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劉勰的“道”的四種解釋

劉勰認為,文學本於“道”。那麽,這“道”是什麽呢?劉勰在篇中有“自然之道”和“道之文”的說法。怎樣來看待劉勰關於“道”和“道之文”的說法,曆來有不同的理解,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四種看法。

第一種,認為劉勰的“道”,就是儒家的以禮教為核心的“道”。因為“文之樞紐”有五篇,其中頭三篇是《原道》《征聖》和《宗經》,這三篇在一個思想線索上,既然《征聖》和《宗經》是倡導儒家思想的,那麽由此可以推測第一篇《原道》中的“道”自然也就是儒家禮教之道了。劉勰的確在一係列篇章中推重儒家聖人及其經典,所以學界不少人據此認定《原道》篇中的“道”,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的。本篇也重點談到孔子的作用,但細究文本,劉勰並沒有把孔子作為文章的源頭,而是把自然萬物作為文章的源頭。文章開頭那些讚美大自然的話,特別引人注目。而且把“道”理解為儒家之道,這種理解有一個明顯的局限,它主要不是從本篇的理論切入,而是由別的篇來推測此篇,它的根據不是“自證”,而是“旁證”,在有“自證”的情況下,為什麽要采用力量不足的旁證呢?這是值得懷疑的。還有,劉勰作為一個精通佛典的人,在儒家逐漸式微的背景下,是否完全忠實於儒家一家,也是可以研究的。另外,《原道》《征聖》和《宗經》三篇以及後麵的《正緯》《辨騷》同屬於“文之樞紐”,應該聯係起來考察,弄清楚這五篇的關係,那麽我們對劉勰的“道”是什麽也許就會有更清楚的理解。這個問題較為複雜,我將在後麵加以辨析。

第二種,認為劉勰的“道”是道家之道,認為是道家的“先天地生”為“天下母”的“道”。劉勰把“道”與抽象的神秘的“神理”相聯係,是先驗的東西,相當於柏拉圖的“理念”或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因此劉勰的“道”是“客觀唯心主義”的。例如,鍾子翱、黃安禎的《劉勰論寫作之道》就持這種看法。劉勰的《文心雕龍》吸收了道家的思想養料是一個事實。劉勰的著作中確有道家思想,但把《原道》的“道”完全斷定為道家之“道”,缺乏足夠的論據。而且將這種看法與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相提並論,似有把劉勰的思想“現代化”之嫌。

第三種,劉勰的“道”是兼有儒、道兩家的道,即認為劉勰以儒家思想為主,也不排斥道家的影響,魏晉玄學就往往以道家思想來說“易”,所以劉勰的“道”兼有雙重的意思,廣義的是“自然之道”,狹義的是“儒家之道”。這其中又有“內儒外道”、“內道外儒”和“儒體道用”的說法。其中也有學者認為劉勰受當時王弼、郭象的“明教本於自然”的影響,並從這一點切入,說明吸收了儒、道兩家觀念的玄學是劉勰《原道》篇的思想基礎。這一派人看到了劉勰思想的複雜性,看到了《文心雕龍》思想資源的多樣性,“道”的多義性,是值得稱道的。但其說法比較籠統,似應進一步厘清。

第四種,劉勰的“道”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本身。持此說的有國學大師黃侃等。黃侃的《文心雕龍劄記》在解釋劉勰的“自然之道”時,提出如下觀點。

案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為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人為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者截然不同。[1]

黃侃所言從本篇“道”與“文”的關係立論出發,不拐彎抹角,他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另一位學者,劉永濟教授,在《文心雕龍校釋》“原道篇第一”解釋“道之文”時也說:

此篇分三段。初段明文心願道,蓋出自然……舍人論文,首重自然。二字含義,貴能剖析,與近人所謂“自然主義”,未可混同。此所謂自然者,即道之異名。道無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魚草木,精而人紀物序,粗而花落鳥啼,各有節文,不相淩雜,皆自然之文也。[2]

劉永濟此論也較合理。他從“道”與“文”的密切關係來解釋“道”為自然,“文”為自然經緯錯綜的狀況,天地山川、雲霞草木、花開鳥鳴,包括人物生活,都是經緯錯綜而豐贍美麗的,都是“文”,即包括人的整個自然都是“文”,那麽“道之文”,就是自然之文,而道也就是“自然”本身,這是比較符合劉勰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