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三十五節

第三十一~三十五節

離開連杉,在國內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後,我們最後決定住在紐約市郊長島的佛拉斯特丘陵區。在這風景優美的地方,我們買下一棟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著類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處是凸出的棱角,我們替它取了個名字叫“沼澤之城”。

在此所說的“我們”是指莎莉文老師、湯姆斯、我,以及一隻名叫吉蘭的小狗。

經過長期的奔波勞頓,我們都渴望能過一段平靜的生活。我學習在院子裏親手栽植樹木。屋子的二樓隔出一間專屬於我的小書房,四麵都有窗戶。我開始學習意大利文,為的是想讀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還沒完全安頓好,我們卻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蘭西斯。米拉博士所寫,他表示有意將我的《少女時代》拍成電影,而且希望我參加。我接到信後滿心歡喜,因為我認為把自己個人的這段經曆拍成電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這個互相憎惡、充滿暴戾之氣的世界裏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機會我怎能放過?改編後的電影名為《救濟》。

當年不辭跋涉、千裏迢迢跑到好萊塢去拍片的那股勁兒,現在想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或許因為我當時太天真了,一心以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觀眾們在欣賞此片時必然聚精會神,連嗬欠都不敢打。那種過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電影公司的建議。奇怪的是,我當時一點也沒有考慮到,以我這樣一個殘缺的人,怎能擔任電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長得又不好看,根本無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並論。而且我又缺乏能賺觀眾眼淚,或者逗觀眾發笑的演技,憑什麽去演戲呢?不過,撇開這些不談,我在好萊塢的那段日子倒過得多彩多姿。老實說,我對於那段拍戲的經曆一點也不覺得後悔。

在好萊塢,我經曆了許多過去從未遭遇的事情,那種刺激的生活,時時都帶給我驚喜,從來不知道踏出大門後將會遇到什麽事。每當我漫步在開滿天竺葵的小徑上,會突然有一個騎士從斜地裏衝出;我走在馬路上,會見到一輛賣冰的車子猛然四腳朝天;在遠處的山丘半腰上,說不準什麽時候會有一棟被熊熊烈火包圍的小木屋……

總之,來到此地以後的所見所聞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行人頭頂炎熱的太陽,坐著車子到沙漠裏去,陽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長著仙人掌和灌木叢。當我們來到一個小小村落的拐角處時,忽然有人驚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興奮,馬上從車上下來,想看個究竟。果真有一個印第安人在那兒,別無旁人。

這時,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導向前邁出一步,請求那位印第安人讓我摸摸他頭上的羽毛飾物,因為他頭上戴著色澤美麗的老鷹羽毛,非常神氣。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語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語開口道:“讓這位女士盡量摸好了,多少次都無所謂。”

在場的人都嚇了一跳,後來才搞清楚,原來這是一位正在等待攝影師到來的演員,哪裏是什麽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湯姆斯小姐與我時常在天沒亮前就出去騎馬,在露珠晶瑩的草原上可以聞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樹的芳香,清晨的徐風令人心曠神恰,好不舒暢!就這樣,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時代》為劇本的《救濟》一片終於要開拍了,導演是因《青鳥》一片而聞名的喬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進行片頭攝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為信號與我溝通。我們工作的過程通常是:湯姆斯小姐看過劇本後,並聽取導演的指示,然後把這些寫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後,再聽導演敲桌子指揮進行。

有時,導演會親自在我手上寫幾句話,例如:“不要害怕,在籠子裏的不是獅子,隻不過是一隻小金絲雀而已。知道了嗎?好,再來一次。”導演越是關照我,我越覺得緊張不安。

老實說,要在攝影機前自然地表演,著實不容易,不論是站著或坐著,總是有強烈的燈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覺得全身熱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這時還得留意臉上的妝是否已被汗水弄脫,否則銀幕上所見的將是界尖太亮,或是額頭反光,效果將大打折扣,所以要經常補妝。

我一站到攝影機前就渾身不自在,偏偏導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皺眉沉思,我的情緒怎麽可能轉彎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時在乍聽指令後隻有茫然發呆的份了。

一開始時,大家都未進入角色,因此,有許多不盡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時代的女性十分稱職,她本人當然既不聾也不啞,可是卻能把這個角色演得惟妙惟肖。為此我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於扮演我,也很喜歡我。

另一位長得很美,笑起來尤其迷人的女星飾演大學時代的我。這位女星一開始是以閉著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見,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張開眼睛,使得場邊的工作人員忍不住捧腹大笑,她這時的表情實在太滑稽了。

不過這位女演員倒是很樂意演這個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夢見希臘諸神的那場戲時,表現得最為傳神,我個人最喜歡。

再下來就要介紹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響的朋友上場了。問題是,那些曾經給我很大幫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莊夢德先生、馬克。吐溫先生以及布魯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著的幾位也都年事已高,與初遇我時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我曾經寫信給貝爾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讓我回想起在華盛頓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當年的那位女娃兒。隻要你樂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隻是目前我身處異國,一時之間還無法返美。

