厚的底蘊、人才與教育信念，因此相輔相成。在聯合大學中，它們依然延續著自己的校園精神。正是這種引以為驕傲的傳統，使三校聯合辦學能夠曆時九載。
三位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就是後來的聯大“三常委”，人稱“都是君子”。大戰臨頭之時，各有風範。他們對學校踏上南遷之路，在戰火中幾經輾轉，定奪於昆明，均有貢獻。
“三校長”中最年輕的梅貽琦，臨危受命，成為西南聯大在昆明實際上的校長。
而從戰前應變的舉措中，可見出，梅校長已做好了任重道遠的準備。
2009年中秋節早晨，台北陽光明媚。我們攝製組來到一條老巷，拜訪劉長蘭學長。
見庭院緊窄、古樸、種蘭，室宇蜿蜒，家具有明清風格，這裏仿佛是一個北平寓所的縮影。牆壁上的鏡框裏全是優雅的畫作與字幅，其中有當年聯大導師梁實秋和葉公超的字畫。
九旬高齡的劉學長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容顏秀麗，衣著雅致。
劉長蘭，祖籍安徽宿縣。
劉學長才氣橫溢，開口就說：“記得少年春衫薄。”果然北大氣派。
她說：
我是北大的。“七七事變”是1937年。我是1936年入學，進去了一年，就趕上“七七事變”。那時，我已經在北大一年級了。
劉長蘭進北大一年後，學校南遷。她領略到了那個年代最後的校園風光。
鬥轉星移後，劉長蘭的講述，依然令人可以感受到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北京大學的風範與精彩：
那時北大連校園都沒有。北大就在故宮的背後，占了故宮以前不太用的房子。
比如女生宿舍就是宮女的房子。我們就住在那裏了。
旁邊有西院，西院是理學院，那原來是裏麵的一個宮廷，房子都是舊的房子，北大拿來用。整個的地區叫沙灘。沙灘就變成北大的校園的占用地。
旁邊的小館子也打開了。因為學生，吃飯的地方多了。也有一些別的，理發店啊。有一個理發店，它很得意，因為胡適在那裏理過發。
環境很散漫，但是又有一個核心，像一個桃核似的，核心是北大。
那一塊地方，是北大的，即便沒有正式的校園。
她講到北大校舍與校長、校風、教授、學生有一種“散漫”的特點，此值得一考：“以前北大崇尚絕對個人主義，每個人都是一個自己。所以北大從來開不成全校的大會，一說開會，兩三隻小貓。”（這是劉長蘭學長詼諧的談話語調，指來的學生很少，並且都是些不聲不響的、不重要的角色。——作者按）
當年也有激進的同學，想要發起“運動”、組織之類，但在這個散漫的校園中，既不會被製止，也沒有多少激烈反應，人們還是各自安然。“我們進去的時候，聽到北平的一個傳言，都說‘北大老，師大窮，清華剛剛好’。我們不甘心做這個‘老’。我們班裏麵，有一些積極的同學就發起一個‘新北大運動’，要把北大改得新一點。”
第一件事情就有一個全校出去遊園。第二件事情是全校開一個大會：
一說要開全校大會，沒有地址。校長是蔣夢麟。蔣夢麟就跟故宮博物院的人說，我們要借用故宮的一塊地方開個大會。故宮就說：那好，你們隔間就是煤山，那有個小山坡，這個園子給你們用好了。
煤山，明崇禎殉國的地方。我們全校大會在那裏開的。
因為有個“新北大運動”，所以來的人比較多一點，但是也不是全體，尤其不會像別的學校點名，你到了沒有？沒有，隨便三五個。這個一堆那個一堆。
從劉長蘭入學到我那一代人入學，經曆了半個世紀，其中有無數曆史的不如意，與北大精神相逆的事情擋不住地發生了。
慶幸的是，在我
進北大的時候，時代風氣回轉，一批老教授們都出來講課了。在我們77屆、78屆，也有一些原來社會上的民主分子。於是校園又有點兒舊時氣息了：也是上課不點名，愛上不上，考試照樣是“優”；也是開大會，人不齊，想睡午覺的就繼續睡，一個宿舍去一個人，回來說說。
劉長蘭說：
校長是蔣夢麟。蔣夢麟一直是很瘦的一個人，雖然肚子裏裝了很多書，但是人還是很瘦。他這個脖子拉的皮很長。我們就開玩笑，說這個校長脖子那麽細，斷了怎麽辦呢？
他說話很慢，聲音小，可是送得很遠，我們都能聽到。最重要的一句話，他說：“北大要加強的就是外語。你們要注意，以後外語不要成為北大的一個缺陷。雖然我們剛開始，但是現在有很多很好的外語翻譯都是北大出來的。我們要維持這個精神。”
他又說了一句：我們不隨時上路。這句話聽清楚了。慢慢的，有些同學站得離大門口近的，覺得沒有什麽意思就走了、散了，這個大會就很簡單地開完了。
“新北大運動”，雖然沒有實際行動，可是對於有些人也引起一些注意。胡先生，就是胡適，關注了。
那時候在北大不喊誰是什麽博士、碩士，“先生”兩個字是最高的敬意。
胡先生當時還沒有在北平。有人就告訴他，有這個“新北大運動”，他說“好啊，看他們怎麽運動法”。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要出軌。
激進的學生認為：“北大要做的是在這個社會上更顯著，不能這樣平平淡淡的。”
