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傳統佳節——重陽節。
在這一天，帝都的天家會登上萬歲山，登高燕飲，簪菊泛萸。從京城到十三個布政使司、南北直隸的普通百姓，同樣也要暢飲重陽酒，分食花糕。家裏有女兒的，還會在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樂融融。
不過此時的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卻是一片愁雲慘霧。居民們雖然也忙於重陽之事，可都有些心不在焉。從知縣、縣丞、主簿、典史、縣學教諭到當地有名望的鄉紳鄉宦，都聚在紫陽書院，一臉頹喪，一臉愕然。
就在一天前，有本縣的快手從南京風塵仆仆地趕回來，抄回了一份鄉試榜單。
明代科舉分為三級：鄉試、會試、殿試。其中鄉試是行省一級的考試，三年一次大比，考試時間是在八月，因此又稱“秋闈”。能通過秋闈鄉試的士子，成為舉人，有了進京躍龍門的資格——範進中舉，境況立即天翻地覆，可絕不是小說家誇大。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個南直隸的學子都匯聚到了應天府，集中考試。鄉試一共三場，一般於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舉辦，放榜日期則視考官閱卷速度而定。像南直隸這種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屆考生都高達四千餘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會放榜。
榜單一出，婺源縣派去觀榜的快手第一時間抄了結果，回報縣裏。
這次結果，讓他們無比震驚。
婺源，脫科。
就是說，婺源縣去考試的士子，一個中舉的都沒有。
嚴格來說，這一屆婺源縣中舉的有兩個人，一個叫汪元哲，一個叫汪若極。不過他們倆一個是六合人，一個是旌德人，隻是寄籍在婺源縣學。所以更準確的表述是：萬曆二十八年秋闈，婺源縣本籍學子全軍覆沒。
這簡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麽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腳，靈氣攸鍾，一等一的文華毓秀之地。
即使好漢不提當年勇，隻看本朝往屆鄉試成績：上一屆，也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婺源籍中舉士子七人；再上一屆，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中舉士子六人；再上一屆，萬曆十九年（1591年），中舉士子七人；甚至在萬曆十三（1585年）、十六年（1588年）兩屆，每一屆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過關。前追隆慶、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諸代，哪一屆秋闈，婺源縣都能拿下至少一掌之數的解額。
要知道，這可是南直隸，是競爭最殘酷的考區。婺源區區一縣，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舉率，足可以自矜文運丕隆。
這麽一個科舉大縣，今年竟然被剃了一個光頭，這怎麽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個念頭是，不會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場舞弊，不算什麽新鮮事。不過這一屆的主考官，一個叫黃汝良，一個叫莊天合。黃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頂撞過藩王，懲治過南京守備太監；莊天合是萬曆皇帝的老師，行止端方，兩個人都不像是會作弊的人。
那問題隻能出在提調官身上。
提調官是負責科舉具體庶務的官員，最容易居中搞搞貓膩。這一屆的提調官是應天府的府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聽，問題還真出在這家夥身上。
嘉靖四十年之後，應天鄉試不允許南直隸籍貫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鄉的行為，對提調官的籍貫卻沒限製——畢竟提調官不管閱卷，想偏袒也沒辦法。
可人的智慧總比規則要高明一些。不參加閱卷，同樣有辦法做做手腳。
徐公申是蘇州長洲人，他利用提調之權，故意把老家蘇州、鬆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廬州、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的混在一起，先送進考官房；等到閱卷過半，他再把應天、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進去。
科舉都是主觀題，是否中舉，完全取決於考官一念之間。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摻在一起送進去，無形中會產生對比，讓三府中舉率更高。
更何況，本屆鄉試人數太多，考官閱卷的時間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麵的考卷，可能還會仔細批閱品味；批到後來，便開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應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後送達，等於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競爭對手。
對這個行為，六府考生憤恨不已，卻也無可奈何。
人家一不受賄泄題，二沒冒名夾帶，三無塗改考卷，隻不過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沒違背任何規則。因此這件事雖惹得物議洶洶，但終究還是不了了之。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後，悻悻而退。算了，這次運道不好，下次咱們再來討回公道。
三年之後，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秋闈再開。這一次應天鄉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赴考士子超過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隸鄉試人數最多的一屆。而錄取解額隻取一百三十五人，百分之二的錄取率，可謂空前殘酷。
這一次婺源縣盡遣精英，務必要一雪前恥。
重陽節之前，榜單貼出來了。
婺源士子中舉者，有施所學、方大鉉、餘懋孳、盧謙四人，其中盧謙是廬江籍，婺源本籍的隻有三人。
總算沒脫科，但也僅僅比沒脫科好那麽一點點。不過婺源人的希望還沒徹底斷絕，因為考試還沒結束。
鄉試結束後，全國舉子將在次年的年初趕赴京城，參加禮部舉辦的會試，稱“春闈”。會試通過的考生，叫作貢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釘釘。接下來皇帝會親自主持一場殿試，沒有淘汰，隻為這些貢士排一個名次，分三等。
一甲有三人，賜進士及第，即我們所熟知的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婺源的舉人數量不少，隻要任何一位能在會試和殿試拿到好成績，就足以抵消婺源縣在鄉試中的發揮失常。
轉眼來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會試考完，殿試金榜很快也公布了：一甲三人，沒有婺源學子的名字——順便一提，這一科的榜眼是未來幾乎挽救大明的孫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沒有婺源學子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現了餘懋孳的名字。