可是,你絕不能忘了我!想起我們首次見麵時,我可不是個月歲的老頭子,那時的我頭上一根白頭發也沒有。你呢?當時隻有7 歲,如果真要拍寫實電影的話,我想非得由別人來飾演不可。請你去找個沒有白頭發的英俊青年來扮演我。等到拍攝結尾時,我們再以目前的姿態登場好了。如此前後對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後,我忽然想起一個很好的主意:“對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場景介紹我的朋友出場呢?這也許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兩邊都是洋槐的馬路上散步,然後偶爾遇見貝爾博士與莊夢德先生,大家邊聊邊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顯得比較自然。”洋槐的樹蔭下,對又瞎又聾的我而言是最合適不過了,我越想越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

可惜電影公司沒有采納我的建議,而是安排了一個大聚會的場麵,讓所有曾經協助過我的人都一起出現在宴會上,包括那些已經去世的好友在內。

其中還有已經死了叨年的我最懷念的父親。當然,如布魯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莊夢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見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麵的約瑟夫先生,他比我剛認識他時顯得更活潑快樂。

置身在這樣一個場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到了天國,而與這些又熟悉又親愛的好友們歡聚一堂。不過,當我與他們握手時,他們的手雖然都很溫暖,但他們講話的語氣與神態,卻與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樣,當他們猛地開口對我說話時,我有一種剛從夢中被驚醒的錯愕感。宴會將結束時,我有一段台詞:“目前全國約有8 萬名的盲人正處在可憐的景況中,他們孤苦無援,而我們的社會目前又沒有完善的製度可以幫助他們……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從不知生存喜悅的情況下含恨而終!……因此,我們應該決心為這些人謀求更好的生活,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幸福、更快樂。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發現這部片子缺乏**,換句話說,不夠戲劇性。

“海倫一輩子沒有發生過羅曼史,當然也沒有偉大的戀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幹脆我們替她捏造一個戀人好了,讓他們來上一段戀愛戲如何?因為現在的電影如果沒有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歡迎。

不過,導演自始就反對這種論調,認為是畫蛇添足,反而會弄巧成拙。幾經考慮、斟酌,最後決定穿插幾場比較戲劇性的場麵。

加上去的幾場戲,有一場是在一個名為“時間”的洞窟前,有一位臉色蒼白、代表“知識”的小姐,與一位身材魁梧、代表“無知”的大漢互博,結果“知識”

贏了,抱起了幼小的海倫。

另一個場合是莎莉文老師試過各種方法而年幼的海倫仍然聽不懂時,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淵中,此時基督出現了,他對老師說:“要協助幼小的心靈來到我這兒,不要放棄她。”於是莎莉文老師再度鼓起了勇氣。

還有不少略嫌牽強的戲,例如:一位傷心的母親擎著一把火炬出場,目的是為不幸的傷殘者請命;又如四大強國的領袖聚集在法國開會,準備決定全世界人類的命運時,海倫出現了,懇求他們千萬不要發動戰爭等等。最後這場戲他們也覺得太牽強,結果又刪掉了。

由於摻入了各種突發奇想,使得影片的情節越來越離譜,變得缺乏真實感。尤其是結尾的一場戲,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可笑,簡直是異想天開。他們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聖女貞德一樣騎著白馬,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麵。誰知片場找來的這隻白馬十分活潑,跑起來的衝勁非常驚人。當時我一手握著喇叭,一手操縱韁繩,好幾次都差點被摔下馬來,因此我越來越緊張,一顆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頭上的太陽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來,額上的汗水像旋開了的水龍頭直往下淌,連放在唇邊的喇叭都滿是汗水,吹起來鹹鹹的。

戰戰兢兢地騎了段路後,在沒有任何前兆,沒有任何命令的情況下,我**的這匹馬忽做人立狀,一時間把我嚇壞了,幸好旁邊有位攝影記者眼明手快,一個箭步衝到馬前,拉住馬,使它再度站好,否則我一定會摔個大跟鬥。

結果,我所參演的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絢爛重歸平靜,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過了兩年寧靜的日子。這期間,我們當然也動腦筋設法開源節流。朋友們贈送的款項以我在世為限,我必須要考慮替莎莉文老師儲下一筆養老金,萬一我先她過世,那她的晚年怎麽辦?

基於這種考慮,我們決定從1920年起進入波多大廈的雜耍劇院參加客串演出,這一表演就是將近4 年,直到1924年春。當然,這4 年間我們並不是持續不斷地參加演出,一開始,我們隻是偶爾參加到紐約、新英格蘭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間,則在美國國內表演。

我們在雜耍劇院演出的消息傳出後,曾受到某些衛道士的非議:“你們瞧,海倫這個人,為了出名竟不擇手段。”

有些熱心的人則寫信忠告我,勸我不要投身演藝圈。其實,我何嚐是為名所引誘呢?我有我自己的計劃,隻不過是依自己的意誌去實行罷了,連莎莉文老師都是被我多次勸說才這麽做的。

在我看來,這種工作比起寫稿來,不僅輕鬆得多,而且收人也豐厚。雖然名為巡回演出,實際上,往往在一個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們過去的演講那樣,有時一天要連趕好幾個地方,飽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講時通常是每到一個地方就得立刻上講台,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在雜耍劇院的演出隻是下午、晚上各一場,每場僅叨分鍾。劇院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管理規則,相當規範,生活很正常。在這裏,我們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擔心受到觀眾的打擾,連類似演講觀眾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發生。