學校裏已經感覺到這種氣氛。有同學認為，北大的人不能這樣老氣橫秋，說“北大老”就是有諷刺的意思。這些激進的學生在外麵有所聯絡，想有新的組織在北大中出來。
“但是沒有教授熱心這種事情。”
學生永遠是被當作孩子來看待的，即使他們涉及了政治：
像蔣夢麟蔣先生這些人，永遠是天塌下來了他還坐在那裏，穩重如山。鬧了很多地方，他還在看他的《資治通鑒》——“有什麽問題嗎？”頂多問這樣一句。
教授是各種人都有，誰也不幹涉誰。
當年我在北大上學時，最好的一點，也是學校領導見怪不怪、處亂不驚，總是往好裏去判斷學生。這有些老北大的風範。
別的學校照著教育部的規定，從大一念起，像課程是大一的國文、社會學，或者自然科學什麽的。但是在北大，校長和教務長一商量，考進大學不就是考了他們高中的程度嗎？他們能考進來了，說明那些書都念了，都及格了。為什麽進來了還要重讀一遍，浪費時間？
他們一下就決定，北大的課從二年級念起，不用念大一的。我們輕鬆了，等於少浪費一年。
對於課程，學生有革新的要求，在“新北大運動”的影響下，北大的課程跟別的學校不一樣。
教授上課都不點名的。一位曆史係的教授，他不點名。教務處通知他說：秦教授，上課要點名，不然學生都散掉了。有的來，有的不來，影響他們的成績。
這個教授說：要我點名啊？我教書還要負責點名啊？那時候他就給畫一個“全到”。全到了！那到了下課的時候，教務處的人到每個科室去收，到這兒一看：“全到”了！
後來有人就告訴教務處：這些教授你不能讓他做什麽，他高興點就點，他不高興點也不要緊。你要他點也沒有用，他就永遠給你畫個“全到”，你怎麽辦？
所以那個時候是很自由的。
上課不點名這個事，我上學的時候亦然。老師隻點過一次名，就是為了對照一下，認認人。
現代文學史課，我就從來沒有上過一節，到畢業才見了當時教課的係主任嚴老師。可是老師絕不會因為你不到他的課堂，而懲罰學生，我照樣得“優”。而另一位係主任孫老師，我也不大聽他的課，因為我搞創作，他卻替我推薦發表小說。發表之後，古典文學倪老師還在我的試卷上題詞祝賀。
這就是北大之風，不拘泥於上課，老師關注的是學生才華的發展。
因為我們念的課是二年級的課，有的學生就說，我們也聽聽三年級的課嘛。
所以聽課的風氣很盛。既然不點名，我們到別的係裏聽一聽也可以。
當年，在街麵上路過北大的人，一看，到北大了，今天他們有哪一位教授講授啊？一看某某名教授，他們就到課堂上來聽課，也沒有人管。沒有人知道進來了一個校外的人。
我們北大沒有校舍，沒有校園，後來就蓋了一座紅樓。
紅樓是北大唯一自己造的房子，就在最前麵。紅樓後麵有很大的廣場，有時候有一些體育運動在那裏舉行。這個廣場後麵是地質館。
地質館是北大的一個特色，那個時候有地質課的學校還很少。
在地質館再靠後麵一點，是四年級的學生宿舍。這個學生宿舍後來就有很多人住。因為裏麵住什麽人，學校也不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到那裏。
後來到了昆明，西南聯大的男生宿舍，也是這樣一種“隨便住”的情況。同學經常帶自己的熟人來，找一個鋪位，就住上一段，與戰前的北大同觀。
喜歡北大的人很多，很多人考不上。考不上就住在旁邊，那個時候叫公寓。
北大宿舍的周圍布滿了公寓，那就是一個民宅。北平的房子都是幾進，一進、兩進、三進。一進房子，有堂屋，有中間屋子，有旁邊左右。
公寓，就是利用學生在那裏住的需要，有旅館的性質，它代包飯。北平公寓你可以吃住都在那裏。在我們附近這些公寓都很多了。
考不上北大，沒有關係，住在公寓裏頭，見天去聽聽課，也跟到了北大差不多。
北大的散漫至今未根除。這散漫有好處，好處就是包容。
在我進北大的時候，北大校園外麵的民宅也是大片地租借給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旁聽生。
這時候北大已經搬到了西郊，那些出租的住宅也有些村落的味道了。我們那個時候的好處是，隨便一走就到了圓明園，在橫七豎八的末代巨石下麵，芳草萋萋，學子們就躺在山坡上看書和發呆。那時，校外周圍是田野、荷塘。雖然校內有未名湖，但很多同學的戀愛都是在那裏進行的。自由這東西，還是與天地自然比較近。
劉長蘭從少女時代就是一個心高的人。她說：
很多人考學校的時候，報名是從最難考的北大、清華、師大這幾個學校開始，一直到給錢就可以上的學校，比如民國大學。最後肯定能考上一個。
我考的時候，我不要這樣。那個時候少年氣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別的學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親的支持：“我的父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也是追隨國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麽好？能學到什麽？劉長蘭道：
