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繁榮經濟

清初的連連戰爭，使得社會凋敝，百姓困苦。有一次，康熙出征路過長城腳下。當聖駕來到琺達蘭墨蘇地方時，看到一農夫奄奄一息地躺在路邊。派吏前去打聽原因，發現是因為饑餓才導致這樣的。康熙深感肩頭責任重大，決心大力發展農業。他經常派農官去各地督耕，並親自向農官布置具體任務。康熙二十五年，他命副都馬喇赴黑龍江督理農務。康熙三十一年，又命令都統瓦代待等往達爾鄂莫等地耕種。康熙三十年，歸化城一帶耕牛農具發生困難，他下令所有耕牛在禦廠內取用，耕種用的等項鐵器支用庫銀製造，由驛站運送。

康熙還竭力鼓勵墾荒。康熙元年，下詔：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墾完。六年秋，請旨遣官嚴查。各省墾過地畝，如荒蕪尚多，督撫以下分別議處。康熙帝還把墾荒和人口增加與否，作為考核各級官員升降獎罰的基本依據。為了調動農民歸鄉、墾荒的積極性，規定墾荒三年起科。到了康熙十年，又規定四年起科，後又再改為六年。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起科年限又有所縮短，各省規定不盡相同，三年至五年不等。

對於墾荒所得土地的產權，康熙帝命令廢藩田所有權，歸耕種者所有，農民自行開墾的耕地，水準為業。凡土地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係拋荒，以後如已經墾熟，不許原主複問。這樣一來，農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占有土地，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墾荒的收效較大，據《清會典》記載的全國民田總數，順治十八年，為五百四十九萬頃，而到了康熙二十四年，則增至六百零八萬餘頃。康熙後期，全國田土總數實際上已達到甚至超過明代萬曆初年的水平。

水利與農業生產緊密相關，康熙堅持以農民為本，所以其一生將興修水利看作一件大事。

黃河水患是令曆代帝王頭痛的問題。清初由於忙於征戰，河道失休，水患更是頻繁。康熙初年，地方管理還沒有秩序化，一些貪官汙吏為了私利，竟然擅自決堤，水患更加嚴重。據統計，在康熙執政的最初十五年間，黃河決口達六十九次。因此康熙親政之初即將三藩、河務漕運列為兩件大事，書於宮中石柱之上，並於1672年令工部會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共同商量治河事宜，後因“三藩之亂”而停止。

康熙十五年，黃、淮再次泛濫成災，江南賦稅重地被淹，康熙帝決心治黃，務求“一勞永逸之計”。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選中才能卓著的治河專家安徽巡撫靳輔繼任河道總督，靳輔在進行了兩個月的實地考察後，提出了“將河道運道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導方針。並寫成《徑理河工八疏》，上奏康熙。此奏深得康熙讚同，並撥給他錢糧二百五十餘萬兩，限定三年完成。康熙二十二年，河工告竣，康熙異常高興。但淮揚水災未見根本好轉，康熙決定親自南巡，考察河工，並召見了靳輔，當即賦詩一首以彰靳輔之功，還囑咐他將治河之事寫成書，禦賜書名《治河書》，傳於後世。至康熙四十六年，皇帝一共六次親自視察河工，指導治河工作，對治河起到了領導作用。康熙重用靳輔治河十一年，全麵整治了黃、淮，解決困擾已久的水患問題，變水患為水利，還疏通了運河，便利了交通，其功不小。在其第五次南巡親視河務後，曾賦詩一首抒發自己多年來殫精竭慮而取得成功的喜悅心情：“春雨初開弄柳絲，漁舟唱晚寸陰移，廟堂時注淮黃事，今日安瀾天下知。”

康熙勤政愛民，豁免錢糧是他愛民的重要表現之一。康熙帝一生豁免的次數之多，數量之巨，堅持時間之久，都是曆朝曆代所無法比擬的。一旦遇到國家慶典、戰爭、水旱災害，康熙都減免該地的賦稅。康熙四十四年，據大學士統計，自康熙元年以來的四十四年間，全國所免錢糧總數共九千餘萬兩。康熙四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一年三年間，共豁免天下地畝人才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二百零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有餘。

康熙一生始終將豁免看成“古今第一仁政”，幾十年如一日地貫徹，收效明顯。晚年，他又采取了一個為人稱道的息民政策，即“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針對人口增加，人均土地麵積減少，一些剩餘勞動力受丁銀束縛，很少自由，民間對征收丁銀也表示強烈不滿的局麵。康熙命各省督撫將全國人口注冊上報，並規定以康熙五十年冊籍所載人丁數為定數征收丁銀。而康熙五十一年以後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銀，這就是所謂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不僅是雍正朝“攤丁入畝”政策的先導，也使許多農民獲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為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