從事這種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過莎莉文老師似乎不像我這樣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點別扭。也難怪她,因為剛開始時,我們的名字與那些特技人員、馴獸師,乃至猴子、大象、鸚鵡等一起出現在節目單上,不管是誰都會覺得有點不是味道。隻是,我自問自己的表演內容一點都不低俗,更沒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因此,覺得很坦然。

在這個圈子裏遇到的人,比過去在任何場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興趣。他們多半都豪邁爽朗,熱誠而講義氣,他們的舉動常常令我覺得非常感動。總之,我在雜耍劇院的這段日子確實是快樂的。台下的觀眾既親切又熱情,他們聽到我說話時都表現出真正的讚歎。通常,由莎莉文老師說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後由我做簡單的自我介紹。最後是由我來回答觀眾們提出的問題。

觀眾們最常提出的問題有如下幾項:“你看不見鍾表,如何分辯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沒有結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見,那麽你相信有幽靈嗎?”

“你會在夢裏看見什麽東西呢?”

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有些還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關心聽觀眾們對我的反應,難得的是,到這兒來的觀眾都坦誠而熱情,當他們覺得我的話有道理,或者令他們開心時,他們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點都不掩飾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總是很輕鬆、愉快地給他們最真誠的答案。

提到聽眾們的反應我想起了另一個極端相反的情況,那是一次在教會裏的演講。

進入教會的聽眾當然跟在雜耍院的觀眾身份不盡相同,心情也迥異。但他們的極端肅靜卻讓我感到手足無措。雖然看不見、聽不見,不知道他們的表情,可是我卻感覺得出他們對我的話沒有反應。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講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產生了一種我是在自言自語的錯覺。我到廣播電台去演講時也一樣,四周寂然無聲,沒有人走動,當然也沒有掌聲,連空氣中我聞慣了的煙味和發膠香味都沒有,仿佛置身在一個無人的世界裏。

所以說,我寧可在雜耍劇院中與觀眾們打成一片,至少不會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我這一生中最哀傷的一刻,莫過於在一次演出前,突聞母親亡故的噩耗。當時我們正在洛杉礬的某處演出。父親去世時我才14歲,還不太了解死別的悲痛,因此沒有像這次這麽傷心。當然,也許是因為我與母親相處的時日較久,感情較深,有更多的難舍情。康。

對我來說,在莎莉文老師來到之前,有關母親的記憶是一片空白,隻知道母親後來常說:“當你生下來時,我覺得既驕傲又快樂。”

母親的話一定不假,因為她把我患病之前19個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記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數家珍般地說給我聽:“你學會走路以後,最喜歡到院子裏去追逐花叢中的蝴蝶,而且膽子比男孩子還大,一點都不怕雞啊、狗啊這些動物,還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們。那時,你的眼睛比誰都尖,連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針、小紐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來,因此是我縫紐扣時的小幫手。”這些事母親百說不厭,還說某次家中正在編一個有三隻腳的竹籠子,籠子四周留了許多小洞,牙牙學語的我又好奇又興奮,老是爬到母親膝上,用不流利的兒語問道:“還要做多久?”

母親又說我最喜歡壁爐中熊熊的火花,時常不肯上床睡覺,望著燃燒著的木材上的火舌發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煙囪上竄出時,尤其感到興奮。

“唉,那時候我們倆人是多麽快樂呀?”母親在回憶之後,總會滿足地歎口了氣而下此結論。

當我不幸患了一場大病,變成又育又聾時,母親才23歲。年輕的她從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歲月中,因為天生內向、謹慎,不太開朗的個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當然更落寞了。長大之後,我盡量學習獨立,希望不使母親操心。母親與我一起出外旅行或來連杉與我同住時,也許會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時候,她必然為我這個殘疾女兒而暗自飲泣吧!我似乎可以隱隱感覺出母親在最後幾年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母親自己曾經說過,她常常一早醒來,腦海中第一個閃出的念頭就是海倫的問題,晚上臨睡前,也經常為此擔心。母親的手患有關節炎,寫起信來很吃力,可是為了我,還是常常很費勁地用盲文寫信給我。

在我之後,母親又生下一個妹妹,5 年後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們兩人的出生多少為她帶來了一些安慰。

父親去世後,母親獨立擔負起養育弟妹的重擔,日子過得很艱苦。好不容易妹妹長大了,嫁給亞拉巴馬州的昆西先生,母親才算鬆了一口氣。她輪流到妹妹家或我這裏走動,探望她摯愛的孩子們。

老實說,年輕時候母親對女紅和家務事都不太感興趣,出嫁以後,卻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擔。不但要監督工人做工,又要幫著種菜、喂家畜,還要自己做各種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動手剪裁,此外,還得應付父親每天帶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屬於南方家庭那些繁雜的家務,母親都得一手包辦。

母親做的火腿與醃黃瓜遠近聞名,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附近的人總是向母親要一些帶回去。當時我年紀小,一點都不懂得母親的忙碌與辛勞,總是拉著她的裙擺,跟前跟後,母親從不嫌煩,默默地承擔著一切。