有一本書寫老街道、老學府。他提起北大，就講：在北大，上課不一定點名。那麽同學來上課也可以，不上課、過幾天再來，也可以。就有人問：這樣一個大學，最後他畢業能學到點什麽呢？
這本書說：每個人都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簡單一句話就是：在北大學到了一個獨立的人格。
在北大校園，由於提倡自由自主，師生相互尊重，所以學生的信心大增，自我價值彰顯。這一點，我親身感受過。我有一種感受：到了北大，自己仿佛換了一個人。人還是那個人，性格、說話都還是我，可不知怎麽著，忽然間我就被認可了。在這樣氛圍裏，學生得到認識自我和發展的空間。
在北大學到了很多。比如對於國家的熱忱和支持。
北大人關注國家，有人說是因為京師大學堂後麵就是皇宮，有“齊天”之感，不像一般國人那樣，是抬頭向上看的。我在北大的時候，同學們提起國家領導人，都好像是熟人，淨叫些外號。記得一群女生在說“邦邦”，聽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國家首腦。
北大那裏，同學上課不上課，是沒有關係的。教授跟同學之間，大家見麵笑笑，點點頭，彼此心照不宣——你跟我想的一樣，我們不必說在嘴頭上。所以北大就是這樣。
北大人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認同感。這在我們那一代還是很明顯的。畢業許多年，大潮之中，彼此在幹什麽，會幹什麽，大家心中都有數。一方麵很渙散，但有很高的“北大原則”，如果你違背了，那麽後麵的小學弟們可以宣稱，驅逐你出校園，不認你是校友。這種事情，我親眼見過。這個北大的傳統，它是神聖的。
北大的教授也都很隨便，穿戴也不是西服革履、金絲眼鏡，沒有這一套，都很隨便。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個性，有他們的學識。像梁實秋，他除了正式場合是穿西服外，平時都是中式衣服。但一看就是一個儒士，不是普通人。連街上蹬三輪車的，都知道這位先生不隨便的。所以北大的人，給人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就是：他不是一個隨便的人。
我們北大人出門跟清華、師大就是不一樣，一看就是滿不在乎的樣子。
同樣的話，別的老學長也對我說過。到了西南聯大時期，三校雖然聯合了，但是學生的風格迥異，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校的。我忽然聯想到：李白、杜甫、蘇東坡。他們三人的詩歌，懂詩的人是不會搞混的。這三校的風格，懂得大學的人也不會搞混的。隻有局外人，才會覺得都是一回事。
今天，現實中的北大，正在被當作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操作平台。利用北大的曆史聲望，“居高聲自遠”，許多違背北大精神的人與事在這裏揚揚得意地上演著。
然而我和許多人願意相信：老北大就像是一壇百年陳酒，酒底子是倒不盡的。它的醇香是遮擋不住的。一逢機遇，就會噴薄而出。在我短暫的生涯裏，已經遭逢過幾回。有很多人、很多事，顯示了這種力量。在那些經典時刻，北大，不再隻是一座學府，它已經成為我們靈魂的信仰。
九十多歲的劉學姐聲稱：“我生為北大人，死為北大鬼。”這個心結，我也有。離校幾十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北大人”這個溫暖而又值得信賴的人際圈子裏。師友之間用我們熟悉的法則辦事，在我們之間永遠存在一種認可，我們中有一個北大氛圍籠罩著，這個“影子北大”並沒有消失。
北大散漫的風氣與校舍的散漫狀態，保留有一種古老中國的文人遺跡。這可以追溯到中國古書院的傳統。北大前身號稱“京師大學堂”，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都是各自寒窗用功，時有交流、雲集、比試、求師、問友的活動，但總體還是個性化的學習。而清華校園生活，基礎上是歐美化的，個性自由也是歐美式的，與北大不同。整個北大就是中國文人式的渙散雲集。它是一種文科式的思維型管理，注重精神；而清華則是理工型的邏輯式管理，注重團隊與行動。在後來戰事的應對中，北大的行動滯後於清華，這也與學校的精神構架有關係。
1937年夏天日寇訇然發動的大戰，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對時局估計不足。
蔣夢麟在1948年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島，寫了《西潮》一書，後來大陸亦有出版。書中回溯：