哦，對了，陪餘懋孳在三甲隊伍的，還有一個毛一鷺。將來他會成為應天巡撫，在蘇州殺死反對魏忠賢的五個義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記》。
金榜名單傳到婺源縣，整個縣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時間，整個婺源縣隻出產了一名同進士和兩名舉人。這個成績在那些邊鄙小縣，或許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對婺源來說，卻不啻是場災難。
往小了說，學子的科舉成績，決定了當地官員的考評。像是縣學教諭，至少得培養出三名舉人，才能獲得升遷資格。若是連續幾屆秋闈失利，連知縣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質疑。
往大了說，科舉是進入大明官場的唯一正途。入朝則為高官，致仕則稱鄉宦，當地的政治實力和話語權，取決於本籍士子們的仕途之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現在連續兩屆科舉慘淡收場，也難怪婺源的鄉紳鄉宦們如此緊張。舉人梯隊斷了檔，意味著在未來二十年內，婺源縣的影響力將狠狠下降一截。別說跟其他府縣對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較，婺源也將落後於歙縣和休寧縣，淪為二流之列。
這可不隻是麵子受損，還涉及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糾紛，當地鄉宦會聯名上書，表達意見。誰家的鄉宦地位高、牌子硬，誰就能占便宜。婺源現存的老鄉宦們，實力還比較強，可他們早晚會死，如果沒有新鮮血液補充，長此以往，縣將不縣。
危機臨頭，當地的有識之士們紛紛開始反思，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縣學的師資力量，不可謂不盡心；縣衙對教育事業的重視與支持，不可謂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對士子的供養，不可謂不豐厚；婺源境內的讀書風氣，不可謂不濃厚。
一切都運轉正常，總不能說婺源這兩屆是單純運氣不好吧？
怎麽不能？
大家正在議論紛紛，這時婺源縣學裏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員，他提出一個猜想：婺源的運氣不好，會不會是風水出了問題？
別笑，他是認真的。明代篤信風水之說，徽州這裏尤其癡迷。都說徽州人愛打官司，這些官司裏有一半是因為各種風水侵爭。他們認為風水格局關乎一家之際遇、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興衰，必須予以重視。
婺源的風水，一向被本地人引以為傲。境內號稱“群山入鬥、風雲綿密”，無論格局還是形勢均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這樣的聖人。整個婺源風水的核心，恰好坐落在一條龍脈之上。
要講清楚婺源這條龍脈的厲害，得先講講它的來龍和去脈。
在婺源縣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經》裏叫作“三天子鄣”，屬於黃山餘脈。它像一條巨龍般盤臥在皖贛邊界，號稱“諸山祖源”。大鄣山係黃山向南伸出的一條旁支，沒走多遠，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一千六百三十米的擂鼓峰——婺源境內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龍脈的來龍所在。
擂鼓峰的山勢先向西南，再轉東南。一條地脈跌宕盤結，不斷經過退卸剝換，從通元觀、石城山、鄭家山、西山至裏外施村、裏外長林、石嶺，並於船槽嶺過峽。
船槽嶺這個地方，地質特征特別明顯。它的山頂凹陷內收，狀如狹長的船槽，故稱船槽嶺。其中最大的兩處凹陷，分別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其上有文筆峰，有硯池，還有日月雙峰對峙，儼然文脈氣魄。
在大小船槽之間，有一條很狹窄的通道。龍脈於此過峽，並分為三條支龍。第一條龍伸向西南，至嚴田散為平地。第二條龍奔向東方，直接挺向清華鎮，在那裏與婺水匯合，呈長龍入水之勢。婺水在清華鎮外與月嶺水、浙溪水合攏，挾著龍脈餘勢繼續南下，化為星江河直入婺源縣城。第三條龍則是向南方走楊村、峽石、洪村，延展到婺源縣城。
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一段山脈的形體非常清晰，枝幹勻稱，跌頓有序，主脈直進而少盤結，這在風水裏，叫作“進龍”，主青雲直上。加上它又與星江河互相烘托，龍借水勢，格局更為深閎。
明代的風水大師，曾經如此評價婺源龍脈：“龍峽展開大帳不下數裏，中為中峽，前後兩山相向，三龍會脈，中夾兩池，合為一山，形家所謂‘朋山共水，川字崩洪’是也。峽內五星聚講，文筆插天，硯池注水，石石呈奇，難以盡述。左右帳腳，護峽星峰，跌斷頓起，胚秀毓靈，真通縣命脈所係。”
這個“中峽”，即指船槽嶺，乃是龍脈正幹的樞紐所在。從風水理論來說，確實是一個有利於出文曲星的格局。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筆下，甚至把船槽嶺和泰山相提並論，後者孕育出孔聖，前者孕育出朱子。
風水虛妄與否，姑且不論，反正當時的婺源人真誠地相信這個理論，認為龍脈與本縣文運息息相關。
程世法懂一點邏輯，他覺得既然本縣龍脈能庇佑文脈順暢，那麽如今金榜荒蕪，想必一定是龍脈出了問題吧？於是他著手做了一番調查，調查結果令程世法十分震驚。
按照行政區劃，大、小船槽嶺屬於婺源縣的十七都、十八都、二十三都和四十三都——都是在鄉之下的一個行政單位——這四個都的區域，恰好涵蓋了龍脈中最重要的過峽一段。
不知何時，在這四都一帶的山嶺之間，多了許多灰戶。
灰戶，即專門采製石灰的工匠。
於謙於少保曾經寫過一首《石灰吟》，拋開個人誌趣不談，四句詩恰好是古代采製石灰的標準流程：千錘萬鑿出深山——將石灰岩從山體上鑿下來；烈火焚燒若等閑——把石灰岩碎塊與木材或煤炭分層鋪放，引火燔燒，把碳酸鈣轉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在加熱過程中，石灰岩塊徹底變成白粉末狀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應用範圍極廣，舉凡建築、消毒、裝飾、煉丹、戰爭、醫藥、印染、造紙、船舶等行業，無不見其身影，需求量極大。
船槽嶺一帶的山體，主體由優質的石灰岩構成，易於開采，附近還有豐富的植被，可以就地采伐充作燃料，開窯極為便當。當時的記載稱這裏“隨挖隨燒，隨燒隨碎，柴省而灰美，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嶺距離清華鎮極近，那裏是一個交通樞紐，沿星江河南下，從上饒可入鄱陽湖，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錢塘，自清弋江入長江，順流可到南京、揚州，可以說是輻射吳楚，物流快捷。
船槽嶺有這麽得天獨厚的生產條件，不搞石灰產業，簡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風水理論裏，龍脈以山石為骨，以土為肉，以水為脈，以草木為皮毛。如今這些灰戶在船槽嶺天天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於是在龍身上一塊塊地剜肉下來。
本縣龍脈天天被灰戶淩遲，這婺源士子在科場上不吃癟才怪呢。
領悟到這一層道理之後，程世法一頭冷汗地跑回縣學，把這個發現講給同學們聽。他的同學大多來自婺源大族，回去之後講給家裏長輩聽。一傳十，十傳百，終於驚動了婺源縣的大佬們。
萬曆三十二年開春，一封請願書送到了婺源知縣譚昌言的案頭。