以母親這樣一位感觸敏銳、神經脆弱的弱女子,怎麽能夠承受那麽多的瑣碎而繁重的家務呢?莎莉文老師就常常對此表示不可思議而誇讚母親。更令人折服的是,我們從未聽母親發過一句牢騷,她總是默默地做著,似乎除了工作,還是工作,隻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親還是個愛花的好園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種,也知道如何照顧那些花草樹木。雖然澆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樂此不疲。她對花草的極端迷戀也可以說明她的心思優雅細致。記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薔薇,不料幾天後遇上寒流來襲,新栽的薔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親在給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喪子的大衛王一樣,忍不住大聲痛哭起來。”

鳥類也深為母親所喜愛。她每次到連杉來時,總愛到附近的森林裏去散步,隨身還攜帶些食物去喂鳥。當她看到母鳥在教小鳥飛翔的情景時尤其感興趣,有時一看就是幾小時,自己卻渾然不覺。

母親對時事政治問題也很感興趣,經常閱讀書報。她憎恨偽善和愚庸的人——當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語帶諷刺地批評那心懷不軌的議員和政客們。

她最欣賞那些頭腦敏銳,能機智地評論政事的評論家,例如湯瑪斯。卡萊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萊夫人通過信。在作家中,母親偏愛惠特曼、巴爾紮克等,他們的作品母親再三閱讀,幾乎可以背下來。

有一年夏季,我們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裏有我們深愛的碧綠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腸小徑。一天黃昏,我們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親眺望在湖上劃獨木舟嬉戲的年輕人,突然間,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緒低潮,我當時根本無法體會。

世界大戰爆發後,母親閉口不提有關戰爭的事情,隻有一次,母親在外出途中見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帳篷露營,禁不住感慨地說:“哎,真可憐!這些活潑可愛的年輕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戰場上去。有什麽方法可以不讓他們去呢?”

說著說著,不禁黯然淚下。再就是聽到俄國提出和平條件時,母親說:“有勇氣說出‘戰爭是人類的罪惡’這句話的國家真是太了不起了!雖然隔著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擁抱它。”

母親在世時也常說,希望將來年老的時候,不要太麻煩別人,寧可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母親去世時正住在妹妹那兒,她安詳平靜地告別人世,沒有驚動任何人,事後才被人發現的。我在臨上台表演之前兩小時聽到母親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親生病的消息,因此,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啊!這種時候,我還要上台表演嗎?”我馬上聯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幾乎都想痛哭出聲。可是,我竟然表現得很堅強,當我在台上表演時,沒有一個觀眾知道我剛聽到如此不幸的消息,這點令莎莉文老師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當天,我還記得很,有一位觀眾問我:“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這問題對自己問了一遍。在我的感覺上,我已經很大了。但我沒有正麵答複這個問題,隻是反問道:“依你看,我多大歲數呢?”

觀眾席上爆出一陣笑聲。

然後又有人問:“你幸福嗎?”

我聽了這個問題,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可還是強忍住了,盡量平靜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為我相信上帝。”

這一天的問答大致就是如此。

當我回到後台,內心的悲哀再也無法壓抑,一下子全爆發了出來,我激動得無法思想,無法動作。雖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國度”裏,總有一天可以見到母親,可是眼前這個沒有母親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論何時何地,每一件事物都會喚起我對母親的回憶,我在內心裏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親寄來的盲文家書該多麽好啊!”

直到次年4 月,我到亞拉巴馬的妹妹家裏時,我終於不得不承認母親真的已經死了!

親愛的母親嗬!您為我痛苦了一生,現在您到了天堂,應該可以達觀些了吧!

因為您該明白我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應該得到平靜了。

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經過長期的組織策劃,在許多人都認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個全國性盲人機構終於成立了,時值1921年。賓夕法尼亞州盲人協會會長是這一計劃的發起人,在俄亥俄州舉辦的美國盲人企業家協會的年度總結會上,正式通過了這項決議。

紐約的M .C .麥格爾先生是該會的首任會長。麥格爾先生在開始時完全靠朋友們的資助經營此協會,1924年起,協會改變方針,決定向社會大眾籌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師共襄義舉。

對於那種為了募一點錢,而必須四處奔波的日子,委實說我實在害怕了。當我獲悉他們的計劃時,雖然覺得用心良苦,可是心裏依然有點不太樂意。然而,不樂意歸不樂意,我心裏非常清楚,依照當時的情況,如果沒有社會大眾的捐助,任何慈善團體或教育機構都無法繼續生存。為了所有盲人們的福利,我無論如何也得勉為其難地盡力去做。於是我又開始進出於形形色色的高樓大廈,坐著電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講了。

這筆勸募基金的目的,在於協助盲人們學到能夠自立的一技之長,而且提供他們一展所長的場所;另外,也要幫助那些有天賦而家境貧寒的盲人,讓他們的才能得以發揮,譬如那些有音樂天賦,卻因家貧買不起鋼琴、小提琴等昂貴樂器的。事實上,這類被埋沒的天才委實不少。

從那時候開始,前後大約3 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國的每個角落,訪問過123 個大小城市,參加過249 場集會,對20多萬聽眾發表過演講。此外,還動員了各種團體與組織,如報紙、教會、學校、猶太教會堂、婦女會、少年團體、少女團體、服務社團及獅子會等,他們都經常集會募款,大力讚助我們的運動。尤其是獅子會的會員,他們對殘障兒童的照顧真是不遺餘力,對盲人也付予同樣的關愛,因此,募款工作幾乎成為會員的主要活動了。

