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道自然”及其衍化

我的看法與上麵兩位老先生的解釋基本相似,但又有所不同。我認為從本篇的立論和與創作論諸篇的聯係看,從劉勰生活時代仍然流行的自然崇拜看,劉勰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也不是道家的“無為”之道。

任何思想理論的提出,都根源於一定的曆史語境,都是針對一定的現實問題而發的話語,而絕不會是無緣無故的、無的放矢的、隨意的、無根的理論創造。

第一,劉勰的自然本體文學觀,基本上是來源於遠古先人的自然崇拜觀,而在“自然崇拜”這一點上,道家與儒家的思想並沒有大的區別。他們都有一種對自然的敬畏之情和神秘之感。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說明“道”的根底在自然本身,這實際上是明確地給“道”加上了“自然”的規定性,這一點十分重要。老子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老子·道德經》)這是說這個為“天地母”的神秘東西就是“道”,“道”作為萬物的本源是不斷運動的、獨立存在的。莊子則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遊》)這就是說天地、四時、萬物都有自身的運轉規律,但它是神妙的,不會自己開口的;至人、聖人當然也應恭敬自然、順應自然,不妄自造作,應與神秘的自然保持默契。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又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天”是“自然”,“逝”去的時間是自然,“川”也是自然,這裏孔子是對自然的有規律運動不妄加議論,隻是表示敬畏,表示無奈的默認。這可以看成是孔子對“自然之道”的理解。孔子和老子、莊子所說的“道”是有相似之處的。作為儒家又一經典的《周易·係辭上》寫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就是說,一陰一陽的運動變化那就是“道”。變化、運動、神妙和不可解,這就是“自然崇拜之道”的特征。不難看出儒、道兩家在“自然崇拜”問題上是基本相同的,這是更古老的先人的天道自然崇拜論在先秦學者那裏的回響。我認為劉勰基本上就是在上述意義上用“道”這個概念的,並把它作為文學的本源來加以闡發。

第二,劉勰的天道自然文學觀,是受到了玄學和佛學思想的影響。劉勰在他的《原道》的開篇,沒有按漢代的文論去絮絮叨叨講“詩言誌”、“興觀群怨”、“溫柔敦厚”、“美刺”、“主文而譎諫”等儒家教化理論,而是從自然本體(“天文”、“地文”、“人文”)的豐富、韻致和美麗講起,並充滿讚美之情,這絕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受當時玄學和佛學的影響。玄學是魏晉六朝的顯學,劉勰就生活於玄學清談的氛圍中,所讀所聽的都是玄學的爭論。玄學很複雜,作為清談的對象是很玄遠的、抽象的,但最後的落腳點也是“順應自然”,甚至認為名教本於自然。自然的秩序才是根本。一般認為,佛學是在東漢時傳入中國,於六朝時達到了一個鼎盛。劉勰從小跟隨定林寺僧祐整理佛經,精通佛經,自己還有佛學方麵的著作,晚年辭官回定林寺出家,因此佛學對他思想的影響應該是很大的。佛學的基本觀念是“眾生”說和以因果報應為核心的“輪回”說。“眾生”說,把大自然中的動物、植物都包括在內,人有人性、神性,生物有物性、神性,人、動物、植物之間都是平等的,人並非高於自然。劉勰接受這種玄學、佛學思想的影響,這就與儒家教化理論拉開了一定的距離。

第三,從“文之樞紐”五篇的關係看,《原道》篇文本所展現出來的思想傾向,也是要從自然宇宙這樣一個更寬闊的視野來理解“人文”。誠如黃侃所言,“原道”與後來的“文以載道”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樸素的,認為“人文”本於自然,人們從自然世界的美中受到啟發,有了感受,或產生感情,這樣才轉化為“人文”。後者則把文章規定為儒家道統的載體,教化的工具,被封建禮教死死地束縛住了。

既然劉勰的“道”是“天道自然”,那麽為什麽又左一個“征聖”,右一個“宗經”呢?為什麽強調“道沿聖而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呢?這裏就不能不談到“文之樞紐”五篇的關係。對於這五篇文章的關係,學界有劉永濟的“正本清源”說(認為《原道》《征聖》《宗經》是正本,《正緯》《辨騷》是清源);莊雅洲的“真善美”說(認為《原道》是講真,《征聖》是講善,《宗經》是講美);王更生的“三原”說(認為《原道》是共原,《征聖》《宗經》是自原,《正緯》《辨騷》是變原)等[3]。我的看法又有些不同,這裏似乎可以用下麵的示意圖來理解:

