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潘一絕

從此“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成了一部可以開闔由人的機具。

潘達於是個今年剛滿一百歲的老太太。她原本應該叫丁達於的，父親丁春之曾任清代山西知府，辛亥革命以後做起了生意，成為蘇州最早的實業家之一。潘達於本人是因為嫁到夫家而改姓潘的。為什麽改姓呢？因為夫家沒有繼承人了。

那是1923年的事，年方十八的丁達於嫁到吳縣的潘家大戶，新婚三個月，丈夫潘承鏡就去世。潘家就此算是絕了後，卻似乎總讓人有“天實為之”的聯想——先說這短命的丈夫潘承鏡。

潘承鏡名義上的祖父叫潘祖蔭，是個“天閹”，膝下無子。他的弟弟潘祖年原先有兩個兒子，過繼給哥哥潘祖蔭之後，忽然相繼夭折，當地人都覺得怪。不管怎麽說，潘祖蔭都稱得上是個循良的官吏，怎麽老天爺對這一家的香火斬得這麽絕呢？這是今天的故事——在“香火”觀念越來越淡薄的今天，這個故事隻不過是個故事，沒有什麽教訓的意義。

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號鄭盦，清代吳縣人。狀元宰輔潘世恩之孫。鹹豐二年（1852年）一甲第三名進士。曆任侍讀學士、大理寺卿、守乙部右侍郎、工部尚書、軍機大臣等。鹹豐十年，上疏力保被彈劾的左宗棠，並密薦其能，左宗棠因而獲釋起用，獨領一軍，終於成為清代中興名臣之一。

潘祖蔭又先後糾彈過欽差大臣勝保、直隸總督文煜等，直聲震京畿。同治二年（1863年），疏請減江蘇賦額，蘇淞太因獲準減額三分之一。四年，恭親王奕？被彈獲譴，上書請求持平辦理。光緒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簽訂，條陳善後策五事。十五、十六年，浙江、順天水災，致力於賑災救民，疏請設粥廠。這些，都算是積極任事的一麵。比起他為官整整五十年的祖父來說，的確不遑多讓。

潘祖蔭也是知名的金石收藏和鑒定家，圖書金石收藏聞名南北。著有《滂喜齋叢書》、《攀古樓彝器款識》等。他的墓在今日吳縣東跨塘橋東南茭白**（今屬木瀆），遺留下來的大批文物原先是由潘祖年秘密赴京押運回故鄉的，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潘家舊宅中。這批文物數量之巨實屬罕見，除了一大間屋的青銅器，另有一大間專放古籍版本和字畫卷軸。在潘承鏡死後第二年，潘祖年也去世，剛過門不久的潘達於就挑起了掌管門戶、守護寶藏的重任，直到今日。

吳縣的人一向景仰潘家數代以來的官聲，尤其是潘祖蔭。他好學、有才、幹練，而且勤於任事。但是有一樁影響大清朝國運至巨的案子，他沒能一肩膀挑起來，實屬可惜——這案子非但成為他一生宦績的汙點，也著實關係著滿清王朝傾覆滅裂之關鍵。

滿清入關以來，一向極為崇尚法治，這當然有其異族入主者在統治地位上的動機——不出之以霹靂手段，不能長久威懾萬姓耳。崇尚法治成為一種施政的精神、肌理，自然有正麵的意義。這種精神一旦遭到破壞，對於掌握權力的人來說，實在大開方便之門；對於沒有權力可資運用的人來說，便是徹底斫喪公是公非的刀斧。

且說光緒初年，兩宮太後垂簾聽政。雖雲共治，“東邊兒的”凡事寬儉辭讓，遇有不愜於心、不合於意的事，往往退守八個字的分寸：“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所以是極好相與的主子。“西邊兒的”則不同。光緒是慈禧太後姊妹與醇親王所生之子，名位雖次而用事則積極百倍。試想：宮禁之中如何參與甚或了解外庭機要？當然就得要靠太監奔走了。

光緒五年，據說是西太後生病，必須派遣太監往醇親王府傳話——這是事後的說辭，大約是為了取得一個更好獲致同情的地位而編造出來的理由，是故並不可信。總而言之，有西太後派出來的太監要往醇親王府而去。

故事：太監出入，不得走正門。可是這名被派出宮去的太監恃寵而驕，強欲自正門而出，守大清門的護軍當然依法攔阻下來。那太監勃然大怒，居然惡言相向。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護軍的威信受到個閹人的挑釁，自然益發強硬——畢竟，以律繩之是最安全的複仇。可太監偏不識相，非要奪門而出不可。護軍仍然加意攔阻，並且在衝撞中，讓那太監受了一點兒傷。

