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下交通站》還原了抗日戰爭時代的曆史事實

長期以來，還沒反映抗日戰爭客觀曆史原貌的、尤其是國、共兩黨及其武裝為主力軍的文學作品，還沒有反映一個地區各界基層民眾群體以各種形式在共同的社會意識指導下的抗日故事以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寫進長篇小說的。岩波先生是第一人。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與入侵日軍進行了多次會展，也是浴血奮戰，隻是因為當時日本是軍事強國，逐漸南進，大半個中國淪陷。這是當時不可逆轉的。再以後的戰爭中，國共兩黨在外敵當前的局勢下，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全民抗戰開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深入敵後化整為零開展遊擊戰爭，直至人民戰爭的勝利。國民黨並非“長腿將軍”，有很多抗日將領留下英名，張自忠將軍戰死沙場，與他作戰多年的日軍欽佩行禮。

天津被日軍占領，國民黨、共產黨、日本、漢奸都有留下的地下組織，“各司其職”。民眾抗戰人心所向，各行各業的誌士仁人都為抗戰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但在各自公開的社會身份上，也留下了“有色”烙印。這也是小說還原曆史原貌的又以成功之處。斡旋於漢奸雜誌社的主人公劉海濤，曾經是偽官員、偽警察的朋友，也曾是下九流、紅幫的座上客，還曾是“漢奸文人”的戀人，這些在單線聯係或者“無線”聯係的環境中的作為不亞於戰場上的千軍萬馬。過去多少年後，尤其是“運動”到來的時候，誰又能為他說得清呢？翟小倩這種戴著“漢奸”的帽子，忍辱負重為劉海濤提供幫助，良心發現也好，為情使然也罷，又怎能與“忠”“貞”聯係呢？孔令誠由國軍入偽軍再回國軍，事後又怎樣評說是非功過呢？如此現實社會已經屢見不鮮的“後遺症”，在解放後不是也有一批立下汗馬功勞的“地下英雄”被冤枉嗎？不是也有戴著“叛徒”、“特務”、“漢奸”帽子的共產黨員最終都沒獲得脫帽死不瞑目？所以小說中的這些“無名英雄”在現實中都是找到原型的，都是抗日戰爭中鮮活人物的再現。曆史就是這麽公正而又殘酷，都說大浪淘沙，其實不盡然，金沙也有被掩蓋起來變成化石的可能。

話又說回來，曆史畢竟是曆史，他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金沙被掩埋也變不成汙泥。社會進程進也猶如大浪淘沙，正如“題記”中恩格斯通信中的方法論，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經過“無數力的平行四邊形”“互相交錯”，經過否定之否定，曲折前進，“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曆史事實”。參與中國抗日戰爭的人和事，就在這個法則前提下，被澄清了曆史事實。近些年，媒體時而傳來新發現資料，某“叛徒”係中共地下黨員，某地區地下抗日活動回憶等，都是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勝利。2013年，國家民政部發布文件，將國民黨抗戰老兵（在大陸生活的）列入優撫對象，享有與退役中國人民解放軍同等的社會養老保險待遇，這也可以理解為，尊重了那段曆史事實。岩波先生率先將這最先一曆史事實作為創作素材，以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為基本立足點，以嶄新的視角觀照和描摹崢嶸歲月裏國共兩黨地下工作者與日寇、漢奸的英勇鬥爭和光輝業績，寫進文學作品，堪稱最先品嚐螃蟹的勇士。

正如岩波先生在“後記”中所言，【p267】抗日戰爭，“更多普通老百姓盡管不在任何黨派，但也義無返顧地參加到殘酷的抗日鬥爭當眾的事例，也是應該表現的。這本書所重點表現的，恰恰就是一位矢誌不渝堅持抗戰、出生入死配合我黨工作的黨的外圍組織成員”。“這本書有天津的大背景，但又不囿於天津的一時一地”。作家如此創作理念，便是《地下交通站》精品的動力和源泉。

為天津近代史抹上一筆濃重的色彩

殷秀玲

今年，是中國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岩波的長篇小說《地下交通站》於今年3月出版發行。早在四年前，這部書就在醞釀和寫作之中，一個作家一部書的出版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但出版發行日期恰逢這個曆史時刻，作者與讀者更願意賦予它更多的內涵，寄予更多的感情色彩。作者飽含真情、擔當書寫曆史的責任；讀者通過閱讀，共同緬懷那些為名族解放而浴血奮戰的抗日英雄，呼喚人們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更要記住英烈，不忘曆史，繼往開來。