有句俗話說:“年過40歲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經曆過,再不會有什麽值得喜悅的事了。”

不過上天似乎對我特別厚愛,就在我度過4D歲生日不久,連續發生了好幾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悅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盲人事業家協會的創立;另一件是我們發起的募捐運動,得到許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輝煌;第三件喜事是由於美國盲人事業家協會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爭鳴的盲文得以統一。不僅如此,第一座國立盲人圖書館成立了,政府還拔出一大筆經費來出版盲文書籍。緊接著,各州的紅十會也成立附屬盲文機構,專門負責把書翻成盲文。其後,又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幸失明的戰士們掀起爭取福利的運動。如此,我們長久以來的願望終於得以—一實現,我感到非常寬慰。

1926年冬,我們遊說旅行來到了華盛頓,其時正逢國會中通過了有關撥款籌建國立盲人圖書館以及出版盲文書籍的提案,我們聞此喜訊信心大增,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與老師前往白宮拜會柯立芝總統,他十分熱情地歡迎我們,然後又很熱心地聽取我們向他報告有關盲人協會的情況。最後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訴我:“我覺得你們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隻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協助。”

這位總統果真說到做到,他後來還成為了盲人協會的名譽總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錢給基金會,連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參與我們的服務工作。這位第一夫人果真對聾啞者非常熱心,替聾啞者爭取了不少福利。

我們曾經拜訪過盲人議員湯瑪斯。希爾先生及賴辛浦夫婦,他們也都鼎力相助。

另外,住在華盛頓的好友——貝爾博士的女兒艾露滋夫人也為我們向大眾呼籲,使我萬分感激。

在底特律,當地的殘障者保護聯盟會長卡米爾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義不容辭地向市民們高呼,結果我們雖然隻在該地集會一次,便募得4.2 萬美元。不僅如此,會後我們又陸續收到不少捐款,少則1 美元,多則達4500美元,光是這個城市的收獲就很可觀。

費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員會的委員萊克博士十分熱心地向民眾勸募,僅僅一個星期就募到2.2 萬美元。

聖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應比較冷淡,可是在羅契斯特這樣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 萬美元之多。

眾所周知,電影明星的生活遠比一般人富裕,我預計可以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可是結果令人大失所望。我連續寄了無數封信到洛杉礬去,回信卻隻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瑪麗。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來的,其他人則無片紙隻字的反應。為此,我們對於瑪麗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費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們曾經走訪了聖羅拉的農業試驗場,那裏的負責人魯沙。

巴本克先生,像創造奇跡般地把過去在此處無法生長的許多種水果、花草、樹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農藝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熱心地引導我們參觀試驗場。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並且告訴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許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會刺傷手,他則加以改良,讓我摸的這種仙人掌就是沒有刺的。果真,摸起來光滑平順,而且那種充滿水分的飽滿感覺,令我聯想到這東西吃起來一定很可口。

近兩年來,我為了寫書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仍差150萬美元才能達到原定的目標,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發。值得欣慰的是,我們過去的奔波總算沒有白費,雖然兩年內沒有募款活動,但一般人已經知道我們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陸續匯款過來。以去年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麥克爾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錢。迄今為止,捐款的人已不計其數,已經無法—一列舉他們的姓名,然而我們對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們的愛心將溫暖每個盲人的心,而且世代傳下去。

老實說,募款本來就是無數人點點滴滴的累積,如果不是這麽多好心人的幫助,我們的協會就無法像目前這樣依照計劃推展工作。湯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時,都有支票從信封裏滑落下來。這些信件來自各個階層,有學生、勞工、軍人等;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國人、意大利人、中國人,其中也不乏與我們同樣的殘障者。

一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來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貧苦女工”,她捐了1 美元。

孩子們的反應也很熱烈,他們一片真誠無邪常常令我感動得落淚。有些人是親自抱著沉甸甸的儲錢罐來的,放在我膝上,當場打開,悉數捐出;有些兒童則寫了熱情洋溢的信,告訴我,他們是省下了父母給他們買可樂、冰淇淋的錢而捐出來的。

記得在紐約的安迪集會時,有位殘障的少年捐了500 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麗的玫瑰花。這位少年已經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卻永遠綻開在我心田的花園中。

“我覺得你所能接觸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憐!”常有人不勝憐惜地對我說。可是隻有我自己心裏明白,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們當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過多少書,旅行過多少地方。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的生活圈太小時,我總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書報,我就請別人念給我聽。例如每天的早報,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先念標題,然後我挑那些感興趣的部分請她細讀。一般雜誌也是一樣,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念給我聽,平均每個月我大概要讀7 至8 種雜誌。此外,我還經常閱讀盲文雜誌,因為那上麵多半會轉載一些普通雜誌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親自寫盲文信函給我,另一些人則請會盲文的人代寫,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從指尖傳來的友情。對我而言,我確實喜歡讀盲文,因為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愛特那。波達的好友,他要去環遊世界時設想得很周到,隨身攜帶著盲文字板,每到一處就寫信把他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因此,我就像跟著他四處旅行一般,共同聆聽大西洋上冰山進裂的聲響;一同搭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我們一起在巴黎如夢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當空的夜晚,一麵欣賞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麵靜聽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種氣氛是多麽羅曼蒂克啊!在看了維蘇威火山與幾千年前的羅馬競技場後,就要前往神秘的東方了。