太監當時不得已，屈服了。但是醇王府裏辦完了事，回宮當然還是要告狀的。太監誇張了身受之傷的嚴重性，西太後幾乎沒有思索的時間，當下震怒——就一個隨時擔心自己的威儀不夠、尊嚴屢受踐踏的大人物來看，她的反應不能說不正常——那大清門的護軍侮辱了太監，就是侮辱了自己。而越是這樣包攬著設想，她還越是相信那護軍原本就想侮辱她。

接著，她請來了東宮慈安太後。哭訴之時還表示：如果慈安不能出麵殺了那一名護軍，她就要自殺。這是很典型的一招借刀殺人——在暗巷裏呼冤，博取同情之後，裹脅他人到大街之上殺人報仇，自己反而落得手腳幹淨。事成，則不徒泄了憤，還讓“東邊兒”擔了擔子；不成，起碼討了個極大的委屈人情。

慈安沒有想那麽深，但是殺一個按律執法的護軍，則前所未聞，也不應該有。於是趕緊召來了刑部尚書兼南書房行走潘祖蔭。慈安把慈禧的意思說了，也提出了附和西宮的建議：擬批斬立決。

潘祖蔭熟悉律例，當然知道這樣擬判是有問題的，因為無論如何，那護軍所作所為，是在維護法律，維護法律者擬以大辟，天下法將如何糜爛？天下人將如何膽寒？然而他還另有一個自以為能夠求其兩全的想法——

按大清律例，凡是死罪中應處斬、絞的重大案件，在京的由“三法司”會審，在外省的由“三法司”會同覆核。

在京的會審之案，先由“小三法司”即大理寺左、右寺官及都察院有關道監察禦史到刑部與承審司官一起會審錄問，叫作“會小法”。審畢，“小三法司”各以供詞呈報堂官。然後，大理寺堂官（卿或少卿）、都察院堂官（左都禦史或左副都禦史）挈同屬員再赴刑部，與刑部堂官（尚書或侍郎）一起會審犯人，謂之“會大法”。如有翻異，則發司複審。如果三方對案情認定無疑義，及所擬罪名意見一致者，由刑部定稿分送院、寺堂屬一體畫題。

在外各省總督、巡撫具題重辟之案，同時皆以隨本揭帖分送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由部、院、寺分發其下屬有關司道及左、右寺承辦。有關司道及左、右寺先據揭帖，詳推案情與所擬罪名、所引律例是否符合，各自提出覆核意見（即預定讞語）呈堂。由刑部主稿鈐印，分送都察院、大理寺。如果刑部勘語與院、寺勘語意見一致，院、寺即畫題，但必須在八日內送回刑部；如果意見不一致，有改易的，亦必須在八天之內聲明緣由，交回酌議。刑部再定期移知院、寺赴部，細繹案情，詳推律意，各秉虛公，畫一定讞。

按規定，凡重辟，必須三法司的意見完全一致，才能定案。如果意見統一，由刑部主稿，院、寺畫題，奏聞欽定。若意見仍不能一致，允許各抒所見，候旨酌奪。但不得一衙門立一意見，判然與刑部立異；隻許兩議並陳，候皇帝裁決。

然而護軍執法，居然搞到求刑論死的地步。消息一傳出去，輿論大嘩。左庶子張之洞、右庶子陳寶琛皆上疏力駁其非。此事古今同一理：越是有不當幹預之力介入了司法，被介入之司法一界，就越是要端出一種持論甚高的矜持之態，乃至於越是要故作法理不容侵犯的嚴峻之態，不論是什麽態，都屬惺惺作態罷了。是以就在這個時候，潘祖蔭迫於清議，不得不鄭重其事，另外調派了八個幹員審理此案。這八個人心裏都明白：不過是要推求磨勘出那大清門護軍還有什麽該死的言語，盡管含沙射影，也得勉力誅心。

然而仔細推求了幾天，還真羅織不出什麽應該問死罪的情由，於是八位主審司官聯袂見了潘祖蔭，提出了他們的主張：就法論法，實無可殺之罪以論之；如果太後必欲殺此護軍，何妨於宮中出“特令”殺此人，“本部司官，不敢與聞。”——這在後來，就叫作“公務人員不服從”——因為實在太不像話了。潘祖蔭無可如何，也隻能這樣的結論覆奏。

慈安太後這時心裏頭也逐漸清明起來：看上去“西邊兒的”頗有些“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架勢，但是就她自己的立場、個性來看，都不能作更積極的處置了，隻好溫言婉語地跟潘祖蔭說：“委屈你了！你得有一個說法。”

慈禧召入潘祖蔭的時候，已經得知刑部裏會勘的情形以及結論。她沒讓潘祖蔭開口，先自號啕大哭，一麵數落起潘祖蔭的家世——當然要從他祖父“狀元宰輔”潘世恩說起——從潘世恩始，吳縣潘家世受國恩，享天祿、食皇餼，而竟不能殺一大不敬之走卒。罵到後來，據說連髒話都出口了，真個是“潑辣哭叫、捶床村罵，聲嘶不止”。