岩波，中國作協會員，天津籍作家，有過軍旅生活的經曆，對戰爭題材別有一種情愫。偶然得來的關於天津和冀中地下黨的素材，並為那些具有民族大義、抗日愛國英雄神勇故事所感動、吸引，便決定依托故事原型創作以《老英雄辛二牛》為題目的小說，但再度深挖時，卻因故事主人公作古，相關材料少之又少，未能繼續。但英雄的事跡、英雄的形象揮之不去，激起了作者創作的情緒，決定以老英雄的真實事跡為作品的大背景，創作一部反映天津淪陷時期那些投身抗日、為民族解放大業英勇奮戰、忠於信仰、不惜生命的英雄，以及那些與敵人鬥智鬥勇充滿愛國情懷的人民群眾。他決心醞釀一部新作，用藝術再現人物，讓讀者通過作品這扇窗口認識天津現代當代以來的曆史，同時，給天津曆史抹上一筆濃重的色彩，使創作成為一種文化意義的選擇，如此，《地下交通站》便呈現在廣大讀者的麵前。

《地下交通站》完全依托於史料記載，岩波進入創作階段後，開始研讀日、汪、蔣、共四股政治力量並存的亂象社會時期的曆史資料，篩選、匯集大量的黨史資料，對作品進行了大膽、合理的想象與虛構。作品以黨史為大的寫作背景，以河北、天津地下黨抗日這部分資料作為創作的主要內容，重點突出天津特色並融進地域的文化；以天津市媒體報紙《東亞晨報》和《大天津 》雜誌為依托的載體。故事核心圍繞一群年輕的、具有濃烈的愛國情懷、民族大義，激揚英雄主義的仁人誌士，敘述中以他們為主人公，將共產黨、國民黨、愛國人士、日偽治安軍等賦予各個角色，雜誌社編輯、地下交通員劉海濤，遊擊隊長薑其武，薊東八路軍團長梁海天，地下黨員周掌櫃，抗日殺奸團的張誌強，雜誌社編輯、作家、國民黨情報員翟小倩，以及同為雜誌社編輯的漢奸齊有為，愛國誌士跤王孫向陽 、洪幫幫主牛萬裏，日偽政府官員等諸多人物。作者讓他們在這一時期的社會舞台上共同演繹出一場場抗擊日本、伸張民族大義的曆史舞台劇，劇中人物在一個個扣人心弦的情境中斡旋、衝突、鬥智鬥勇，沉著冷靜，有的人堅守信仰為理想、為民族解放勝利而戰；有的人貪生、重利，苟活，成為民族敗類，遭人唾棄。當然，這一點與同類題材作品相比有著相似的表現手法。

作品弘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大情大義，在文本構建中，選取二十個章節故事為整體的脈絡，其構架像一把扇子，核心故事作為扇子的軸心，二十個故事作為每根扇骨，扇骨上麵都演繹出一場場複雜、曲折、充滿懸念、扣人心弦的劇目，每個劇目可以自成一體，又都在軸心故事中相互關聯，如此，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每展開一個角度，人物就會展示出不同的側麵，待扇子全部展開後，人物就豐滿起來了。作者緊緊地貼著每個人物進行創作，劉海濤智勇雙全，膽大、機警、機辯，與日本人鬥智鬥勇，團結抗日進步人士，在敵人眼皮底下出色完成地下交通站聯絡員的危險而艱巨任務，為遊擊隊成功阻擊敵人的任務贏得了一次次勝利。但他卻始終處於不被信任的、抑或有些尷尬的特殊境地，而他矢誌不渝投身抗戰的信念，又讓他逆水行舟堅持了下來。作者對這個人物的這種設計，十分新穎而獨到。在作品中除了主要人物劉海濤等之外的眾多人物，個性也都非常鮮明、立體，尤其是共產黨在政治舞台上還比較弱勢的曆史時期，描述了那些重民族利益的、有良心的中國人，如抗日殺奸團成員張誌強、如洪幫頭目牛萬裏、跤王孫向陽等，是或深或淺的抗日救國的共同信念讓他們相交相聚，且都有好戲上演。岩波在創作人物上，遵循“貼著人物創作”這一鐵律，對此，他有著自己的感悟和體會。他說自己深受現代文學界的風雲人物沈從文、汪曾祺的作品影響。汪曾祺師從沈從文，創作談中始終不忘老師教學真諦的一句話：要貼著人物寫。一是貼著人物的心理寫，直接深入人物內心，在人物的內心活動這個狹小的區域裏展開，寫出人物的精神世界；一是貼著人物的言行寫，以人物自身的言語和行動來刻畫人物，使作品具有更強的動作感。