我隨著波達來到印度、中國,看到許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達日本時正值櫻花紛紛飄落的季節,繽紛的落英交織成一片奇異的世界,清幽肅穆的寺院鍾聲更引發了我許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達竟大驚小怪地對我說:“你瞧!你瞧!日本的婦女都背著小孩在街上走,這兒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達。”

有波達這樣的朋友,所謂形體上的不自由其實等於沒有了。

在許多關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蘇夫人是最為熱心、隨時都準備幫助我的人之一。

蘇夫人讚助過許許多多的慈善團體,隻要是與我有關的團體,她捐的錢總是特別多。當我們的想法迥然相異時,她對我說:“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愛護我。

佛蘭克。克勃特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創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傳記作品《我的生活》一書。現在,我打算出續集,佛蘭克仍如過去那樣全力支援。其實早在10年前,佛蘭克一再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續集,而我在進行本書的寫作時,則總是感到佛蘭克似乎就在我的身邊。

1912年的冬天,《青鳥》一書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連杉來,她的態度和善,個性活潑,我們兩人一見如故,非常投緣。她回到法國後還寄卡片給我,她在卡片上親筆寫著:“為發現青鳥的少女祈求幸福。”

來連杉的名人還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這位詩人長得非常高大,蓬鬆的頭發呈灰色,幾乎與臉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聖經上所記載的先知們。我很喜歡泰戈爾詩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覺出他對人類的那份愛心。看到這位詩人,我引為平生莫大的光榮。

當我向這位詩人傾訴我的尊崇與仰慕時,他說:“我很高興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對人類的愛,你知道嗎?這個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現一位愛神與世人更甚於愛自己的人哪!”

泰戈爾先生談到時局時憂心忡忡,他以哀傷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國以及世界上一些強國的局勢:“歐洲各國強迫中國人吸鴉片,如果他們拒絕的話,國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亞洲民族怎能不重整軍備以求自保呢?英國就像一隻禿鷹,已經把戰火帶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兒建立許多軍事基地。亞洲各國中,日本已經能夠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國大概要等到城門被攻破,盜賊闖進家門時才會驚醒……請記住,一個太愛自己的人,往往就是滅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隻有神的愛了。”

聽了他的話使我聯想到甘地,因為甘地先生正是一個不僅在嘴上談“愛”,而且以行動來實踐的人。

藝術家們似乎對我特別厚愛,像艾連塔利和約瑟。傑佛遜等優秀演員還特地為我表演了他們的拿手戲,他們讓我以手指去追蹤他們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我興奮得屏息以待,惟恐遺漏任何細節。歌唱家卡羅素、夏列亞賓等允許我把手放在他們的唇上去“聽”他們的美妙歌聲。

我曾手撫鋼琴欣賞戈德斯基的演奏,輕觸海飛茲的小提琴去領會那美妙琴音。

當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時,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於熱帶海島上。

有時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機的的共鳴板上“聽”音樂節目。在樂器中,我覺得豎琴、鋼琴、小提琴的聲音都非常美妙。不過,對於目前正開始流行的爵士音樂卻不敢恭維,那種爆炸性的響聲,令我感到好像有什麽東西正朝著我衝過來似的,每當指尖傳給我這種信息時,免不了有一種想轉身逃跑的衝動,似乎人類在原始時代潛藏在體內的那種對大自然的恐懼感,再度複生了。

實業界的大亨,我曾拜訪過電器發明大王湯姆斯。愛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澤西州演講時,愛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相當嚴肅。據他的夫人告訴我,愛迪生先生常把自己關在實驗室內通宵工作,當他實驗進行到一半時,最討厭人家去打擾,甚至連吃飯都可以省了。

愛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機上,然後很熱切地問我聽懂沒有,可惜我實在聽不懂。為了不使愛迪生先生失望,我試著把當時頭上戴著的草帽靠近唱機,使聲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無法了解。

一起進餐時,愛迪生先生對我說:“你聽不見任何聲音也有好處,至少比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幹擾,像這樣活在自己的世界裏,不是很好嗎?”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這樣了不起的發明家,我希望能夠發明一種使聾子得到聽力的機器。”

他有點詫異地說:“幄,你這麽想?我可不做這種無聊的事,反正人類說的話多半無關緊要,可聽可不聽。”

我把嘴靠在愛迪生先生耳邊,試圖直接對他說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卻說我的聲音像水蒸氣爆炸時一樣,讓他無法分辨,他說:“你還是告訴梅西夫人,然後由她轉述,她的聲音像小提琴般悅耳。”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帶有命令的味道。

至於汽車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內布達斯加演講後才見到的。

福特先生親自帶領我們到工廠裏去參觀,並且以謙和的態度向我們講述他成功的經曆:“開始時,我的動機是要生產一種連農夫都可以買得起的汽車,幾經研究試驗,我對汽車就越來越內行了……其實,有好構想的人何其多,隻是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於沒有了。”

在參觀過福特先生的汽車工廠以後,我不禁有一個感想:如果把這個世界視為像福特工廠一般來管理,是否會更有效率呢?那時,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縮短工作時間,卻拿到更高的報酬呢?