戰神降臨北平時，我正在廬山。蔣委員長在這華中避暑勝地召集了一群知識分子商討軍國大事。有一天午後，天空萬裏無雲，樹影疏疏落落地點綴著綠油油的草地。蔣委員長曾經為他的客人們準備了許多雅潔的房子，我吃過午飯正在一幢單開間獨立的宿舍裏休息，一麵眺望著窗外一棵枝葉扶疏的大樹，一麵諦聽著枝頭知了的唱和。
忽然《中央日報》程社長滄波來敲門，告訴我日軍在前一晚對盧溝橋發動攻擊的消息。我從床上跳起來追問詳情，但是他所知的也很有限。
蔣夢麟曾經認為日本將以緩慢的“蠶食”侵吞中國，這個判斷很快被證明是錯誤的。散漫成性的北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北京大學當時由鄭天挺教授主持工作，正在準備夏季開學的課程表。
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發現抗日宣傳品，借此進駐北大紅樓；維持會查封了北大二院。北京大學變成了日寇關押拷打愛國學生的地獄。
莊嚴學府，一向傲然的斯文、尊嚴、浩然之氣受到巨大挑戰。
蔣校長對於戰事的滯後反應，代表了當時多數中國人中國式的思維。和平善良的人們無法估計，日本竟然置國際法規與道義於不顧，悍然**中國腹地。
蔣夢麟後來碰到了一個老學生，他曾經被捕坐了兩年牢，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去受過“招待”。敵人把涼水灌到他鼻子裏，使他暈過去。日本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日本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
在曆史文明中受惠於中國的鄰邦，卻堂然執有這樣的邏輯，這就是日本人；表麵彬彬有禮，而出手往往令中國人猝不及防。
日本民族表麵上與中國有很多相似的文雅，而其深層性格，卻與我中華道德人性迥然相異，這值得後世研究，引為教訓。
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國曆史最久的學府變為撒旦統治的地獄了。
1937年夏天，就在抗戰爆發的第一時間，中國當局即刻作出了遷移大學的決策。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撤出淪陷區，到大後方去聯合辦學。《西潮》：
與北方三個大學有關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議學校內遷的計劃。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從北方撤退而在長沙成立聯合大學。胡適之從南京打電話給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實施這個計劃的辦法。我經過考慮，勉強同意了這個計劃。
蔣夢麟回家鄉去見老父，告別老人家。兒子的臨別之言是：“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老父聞之目光炯炯。蔣父在送走了兒子後，退避深山，茲後，在對兒子和勝利的盼望中辭世。
這是當時上演在中國父子兩代中的普遍壯劇：老的一代為國盡節，少的一代為複國繼續奔走。多少無名的、有名的父子都這樣作別了。從文人、軍人到農夫、市民，從有記載的到無記載的，這是中華民族在現代史上的一幕壯別大戲。
千秋萬代，我們這個民族就是這樣延續著自己的血脈和信念。
學校在戰火中連續轉移，兩易其地。到昆明安定下來，蔣校長就告別了學校和教育界。
縱橫恣肆的一本《西潮》，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出該書的時候，沈君山教授寫推薦文章，稱它為蔣夢麟的“自傳”。他們是世交，自然此話不差的。然而《西潮》卻又不以蔣夢麟自己的職業生涯為中心，其中寫到學校的部分極少。蔣夢麟在北大的任職，是他人生成就很重要的一筆。可以說，北大從京師大學堂的舊體製轉型成一所現代大學，正是在蔣夢麟管理下完成的。
但在此書中，蔣校長卻沒有圍繞自己的角色來寫。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感意氣，功名誰複論”。書中寫西南聯大，隻是融入到戰爭中的中國這一宏大舞台上的一顆棋子。蔣夢麟的視角特點，是總要超越個人所任職務和所在部門的範圍。他對個人經曆過的地域進行全方位的掃描，常常聯係國際與世界，文筆所至，囊括經濟、政治、人文、地理。《西潮》這本書，其實是寫一個知識分子放眼看中國、放眼看世界，尋謀自己和國家民族出路，命運漂浮不定而又充滿自由氣息的思考曆程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