要貼著人物寫，岩波在《地下交通站》突出了這一寫作特點。岩波曾在天津市委黨校研修過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等專業科目，擁有心理學、邏輯學的專業理論知識，在突顯人物個性方麵更具優勢。《地下交通站》呈現戰場中的硝煙彌漫、血雨腥風的戰鬥大場景不多，隻在《橋本伏擊戰》一節予以展示，更多的是以小角度取景，截取天津地區中一個抗日題材的某個事件再全景展開，每個枝杈和“橋段”都有花朵乃至果實。在故事中具有人物個性的對話比較多，既是對故事情節的展示、過渡、引申，又描寫了人物之間的衝突、內心的自我較量、內心細微活動的表露，使人物更加活靈活現並具有立體感，為人物或增添魅力風采，或加重慘痛悲情色彩，讓讀者發人深省，或者令人深惡痛絕……。劉海濤智鬥小野，與漢奸齊有為周旋，瓦解中間人物馬向前；他在奪軍馬、殺小野、運棉布、策劃投誠等故事中化險為夷，出奇製勝，富有傳奇色彩。同時，他與翟小倩、孔德貞和牛纖纖等女性之間的關係，演繹出了患難知音、愛情、親情和友情，人物和思想感情多元化、多樣化，從而更豐滿、鮮明，故事更多彩、好看。岩波將心理學、邏輯學知識運用於作品去刻畫人物，從而牢牢地抓住讀者不斷深入人物、深入故事，激發讀者的共鳴。這樣的寫作方法是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有所展現，尤其在他的官場小說中，心理學、邏輯學的運用更為駕輕就熟，這一點似乎成了岩波獨特的敘事特點。

《地下交通站》在反映天津地區的地域、文化特色的時候，引入了近代時期的天津風貌，集中展現出了天津市大經路（現中山路）、旭街（原和平路）、將軍道（現濱江道）；狗不理包子、沙窩蘿卜；老城裏南市的煙館、妓院、茶館以及茶館的天津時調、大紅橋的青幫和洪幫；“天津勸業場”華世奎之書法等，並將它們放置在各個劇目中，與故事、人物、情景交融於一起，使作品彰顯地域特色。同時，大段大段的人物對白亦充斥著天津衛的方言俗語，對人物的飽滿和天津人的個性更起到了的渲染作用。

《地下交通站》因為選取角度小，作品中涉及薊東、冀中等浩大的戰爭和曆史背景作映襯不夠，因而顯得力度、張力欠缺。因為作品誕生於大量的曆史資料，作者有意安排人物通過對話中來說明，有的亦顯得痕跡突出。如文中日本人石井與山野良子夫妻關於“為什麽征服中國人”的對白中，存在大量的資料對話。

一個作家創作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必須尊重曆史，準確表達。而尊重曆史的表現首先在於對曆史的了解，而不是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簡單認知。岩波將天津現代史的中共地下黨、國民黨及愛國人士抗戰資料有機地融進《地下交通站》，以文學的手段去演繹記錄了那一個時代。

小說《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遙，在當年獲得茅茅盾文學獎以後曾說，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當代，而重要的是給曆史一個深厚的交代。岩波在《地下交通站》中借用故事人物這樣表達“作家是社會的神經，是百姓的良心，是知識分子的代言人。”是啊，作家應該融入自己所處的時代，用社會責任心、良心書寫時代慷慨之歌；應該審視曆史發現曆史，給曆史和一個時代一個交代，以作家身份為社會代言。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的偉大曆史時刻，一個作家用一本書作以紀念，也為天津近代史塗抹了一筆濃重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