如果人們一天中隻須工作幾個小時,則衣食住行都不匾乏,還能有四五個小時的自由時間豈不是很好嗎?不過,我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是癡人說夢,福特固然是一個傑出的企業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適合整個世界,因為國家畢竟不能視同工廠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見福特先生10年之後,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會中捐了一大筆錢,他說他的工廠裏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們,並非為了憐憫,而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上表現得相當優異。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當我感受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現一陣不安時,我就知道我該到紐約去散散心了。紐約市內有各種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歡到熱鬧嘈雜的地下鐵路沿線逛一下。像這樣到紐約去一趟回來後,我的活力又可恢複了,因為我感覺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地活著。

從繁華的城市重返寧靜的田園,會感覺到自己的庭園分外可愛,雖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窩,但對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適的場所。

我時常獨自從前門的階梯下來,沿著小徑往前走,到盡頭時一拐彎,就是我平常散步的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每年的6 月,鬱金香與風信子全都展開了笑靨,我們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島上一樣。在我走往小涼亭的馬路兩旁,滿是移植自德國或日本的菖薄花。6 月真是個奇妙的月份,連樹木都舒展了四肢,伸出的技椏似乎想向我們傾吐什麽。我有時會覺得,樹木真的在對我說:“你們人類何時才能學會這樣站著不動呢?”有時則說:“看看那不安分的海倫,在花草叢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隻風中的蝴蝶。”那橫生的小枝椏,無異是對我指指點點的小手指。

我常常想:“為什麽人不像樹木一樣,固定站在某一個地點上呢?樹木雖然不會移動,不是照樣生長得很好嗎?甚至比人類活得更快樂更長久呢!

近來,我常為了勞資雙方對立以及戰爭的問題而失眠,我奇怪人類為何不把花在戰爭上的精力轉而投注在研究如何改善人類生活、邁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如此世界不是可以更美好嗎?不過我相信,這一天終將來臨。

我盼望世界能早一天實現和平,讓人類過得更幸福,到那時,人們就不必再期待身後的天堂了。

最近,我常獨坐書房中沉思:“如果當初郝博士不曾設計出這套教育盲聾者的方法,那我的這一生將變成什麽樣呢?”

據說在郝博士想到要教育蘿拉時,當時的法律上還明文規定著:盲聾者視同白癡。

莎莉文老師在柏金斯盲校時與蘿拉同寢室,所以對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個教莎莉文老師手語的,就是蘿拉。

當莎莉文老師告訴蘿拉,她將前往亞拉巴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啞又聾的女孩時,蘿拉很高興,同時囑咐她:“不要使這個孩子養成太驕縱的個性,不能因為她有殘缺就凡事順著她,而使她變得太任性。”

臨走時,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們一起托莎莉文老師帶給我一個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就是蘿拉親手做的。我就是靠這個洋娃娃而學到“DOLL”這個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校時,莎莉文老師頭一個帶我去見的人就是蘿拉。當時蘿拉正在房中編織,由於很久沒有見到莎莉文老師,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們。同時也吻了我。可是當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編織的花邊時,就很快地把花邊移開,並且用手語對我說:“你的手太髒了!”

我又想用手去摸她的臉,她向後一閃,暗示我的手太髒。同時還問莎莉文老師:“你沒有教這個孩子禮貌嗎?”接著,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字對我說:“你去訪問一位女士時,絕不可大隨便。”

我一連碰了幾個釘子,心裏當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可是蘿拉也不含糊,她立刻毫不客氣地一把將我拖起來。

“穿漂亮的禮服時絕不可坐在地板上,會把衣服坐髒的。你這個孩子真是任性,一點教養都沒有!”

我們要告別出來前,吻別她時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腳,免不了又被她訓了一頓。

事後蘿拉告訴莎莉文老師:“這個孩子似乎任性了些,可是腦筋倒是很靈活的。”

而我對蘿拉的第一印象是覺得她冷酷得猶如銅牆,令人無法親近。

蘿拉與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倆做比較。

我們變成盲聾時的年紀相仿,開始時的行動粗魯,不易管教也很類似;此外,我們兩人都是金發碧眼,又同樣在7 歲時開始接受教育。相似點僅此而已,因為蘿拉用功上進的程度遠在我之上。

這個暫且不說,蘿拉確實是一個既聰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當初也像我一樣,有一位像莎莉文這樣的老師來教導她,則她的成就必然比我大得多。

一想到這點,我就不得不慶幸自己的幸運。可是當我再想到自己已經活到40多歲,而且能和常人一樣講話,但對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卻一點貢獻也沒有時。又不禁慚愧不已。

該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雖然調查仍繼續進行中,但就既有的資料顯示,在國內,除去年紀很大或臥病在床的以外,那些又盲又聾在等待指引他們走出黑暗世界的就有379 人,其中15人目前正值學齡階段,可是卻沒有學校能收容他們。

常有人問我:“我該如何來處理這樣的兒童呢?”