譚昌言打開請願書，還沒看正文，先嚇了一跟頭。這請願書的開頭兩個字是“具呈”，文書慣用的抬頭，意思是備辦呈文。接下來，則是密密麻麻一連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單最前麵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鄉宦們，總共三十四人，隨便一個名字都擲地有聲：有兵部左侍郎汪應蛟、戶部右侍郎遊應乾、太仆寺卿餘一龍與汪以時、大理寺正卿餘啟元、大理寺右寺丞餘懋衡、雲南廣南知府汪昌齡等，還有一大堆廣西按察使、遼東兵備副使、福建布政使、禮部郎中、江西道監察禦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級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剛剛得了同進士出身的餘懋孳，他是婺源兩科獨苗，還未授官職，但已有資格與這些先賢同列共署。
這三十四人，個個身份優崇，人脈深厚，可以說是婺源縣實際上的統治者。在他們之後，還開列有八位舉人、八個貢生，以及三個廩增附生。
舉人不用多解釋，貢生是指那些被府縣選送入國子監的優秀生員，大概類似於特招或保送。而這個廩增附生，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學官校有人數定額，朱元璋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稱為廩生，由國家每月發米養活。後來隨著科舉製度逐漸成熟，讀書人越來越多，但祖製又不能變，怎麽辦？官府隻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額，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廩米待遇。後來“增生”名額也不夠了，再添加一部分，叫作附生，即附學生員。慢慢地，廩、增、附變成了三個學生等級，剛入學的統統是附生，如果考試成績好，可以升格為增生，再升廩生。
換句話說，廩增附生就是婺源縣學裏的學生仔。
這些學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麵那些高官學霸同列？原來這三個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法。很明顯，程世法是“龍脈被毀之說”的首倡者，那兩位同學曾跟他一起結伴勘查。所以他們三人雖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驥鳳尾，篇末署名。
譚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單，膽氣已然弱了半截，趕緊往下看正文，瞧瞧這些大佬到底有什麽訴求。
正文倒不算長，三百多字。開頭簡述了一下婺源風水龍脈有多重要，然後筆鋒一轉：“近龍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燒灰販賣，以致龍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闈脫科，癸卯賢書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盡山赭，不獨人文不振，將來尤大可虞。”
“蒿目”一詞，出自《莊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引申為憂慮地遠望著那艱難時局。
用這麽一個典故，便把大佬們的心態表達明白了。大佬們的訴求簡單明了，要求官府“立石嚴禁，以杜鑿伐”，徹底禁絕燒灰行為。
譚昌言是縣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燒灰的營生，更知道這產業的利潤有多大。光是清華鎮的稅卡，每年就能從石灰貿易裏收得上千兩白銀。
這麽大的利潤，足以培育起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俗話說，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自古賺錢的生意最難動。鄉宦說禁絕容易，官府真要厲行查封灰戶，搞不好會掀起一場大騷亂。譚昌言為官謹慎，可不想輕易蹚這攤渾水。
於是他很快做出批複：“合帖生員程世法等，前往船槽等處地方，勘明議報，以憑定奪。”
既然程世法認為是龍脈風水問題，那便請這位生員再去一次，詳細調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戶、多少灰窯、對山體傷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燒灰和科舉不順之間有多大相關性。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燒灰之舉早已存在，而前幾屆婺源科場表現很好，直到最近兩屆才連續失利。兩者之間的因果似乎牽強了點……就算真要禁絕，也得給個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眾？
於是程世法肩負著闔縣父老的重任，在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初十再次進山。
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兩個同學陪同，還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都長、裏長、裏老人等當地負責人跟隨。
程世法在這一次的調查中發現，情況比他先前了解的還要糟糕。比如船槽嶺上本來有日月雙山，左脈為月山，又名寨山，右脈為日山，又叫蓬頭山。經過灰戶們的不懈努力，月山幾乎被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筆峰幹脆被折了一半，隻有峰下的硯池尚存。
更有甚者，居然在船槽嶺的龍脊之上用火藥炸山，以便獲取石料，炸得龍脊千瘡百孔。
程世法細細詢問了一下，發現灰戶多是當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鄉宦們的文告，警告鄉民們不得繼續傷害龍脈，否則婺源要倒大黴。鄉民們的反應卻不甚積極。脾氣好的，找理由說石灰是自家種田用的；脾氣不好的，比如嚴田一帶的村民，氣勢洶洶地回答關你什麽事，氣得程世法直罵他們是頑民。
調查結束後，程世法回報譚知縣：灰戶規模很大，龍脈狀況堪憂。至於村民們講的“種田自用”，程世法認為這純屬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種田用草木灰足夠了，哪兒用得了那麽多石灰？這些頑民不去老老實實經營本業，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說實話，村民們說“種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這個說法，也有點何不食肉糜。
婺源這個地方，縣誌裏記載其形勢：“山踞八九，水與土逼處其間，才一二耳。”也就是說墾殖率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單純務農，情況會很淒慘。當地鄉紳餘懋衡在《北鄉富敬堂記》裏如此描述：“民終歲勤動，竭土之毛，自供賦徭外，所餘不支數日之需。”
農民靠種田幾乎活不了，那隻能自謀生路。而婺源縣的幾項主要營生——茶葉、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壟斷，普通百姓別無選擇，不去燒灰怎麽活？
程世法出身於湘公程氏，自然從大族立場去看待問題。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農民收成如何，哪裏及得上龍脈存亡重要。
譚昌言久為父母官，對基層情況心知肚明。不過他想要的，不是燒灰的實情，而是一個說得過去的封禁理由，來證明龍脈和科場的關係。
沒想到程世法連這個理由也準備好了。
婺源燒灰業是何時開始的呢？程世法打聽到了一個確切的時間——嘉靖四十三年。在這一年，婺源有程姓與胡姓兩戶人家跑到船槽嶺下，開窯燒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紛紛跑來效仿，一時間鑿遍了龍峽正幹與左右支脈。
婺源的老人們一聽“嘉靖四十三年”這個時間，無不眼皮一跳。
嘉靖四十三年，對婺源來說絕對是記憶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餘名來自處州、衢州、金華等地的造反礦工殺入婺源境內，四處為盜。