我的意思是,“文之樞紐”五篇分為“文原”與“文變”兩個層次。前三篇是講“文原”問題,即文章從何而來。劉勰的重點在《原道》篇,即認為從根本上說,文起源於原始的天道自然,自然(包括人物生活的自然)是最美的,人文不過是對自然之美的體驗與感悟。但是這種自然之美在誰那裏得到最好的體現呢?回答是聖人,所以要“征聖”,你看文字是誰創造的?還不是先聖;最早最美的篇章是誰寫的?也是先聖。那麽這種天道自然之美又體現在哪些文章裏呢?那就是“經書”,所以要“宗經”。經書裏麵的確把自然神秘之美表現得很有魅力。例如,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知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歲寒,而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多麽有意義、有價值、有韻味,可以說都是明道之文。文要源於道,源於一個穩定的道,夠不夠呢?不夠,文還要變化,這就要“正緯”和“辨騷”。“緯書”是混合神學附會經義的書,所謂“緯書詭異”,配合經書講一些神鬼的故事,想象豐富,千變萬化;《離騷》對於《詩經》而言,是文學的一次重要轉型,其特點則是瑰麗的、奇特的、變幻無窮的;緯書和《離騷》可以給文章提供變化的資源。文章應該有穩定性(“文原”)和變化性(“文變”)。文章之至道就是穩定性和變化性的統一。

第四,從劉勰《原道》篇的文本整體看,他也是從對“道”,即古老的天道自然這種樸素的理解出發,提出“道之文”,認為“文”(包括“人文”)是從古老的“天道自然”衍化出來的,這是《原道》篇的主旨。“天道自然”是要返歸到我們更古老的先人對周圍自然世界的理解上,這與原始人的原始思維有關。原始思維是人類早期的一種神秘思維,對於這種思維來說,沒有什麽是不可能的。原始思維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互滲律”,物我互滲,人神互滲,正如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所說:“原始人以最多種多樣的形式來想象的互滲,如接觸、轉移、感應、遠距離作用,等等”。[4]我們有什麽理由說劉勰所講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呢?最重要的根據就是劉勰本篇對於“道心”與“神理”互文關係的理解。如黃侃所說,他在篇中數次把“道”與“自然”聯係起來。首先,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語,把心、言、文歸結為“自然之道”。其次,在讚美了大自然的美後說,“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再次,在敘述了伏羲氏製作了“易卦”,孔子文飾卦下之言後,又說“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最後,就是篇中他對自然現象用最美的語言加以歌頌,構成了本篇的主要色澤。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此前的儒家文論家從未用此種語言讚頌過自然的美。從這裏看,黃侃、劉永濟把《原道》篇的“道”理解為“自然之道”是有其合理性的,是從本文的實際出發的。但這兩位先生忽略了本篇一個很重要的詞——“神理”。劉勰說:“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龍獻圖”、“龜獻書”在劉勰看來是真實的自然。這裏有人可能要問,篇中所提的“河圖”、“洛書”是怎麽回事,這也是自然嗎?回答說:是。在我們的先人的自然的觀念中,這也是自然。古代的人們對自然並沒有今天人們的科學認識,常常把一些傳說的東西想象成真實的,當成自然存在。因為先人在神秘的大自然麵前對自身的能力是缺少信心的,所以把語言文字的最早創造歸功於龍獻圖、龜獻書,是不足怪的,這是先人古老的天道自然崇拜論在起作用。自然崇拜論的實質,就是把世界上一切神秘的、無法解釋的現象都歸結為自然的本然存在。把平淡的還給自然,把神奇的也還給自然,把一切荒誕的都還給自然,這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王充《論衡·自然》中說:“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我認為用王充講的“天道自然”,來理解劉勰的“道”最為合理。由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劉勰並不是從認識論的視野來看待天道自然的,而是從古代的樸素的存在論來看天道自然的。人進入自然,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自然不僅僅是認識的對象,而且是體驗的、感悟的和想象的對象。自然是神奇而神秘的、不可預測的。所以劉勰給他的“自然之道”加上一個“神理”的規定,即他的道不完全是單純的自然,外在的自然,而是神性的、神奇的、神秘的自然。所以劉勰理解的“道”不完全是現代我們所說的“大自然”。“大自然”是客觀的,而劉勰的所理解的“自然之道”是主客互滲的自然,是古老人類理解的那種“天道自然”。這種“天道自然”並不是隻存留在原始人類的頭腦中,它作為曆史的殘留物,一直流傳下來。為什麽劉勰會相信這種“天道自然”呢?這跟劉勰所生活的時代的自然崇拜是密切相關的。大家知道,人類對自然的崇拜,開始的時候是由於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低下,人類經常受到自然界的威脅,產生恐懼心理,因而相信日月山川、風雨雷電都有神靈主宰,樹木花草、江河湖海都具有神性。六朝時期,這種自然崇拜信仰仍然很盛。山有山神,樹有樹神,江有江神,湖有湖神,海有海神……如《搜神記》卷四說:“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雲‘以為禮’。”又《南史》卷五二《列傳第四十二·梁宗室下》,說梁武帝時期,因為暴雨,江堤遭到嚴重破壞,荊州刺史蕭憺親自率領將吏,冒雨參加修堤,但暴雨不止,情況十分危急,於是蕭憺開始絕食,並說用白馬祭祀江神,把酒倒到江裏,用自己的生命為百姓請命,他的話說完,大水退去,江堤也保住了。這類記載很多。直到現在人們有時也仍然用這種自然崇拜觀念去看周圍的世界。