潘祖蔭回到刑部，據說也是拊膺頓足，痛哭不已。因為他找不著肩膀來扛下這個案子。既要迎合上意，又要弭平公論，最後他隻能做出和稀泥的處分：將那護軍處以“死刑減一等發落”。給了亂法者一個根本不配擁有的顏麵，誤了一個執法者完全不能彌補的人生。此案結束之後，太監們濫權以逞，勢焰熏天，非但可以恣意出入正門，還可以攜伴夥友，儼然將宮禁視為自家的宅第了。

重要的不是宮廷門禁如何喪失其森嚴，而是法治如何因一案一例而崩潰。光緒五年這一宗原本算是小小的違禁案，卻給慈禧上了如何藉由政治手腕操縱法曹的一課。她從此知道，“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是一部可以開闔由人的機具，完全順服於當權者的意誌。

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政變，捕殺的六君子之一叫劉光第，時任職於刑部，當牢卒傳呼提人犯的時候，他還安慰一旁同囚之人，說：“不要緊，這隻是提審而已。”不料提人行進的路徑一路出了西門，徑赴菜市口而去。劉光第大驚失色，高喊：“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哪有這等昏憒事？”

再過五年，就是沈北山事件了。沈藎，字北山，號愚溪，自立軍統領。善化（今屬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湖南維新運動，與譚嗣同等商討國事，思想激進。1899年與唐才常東渡日本，謀劃發動起義。次年回上海，至武漢建立自立軍第七軍，任右軍統領。起義計劃泄露後，去上海，隨即潛入北京，繼續從事反清活動。1903年撰文揭露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陰謀，震動留日學界，引發巨大風潮，他本人也旋即在北京被捕。

可是慈禧當時快要過生日了，不願意公開殺人——或者說，一旦有死囚定罪要殺，卻必須因老佛爺萬壽而減罪，這對慈禧來說是“劃不來”的事。於是索性不定罪了——就在七月三十一日這一天，她派遣太監出宮，親傳口諭，就讓獄卒杖殺沈藎於獄；並囑獄方向刑部報為病死。據說沈北山身體強壯，雖然遍體鱗傷，髒腑魚爛，筋骨盡碎，血肉橫飛，但是久杖不死，打得滿牆四五尺高處都是血跡，經過整整兩個小時的淩虐才斷了氣。血跡，倒是一直沒有人清理；據說這樣很能威懾人犯。

此事直到第二年，被一個潦倒政客發現，才大白於世。這人是國語注音符號的創始人王照（1859—1933），原先是康、梁一路的維新人物，依附帝黨而得勢。戊戌政變之後，康、梁出奔，他也跟著跑了。可是王照是個首鼠兩端的骨格，仍然心存僥幸，總想早日脫離這個向下沉淪的維新漩渦，恢複一官半職，便起而揭發康有為聲稱擁有的光緒皇帝“衣帶詔”實屬偽造，破壞了康、梁在日本勸募發展之謀，以至於被康有為軟禁起來。幾經折衝，才輾轉逃回中國。

王照回到北京之後，打聽到會有特赦，居然想了步怪招：自請入獄，以便等待赦免。他所居住的，就是前一年杖殺沈北山的牢房。這王照雖然是個在政治立場上反複無常的小人，但是他親曆縲絏，指證惡行，算是不無細行了。

在獄中待了幾個月，侘傺無聊，王照還寫過幾首關於沈藎的紀事詩，後來廣受詩壇騷人注意——畢竟杖殺事極慘，爭相唱和者不少，其中有一首安徽某公所撰，十分陰損，是這樣寫的：

誰憐萬歲輕楊素，豈料一詩哀世恩。

教子傳家應肅法，寧將絕句罵兒孫。

這首詩頭一句裏的“萬歲”，寫的不是皇帝爺萬歲萬萬歲，而是隋文帝時代的史萬歲。史萬歲有軍功，素為楊素所嫉，遂屢譖於帝前。某日帝召萬歲而不至，楊素又一向知道這皇帝很忌憚太子，便故意說史萬歲去見太子了，於是隋文帝終於杖殺史萬歲於廷，再羅織其罪狀，詔告天下。（見《隋書·卷五十三》《資治通鑒·卷十七》）

用這個典故，意思就是點明沈北山被杖殺之非法。可是沈藎之死，為什麽跟百多年以前的潘世恩有關呢？這寫詩的安徽某公繞了個彎兒，指責潘世恩沒有把傳家之教規範好——所要指責的，當然還是潘祖蔭沒有風骨、沒有擔當。寫詩的人一定知悉潘祖蔭沒有兒女，於是用“絕句”來羞辱潘祖蔭：既然沒有足以為法的家教，就幹脆絕子絕孫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