礦工在那個時代是最有戰鬥力的群體，身強力壯，紀律性強，又吃得起苦。就連戚繼光招募戚家軍，都要從礦工裏選拔，可想而知這支流賊有多凶悍。一百名礦工，戰鬥力恐怕相當於千人的地方團練。
婺源小小一縣，完全束手無策，隻好任憑這夥流賊四處燒殺搶掠。這些礦工後來和其他流賊合夥，氣焰十分囂張。當時的婺源知縣忍無可忍，派兵去圍剿，反被擊潰。流賊們殺至縣城弦高鎮，打死一個指揮，又焚燒北門突入，恣意劫掠，整個縣城化為一片廢墟，整個徽州為之嘩然。
後來還是徽州府從金衢道借兵圍剿，才算是將其撲滅。這次寇亂持續了兩年之久，給婺源留下了極其慘痛的記憶。（徽州府借兵這事，還牽涉另外一起公案，請看《徽州絲絹案始末》。）
程、胡兩家開挖船槽嶺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發了寇亂。龍脈一損，立刻給婺源帶來了血光兵災，兩者之間的關係還不夠明顯嗎？
程世法還特別指出，自從開挖船槽嶺，婺源境內災害頻頻，有兵燹、飛蝗、久旱、洪澇，甚至還趕上兩次山體滑坡。可見船槽嶺的龍脈不隻關乎縣學文氣，還與整個婺源的氣數密切相關。
其實在船槽嶺燒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災難一樣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後所有的壞事，都說成龍脈被毀的結果，一項一項排比開列，聽上去確實挺聳人聽聞。
這麽一說，龍脈安危不隻影響科場成敗，還攸關整個婺源縣的福禍，那些對科舉不大感興趣的百姓，必然也會為此緊張起來。有這麽一個理由，就足可以爭取到足夠的輿論支持，讓官府直接宣布保龍禁灰了。
不過知縣譚昌言沒有立刻從諫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問題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樣。身為本縣主官，譚昌言考慮更多的是婺源局麵的穩定。
禁絕灰戶們燒灰簡單，但他們一旦生計斷絕，就會聚眾鬧事，甚至淪為流賊。萬一釀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種暴亂，從老百姓到官員都要倒黴。一個負責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時，一定會準備好相應的疏導方案，簡單粗暴地一禁了之，卻不去想後續應對措施，那叫顧頭不顧腚。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達禁令之前，還得給灰戶們留出一條活路來。
這條活路，譚昌言早已經想好了——官贖。
船槽嶺一帶有很多私地，張家占了這個山頭，李家占了那個山頭。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產。根據程世法的調研，灰戶們之所以如此大膽肆意，正是因為灰窯都設在私人山地內，自家地盤，我想挖啥誰也管不著。
而官贖的做法是：由婺源縣衙出麵，以官方身份贖買山民們的地契，把船槽嶺附近散碎的私地變成一整塊官地，這樣官府實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順了。而灰戶們賣地換得銀錢，去買田也罷，去跑商幫也罷，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鬧了。
至於買山的經費來源，也不是問題。
這筆回購費用，叫作“捐俸”，名義上是譚知縣感念民眾貧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祿。其實一個知縣一年俸祿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夠。譚昌言隻是做出一個表率，真正出大頭的，是婺源當地的大族鄉宦們。
這是明代一個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災年，常有知縣、知府帶頭捐俸，賑濟災民，當地士紳“感於”義舉——或者叫迫於壓力——也會紛紛捐銀輸糧。
在婺源縣看來，你們有錢人既然想保龍脈，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
譚昌言是個謹慎的人，他覺得需要給灰戶那邊也提前通個氣，留點緩衝期。於是譚知縣委托程世法二次進山勘探，給那些灰戶開了個吹風會，說官府準備購買你們手裏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報，灰戶們的反應很積極，無不“歡呼祝頌，樂為還結，慕義願輸”。
摸清楚各方麵的反應，譚昌言心裏有底了。萬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縣正式發布了一份保龍公告。
在這份公告裏，官府劃定了一個範圍：從船槽嶺頂東連大岩外至通天竅、水星、獅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帶，以及西連小船槽嶺外至朱林、洪李、日山、龍山，四麵前後上下山頂山腳石坦，並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帶，皆劃入婺源龍脈保護區，不許任何人入山開伐。
為了讓禁令更有震懾力，公告裏還特意點了船槽嶺附近八位裏約、七戶山林業主以及六家灰戶的名字，要把責任落實到戶。公告裏語氣嚴厲地警告說：
“如有仍前至所禁內挖鑿取石，起窯燒灰，並肩挑船載等情，許地方裏派約保即時指名呈來，以憑拿竟。定以強占山場，一律坐罪。如裏約地方容隱不舉者，一並究治，絕不輕貸。”
接下來，公告裏給出了官贖方案，催促各山的業戶盡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門辦理贖買手續，還規定了獎懲措施，先來的另外有獎勵，不來的要查究到底。
這時一個問題浮出水麵：如果船槽嶺封了山，那麽婺源縣本身對石灰的需求該怎麽解決？總不能坐守石灰寶藏，去外地另買吧？
這種情況，公告也考慮到了，特意另行劃定了一個範圍：“地方做牆，自有湧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帶的山嶺也是石灰岩質地，但遠離龍脈，想燒去那邊燒好了。可見婺源官方設計出的這個方案，當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後，譚昌言還不忘強調一句：“各宜體諒，毋得故犯。”這一句“各宜體諒”，可算是把婺源知縣的苦澀給點出來了。
明代知縣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縣之內並非乾綱獨斷的土皇帝，更像是一個“各宜體諒”的協調角色。朝廷下發的訓諭政令要落實，鄉宦豪強的需求要安撫，貧民寒戶的生計要照顧，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要斡旋，甚至連衙門裏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顧慮——諸房小吏都是世襲職位，熟知當地情形和文牘技術，真想搞出什麽貓膩，一個外來的流官很難查知。
譚昌言的這一篇公告文，可以說是明代知縣施政思路的一個實例，體現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紳們雖然出了錢，但保住了龍脈；灰戶們雖然沒了營生，但得了實利；官方居中協調，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歸國有，可謂皆大歡喜。
這個辦法試運行了一年，譚知縣覺得成效不差，於是將整個保龍方案上報給徽州府申詳。
這個申詳，是公文術語，意思是向上級詳細匯報，以便讓高層及時掌握情況。因為從法理上來說，婺源知縣提出的“禁絕燒灰”隻是一條臨時行政命令，隻有得到徽州府的認可，才能形成一項永久地方法規。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詳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縣譚昌言、縣丞馬孟複聯合署名。正文裏別的話沒多說，隻是反複強調了龍脈毀傷對科場的影響：“邇來秋闈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後正脈盡頹，學宮有泣月之慮……厘革係通邑公情，盛衰關學校大事。”