劉勰進一步把他所理解的“天道自然”之“道”所衍化而成的“文”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道”衍化為自然之文,即自然美。

作為自然之道都有廣義的“文”。劉勰說:天玄地黃,天圓地方,日月似重疊的碧玉,展現出宏麗的景象,山川煥然如錦繡,顯現出大地的形貌,這就是“道”之文采。(“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劉勰所說的“道”是指天地、山川等自然本體。而且他認為自然本體就有“文”,這裏所說的“文”,即文采。你看那山川、那草木、那晨昏、那鳥獸,都錯落有致,都變化有趣,這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是美。“道之文”也就是自然美。劉勰確實是感受到自然美的,他用了許多美麗的文辭描繪說:動物、植物都是美的。龍鳳以鱗羽呈現瑞祥,虎豹以毛色閃現出雄姿,雲霞雕飾出的色彩,超過畫工筆下的微妙,草木開花,不經織女的巧手也神奇異常,這些都不是外來的裝飾,完全是出於自然本身。(“旁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天地、動植物,是自然美。那麽人呢?劉勰接過《易傳》的話說,人為“三才”之一,為“五行之秀”,為“天地之心”,人首先也是一種自然美。所以他說:“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由此不難看出,劉勰把人看成是自然美之一種,但又比自然美更高,這是他對“人文”的第一層看法。這層理解,也可以說是對“文”的廣義的理解,它是“與天地並生”的,隻要是自然,都有“文”。

第二層次,“道”衍化為“人文”,即人工美。

劉勰在說明自然美之後,提出“文字始炳”以來的“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的問題。那麽這個“寫”的問題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這是劉勰的回答。也就是說,從自然美到藝術美,要經過“心”與“言”這兩個中介。首先是“心”的感動,看到山川自然,看到雪花飛舞,看到花開葉落,聽到流水潺潺,聽到大風嗚嗚,聽到鬆濤聲聲,人也要感動的。這就是所謂“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明詩》)對文學創作來說,“心”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情的問題,所謂“情者文之經”,強調的就是“情”的作用。沒有情感的波濤也就沒有文學。其次,是要把“情”外化出來,這就要通過“言”,沒有“言”,也就沒有文學。劉勰在《神思》篇裏,談到“言不盡意”的問題,認為人們在開始動筆之際,似乎有許多許多話要說,可最後說出來的則很少很少。動情不易,言說也難。所以,“心”與“言”這兩個中介是重要的。有的論者認為劉勰把“自然美”與“人文美”混為一談,這是不夠公允的。實際上,劉勰充分看到了自然之“文”與“人文”的區別。“人文”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別。廣義的是指人作為一種自然,同別的自然事物一樣,也有文采美;狹義的是指,人所製作出來的文章(包括文學),即人工美。人工美是經過人工加工的美。這種區別,相當於王國維在談“古雅”之美時的“第一形式”與“第二形式”的區別。這是劉勰理解“文”的第二個層次。

第三層次,“道”衍化為“情文”,即藝術美。

劉勰沒有把他的理解停留在人工美這個層次上。他看到對事物的表麵的描寫,隻是人工美,這種美不一定能達到美的極致,或者說不一定能達到藝術的極致。於是他又提出第三層次的“道心神理”之美,這才是真正的藝術美。他在這裏,突出地提出“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的命題。“道心”、“神理”可以看成是《原道》的關鍵詞。那麽什麽是“道心”、“神理”?有的論者看到“神理”兩個字,特別是“神”這個字,就覺得很玄,似乎有問題,這不是唯心主義是什麽?其實,“神”這個詞到了六朝時期,原有的“神靈”、“神明”的涵義已被消解,“神”就是事物的千變萬化。如當時韓康伯的《係辭注》在解釋“陰陽不測之謂神”時,說:“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這裏“神理”和“道心”是互文見義的。實際上,劉勰在《原道》全篇所強調的“道”是自然本體及其變化,既然“道”是自然本體及其變化,那麽“道心”就是“道”的內核,即自然變化的軌跡。“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們寫作要深入到“道心”與“神理”中。在這裏“道心”與“神理”並舉,是合二為一的東西,都是指事物變化的神秘莫測的、內在深層的律動。這是劉勰理解“人文”的第三個層麵。

如果我們把劉勰對“人文”或藝術美的理解化為簡明的公式的話,是否可以列成如下模式。

從這裏我們也就可以概括出他的以天道自然為本體的文學觀。文學起源於天道自然及其律動,它激發人的情誌,於是人就用“言”來表現,這樣就有了作為藝術美的文學。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文學與自然具有同構關係,這是劉勰在本篇給我們提供的真理性的東西。

如果我們對劉勰的思想理解正確的話,那麽他的思想是深刻的。無論就文學的本源,文學的情感把握,文學的語言表現,以及這幾個環節的關係,他的理解都十分接近創作的實際。