由於小孩子們智力、環境各異,因此我也不能很肯定地告訴他是該請家教,或是該送到哪一所學校去。我們能說的隻是:“在兒童的眼、耳機能未完全喪失前,要盡快送到附近的盲啞學校去,否則這樣的兒童日後會不願意學習的。”

在此,我順便向大家說明一件令許多人感到好奇的事,那就是一個人雖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樣可以回憶、可以想像,過著屬於自己的快樂生活。當然,他要盡量以他可能的方式去接觸這個世界,不要自閉在這個世界之外。

以我為例,因為我有許多朋友,他們又都熱心地把他們耳聞目睹的經驗灌輸給我,因此,我同樣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朋友們對我的幫助,他們給了我許許多多的勇氣與快樂。

無可諱言,身體上的不自由終究是一種缺憾,這點我也很了解。我不敢說從沒有怨天尤人或沮喪的時候,但我更明白這樣根本於事無補,因此我總是極力控製自己,使自己的腦子不要去鑽這種牛角尖。

我時常自勉的一個目標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極力學會自立,在能力範圍之內盡量不去增添別人的麻煩。以宗教上的說法來表示就是:帶笑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

這並不是對命運投降,而是麵對命運,進而設法克服它。

這種事在口頭上說來非常容易,可是要付諸實施的話,如果沒有很深刻的信仰、堅強的毅力,再加上友情的溫暖、上帝的指引,隻怕很難做得到。

現在回憶我的過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隻“隻會模仿貓頭鷹的鸚鵡”。所謂“隻會模仿貓頭鷹的鸚鵡”代表什麽?作家愛德華在完成《小洞的故事》這本書後,寫信給他的一位朋友說:“我的祖父養了許多鸚鵡卻什麽也不會,隻會模仿貓頭鷹鼓翅的樣子。來訪的客人們總是免不了要興致勃勃地談論鸚鵡們的精彩表演,並頻頻追問它們還會什麽新奇花招。此時祖父就會一本正經地說:”快別這麽說,否則我們的比利會不高興的,是嗎?比利,來,你來模仿貓頭鷹給他們看吧!‘我常常想起小時的這段往事。現在我寫了這本書,就像那隻隻會模仿貓頭鷹的鸚鵡一般。“我也把自己比喻成比利,因此很認真地模仿貓頭鷹。我的能力太有限,我所能做的隻有這件事,就跟小鸚鵡比利一樣。

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書房寫完自傳的最後一行,由於手很酸,暫時停下來休息一下。

這兒的院子裏有落葉鬆、山茱萸,但是沒有洋槐,至於為什麽沒有,我也不知道。我的腦海中時常浮現出洋槐夾道的小徑,因為就在那條小徑上,我消磨過許多時光,同時享受著朋友們無限的溫情,那幾乎可以說是我的人生小徑。現在,這些朋友們有的還在人間的小徑上走,有的則已倘祥於天國的花園裏了,但我對他們的懷念如一。

認真說來,我過去曾看過的許多好書都是我的良師益友,它們代表著許多智者的智慧結晶,我同樣對它們懷著敬畏與感恩的心情。

我的自傳稱不上是什麽偉大的作品,如果說其中還有些價值的話,並非由於我的才能,而應歸功於發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許神視我為它的子女而委以重任,希望由於我的盲聾而對其他人發生一點影響吧!

神使我眼不能見,耳不能聽,因而也無法說話,是想通過這種殘缺而給世上的殘弱者一些啟示。神待我不薄,因為它為我送來了莎莉文老師,由她帶領我離開黑暗而沉寂的世界。

莎莉文老師自己的視力從小很差,當她擔任我的家庭教師時,也隻能看到些許光線而已。一個不太健康的弱女子隻身遠離她的朋友,來到阿拉巴馬州的一個小村落,這種勇氣不能不說是受了冥冥中某種力量的支配。她為了我不辭任何辛勞,以她微弱的視力為我念了許多書,且成為我與這個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橋梁。我與她非親非故,她為我所做的一切,豈僅是因為“喜歡我”這句話所可以解釋的。

直到現在,老師仍然靠著一副度數非常深的特製眼鏡來閱讀,那副眼鏡是貝連博士精心製造的。

由於我無法讀自己的打字稿,有關事後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老師以手語為我複誦。當老師幫我做這些工作時,貝連博士又得伴在老師身邊,觀察她的視力,隨時加以調整。

老師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為什麽對我這麽好呢?

我始終相信,隻要莎莉文老師有這個心,她可以輕易地成為婦女運動的領導人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卻寧願把一生的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服務社會人群的心誌,遺憾的是,我一直沒有良好的表現以報答老師的一片苦心。

最後,我要說,雖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為老師帶給我的愛心與希望,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許是一堵堵厚厚的牆,隔絕了我與外界溝通的道路,但在圍牆內的世界卻種滿了美麗的花草樹木,我仍然能夠欣賞到大自然的神妙。我的住屋雖小,也沒有窗戶,但同樣可以在夜晚欣賞滿天閃爍的繁星。

我的身體雖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且讓我的心超脫我的軀體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悅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第三十一節 拍攝電影

第三十二節 雜耍劇院的生涯

第三十三節 慈母去世

第三十四節 意外的喜悅

第三十五節 走出黑暗與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