【注釋】邇來秋闈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後正脈盡頹，學宮有泣月之慮……厘革係通邑公情，盛衰關學校大事：我縣近年來在鄉試中的表現總是不盡如人意，士子個個才高八鬥，一到考試就發揮失常、名落孫山，真可惜啊真可惜！倘若日後龍脈徹底崩塌了，我縣的科舉成績還有啥盼頭呢？恐怕隻有獨自對月哭泣的份了！（所以，不能再等了。）必須整頓改革，禁絕燒灰，保住龍脈，這是我縣所有老百姓的期盼，是關乎科舉興衰的頭等大事！
從府一級的視角，最為看重的地方上的兩項宏觀數據一個是稅賦，一個是科舉。前者關乎錢糧，後者關乎官場。婺源縣的官員反反複複強調“秋闈不振”“縣學盛衰”，正因為這是徽州府最關心的痛點。
果然，此事上報之後，引起了徽州知府梁應澤的高度重視。不過他也很謹慎，沒有大筆一揮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給婺源縣。
在回文中，梁應澤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此嶺來脈自何山？其峰高若幹？呈中崩洪、日、月、文筆、硯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圖？離縣學遠近若何？當地之民何以不遵？豈有奸豪主於中而鼓愚民以無忌？”
這些問題問得如此詳細，說明徽州府並不完全信任婺源縣的保龍報告，要看更具體的數據。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要知道，雖然知縣是知府的下屬，可他的任免權在吏部，兩者的利益並不完全統一。知縣為了一己私利，瞞報蒙騙知府的事，在明代屢見不鮮。
梁應澤看得出來，“禁絕燒灰”這事牽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詳沒法讓他放心。尤其是，婺源縣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他不得不把話挑明了問。
這個細節，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後一個問題：“豈有奸豪主於中而鼓愚民以無忌？”是不是有當地的土豪劣紳在背後指使老百姓燒灰？
梁應澤老於治政，一問就問到了關鍵。婺源縣在報告裏輕描淡寫地說是愚民毀山，但區區幾個愚民，怎麽會有這麽大膽子，又怎麽會搞得這麽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嶺下的每一戶灰戶都是自己開窯，自己鑿山，自己燒灰，燒完灰以後自己再挑出山區運到清華鎮去賣，成本會高到無利可圖。別說“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會讓生產者自己去管渠道分發的事。
用現在的話說，個體戶燒灰加賣灰，這個營利模式有問題。
《金陵瑣事》裏講過一件真事。有一個叫陸二的人，以販賣燈草為生。萬曆二十八年，他帶了一船燈草往來吳中，被沿途稅卡征稅。一船燈草隻值八兩，可陸二光是交稅就交了四兩。眼看往前又有稅卡，陸二一氣之下，把燈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燒了。
石灰和燈草一樣屬於量大價賤的商品，真要灰戶自己去販賣，隻怕和陸二一樣直接被關稅抽死。
隻有產量上了規模，成本才能降下來。因此灰戶的上頭，肯定存在著一級中間商，一頭在船槽嶺統一收購，一頭統一運輸到清華鎮銷售。
這個中間商，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他既得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夠的影響力——說得直白點吧，灰戶背後一定有婺源縣的豪強或商幫在支持；說得更直白一點，搞不好整個燒灰產業就是這些人投資的，灰戶隻是為他們打工的佃戶罷了。
這些事情不說明白，梁應澤怎麽敢隨便批準呢？
譚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讀明白了上司的顧慮。他立刻著手回複一文，詳盡地解釋了整個船槽嶺的來龍去脈、諸峰形貌等等，還附了兩張圖。
關於梁知府詢問的運營模式問題，譚昌言拍著胸脯表示：“愚民窺利不已，雖無豪勢之主使，實同頑梗之故違。”意思是，這些灰戶背後沒什麽人，單純的刁民罷了。他還特意強調說，這並非婺源縣自作主張，而是諸多有力鄉賢上書請求的結果。
既然有力鄉賢都主張禁絕，那麽灰戶背後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麽大佬，否則早跳出來反對了。您就盡管放心吧。
這封呈文還沒顧上發出去，婺源縣就出事了……
長林位於清華鎮西南方向的馬鞍山南麓，村子裏多姓程。這裏本叫長霖，取意“賢名濟世，霖澤鄉裏”，後來誤傳為長林。它的位置，恰好在船槽嶺龍脈的中段，受禁令的影響最大。他們對馬孟複極不客氣，聚眾圍堵，強烈抗議，要求知縣取消成命。
這個消息要是傳到徽州府耳中，婺源縣肯定要吃掛落。譚知縣擦擦冷汗，趕緊去問到底怎麽回事。
開始他以為這些愚民貪婪牟利，可再仔細一打聽，人家聰明得很，知道龍脈這個話題不能碰，他們抗議的，是灰稅的問題。
開采船槽嶺上的石灰礦，是需要繳稅的，謂之灰稅。長林人說，現在要我們停止開采，可又不取消灰稅，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嗎？
開礦收稅，不開礦不收稅，這訴求挺合理的啊，可為什麽婺源縣的公告裏沒提取消的事，難道是知縣大人給忘了？
還真不是。知縣大人如今也是滿嘴苦澀，這個灰稅啊，還真是個麻煩事。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萬曆皇帝做出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他派遣宮內太監前往全國各處，收取礦稅——礦指開礦，稅指榷稅，也就是商業稅。
按說多開礦場、增收商業稅，也是調節財政的一種正常手段。可一來，萬曆皇帝派宮裏的太監充作礦監稅使前往各地，這些太監不懂技術隻懂斂財，借這個機會大肆勒索，在民間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二來，萬曆皇帝把這筆收入全解入內庫，變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錢，不列入國庫之內，跟朝廷財政無關。
結果這個礦稅成了全國深惡痛絕的一項政策。
單說開礦吧，它的收入主要來自金、銀等貴金屬礦場。但公公們貪心不足，覺得涵蓋範圍太窄，自作主張，又想開水銀、煤炭、朱砂、石灰等礦。可是公公們人手不夠，顧不過來，怎麽辦呢？簡單，直接針對民間已有的各類礦場征稅就得了。
這種稅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脫不開。比如說，你今天開了一個汞礦，按照三成比例繳稅。挖了一個月，礦藏見底了，那稅還交嗎？還得交！那礦已經挖空了怎麽辦？不管，隻要官府的礦場稅簿有你這麽一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銷掉。你開新礦也罷，繼續種田也罷，總之得把這筆稅補上。
船槽嶺燒灰的灰稅，正是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收的。收上來的稅款，被公公們直接送進萬曆皇帝的小金庫，根本不經過婺源縣、徽州府以及南京承運庫這條國庫線。他們收了多少銀子，地方政府無從監管。
誰也沒想到，這麽一個小小的爭議，居然會扯到天子。譚昌言抓了半天頭發，又派人去細細勘問，才算從這個僵局中理出一縷解決的希望。
原來船槽嶺的開采規模太小，利潤又薄，礦監稅使們懶得親自來，而是用包稅的形式來收稅。所謂包稅，是這麽運作的：比如有一個叫張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說，船槽嶺太遠，不勞您親自關注，您把那邊的稅包給我，甭管我怎麽收，反正每年給您送來100兩銀子。李公公一聽，挺好，準了。張三拿著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礦上，讓灰戶王五、付六兩家開燒，統共收上120兩銀子，100兩給公公，20兩自己留下。
說白了，這種模式就是官府把稅收任務承包給個人，約定一個上繳額度，超過額度的即是包稅人的利潤。
對粗放型政府來說，這麽做特別省事，但副作用也特別大，因為包稅人不是政府，他為了獲取利潤會拚命壓榨地方，不崩潰不罷休。在那個例子裏，張三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一定會拚命壓榨王五和付六，壓榨越狠，他得錢越多。
包稅在宋代叫買撲，隻在某些市集試行過。而元代連田稅都敢包稅，終至天下動**。等到明代戶籍製度建立起來之後，包稅基本上銷聲匿跡。直到萬曆礦稅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監們人手有限，而要收稅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嶺這種偏遠地帶，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說，隻要找到船槽嶺的這個包稅人，婺源縣應該還有機會解決灰稅問題。
接下來譚昌言到底做了什麽事情，文獻上並無記載。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長林抗議事件後沒幾天，灰稅居然奇跡般地取消了。
雖然這段曆史隱沒於黑暗中，無從揣測，然而從婺源縣發布的公文裏，我們多少能猜到一點隱藏劇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縣就龍脈事件正式回複徽州府。在最終呈給上級的定稿裏，譚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幹問題，然後說了一句曖昧微妙的話：“長林抗禁之情，尤藉口於灰稅……向以包稅之故，反啟傷脈之端。而不獨為縣龍、學龍大害，而與設法包礦保全山靈之意，亦大悖矣。”
翻譯一下：長林抗議啊，是因為灰稅的事。當年包稅導致龍脈毀傷，這不光對咱們婺源縣和縣學的氣運有所妨害，對當初承包礦場愛護山靈的初衷，也有所違背啊。
這話說得真夠費勁的。很明顯，譚知縣想說這一切都是包稅惹的禍，可一罵包稅，就會扯到礦監的公公們，一罵公公們，就會扯到皇帝。一個小小知縣，誰都不能得罪，隻好小小地譴責一下包稅，然後還得往回找補一句，表示包稅開礦的本意是好的，隻是執行沒到位而已。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裏，譚知縣前麵還義正詞嚴地痛斥愚民“且向所藉口者，或以灰稅未除。而本縣業已議豁，又複何辭！”後麵忽然又說“其本嶺灰稅除另申豁外，謹據通邑輿情再合申報。”——前麵還口口聲聲說我們早把灰稅免了，後麵卻變成了我們正在研究免稅的辦法……
這個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說到底還是好麵子。灰稅之爭，畢竟是婺源縣衙理虧，但官府不能錯，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認錯，否則官威何在？所以譚知縣用了春秋筆法，把取消灰稅之事挪到長林抗議之前，顯得民眾特別不理性，免了稅還鬧事。
本來是官府收取重稅，導致民眾抗議，知縣急忙彌補救火。這麽一挪移，變成了官府早有綢繆，無知民眾無理取鬧，官府耐心安撫解釋。
效果完全不一樣了。
梁知府接到譚知縣的報告，讀出了其中關於包稅的微言艱難之意。不過譚昌言還算能幹，在縣裏把麻煩都擺平了，沒往徽州府踢。梁應澤聞弦歌而知雅意，也不必再深究了，大筆一揮，照準執行。
婺源縣先前的保龍禁灰令隻是一道行政命令，現在經徽州府批準，便正式形成了一條行政法規。為了體現出足夠的震懾性，婺源決定把禁令鐫刻在一塊巨大的石碑上，立於船槽嶺進山處，讓所有人都看到。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十五日，這塊石碑製作完畢，並在一幹徽州、婺源官員、地方鄉宦士紳以及民眾的圍觀下，立在了婺源龍脈之上。
石碑的背麵，刻的是徽州府發給婺源縣的行牌公文——現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長，姑錄於下：
直隸徽州府梁為懇保縣學龍，以培地脈，以振人文事。
據本縣申查，禁傷船槽嶺龍脈緣由。奉批覽圖，峰巒秀聳，內如三龍會脈，兩湖中夾，月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筆硯池，種種奇絕。惜哉，傷於愚民之手！蓋緣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嗬護，則前誌遺漏之罪也。礦以議包，何得妄鑿？灰稅駕指，又經縣豁。此後，有敢盜采者，官府學校共仇之。此郡邑得為、當為、可為事理，不必轉達院道也。仰縣即豎石，大書嚴禁，有犯者許人訐告，從重究罪。仍編纂一條，補入郡誌山川款中，以俟後之君子。此繳。
這篇通知為梁應澤的手筆，頗有幾個耐人尋味的地方。比如他說龍脈被毀，是因為“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嗬護”，表麵看是批評婺源官方漫不經心，其實是在指責萬曆皇帝的非法礦稅才是禍根；再比如他又說“礦以議包，何得妄鑿”，委婉點明了包稅與妄鑿的因果。
他不是一貫為官謹慎嗎？怎麽突然如此大膽？
原因說來簡單。兩個月前，也就是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萬曆皇帝頂不住朝野對礦稅的抗議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礦分稅，將此前開采的礦場悉數關停，榷稅也不讓太監們收了，統統轉交當地有關部門。萬曆皇帝的礦稅之策，就此告終。
既然朝廷都取消礦稅了，那麽梁應澤趁機抱怨兩句，自然也沒什麽風險了。
在這篇文章的下方，還有一係列落款。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應澤，以及同知、通判、推官三人，囊括了整個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後是婺源縣的四位主官——知縣金汝諧、縣丞馬孟複、主簿孫良佐、典史鄭大成，以及縣學的教諭、訓導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縣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樣了。
原來在立碑的萬曆三十四年初，譚昌言父親去世，已經丁憂離職。禁燒保龍，是他在婺源縣做的最後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譚昌言在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處給他留了一個“前任知縣”的位置。
名單再接下來，是之前鬧得最凶的那批鄉宦：汪應蛟、遊應乾、餘一龍、汪以時、餘啟元、餘懋衡……在名單最後，是為此事一直奔走的縣學生員程世法等。
這是刻在石碑背後的內容。
在石碑的正麵，則刻有“嚴禁伐石燒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無非是規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單位以及地理範圍，和婺源縣原來那份通知沒有太大區別。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鄭宏道的名字。
因為新一任知縣金汝諧還沒到任，婺源事務暫時由鄭宏道代理。他的正職推官在府裏負責司法實務，外號叫作“刑廳”，來宣布保龍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雖已生效，可還得有人負責監督才行。婺源縣衙人手不夠，顧不到船槽嶺那麽廣袤的山區，這個監督責任，便交給了婺源縣學。
龍脈若有損傷，影響最大的便是縣學的士子們，派他們去保龍，自然是責無旁貸，就像梁應澤說的那樣：“官府學校共仇之。”於是婺源縣學也迅速出台了一項政策，表決心說“責在通學諸生，有不能辭者”，派遣船槽嶺附近學籍的諸生不時監督，一有發現，立刻向官府匯報。
石碑既立，禁約終成。灰戶們灰溜溜地填埋窯灶，把青山綠水留給遍體鱗傷的龍脈。婺源縣的文人們紛紛撰文，不吝溢美之詞，來記敘這一次偉大勝利。
文人的筆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鮮活。比如在大鄉宦遊應乾筆下，譚知縣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約炳若日星，誰複敢幹明憲者。”在另一位鄉宦汪以時的文中，更是聲情並茂地描述譚昌言在離職時，握著縣學士子的手流淚道：“予茲疚心銷骨，遽棄山靈，他日複耗，予之所深恫矣。”
予茲疚心銷骨，遽棄山靈，他日複耗，予之所深恫矣：我現在心中憂苦、愧疚不安，毀謗之言害人甚烈，恐怕以後還會有人舍棄山靈，再次伐石燒灰，倘若成真，這將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
最誇張的是縣學教諭仁家相，他撰文講到：梁應澤聞聽龍脈被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龍者罰毋赦”——這就近乎小說了。
無論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評價這次禁絕燒灰的曆史意義，稱其為“保天物，弭近害，懷永圖，挽文運，葆靈光”。在莘莘學子和社會賢達的齊聲稱頌中，這一場保龍運動轟轟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縣的處置方案，確實是相當周密。可惜百密一疏，決策者們漏算了一點：人性。
人性本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隻要有機會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樣會鋌而走險。
墨西哥曾經勸說農民放棄種植罌粟，改種熱帶水果，但失敗了。因為跟毒品的利潤相比，任何經濟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農民趨利避虧，天性使然，這是法律也無法禁止的事。
明代婺源的情況比墨西哥還極端。當地山林覆蓋麵太廣，耕種幾乎不能糊口，跟在龍脈上燒“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遠。一邊是田裏刨食兒，朝不保夕；一邊是鑿石燒灰，大秤金小秤銀。你說山民們會守著一座金山挨餓嗎？
雖然縣裏搞過一個贖賣政策，可那是一錘子買賣，不解決實際問題。從實際操作來看，根本沒有多少人去贖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贖不回來幾個山頭。那些已經贖賣了地契的人，手裏的銀子花光之後，更會回來打龍脈的主意。
總之，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環境，注定了縣裏的保龍政策不可能長久。但誰也沒想到，崩壞來得如此之快。
萬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龍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下，灰戶們重新回到了船槽嶺，偷偷摸摸扒開窯口，繼續開鑿燒灰。
縣學很快發現動靜不對，派學生過來製止。那些灰戶的態度極其囂張，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裏，而且聚起大批民眾，堵住礦場入口，不許學生靠近。學生拿出公文來說你們違法了，灰戶們便反駁說我們吃不上飯你們管不管？學生管不了，隻好回報縣學。
縣學裏都是秀才，秀才遇見兵，這道理怎麽說得清楚？他們隻好上報縣衙。縣丞馬孟複親自帶人趕往現場，可灰戶們仍舊不懼，反而惡狠狠地威脅馬縣丞：“不伐石燒灰，則近龍之居民，無以治生而為盜。”這詞太文縐縐了，是事後官員在報告裏修飾過的。原話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們官老爺不讓俺們燒灰，不給活路，俺們就上山落草當強盜去！”
馬孟複趕緊向新任知縣金汝諧報告。金汝諧初來婺源，覺得此事十分荒唐。開礦是嘉靖四十三年開始的，你們船槽嶺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麽過活的？再說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後開挖灰礦，當盜賊的人就變少了嗎？
金汝諧認為這些刁民純屬胡攪蠻纏，必須嚴肅處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煩譚昌言的懷柔之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鄉賢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嶺鎮壓。一通揉搓之後，大部分灰戶作鳥獸散，隻有一個叫洪天的人被官軍擒拿。
這個洪天，是十七都下屬的一個甲長，他攛掇同甲的人戶一起燒灰，算是灰戶裏的中堅力量。馬孟複親自坐鎮審問，從他嘴裏問出一個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詞是這樣說的：“貧民日趨挖石燒灰，所謂傭工是也。百倍之利，則自出本聚灰囤戶專之耳。”
原來真正掌握這個產業的，不是灰戶，而是那些囤戶。這些人多是當地豪強出身，他們雇用窮人進山挖礦，然後再集中販賣去清華鎮。
這個模式，其實也算不得什麽秘密。當年譚昌言解決灰稅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找船槽嶺的包稅人協商嗎？他找到的，正是這些聚灰的囤戶。
在譚昌言時代，這些包稅人一直隱沒在幕後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諧時代，他們終於現身了。
從萬曆三十三年底開始，朝廷撤銷了礦稅政策，公公們回了京城。而這些包稅人搖身一變，成了礦主，賺取的利潤更多了。有這麽大的利益在**，難怪官府豎碑未穩，這些囤戶便卷土重來。
根據洪天的交代，其時勢力最大的兩個囤戶，一個叫俞辛宇，一個叫程濟。這兩個人心狠手辣，又聰明絕頂，特別擅長鑽官府的漏洞，從中牟利。尤其程濟，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鑿山的兩戶人家之一，可謂家學淵源。
金汝諧開始並不相信。在他看來，保龍禁灰的法規設計很完整，哪裏來的漏洞可以鑽？可深入調查之後，金汝諧不得不承認，自己實在是小看這些“土人”了。
此前譚昌言在設計禁令時，考慮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個口，準許居民前往湧山、石壁、岩前、甲路開采石灰。那裏位於船槽嶺西南方向，相距數十裏，不會驚擾到龍脈。
不過湧山、甲路一帶的岩質特別硬，開礦殊為不易，並不像船槽嶺那麽好采掘，願意去的人少。灰戶們會選擇在岩石口開挖——此地位於龍脈禁區的西側邊緣，在這裏采掘算是擦邊球，在兩可之間，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兩位囤戶，盯上的就是這一個小小的後門。
他們是這麽操作的：首先去婺源縣衙門，宣稱岩石口的山是俞、程兩家先祖的祖墳護山，請求也劃入龍脈禁區範圍。衙門一聽，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區邊界朝西多擴了一圈，將岩石口圈進來。
接下來，兩人又主動請命，說怕宵小貪圖岩石口的便利，願意自家出錢出人，以護墳的名義順便護山。衙門更高興了，這既宣揚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監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照準。
這樣一來，岩石口遂成了俞、程兩家的禁臠之地。他們打著護墳的官方旗號，把不屬於兩家的灰戶都趕出該區域，然後偷偷把自家灰戶放進來。
從此以後，俞、程兩家的護衛每日巡山，不許閑雜人等靠近。山裏灰窯卻是熱火朝天，燒得不亦樂乎。他們的灰戶不光在岩石口開鑿，還借著地利之勢，摸進相鄰的龍脈偷灰。
經過這麽一番令人眼花繚亂的神操作，婺源的龍脈禁令形同虛設，反成了囤戶排除競爭對手、擴大生產的保護傘。金汝諧搞清楚這些門道之後，瞠目結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間智慧震撼。
馬孟複在縣丞任上很久，他給了這位新上任的知縣一個建議：“俞辛宇素為不法，現在與程濟等在船槽嶺縣龍上開窯取石，燒灰致富，殊屬抗拒。捏墳並據岩口，希圖再開船槽，殊屬詭詐。俞辛宇、程濟俱當重擬，庶儆將來。”
意思是要嚴加懲治，以儆效尤。
金汝諧十分讚同他的意見，在批示裏講道：“一以為己之利，一以為己之墳，自為得矣，如通邑大病何？”你們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顧全大局了。
婺源縣的一、二把手的態度如此明確，按說俞辛宇、程濟算是撞到槍口上了吧？
沒想到，金知縣和馬縣丞研究了一下，發現這一槍還真是不好開。
俞、程兩人的罪行無可爭議，不過他們違反的是保龍禁令。該禁令屬於地方法規，違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從重判一個“煽惑民眾”，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個絞刑也不太難；從輕判的話，一個“違禁鑿山”，打上幾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縣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大明各級政府的司法權限，限製很嚴格。知縣的權限，隻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點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來判；若是死刑，還得送京裏請三法司來定奪。
從金汝諧的立場來看，他絕不肯把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會想：譚昌言在位時，保龍令執行得妥妥當當，怎麽你一上任便出了這麽大婁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員幹得太好了，搞得現任壓力巨大。金汝諧希望這事別鬧得太大，縣衙處理就完了。
以知縣的權限，頂格處理，最多判個杖一百。當然，如果這個判決得到認真執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會被活活打死。偏偏大明律有規定，犯人有權贖刑，用繳納罰款的方式抵扣刑罰。
毫無疑問，俞、程肯定會采用“例得納贖”的方式來脫罪。
根據罪犯經濟狀況，大明例贖分成三種：無力、有力、稍有力。無力者，依律執行；有力者，輸納米穀來贖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勞役折銀的方式贖刑。
具體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過在《在京納贖諸例圖》裏有這麽一個數據：判徒刑三年的，如選擇運送石灰的勞役，工作量要折夠三十七兩八錢；判雜犯死罪的，運送石灰的勞役則要折夠五十七兩六錢。
【注釋】《在京納贖諸例圖》：《大明會典》卷176《五刑·贖罪》收錄了明代政府對贖刑的詳細規定，其中，《在京納贖諸例圖》列有針對笞、杖、徒、流罪、雜犯死罪等刑的贖罪適用數目，包括做工、納米、運灰、運磚、碎磚、運水和炭、運石等不同種類，並且，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可折錢繳納。有的項目空缺，表示不適用於贖刑，如流罪與雜犯死罪，不能以“老疾折錢”來贖。
這是在京城的價格，地方上的價格會更便宜。最重的雜犯死罪，幾十兩銀子也就贖完了，杖刑自然罰得更少。這些銀子對窮人家來說，是傾家**產的數字，可對開灰場的囤戶來說，根本隻是毛毛雨。
咱們現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諧的尷尬了。如果輕判俞、程二人，起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效果；如果重判，自己的官聲怕是要受損。
金汝諧是浙江平湖人，新科進士，剛剛外放到婺源這裏做知縣。他在朝中有人關照，當知縣隻是刷個資曆，自然要以求穩為主。
最後，還是積年的縣丞馬孟複教了他八個字：“上保縣脈，下妥私情。”這八個字，和譚昌言領悟到的“各宜體諒”一樣，道出了知縣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則。金汝諧心領神會，很快判決出來：俞、程兩個囤戶各判杖刑，準其納米例贖。
板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反倒是洪天那個倒黴蛋，官府在他家裏搜出幾張蛤蟆嶺的地契，強製給贖成官地了。沒辦法，縣裏的贖地政策快執行不下去了，需要點數據衝衝業績。
在閱讀保龍的故事時，有一點必須提醒諸位：目前保留下來的資料，都是出自官府記錄、鄉宦整理，傾向性很明顯。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惡霸，還是貧苦百姓抱團求活，不得而知。不過從灰戶們此起彼伏、趕之不盡的狀況來看，囤戶有著雄厚的群眾基礎，絕非公文上一麵之詞說的那麽奸邪。
書歸正傳。
判決完成之後，金汝諧張榜全縣，再次重申了龍脈對於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戶繼續為害。為了表示自己絕不姑息犯罪分子的決心，金汝諧在全縣人民的注視下，宣布了一項重要措施：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講空話的調門越高，越說明他們不打算幹實事。這個消息一出來，囤戶們歡欣鼓舞，把灰窯挪得更隱蔽一些，免得知縣大人看見為難；而山民們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裏的地契捏得更緊，依附囤戶的態度更積極。
龍脈山中，依舊是一派興旺景象。
鄉宦們看在眼裏，惱在心裏，可是他們也很尷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態度比他們還積極，一會兒修個亭子，一會兒貼張告示，就是不解決實際問題。自己去抓那些囤戶吧？龍脈廣闊，人家往山裏一鑽，根本抓不過來。再說千鈞之弩，不為蹊鼠而發機，一幹見證過朝堂風雲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為小小的灰戶抗議，也太沒麵子了。
一來二去，局麵便這麽僵下去了。
順便說一句，萬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這一次婺源縣在應天鄉試中，有兩人過關。一個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個叫汪之達，本籍懷寧。也就是說，婺源士子隻有一人中舉，比上一屆還慘。
不知這跟婺源龍脈問題遲遲不得解決的狀況到底有沒有關係。
到了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的應天鄉試中，局麵更慘了。婺源籍隻得兩人中舉，而且這兩個人的身份都頗尷尬。
一個叫李鏊元，是從徽州郡庠選貢入南京國子監的，和婺源縣學無關，另外一個叫汪秉元，人家是土生土長的京城人，隻不過籍貫是婺源而已，而且他參加的是北直隸順天府鄉試，跟南直隸都不是一個榜——大明為了保證各個地區的考生平衡，榜分南北，各考各的。
也就是說，真正從婺源縣學出去赴考的，這一屆又是顆粒無收。
光陰荏苒，白駒過隙，一轉眼到了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
明哲保身的知縣金汝諧終於離任，此後他的仕途還算順暢，短短一年，先是入覲留部，然後考選南廣東道監察禦史，前景頗好。婺源的小小紛爭，對他來說已是過去式。
接替金汝諧擔任婺源知縣的，是一個叫趙昌期的官員，籍貫慈溪。
趙昌期是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進士，三甲第二十八名，成績中等。順帶一提，趙昌期這一屆的探花，叫錢謙益。
趙昌期的出身不算特別好，但他娶的老婆來曆不小，姓朱。朱氏的父親叫朱國祚，朱國祚有個弟弟，叫朱國禎，曾摘取過狀元桂冠，給太子朱常洛當諭德官，後來在泰昌、天啟年間成為名震四方的閣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